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以跑步的名义打卡历史文化小城镇,旅游加跑步,二者两不误。五一黄金周,三天跑两湖,所有的美都在镜头里捕捉到了。云南博物馆里面的很多青铜器,都是从江川李家山这些神迷之地挖出来的宝贵文物,云南青铜器的代表作品---牛虎铜案就是出自两千年前的江川先民。星云湖中的界渔石,居当地老百姓讲,星云湖的鱼不会跑到抚仙湖去玩,抚仙湖的鱼不会来星云湖串门。</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江川是古滇国核心区域,战国至西汉时期(公元前278年—前109年)属于滇国疆域,都城邻近今昆明晋宁区。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如牛虎铜案(与“马踏飞燕”齐名),反映了古滇国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工艺。</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李家山古墓群的考古发现(如1972年首次发掘)出土了四千余件青铜器,包括龙纹铜马珂、鎏金铜泡钉等,印证了江川在古滇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关文物现藏于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2025年4月,江川被列入云南省第二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现了其地名承载的文化价值与历史连续性。</span></p> <p class="ql-block">江川历史悠久,在先秦时期便隶属于古滇国,到了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这里设置了俞元县,其县治位于龙池洲,隶属于益州郡,辖区主要围绕抚仙湖和星云湖,覆盖了现今的澄江、江川、玉溪等地。随后,东汉时期江川的归属经历了多次变迁,先后隶属于建宁郡、晋宁郡、西爨地、南宁州、西宁州、黎州等。唐代南诏时期,这里被称为量水川,河阳郡下设有江川县</p> <p class="ql-block">宋大理国时期,江川则称为步雄部,隶属于善阐府。元代,江川州设立,但后来降为县,这一名称沿用至今。明崇祯七年(1634年),县治从古城(现在的龙街)迁至江川驿(现在的江城镇)。1950年11月,县城再次迁至大街。2015年12月3日,国务院批准江川撤县设区,成为玉溪市江川区,这里依然保持着“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特色</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92年,李家山古墓群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3年,李家山古墓群被公布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李家山古墓群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span></p> <p class="ql-block">早在1966年,当地村民在李家山上修建梯田时,便挖出一些金属碎片,当作“废铜烂铁”以每公斤3角的价格交售到了当地供销社,江川县文化馆得知后,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云南省博物馆,由此李家山古墓群被发现。然而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对李家山古墓群的考古发掘被搁置了下来。</p> <p class="ql-block">在1972年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中,一座铜案的出土震惊世人,这便是闻名于世的牛虎铜案。此外,还有鼓、贮贝器、俑、编钟等滇国文化特色明显的青铜器,以及精美绝伦的金银、玉石、装饰品等器物先后被发掘出土。考古队在李家山共清理墓葬87座,出土文物4300余件(套),一个迥然于中原地区文化风格的墓葬群呈现在世人面前</p> <p class="ql-block">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常羌降汉,西汉王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巧合的是,1956年考古人员在晋宁石寨山第二次发掘时从古墓的漆棺底部清理出一枚金印,上书“滇王之印”。专家由此认定墓主人为一代滇王。此后,考古学界取得了共识:石寨山之外,在滇中地区发掘出土的滇文化墓葬主人,其等级地位都不应高于滇王。</p> <p class="ql-block">李家山墓地在青铜礼器、等级构成、性别指示器等方面都与晋宁石寨山相同,显示了二者之间的高度统一性。但石寨山墓地出土的都是一些中小型墓,墓室较小,随葬品种类及数量均十分有限。李家山墓地则不同,已经出现大型墓,出土了牛虎铜案、虎牛鹿铜贮贝器及船纹铜鼓等一批高等级的青铜器。</p> <p class="ql-block">从李家山出发,沿着抚仙湖畔,中国青铜时代的古文化遗迹、遗址、墓葬等在江川多有发现。从战国末年至东汉前期,江川的青铜文化贯穿滇国的建立、鼎盛和衰落整个过程。“李家山青铜文化虽然晚出,却是中国青铜文化晚期的集大成者。出土器物种类丰富、铸造精良、形象美好、范围广泛,见证了中国青铜文化最后的辉煌。</p> <p class="ql-block">作为晚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类型,李家山青铜文化融汇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可以说集百家之大成。