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作 者：胡凯玲</p><p class="ql-block"> 图文编辑：苗建国</p><p class="ql-block">胡凯玲，1954年9月-1960年8月在天津市二十中附小学习；1960年9月-1968年7月在天津市二十中学习；1968年8月一1973年7月在额济纳旗国营农场劳动，分在新建五连，参加了围垦开荒、打土坯盖房、打埂、浇水漫灌、扎红柳墙、割麦清场等各项农活；1973年月-1975年12月在垦荒伐树时发生意外，造成左腿骨折，返津治疗，经二十中学协助办理，按病退回津；1975年12月-1997年5月在天津市汽车转向机厂（后更名为天津市汽车底盘部件总厂）任财务科长；1997年6月-2002年8月在天津津丰汽车底盘部件有限公司任财务课长；工作期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并获得2000年度天津市劳动模范光荣称号；2002年8月31日正式退休。</p><p class="ql-block">一，奔赴边疆</p><p class="ql-block">四十年前，随着全国上山下乡的洪流，天津市和平区主要中学的170余名热血青年，奔赴西北边陲额济纳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也是其中的一员。额济纳旗北临中蒙边境，原属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后划归甘肃酒泉地区。历史上这里水草丰盛，羊群满坡，驼铃声声，是戈壁沙滩上的一片绿洲。我们去时，额旗已无昔日的美丽与兴盛。我们是1968年8月2日凌晨，在16中学操场集合，一起乘上西去的列车，历经20多个小时，8月3日抵内蒙临河车站。又经过几天的休整，换乘额旗派来接我们的大卡车，白天行路，晚上住宿，在戈壁沙滩上走了三天，才到达额济纳旗。一路上看到的是黄黄的沙丘，绵延不断的戈壁，偶尔能见到低矮的，但蕴含着顽强生命力的红柳。整整三天的行程中，不记得见过一只羚羊，一峰骆驼。到达目的地额济纳旗巴彦陶来农场时，才见到了绿色，最醒目的是，场部有几株高大的胡杨，沿公路两侧还有麦田和瓜园，我们的心情都很兴奋。我的心也释然了，觉得不是到了一个寂寥、毫无人烟的荒漠，而是身处经过艰苦努力，战天斗地就能创造美好前景的地方。在农场场部学校，我们军训了一个月的时间。其间，我们还与驻农场军代表一起合影，并很快分派到各个连队。我和吴佩纹、杨乃光、胡福荪、丁逸文被分配到离场部较远的新建队，李汝娟离我们不远，被分配到奶牛队。</p><p class="ql-block">二，苦中有乐</p><p class="ql-block">我们队是新组建的。刚去时，场部到新建队的路还没有修好，我们坐在拖拉机上的拖斗里，硬是压出一条细细的沙土道。周围的胡杨稀稀落落，虽长得很高，但因为缺水都已半枯萎，其间或有些小沙丘、红柳丛。由于气候非常干燥，虽然没刮风，拖拉机后面仍然卷起一条腾飞“黄龙”，到达新建队驻地时，每个人的头上、脸上、衣服上都是一层细细的黄沙土，真的成了形态各异的“土猴”。下车时，大家非但没有怨言，还嬉戏打闹了一番。从此我们女生都有了经验，从连队到场部或外出干活时，都要扎上头巾再戴上帽子，于是我们就有了这种别样的装束，并获得了“狼外婆”的绰号。当时队里没有住宿的房屋，我记得很清楚，男生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女生得到优待，分别住在几个蒙古包里，实际上我们还是睡在地上，只是身下有一层厚厚的毛毡。虽说是九月的天气，白天酷热难挡，但到了晚上是一定要盖棉被才能入睡的。那天可能是因为一路旅途的劳顿，大家很快就进入梦乡，醒来时被子上又是一层细细的黄沙，洗脸盆、漱口杯里也都是黄沙，我们又打扫清理了一遍。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知道这是戈壁沙滩跟我们这些新来人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盖房，要有个安身之处。在老职工的带领下，要盖两排知青宿舍。要盖的知青宿舍，是真正的土坯房，且不用考虑防雨防潮的问题，因为额济纳旗全年无雨雪。水源就依赖祁连山融化的雪水，每年一次注入流经额旗的一条季节河，来补充地下水源，我们日常用水就依赖离驻地不远的那口井。盖房子，要挖土、挑水、和泥、打土坯，这都是比较累的活，干完一天的活，手上就打满了血泡，挑破了擦点儿药，第二天接着干。由于我们的房屋比较简易，我觉得没用多长时间，两排坐北朝南的知青宿舍就矗立在我们面前。最前排的那栋宿舍，左边四间是女生宿舍，右边四间是男生宿舍，对面还盖了我们的一个食堂。女生宿舍一间四个人，一进门就是一个大铺，靠墙码放着我们的箱子和行李，窗前有一张桌子，放着我们的日常用具，也是晚上我们点上煤油灯看书写字的地方。