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襄阳唐城

江淑珍

一、历史镜像的空间建构：唐城的诞生语境与地域渊源

1.1 文化寻根与旅游经济的双向驱动

襄阳唐城（全称“襄阳唐城景区”，又名“中国唐城”）坐落于汉江之畔，是湖北省“十二五”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其建设始于2011年，总投资超16亿元，占地规模达600余亩，涵盖凯旋楼、明德门、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皇宫、大雁塔等仿唐建筑群，辅以水系景观与植被配置，试图复现盛唐时期都城长安的空间格局与市井风貌。这一项目的落地，既是地方政府对“三国文化”“襄阳古城”等传统文旅IP的拓展，也是应对区域旅游竞争、寻求文化资源资本化的战略选择。在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历史景观的现代转译，试图在“千城一面”的城市风貌中锚定独特的文化标识，同时借由文旅产业激活地方经济。

1.2 地域文脉的选择性激活

襄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谱系中既有楚汉文化的浪漫基因，也有三国文化的权谋底色，更有唐宋以降文人骚客的诗意印记（如杜甫、孟浩然的诗篇）。唐城的选址与主题设定，巧妙避开了襄阳本土文化中的“尚武”“割据”意象，转而截取盛唐文化的“开放”“繁荣”符号，形成对地域文脉的选择性激活。这种文化叙事的转向，既因应了当代旅游消费对“盛世图景”的心理期待，也通过时空错位的想象性建构，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脱离现实语境的“文化飞地”。正如本雅明所言：“历史的真实只能以意象的形式呈现于救赎的瞬间”，唐城正是通过建筑意象的拼贴，将碎片化的盛唐记忆编织成可供消费的视觉神话。

二、仿古建筑的符号编码：从“形”的摹写到“神”的重构

2.1 建筑符号的转译策略

唐城的建筑设计以《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为蓝本，参考日本奈良平城京、国内西安大明宫遗址等实物遗存，试图在尺度、形制、材料等层面实现对唐代建筑的“还原性再现”。例如，明德门作为唐城的正门，参照考古发现的长安明德门遗址，采用五门道规制，墩台高19米，门道宽5米，再现了唐代都城城门的宏大气势；皇宫建筑群中的“宣政殿”“紫宸殿”，以夯土高台结合木构殿宇的形式，复现了唐代宫殿“土木混合”的建筑特征。然而，这种“还原”并非机械复制，而是基于旅游体验的功能性改造：为满足游客登高望远的需求，部分建筑增设了现代楼梯与观景平台；为适应夜间演艺活动，建筑群普遍植入了灯光照明系统，形成“白天看建筑，夜晚赏光影”的差异化体验。

2.2 文化符号的拼贴美学

唐城的景观营造中，大量植入了唐代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形成跨时空的符号拼贴。朱雀大街作为中轴线，串联起“科举馆”“茶文化体验馆”“胡姬酒肆”等场景，将唐代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多元文化浓缩于线性空间之中；东市、西市的商铺招牌（如“绸缎庄”“瓷器行”“药铺”）采用唐代碑刻字体，商贩身着圆领袍衫、高腰裙等唐代服饰，配合古琴演奏、茶道表演等活态展示，构建起多重感官的沉浸体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符号拼贴并非严格的历史考据，而是服务于“盛唐意象”的整体建构——例如，胡姬酒肆的装饰风格融合了波斯、粟特等中亚元素，虽未必完全符合唐代长安的实际业态，却强化了“开放包容”的文化叙事。这种“真实性”与“虚构性”的交织，恰如麦克·奥维尔所言：“旅游景观本质上是一种被设计的‘拟像’，其魅力在于通过符号的密集堆砌，创造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真实’体验。”

三、文旅体验的多维解构：凝视、参与与意义生产

3.1 游客凝视的权力关系

唐城的空间设计暗含着“观看”与“被观看”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游客以“现代人”的视角凝视唐代建筑与文化展演，通过拍照、录像等行为将景观转化为可传播的视觉符号，完成对“盛唐”的想象性占有；另一方面，景区内的演职人员（如“宫女”“武士”“商贩”）作为被凝视的对象，通过标准化的服饰、动作、台词，维持着景观的叙事连贯性。这种凝视关系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延伸——游客通过消费“唐代身份”获得短暂的角色转换，而景区则通过贩卖“他者想象”实现经济收益。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游客通过汉服租赁、妆容造型等方式深度参与角色建构，试图突破“凝视者”的被动地位，形成“自我表演”与“景观叙事”的互动博弈。

