重葺卢沟桥记

插旗崖

1955年，我第一次到卢沟桥。

我是1954年底随调京的父母从上海来到北京的。因为外公、外婆都是经历过日本侵华的老人，随同一起来到北京，自然很急切地想看看卢沟桥，当年日本全面侵华的发起地。于是等天气转暖，父亲就带领我们全家去看卢沟桥。

我家初到京时住在菜市口，先坐市内公共汽车到广安门，在广安门外等候郊区车。那时卢沟桥算是远郊区，车辆很少，我们在广安门城墙外厚厚的浮土地上等了很久，太阳暴晒下人群稍有走动就能升腾起一片尘烟。

汽车终于来了，那是一部大鼻子的客车，整个车厢没有上漆，黄黄的木料原色，但车窗还是有的。车子停好后先不让客人上车。原来车子后面背了一个大锅炉，司机要先在车后用劈柴烧锅炉。冒了一阵子烟，锅炉烧好了，大家才上车启行。

这一次出行，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才只8岁，对卢沟桥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却对那部烧劈柴的汽车印象极深，多年以后还一直想探究，汽车为什么要烧劈柴。

第二次到卢沟桥是在1995年。

这一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人民银行为此发行了一枚纪念币。

总行把为发行而装帧这枚纪念币的工作交给了中国钱币学会。其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刚刚落成，我邀上我们的美术设计王安，骑上自行车到宛平城去找找素材。

这次当然和小时候不一样了，学历史出身，年近半百，对宛平城和卢沟桥，早已有一堆知识积在肚子里，但要完成总行交代的任务，还必须要有形象材料才能表达。

宛平城的实地考察当然不是白跑的。城墙上枪炮弹痕宛然。

“当年鏊战急，弹洞宛城壁”，加上在抗战纪念馆前拍下的醒狮雕塑，形成了纪念币装帧卡的封面。 斑驳城砖构成的“50”字样作为衬底，突出怒吼的醒狮形象，应该是一个成功的设计。

在纪念馆采集了形象后，就信步走向卢沟桥。先是，在桥头的“卢沟晓月”留下身影。

古代文人在地方上“乡试”题名，成为举人，就是取得了进京“会试”的资格。地方进京，通常在长辛店歇脚，天不明起身，走到卢沟桥，晨光曦微，月亮还斜挂天边，文人感叹，称“卢沟晓月”，成为燕京一景。由此走到广安门，城门已开。清朝乾隆皇帝为此亲题“卢沟晓月”，并且题诗一首（他是见景有诗，爱写）。现在碑亭中石碑，西向是御题“卢沟晓月”四字，御制诗则刻在碑阴。因为是御笔碑，碑亭的规格就很高，四角四根蟠龙大柱，宣示着皇帝的威严。

漫步桥上，边走边无谓地数着桥栏望柱上的石狮。桥下，河水早已干涸，宽阔平坦的河底，成为汽车训练场，插着几根竹竿当标记，几部卡车在练倒车进库。

走到大桥的西端，看到一通高大的石碑，碑额环立着双龙戏珠。碑正面密密麻麻地一大篇碑文，看到题目是“重葺卢沟桥记”。再看落款，有“乾隆五十一年”，末后是“御筆”，原来是乾隆皇帝亲笔写的一篇碑记，这倒值得读一读。
慢慢读来，竟让我颇为惊异，好一篇散文，简直应该放到中学语文课本里。此后，每提到卢沟桥，总让我想到这通石碑和乾隆的这篇碑记。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离退休干部局组织老干部再次参观抗战纪念馆和宛平城。

纪念馆大厅一如20年前，迎面是气势磅礴的雕塑《铜墙铁壁》。馆内的展品比之20年前丰富了许多，展陈方式也变化很大。临近纪念日，学生和单位组织的参观队伍摩肩接踵，很难细看。于是走出展馆，再去卢沟桥。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卢沟桥。

卢沟桥连同宛平城周边，已经建成了统一景区，宛平城西门正对卢沟桥的大道，一道铁栏把城池和桥区隔开。进入桥区，是古代的进京商道，大石建造的道路上，清晰的辙沟展现着古代大车的百年辗轧。

望柱上的狮子历八百年风雨，依然在向游客表演数学遊戏。桥下的河道经过艰苦的治理，已然是碧波粼粼。 走到桥西端，乾隆《重葺卢沟桥记》碑依然耸立。我再次仰读一遍，依然赞赏不已。这次，我把它拍了下来，心想它应该成为一篇可以流传的好文。 其时，出版社为我的书，催稿正急，对于这篇碑文，我也只是在桥头感叹一番，回家还是要赶我的书稿。

今年是2025年，又到了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关节。每到此关节，必想起卢沟桥。既觉得该文可为学生范文，何不点注一番，以为消閒。于是我对照照片，把碑文迻录下来，为之句读，分段点注。

