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在路上

王志勇

昵称:王志勇 美篇号:16288019 已二十一年没收到母亲的信了。她写的最后一封信，是2005年8月1日我在非洲收到的。这次她没用毛笔，也没用钢笔，是用圆珠笔在病床上写的。 一个月后，她走了。 　　儿时一直觉得母亲就是个书法家，直到入伍后见识到了真正的书法家才明白母亲只能算是个书法爱好者，但在八路军中当属百里挑一的文化人，十几岁便是文化教员（副指导员）。 母亲两岁时其父亲（我姥爷）遇难，六岁丧母，在养母鼎力相助下上过几年私塾，十三岁时作为烈士遗孤入伍。 　　五十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回济南看望父母，临别前，母亲提议:一起去照张相吧！于是留下了这张我独享父母宠恩的照片。 　　母亲去世后，她的卧室及书房一直保留原样，家具、卧具仍摆放原位，在济南的两弟弟定期进去打扫一下卫生，更换床套。大哥和我每次回济南也都会进去坐一坐。 一天晚上回到家中，辗转难眠，起身去母亲书房坐坐，顺手拿起写字台上的毛笔，打开墨盒，想写几个字，发现笔已经磨秃了，残留的几根羊毫只剩下半截残茬，又拿起一支也是如此，把笔筒里的毛笔全部倒在桌上细看，十几支大、中、小楷的毛笔全都是秃了半截的。方知多年来母亲寄给我的信都是出自这几支“秃笔”。 母亲不仅给我们当兵在外的兄弟四人写信，也会给早年去世的父亲写信。每次陪她去给父亲扫墓时，母亲都会掏出一叠事先写好的信笺，在陵园父亲的骨灰盒前宣读她写给父亲的信。记忆中，她写给父亲的信都是用毛笔书写，母亲说父亲喜欢看她写的行书。 　　1982年6月，我赴非洲某国任军事专家，母亲说是来京“出差”，顺便给我壮行。 　　母亲走时我已五十出头了，但总感觉没在母亲身边呆过多久，母子一直在远处相互眺望着…… 家里人都说因我是早产儿（在保温箱里过满月），母亲最宠爱我。对此我也坚信不移，因为她给我写的信最多。无论我走多远，都能收到她的来信。每次从国外归来，行囊里总会有厚厚的一包母亲的来信。这些信有用钢笔、圆珠笔、铅笔、毛笔写的，其中用毛笔写的最多。 　　1986年12月，母亲说回母校国防大学(抗大)看看，顺便帮我整理一下我翻译的《米格尔街》手稿。周末带我女儿去颐和园游览。 　　1968年12月，我大哥和我都是68届一起初中毕业。宣布分配结果那天下大雪，我们哥俩儿和同学们站在学校操场等候军代表公布结果，天寒衣单心里更冷。毕业去向只有两个：大多数是上山下乡，极少数能留城进工厂。当时我父亲被关押在北京，母亲在“干校”劳改，如此家庭出身似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我们俩下乡无关紧要，只是家中精神失常的姥娘和俩年幼的弟弟咋活下去？ 　　 分配结果出来了：我不到16岁不予分配；我哥去沂蒙山区军工厂！ 意外的惊喜令我目瞪口呆，我哥一脸憨笑地僵在原地。半晌猛醒，我冲出校门，骑上自行车，顶着漫天飞雪朝郊外的“干校”奔去…… 傍黑赶到母亲住的窝棚前，碰到一位阿姨（原来的机关办公室主任），一改往昔的亲善，面无表情回身大声直呼我母亲的名字。 母亲应声从窝棚出来，身穿一身超大号军装棉衣，戴着一顶旧棉帽。走到我面前问道：“分啦？” “我不到16岁没分配，我哥分了。” “去哪里？” “军工厂！”喊罢，我眼泪夺眶而出。母亲也流泪了。 就这样，我们娘俩儿面对面地站在雪地里流泪，不是难过，是喜极而泣。不知过了多久，那个阿姨在窝棚里喊母亲的名字，母亲回到窝棚里拿出一个凉馒头塞到我棉袄兜里，摸了一下我的头，转身回窝棚了。 回到城里已是后半夜，我姥娘坐在楼梯上发呆，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拔兵（抓壮丁）喽，拔兵喽…..。” 　1996年4月，我奉命去伊拉克/科威特联合国维和部队当军事观察员，母亲和大哥一起来京给我壮行。　听小弟弟说，母亲离休后作息规律，每天都是21:00准时上床睡觉，但只要我在国外，她都会坚持看完晚间国际新闻再回卧室。一次，她从电视新闻中得知我所在任务区爆发战争，她一夜未眠。 　她彻夜未合眼，坐在客厅发呆。过后她的来信中只提到一句：打仗了，一切以战斗的姿态…… 　　母亲从未出过国，但在我每次出国前她会“恰巧”有来京出差的机会，顺便来看看我。对我将要去的国家、地区情况也颇为熟悉，只是明显缺乏国际地理概念。 在南美玻利维亚当武官时，她问我女儿玻利维亚怎么这么远，到底在哪里？女儿指指脚下说：“从这里打个洞，穿过地球，那边就是玻利维亚。” 　　母亲去世前一年我回国休假去济南看她时，她给我一个文件包，回京打开一看愣住了，里面装着：我的出生证明、小学毕业证、成绩单、入伍通知、五好战士证书、以及1957年幼儿园老师给我写的鉴定和母亲给老师的回信…… 从上幼儿园、小学开始，我一直住校（园），很少见到父母，同学们都知道我不回家住，有的同学和我打架时常常骂我是没有家的“野孩子”，为此我没少跟同学玩命打架。一年元旦，我带着母亲签名给马老师的一张贺年卡去学校，特意高举着对全班同学说：“我也有妈妈！她会写毛笔字！” 　　2005年8月，我在非洲接到母亲第一次打来的国际长途，说：“你不是说我配合医生治疗，好好吃饭就回来看我吗？我今天吃了半个烧饼。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她说“怂话”。 等我回到国内跪在母亲病床前，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只是面无表情呆呆地看着我。离开她的前一天，母亲的精神忽然好起来，我端来一盆温水，和哥哥弟弟们一起把母亲从床上扶起来准备给她洗脚。以往都是哥哥弟弟给母亲擦澡、洗脚、按摩，我的任务是打水、递毛巾。所以打好水我正要闪开让哥哥弟弟接手时，母亲突然颤巍巍地伸出右手抓住我的右手往水盆里放，于是我给母亲洗了一次脚，这是我第一次给母亲洗脚，也是最后一次。 次日清晨，我给病床上业已进入弥留之际的母亲磕了个头，起身去火车站。下午在北京站接站的同事对我说：“回去吧，老人走了。” 　　 母亲走后多年，我过六十八岁生日的夜里，再次梦见去“干校”看母亲，她还是穿着那件旧军装棉袄，只是没有流泪，十分淡定地看着我。我问她为啥不给我写信了，母亲说：“太远了，你走得太远啦！” 这次不是我走远了，而是母亲走远啦！不过我相信她的来信还在路上，她也会在不远处等着我，总有一天我还能收到她的信，总有一天我还能见到她，因为我也是七十多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