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与刘氏

皖颍州文光堂刘太白

司马氏刘氏合传

华夏史乘，司马、刘二氏，其迹交织，若丝绦相缠，绘就跌宕长卷。自楚汉以迄魏晋，或争逐于庙堂，或交融于文墨，兴衰荣辱，皆成史典佳话。

一、楚汉肇始，初现瓜葛

秦末板荡，群雄蜂起。《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裂土封疆，以司马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时沛公刘邦厉兵秣马，挥戈东进。据《史记·高祖本纪》，司马卬审时度势，迎降汉军，汉遂置河内郡。此一降一纳，使司马氏渐入刘氏治下，始成政治渊源。高祖践祚，行郡国并行之制，司马氏或为诸侯，或居显宦，于汉廷之中，渐展其能。

二、魏晋嬗替，权谋交锋

东汉末叶，汉室式微，天下三分。曹氏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司马氏已暗蓄锋芒。《晋书·宣帝纪》记，魏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曹爽、何晏等，夷其三族，曹氏权柄，尽归司马氏，为代魏立晋奠基。泰始元年，司马炎逼魏元帝曹奂禅位，国号大晋。彼时，刘氏虽失天下，然其皇族余威犹存，司马氏既怀柔以安其心，亦设防以杜其变。

三国鼎立时，昭烈帝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倚仗诸葛孔明等股肱之臣，于蜀地建国，志在兴复汉室。然曹魏后期，司马昭掌政，决意西征。《三国志·后主传》载，景元四年冬，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后主刘禅出降，蜀汉遂亡，司马、刘二氏仇隙愈深。

西晋立后，内乱频仍，“八王之乱”致国力衰敝。匈奴刘渊，幼习经史，熟读《毛诗》《左氏春秋》（《晋书·刘元海载记》）。以汉室外甥自命，于永兴元年建汉赵政权，追尊蜀汉后主为孝怀皇帝，借刘氏余威，收揽人心。子刘聪继位后，挥师南下，永嘉五年破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据《资治通鉴·晋纪九》，怀帝于平阳备受凌辱，虽封会稽郡公，终遭鸩杀。其后，晋愍帝司马邺于长安即位，亦为刘聪所擒，西晋覆灭。

东晋之世，刘裕起于寒微，凭骁勇善战，渐掌军政大权。义熙十四年，弑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恭帝。元熙二年，逼恭帝禅位，建国号宋。《宋书·武帝本纪》载，刘裕称帝后，屠戮司马氏，司马氏皇族几近殆尽，二氏恩怨，至此达极。

三、史家绝唱，文墨相承

于政治纷争之外，二氏文化之纠葛，亦令人慨叹。西汉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其间血泪，尤为动人。天汉二年，司马迁为降将李陵申辩，触怒汉武帝。据《汉书·司马迁传》，迁极言李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以寡敌众，虽败犹荣。武帝怒其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下迁于狱。迁家贫无资自赎，又乏亲友相助，为成父志，忍辱受宫刑。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于刘氏汉朝史事，记载详实，褒贬公允。书中既颂高祖开国之雄、文景之治之盛，亦不讳言汉武穷兵黩武之失。其“不虚美，不隐恶”之实录精神，为研刘氏汉史之圭臬，更创纪传体通史之范例，泽被后世。司马迁以身心之痛，铸史家丰碑，既彰刘氏之史，亦显司马氏之文，二氏文化，自此血脉相连。

四、儒风浸染，道统交融

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大兴，浸润朝野。司马氏与刘氏，皆受其泽，于治国理念、人才选拔诸多方面，颇多共鸣。二者皆崇儒家“仁政”“德治”之道，以民为本；择才取士，皆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则。司马迁受儒家“士弘毅”思想感召，虽遭宫刑之辱，犹秉笔直书，此亦二氏文化相通之证。虽处政敌之境，然于思想文化，实同根同源，相互浸染。

溯自楚汉，终至晋宋，司马、刘二氏，于权谋之争中尽显血色，于文化传承间共耀光芒。其家族兴衰，实为华夏历史之缩影，千载纠葛，俱成中华文明璀璨篇章，永载史册，为后世所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