重葺卢沟桥记

此为碑题

文有视若同而义则殊者，不可不覈其义而辨之也。余既覈“归顺”“归降”之殊，于“土尔扈特之记”辨之矣，今卢沟桥之“重修”“重葺”之异亦有不可不覈其义而辨之者。

第一段是开篇解题。乾隆年间要重修卢沟桥，事成之后，乾隆皇帝为之题记。乾隆并不是平铺直叙地讲修桥，而是先提出一个问题：“文有视若同而义则殊者”，即文词有看上去差不多，而意义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作文一定要“覈其义”。覈，hé，通“核”，即要深究、核实文章的本意。

在这里他举土尔扈特回归为例。土尔扈特原是西蒙古的一部，在今天新疆的北疆一带遊牧。明朝时，受西蒙古准噶尔部的挤压，出走伏尔加流域。在伏尔加，他们又受到沙皇俄国的迫害，不但要求他们出兵去土耳其打仗，还要强迫他们改宗东正教（蒙古崇信藏传佛教）。于是土尔扈特部于乾隆三十五年（1771年）在首领渥巴锡汗率领下，举族回归，冲破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付出极大代价，返回故土。

我国曾拍摄有电影《东归英雄传》和电视剧《东归英雄》，再现了土尔扈特东归的壮举。图为电视剧剧照。

土尔扈特回归时，乾隆皇帝曾严令沿途予以照护安置，同时在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小布达拉宫）树立巨碑，亲题长篇碑记《土尔扈特部全部归顺记》。

普陀宗乘之庙“土尔扈特归顺”碑碑亭

（摄于2023年）

《土尔扈特部全部归顺记》开篇第一句就是：“始逆命而终徕服，谓之归降；弗加征而自臣属，谓之归顺。”意为若先反叛而又归来（徕，laí，招来）叫归降；并不是由于征服而主动臣服，称为归顺。这是先为土尔扈特的回归定了性，“若今之土尔扈特，携全部，舍异域，投诚向化，跋涉万里而来，是归顺非归降也。”在民族政策方面，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是两千年中央集权帝制中掌握得最好的皇帝。

考察土尔扈特归顺记碑（1999年）

由土尔扈特的“归顺”之辨起兴，再说到“今天”的卢沟桥，也有“重修”和“重葺”之分。之所以有此一分，因为：

盖今之卢沟桥实重葺非重修也。夫修者，倾圮已甚，自其基以造于极，莫不整饰之，厥费大。至于葺，则不过补偏苫弊而已，厥费小。

先释几个字：

葺，qì，《说文》说“茨也”，又释茨：“茅草盖屋”。

圮，pǐ，《说文》“毁也”。

厥，即“其”，那个、那样，等等。

苫，shàn，遮盖。不过作名词（苫盖物）时读阴平，一声。

乾隆具体解释：修，指原来的建筑已经毁坏严重，从地基到顶端，都要大动干戈，那样要花很多钱。至于葺，不过是局部补救，掩盖掩盖漏洞，相当古代房子漏了，再重盖些茅草而已。 那样花不了几个钱。

夫卢沟桥体大矣，未修之年亦久矣，而谓之葺补费小者何？则实有故。盖卢沟桥建于金明昌年间，自元迄明，以至国朝，盖几经葺之矣。自雍正十年逮今又将六十年。帝京都会，往来车马杂遝，石面不能不弊坏，行旅以为艰。而桥之洞门间闻有鼓裂，所谓网兜者(谓下垂也)。

明昌 ，金朝章宗的年号（1190—1196年）。

国朝，清朝自指。

遝，tà。杂遝，拥挤纷乱。

间闻，有时能听说桥面有鼓起、裂坏的反映。

洞门，是指桥跨的石券（xuàn）。

（谓下垂也）是原文双行小字夹注。

卢沟桥是一座大桥，始建于金朝，年深日久，虽然历经多次修葺，但京师是繁华都会，人来车往，都要经走卢沟桥，桥面石板难免不被裂坏。桥的西面有人报告桥洞有下陷，似网兜状；两端也有些塌裂。

司事之人，有欲拆其洞门而改筑者，以为非此不能坚固。爰命先拆其石面，以观其洞门之坚固与否。既拆石面，则洞门之形毕露。石工鳞砌，锢以铁钉，坚固莫比。虽欲拆而改筑，实不易拆。且既拆亦必不能如其旧之坚固也。因祇令重葺新石面复旧观，而桥之东西两陲接平地者，命取坡就长，以便重车之行，不致陡然颠仆，以摇震洞门之石工而已。