3.2 沉浸式体验的边界探索

唐城的夜间演艺项目《盛世唐城之大唐倚梦》是其沉浸式体验的核心产品。该演出以皇宫建筑群为天然舞台，通过3D Mapping技术、威亚特效、真人表演的融合，演绎“明皇选妃”“郭子仪祝寿”“李白赋诗”等历史场景。观众跟随剧情流动，在光影变幻中经历“从宫外市井到宫内殿堂”的空间穿越，形成“人在画中游”的动态体验。这种沉浸式设计打破了传统景区“静态观赏”的模式，将时间维度纳入空间叙事，使游客成为历史场景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然而，过度依赖科技特效也可能导致文化内涵的稀释——有游客指出，光影秀中的“赛博朋克”元素与唐代美学存在风格冲突，暴露出传统符号与现代技术融合时的张力。

3.3 文化记忆的当代阐释

对于不同年龄、知识背景的游客，唐城承载着差异化的意义生产。年轻群体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古风摄影基地”“网红打卡地”，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构建个性化的文化表达；中老年游客则常将其与历史课本、影视剧中的唐代印象相勾连，完成对“盛世中国”的情感投射；而对部分历史爱好者而言，唐城的仿建细节成为考据与批判的对象，例如对斗拱形制、建筑色彩的学术性讨论。这种多元阐释表明，文旅景观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游客的认知框架与情感体验中不断生成、重构。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传统并非古老的延续，而是现代的发明”，唐城正是通过旅游体验的中介，将盛唐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当代文化资本。

四、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仿古建筑群的可持续发展思考

4.1 同质化竞争与文化空心化

当前，国内仿古建筑文旅项目呈现扎堆建设的趋势，从西安大唐不夜城、洛阳应天门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各地均试图以“朝代IP”抢占文旅市场。这种同质化竞争导致唐城面临“景观趋同”的风险——尽管其建筑规模宏大，但核心吸引力仍停留在“视觉奇观”层面，缺乏对唐代文化深层内涵（如哲学思想、科技成就、社会结构）的挖掘。部分游客反映，景区内商业店铺占比过高（如奶茶店、纪念品商店），冲淡了历史氛围，陷入“仿古街=小吃街”的消费主义窠臼。

4.2 真实性建构的学术介入

为提升文化叙事的深度，唐城可引入考古学、建筑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力量，建立“学术顾问委员会”，对建筑细节、展演内容进行专业把控。例如，在科举馆中增设唐代科举制度的互动体验（如模拟誊录、殿试答辩），在茶文化体验馆中还原唐代煎茶、点茶的具体流程，通过“微缩历史现场”的建构，增强游客对唐代生活的认知厚度。同时，可设置“学术导览路线”，由专家学者定期讲解建筑背后的历史语境，满足深度文化游客的需求。

4.3 社区参与与活态传承

文旅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需打破“景区孤岛”模式，加强与本地社区的联动。唐城可联合周边村落，开发“唐代农耕体验”“手工作坊研学”等项目，将襄阳本地的非遗技艺（如襄阳剪纸、老河口木版年画）融入景观叙事，实现地域文化与唐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此外，通过吸纳本地居民参与景区服务（如担任讲解员、手工艺人），可增强文化表达的在地性，避免“文化飞地”导致的情感疏离。

五、结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襄阳唐城的兴起，折射出当代中国文旅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意驱动”的转型逻辑。其通过建筑意象的符号编码、沉浸式体验的技术赋能、多元文化的叙事拼贴，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想象共同体。尽管存在同质化、商业化等现实困境，但其探索表明：仿古建筑群并非历史的简单复制品，而是当代人与过去对话的媒介——这种对话既需要对历史语境的敬畏，也离不开对现代需求的回应。未来的文旅景观设计，或许应在“还原”与“创新”之间寻找更具张力的平衡点，让历史不仅成为被观赏的“景观”，更成为可感知、可思考、可参与的“活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