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故事024——海内文宗陈子昂

上善若水陶光葆

海内文宗陈子昂 陈子昂，字伯玉，唐代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市）人。公元659年（一说658或661年），出生于今射洪市金华镇武东山一个富裕家庭。早年以读书为业，678年左右曾在金华山（射洪县学）研读经史百家。调露元年（679年）赴长安国子监学习，次年首次科举落第；682年再次落第。684年进士及第，对策高第，授麟台正字，后升任右拾遗。 陈子昂生活在初唐时期，当时诗文风气延续了宋齐梁陈宫廷诗词的奢靡文风。陈子昂高举“风骨”与“兴寄”两面大旗，发起唐诗的革新复古运动，主张诗歌应当反映社会生活实际，具有高尚的情操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他的这一主张为唐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灵魂，奠定了唐诗的壮阔景象。陈子昂的代表作《感遇》诗三十八首、《登幽州台歌》等，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传颂千古的佳作。尤其是《登幽州台歌》，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和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展现了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向前看，看不见古代人，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圣君；向后看，也看不到后世来者，那些重视人才的贤明君主。一想到天地悠悠，无穷无尽；我倍感凄凉，独自潸然泪下。 幽州台,即黄金台，又称蓟北楼，前人注谓又称蓟丘、燕台，故址在今北京西南，是燕昭王为招纳天下贤士而建。 此诗当作于武则天神功元年（697）。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等攻陷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武则天委派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以右拾遗身份随军出征并担任参谋。武攸宜为人轻率，少谋略，陈子昂曾献计略并请为前驱，未被采纳，反而被贬为军曹。特别是武攸宜的领导失误和陈子昂的建议未被采纳，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诗人接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幽州台，慷慨悲吟，写下了《登幽州台歌》以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诗篇。 这首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诗人感慨像燕昭王那样前代的贤君既不复可见，后来的贤明之主也来不及见到，自己真是生不逢时。当登台远眺时，只见茫茫宇宙，天长地久，不禁感到孤单寂寞，悲从中来，怆然流泪，以“山河依旧，人物不同”来抒发自己“生不逢辰”的哀叹。这种悲哀常常为古代社会许多怀才不遇的人士所共有，因而获得广泛的共鸣。 诗中描绘出了天地的无穷无尽，营造出一种浩瀚空旷的意境，使得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加鲜亮感人。读者仿佛能看到诗人独自站在幽州台上，面对苍茫天地，感慨万千的画面。 诗人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孤独寂寞的情绪毫无保留地抒发出来，感情真挚激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第四句饱蘸感情，凌空一笔，使抒情主人公——诗人慷慨悲壮的自我形象站到了画面的主位上，画面顿时神韵飞动，光彩照人。 诗词句式参差错落，在用辞造语方面，此诗深受《楚辞》特别是其中《远游》篇的影响，在句式方面，采取了长短参错的楚辞体句法。上两句每句五字，三个停顿，其句式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后两句每句六字，四个停顿，其句式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全篇前后句法长短不齐，音节抑扬变化，互相配合，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诗词风格刚健古朴，诗篇风格明朗刚健，是具有“汉魏风骨”的唐代诗歌的先驱之作，对扫除齐梁浮艳纤弱的形式主义诗风具有拓疆开路之功。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评价“其辞简质，有汉魏之风”。 （二） 陈子昂在武则天时期担任“麟台正字”一职。该官职隶属于秘书省（光宅年间改称麟台），主要职责为校正典籍文字，属正九品下。他在此职位上多次向朝廷进言，展现出对吏治和民生的深刻洞察。 第一次上疏，核心主张：一是巡察使的选拔标准，强调巡察使必须任用称职者，若选择不当会导致“黜陟不明，刑罚不中”，使朋党得势而忠直者遭贬；批评当时巡察制度流于形式，导致百姓“修饰道路，送往迎来”却无实际益处，引用谚语“欲知其人，观其所使”佐证。二是地方官员的任免重要性，将刺史、县令比作“陛下手足”，认为地方官员是中央治理的基础，提出“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的治国逻辑；结合其从军经历（如契丹叛乱时在武攸宜幕府任参谋），强调边疆官员选择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三是民生安定与政权稳定的关系，提出“机”的理论，百姓即“机”，静则生福，动则生祸。认为百姓安则乐生，危则轻死，轻死则易生叛乱；以隋炀帝滥用酷刑导致“杀人如麻，流血成泽”为鉴，反对武则天时期的严刑峻法。第一次上疏，没有下文。 第二次上疏，核心主张：一是反对扩大株连，他指出朝廷因徐敬业之乱而“大开诏狱，重设严刑”，导致“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者均被逮捕拷问，甚至出现奸人借机诬告、谋求爵赏的现象，认为这违背了“伐罪吊人”（惩治罪恶、抚慰百姓）的本意。