盖好宿舍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开荒。圈出一块地，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应是一片尚可利用的牧场，周围打上高高的土埂，将其中的胡杨、红柳全部挖除，待来年春天河里来水后，就引入河水漫灌，等到土壤有了一定的保墒能力后，再撒播麦种，变荒地为良田。打埂时，连长画出一条长长的标准线，沿标准线先用镐将坚硬的小沙砾刨开，再用铁锨挖土堆积起来，经过整理，就可筑起高高的土埂了，这种活算是比较累的。比较有意思的活是跟着有经验的老职工砍红柳、扎红柳墙，抵御羊群、骆驼对麦田的侵犯。干这种活可到离队较远的地方看看。在一次扎红柳墙的途中，我见到了真正的蒙古包，只觉得它是灰白色的比较旧，旁边就是一个羊圈，里边有一个眫乎乎的一两岁的小男孩，正咬着羊尾巴当奶嘴吸吮着玩。一位蒙古族老太太热情地邀请我们进蒙古包，因要赶着干活，我们谢绝了。最苦的活是割麦子，由于缺水，麦子的整个生长期只能靠那一次漫灌，小麦的产量很低，每亩只有200多斤，虽然农场有联合收割机，但开道及收尾时都需要人割。开镰时，我们都需提前将镰刀磨得快快的，因麦子长得很矮，只有五六十公分高，弯腰割一会就挺不住了，得蹲着割，有时还跪着割，麦芒扎在身上奇痒无比，需穿长衫长裤，尽量将裤口袖口扎起来，头顶炎炎烈日，汗水湿透了衣服，每天收工后衣服裤子上都会泛起一层白碱。无论多累，收工后我与同屋的几个好伙伴刘克俭、李淑英、赵岩都会争着去井上挑水，回来换洗衣服。老职工及家属经常玩笑我们，衣服还没穿坏就洗破了，但我们就是“恶习”不改。我们的劳作，没有农忙农闲之分，冬天要开荒打埂，春天要引水灌溉，夏天要扎红柳墙保护麦田，秋天就要收麦打场。每个月的公休日，我们最重要的事是给家里写信，一张小小的桌子容不下四个人，我们常常是趴在炕沿上写。最期盼的人是邮递员，因额旗与内地交通不便，十天才有一次班车，随班车邮件才能送进送出。妈妈给我写的每一封信，开头三个字都是“好孩子”，我虽已长大成人，独立在外闯荡，但见到这三个字，一股暖流就会涌上心头。我给妈妈的每封信，都会将自己最好的状况、最高兴的事，告诉家里的亲人，让他们放心。</p><p class="ql-block">三，意外事故</p><p class="ql-block">我们队知青，从初一到高三的同学都有，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每当看到那些小弟弟、小妹妹在满天星斗的夜幕之下，坐在空旷的场地上，眼巴巴地望着东面的苍穹时，我的心里总是酸酸的，期盼着场部能多批下几个回津探亲的指标，让这些小弟弟、小妹妹先回家看看，整整两年以后，待我们连的知青都基本返津探亲后，我们几个岁数较大的知青也先后回津探亲了，走亲访友、看电影、看戏、吃好的.着实过了十多天久违的城市生活。探亲返回后，又赶上开荒。这片荒地中间，有几株高大的胡杨.且每株之间相距较远，虽是半枯萎的，但树的直径还很粗，一个人抱不拢。我与初二女生张秀云分在一组干活。由于树已经枯萎了，所谓伐树是不用砍伐的，而是在树的周围挖一个大坑，将支根悉数挖出，再用镐头逐根砍断，用绳子拉倒后，用拖拉机牵引运走。那天早晨天阴沉沉的，上工的钟声一响，我率先扛起镐头铁锨，走在上工队伍的前列。我们负责的那棵胡杨，周围已经挖出直径近两米左右的大坑·深度也近半人多高，支根大部分裸露了，因张秀云是“赤脚医生”.要去场部办事，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干活。我站在坑里，一边挖土.一边刨断那些支根，忽然，我觉得那棵大树倾斜倒了下来，径直向我的左侧压过来，当时我只有五脏六腑都被压碎的感觉，浑身剧烈地疼痛，但我的脑子还清楚，我对自己说一定不能迷糊，一定得喊人。我知道，离我最近干活的是因涉嫌内人党被批判的蒙古族干部布仁，我大声地呼喊布仁，当布仁和几位知青来到我身边时，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已被抬回知青宿舍，只见棉裤上血迹斑斑。连长赶紧安排拖拉机，用最快的速度把我送至额济纳旗医院。当时恰逢支援边疆的北京“六·二六”医疗队，他们在当地简陋的条件下，我拍了X光片，诊断为股骨干上三分之一骨折，做了一个简易的牵手术。好在我的内脏虽然受到强烈的挤压，并没有内伤。当时驻场军代表、队领导和各队知青都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与鼓励，亲如姐床一样的克俭，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由于做的是牵引手术，我直挺挺也躺在床上，每天早晨克俭给我拿来漱口杯，帮助我刷牙漱口，然后给我洗脸梳头，帮助我吃饭，照顾我一切必须的事宜。她细致入微，体贴至极。