司事之人，古文献通常称“有司”，翻得直白一点，管事儿的。现代书面化一点，有关部门。

拆除洞门，实际上就是把旧桥拆了，另建新桥。

爰，于是。

“司事的”有人提议把卢沟桥大拆大改。乾隆并没有决定拆或不拆，而是命先把桥面石板拆开，观察其洞券坚固不坚固，再作决定。这是乾隆本人自诩并不轻易为下面蒙蔽。

待拆开桥面石板，桥洞石券完全暴露。可以看出桥券石材砌得如鱼鳞般齐整，又用铁钉紧锢，坚固无比，就是想拆也极困难，即便是硬性拆掉，也很难造得如此坚固。

古代石工用铁器联结桥券，因为现在桥面已经覆盖，不可得见。但是我在黄河边上见过山西蒲州唐代的黄河大堤，其石砌堤岸就是用铁联结的，十分坚固。

黄河蒲津渡口唐代石堤

（摄于2009年）

于是乾隆命不动桥身，只是为桥面换了新石材，谓之重葺。另外桥的两头，碑文称两陲（陲，chuí，《说文》段注：“今则训陲为边”），把桥的引坡加长，以减缓上桥的坡度，以免重车上桥颠簸，震动桥拱。

朕因是思之，浑流巨浪，势不可当，是桥经数百年而弗动，非古人用意精而建基固，则此桥必不能至今存。然非拆其表而观其里，亦不能知古人措意之精、用工之细如是之亟也。夫以屹如石壁之工，拆而重筑，既费人力，又毁成功，何如仍旧贯乎，则知自前明以及我朝，皆重葺桥面而已，非重修桥身也。即康熙戊申所称水啮桥之东北而圮者，亦谓桥东北陲之石是而已，非桥身也。以是推之，则知历来之葺，则或石面，或桥陲之隄胥，非其本身洞门可知矣。

本事记完，乾隆要生发感想了。

他想，永定河发水的时候，浊浪排空，势不可当，而桥历经数百年岿然不动，如果没有古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大桥不可能留存到今天。而若不是揭开桥面，也必不能理解古人设计和施工之精。如果不是看到看到古人的工艺用功如此之极，贸然拆掉重筑，徒费人力，还毁掉了一项伟大的工程。由此可知，历代的维修，包括本朝的维修，都只是重葺桥面而已，而绝不是重修桥的本身。

这一大段议论，不仅是说明自己在开篇时关于“修”还是“葺”的立论之正确，更是从揭开桥面的决策，深入论述了凡事须剝开表象，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很是有哲学意味。

夫金时钜工至今屹立而人不知，或且司工之人张大其事，图有所侵冒于其间焉！则吾之此记，不得不扬其旧——过去之善；而防其新——将来之弊。是为记以详论之。

乾隆的议论还不止步于哲学，更递进一步，又论及行政实务。他说，也许“司工之人”（管事儿的）故意誇大桥面缺陷，以“图有所侵冒”。这当然是指，事还没做，先请求拆桥，以图多要经费的“貓儿腻”。然而皇帝却似乎又欲言又止，只说本篇文章只是扬过去之善，防将来之弊，戛然而止。

乾隆五十一年岁在丙午仲春之月中瀚 御筆

乾隆五十一年是公元1786年，仲春是农历二月，中瀚即中旬。换算为公历，是1786年3月10日至19日。

※ ※ ※ ※

这通碑，碑阴还有字，是乾隆为桥写了首诗。乾隆爱四处题诗，大多乏善可陈。只是诗前有长序。从序中还可揣摩出点味儿。

乾隆说，桥重葺之后，他去谒父亲雍正的陵（今清西陵泰陵，是西陵第一陵），并上五台山展礼（敬行施礼），才“跸路经临”，从桥上经过。但序中说，这项工程是“命大臣和珅等勘明重葺”的。

啊！这就是了。乾隆在碑文中说的“司事之人”就是和珅。和珅以卢沟桥桥面有塌陷为由，“张大其事”，请求重修卢沟桥。乾隆对和珅的贪，早已心中有数，只是和珅办事干练，留而为用。加之时已是乾隆五十年（启事兴工是乾隆五十年），弘历本人已是75岁，晚年早有息事之意。5 年前，他甚至写过一篇“知过论”，检讨自己兴工过多，有如汉武帝晚年的《罪己诏》。但他远不如武帝。武帝写的是“罪己”诏书，是公之于众的，乾隆的“知过”，只是一份自我检讨，写完了，约束之力就有限了。

不过，毕竟心中有数，没有按和珅的要求大拆大改，只是提醒先揭开桥面再说。和珅是何等乖巧之人，看出皇帝对自己已经产生的不信任，所以揭开桥面后，如实汇报了桥洞情况，把“重葺”的决策权恭送给了皇帝，才有了乾隆洋洋得意的《重葺卢沟桥记》。

我这已经不是写注释，像写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