二是强调社会稳定性，陈子昂观察到扬州叛乱后“海内晏然，纤尘不动”，主张通过“玄默”（清净无为）政策恢复民生，指出严刑可能激化矛盾，使“百姓思安”的愿望落空。三是选官任贤的建议，疏文末尾提到“刺史、县令，不可不择”，结合其生平主张，可推测他呼吁重视地方官员选拔，避免贪暴之吏危害民生。这一观点与其在《上蜀川安危事》中批判“官人贪暴”的立场一致。陈子昂的第二次上疏，体现了儒家仁政思想，但未被武则天采纳。 第三次，陈子昂回答太后（武则天）提出的“为政之要”，其核心主张：一是缓刑崇德，主张减少严刑峻法，推崇仁德政治。这与武则天时期大兴诏狱、酷吏横行的背景相关，陈子昂曾批评“纠告疑似”的冤狱现象，认为严刑导致社会动荡。二是息兵革，建议停止频繁战争，尤其针对边疆用兵。他曾亲历契丹叛乱和突厥征讨，目睹军事失利对民生的冲击。三是省赋役，呼吁减轻赋税和徭役，关注百姓疾苦。他在《上蜀川安危事》中痛斥官员“侵渔剥夺”，导致民众逃亡。四是抚慰宗室，强调安抚李唐宗室，缓解武周代唐后的政治矛盾。当时武则天打压李氏势力，陈子昂试图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冲突。疏文长达三千余字，以“辞婉意切”著称，既体现儒家谏臣风骨，又兼顾政治现实。武则天虽赞赏其才，但未完全采纳建议，仍延续严酷统治。 第四次上疏，核心主张：以周成王、康王（《周颂》）和汉文帝、景帝（文景之治）为例，强调太平盛世的核心在于“措刑”（即慎用刑罚、注重教化）。他认为当时虽政绩斐然，但频繁的“大狱”（大规模刑狱）与“逆徒滋广”（叛乱者增多）的现象与太平气象不符，隐含对酷吏政治和严刑峻法的批评。陈子昂的主张与儒家“德主刑辅”思想一脉相承，反对以刑狱为统治核心手段。陈子昂此疏未被武则天采纳，但其主张成为后世反对严刑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五次上疏，其背景是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攻陷营州，武攸宜受命率军讨伐，陈子昂时任右拾遗兼军府参谋。他观察到武攸宜治军松散、战略失误，提出反对“招募罪人及奴仆充军”的建议。这一主张源于他对当时军事现状的深刻认识。朝廷因战事紧急，临时招募刑狱罪人和奴仆入伍，但此举实为应急之策，缺乏长远规划。核心观点一是兵员质量堪忧，罪人数量有限且多为非战人员，奴仆因长期受压迫而怯弱，不习征战，战斗力低下；二是人才浪费问题，天下忠臣勇士未被启用，仅用其万分之一，应优先选拔忠勇之士而非临时拼凑兵力；三是战略短视风险，依赖非正规军可能削弱军队整体实力，导致战事失利。其结果是武攸宜认为陈子昂“儒者不知兵”，拒绝其建议，甚至将其贬为军曹。战事失败，后续唐军因兵员素质不足、指挥失误而大败，印证了陈子昂的预见性。陈子昂因直言多次触怒权贵，最终遭排挤辞官，后被陷害冤死狱中。 （三） 陈子昂生性耿直，关心国事，多次直言敢谏。他曾上书反对武则天将唐高宗的梓宫迁回乾陵，此举虽得到武则天的赞赏，但也因此得罪了许多权贵。此外，他在北征期间，积极反对外族统治者制造的分裂战争，多次直言进谏，却未被采纳，反而遭到斥责和降职。 陈子昂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壮志难酬，最终于三十八岁时辞职还乡。然而，他的遭遇并未因此好转。据记载，射洪县令段简贪暴残忍，得知陈子昂家中富有后，便罗织罪名对其进行迫害。尽管陈子昂试图通过贿赂平息此事，但段简贪婪无厌，最终将陈子昂逼至绝境。陈子昂在狱中因忧愤过度，加之身体虚弱，不幸去世，年仅四十二岁。 关于陈子昂被陷害的背后原因，有多种说法。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段简之所以要陷害陈子昂，是因为觊觎其家财。然而，这一说法存在明显漏洞，因为陈子昂身为武则天亲授的右拾遗，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一个小小的县令未必敢轻易冒犯。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段简背后可能有更大的势力支持。陈子昂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幸。他虽然在文学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政治上却屡遭排挤和打击。最终，他因直言敢谏得罪权贵，被奸人陷害，冤死狱中。他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对忠良之士的打压。 （四） 陈子昂年轻时从家乡来到长安，准备一展鸿鹄之志。有一天，他在长安街上闷闷不乐，无目的闲逛着，忽见一人手捧胡琴（少数民族乐器），以千金出售。观看者中大多是达官贵人，但辨优劣，不敢问津，更不敢买取。陈子昂灵机一动，二话没说买下琴来。众人都很吃惊，问他为何买下这高价的、又不懂的乐器。陈子昂一笑说：“吾擅弹此琴，请明天到敝处来，我将为尔等演奏。”次日，陈子昂住所围满了看热闹的人。陈子昂不紧不慢犹如一位演奏大师一样手棒胡琴，只见他忽地站起，激愤而言：“我虽无二谢之才，但也有屈原、贾谊之志，自蜀入京，携诗文百轴，四处求告，竟无人赏识，此种乐器本低贱乐工所用，吾辈岂能弹之！”说完，用力一摔，千金之琴顿时粉身碎骨。还未等众人回过神，他已拿出诗词文稿，分赠众人。众人为其举动所惊，再见其诗作才华横溢，争相传看，一日之内，便名扬京城。不久，陈子昂就中了进士，那年他二十四岁。 陈子昂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和理论不仅在唐代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受到了武则天的赞赏，而且在宋代以后的文学发展中，一直被视为典范。许多文人学者都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陈子昂之所以被称为“文宗”，是因为他在文学革新、代表作的影响力、直言敢谏的精神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等方面，都展现了卓越的才华和高尚的品格。他的文学成就和思想贡献，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赢得了“文宗”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