我躺在床上，想的是：几个月后，我能站起来自己走路时，再把一切告诉家里，所以我要求军代表及场领导，不要将我受伤的事通知我的父母。但这个消息还是通过返津的知青，让我妹妹凯蒂得知了。由于是间接获得消息，我的父母更加着急，再加上那时言必先语录，我的大表姐、大表姐夫在述说我受伤的事情时竟郑重其事地读了这样一段语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后来听爸爸说，当他听到他们刚念出的那几个字时，顿时如五雷轰顶，觉得玲玲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后来还好，知道我只是受了伤，才松了一口气。我在额旗医院治疗期间，自我感觉还是很乐观的，躺在床上没事时，我还会大声地唱唱歌，唱得最多的几句歌词是：宝贵的生命属于人民，让生命的火花放出光芒，勇敢坚定，意志刚强······我还想过，以后我能站起来走路了，也许干不了什么重活，但还可以到瓜田菜地里干些轻活。</p><p class="ql-block">四，辗转返津</p><p class="ql-block">几个月后，摘下牵引，才知断骨没有接好，畸形地长上了，左腿比右腿短了几公分，无法走路。当时我虽然没有哭，但心突然地沉了下去，我向场领导、军代表提出要求，尽快返津治疗，我不愿意这么年轻就落下残疾。他们很快做出了安排，一方面告知我的父母，希望家里为我安排好返津治疗的医院，一方面研究返津的行程。原打算与基地“十号”地区联系，坐火车，从兰州方向返津，后可能因特殊原因未能成行。只能乘坐十天一趟的长途汽车，抵达临河，从呼市方向返津。军代表刘营长带着几名知青，轮流背着我上下车，克俭贴身照顾着我，又是三天三夜的长途行程，抵达临河坐上火车后，我感到：我要回家了。到天津时，已是万家灯火。不知爸妈从哪借的担架，是知青战友们抬着我，把我送到家。进到家里的那一刻，我感到非常温馨，墙刷得很白，我的小床还是靠墙摆着，床单素雅且非常干净，一下子又回到了我小时候的样子。从那一天开始，家里的亲人都为我忙活，为我联系好了天津骨科医院，找到医术高明的主任医师，为我亲自手术，我的左腿股骨是重新砸断，又接上的，用两块钢板固定。一年以后，腿骨是完全接好了，但由于腿僵直的时间太长，还是不能弯曲，我下定决心，忍着钻心的疼痛，每天坚持锻炼，让僵直的左腿一点点弯曲。又过了半年，我可以慢慢地走路了，经过锻炼还可以走得很快，而且不怕走长路，就是不能剧烈地弹跳，也不能打篮球了。我的母校20中学的老师及额旗的领导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共同努力，不久就依知青回城条例，以病退缘由，将我的户口从甘肃额济纳旗国营农场迁回了天津。</p><p class="ql-block">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据近年回返额旗探望的知青们说，我们队的那排知青宿舍已被黄沙掩埋，隐隐约约只露出半截屋顶，周围只有连绵不断的沙丘了。由于供给额旗唯一水源的那条季节河常年断流，额旗的地下水也日渐枯竭，且能涵养水源的胡杨、红柳，又被大量砍伐，额旗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劣。从去年的广播里得知，额济纳旗已成为北京地区沙尘暴的源头。对于大自然来说，这是谁的错，历史也许会给出一个答案。对于我个人来说，在花甲之年，想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环保事业，尽己所能多做一些有利于环保的事情，来面对我内心深处永远关切的那片土地。</p><p class="ql-block">回首往事，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青春年华没有虚度，经受的艰苦与磨难，造就了我们这代人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坚韧不拔，拼搏向上的精神。</p><p class="ql-block">回首往事，我更加珍惜晚年的幸福生活，我爱家里的每一位亲人，希望我的每一位知青战友幸福安康。</p><p class="ql-block">（写于2008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此文摘自：《天津知青在阿拉善》</p><p class="ql-block">（内蒙古文史资料）上册</p><p class="ql-block">192页至199页内容。</p><p class="ql-block">得悉：</p><p class="ql-block">2025年5月4日胡凯玲大姐因病去世，</p><p class="ql-block">仅以此文悼念胡凯玲女士！</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