在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种类繁多的铜扣饰上,大多以动物纹为题材,尤其以动物搏斗图案居多</p> <p class="ql-block">“猛虎噬猪’‘二人猎鹿’‘剽牛祭祀’等,这是一种北方草原文化,在流传到滇中地区后,又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而后形成了主要见于李家山、石寨山滇文化墓葬中的青铜艺术珍品。</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些北方草原文化的元素之所以出现在滇国,一种可能是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羌人、嶲人向南迁徙带入云南的;另外一种可能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传入滇中地区。</span></p> <p class="ql-block">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旋纹金饰制作工艺出自欧亚草原;蚀花肉红石髓珠出自印度河流域;1972年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发掘,八座一类墓共出土海贝三百余公斤,超十一万枚,都是交易用的“国际货币”,显示当时的抚仙湖流域已经与沿海地区有商贸往来……这些都说明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是多样的、频繁的</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2022年8月为纪念云南李家山古墓群考古发现五十周年发表的《李家山宣言》明示:李家山全方位地反映了古滇国社会生活的面貌,既是云南多民族多元文化早期格局的真实写照,又是中华文化从多元到一体形成过程的重要例证,对于研究探索西南边疆历史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span></p> <p class="ql-block">李家山墓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纺织场面铜贮贝器”,高达47.5厘米,器盖上铸十人组成的纺织场面:其中六位纺织娘沿边坐成半圆圈,正在纺织劳作。一位很高大的女性贵族端坐中央,一人捧食盒跪其左侧,一人执伞跪其后方,一人跪其前方。因中央的女性外形采用了鎏金,令观者一目了然她的地位。</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鎏金鼓形器座”,高9.5厘米,遍体鎏金。业内专家称,这是在全世界各国收藏的几百面铜鼓中,唯一的一件鎏金铜鼓,可称稀世孤品。</span></p> <p class="ql-block">出土的战国时期“虫兽纹铜臂甲”,高21.7厘米,厚度不到1毫米。这是滇国贵族作战时的防护装备。这件臂甲镂刻纹路细如发丝,刻有虎、豹、鹿、猴、蜥蜴、鸡、蜈蚣、鱼、虾、蜜蜂等十多种动物。有趣的是,这些动物竟组成一条食物链。</p> <p class="ql-block">古代云南何以产生如此辉煌璀璨的青铜文化?主要原因是云南具备丰富坚实的物质基础。云南至今仍是我国铜、锡矿主要产区。云南产铜、锡、铅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俞元怀山出铜。”“律高西石空山出锡…出银、出铅。”“贲古北采山出锡……出银出铅。”按《新纂云南通志·地理志》的解释,西汉俞元在今天的澄江、江川和玉溪一带;西汉律高在今天的通海一带;西汉贲古在今天的蒙自个旧和峨山一带</p> <p class="ql-block">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直至青铜时代的古文化遗迹、遗址、墓葬等在江川都有发现,它们分布于抚仙湖、星云湖湖滨周边的台地、坡地和小山上。从春秋、战国至东汉初期约五百年的历史时期,江川境内大量出土的文物证明,江川的青铜文化,自始至终贯穿古滇国的建立、鼎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辉煌灿烂的李家山青铜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代表</p> <p class="ql-block">据史料记载,自战国起滇秦就有交集。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末的战国时期,秦国即开始经营西南边陲。秦孝文王时(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47年),李冰“凿僰道”,即由青衣沿青衣江至僰道(今四川宜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继续致力于西南边疆的开拓,开五尺道。由僰道经朱提(今云南昭通),达味县(今云南曲靖),再转到滇池(今云南晋宁),因其穿行在崇山峻岭间,仅宽五尺,故名“五尺道”。僰道与五尺道联通秦与滇,使云南与内地的交流更加紧密</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汉武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被匈奴阻隔。张骞在出使西域时得知另一条从四川经云南、缅甸到印度乃至西亚和欧洲的“蜀身毒道”,也称“南方丝绸之路”,它是一条中国古代与西亚、南亚地区连接的重要贸易通道。史称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曾见大夏商人从印度购入四川出产的邛杖和蜀布,就是巴蜀商贾通过云南销往印度的</span></p> <p class="ql-block">张增祺在《滇国与滇文化》一书中讲道:“西亚和南亚地区的文物早在战国到西汉初期即有流入云南省,诸如蚀花石髓珠、琉璃珠、海贝及冀虎错金银带钩等。也就是说,远在张骞出使大夏之前,缅甸、印度等地和滇国早就有了接触……”</p> <p class="ql-block">南方丝绸之路,古滇国与外来文化有着广泛的交流和传播。江川李家山古墓出土的一颗蚀花石髓珠,为肉红色半透明圆柱形珠管,两端截平,大小不一,中央穿一孔,表面饰两组八道弦纹,其器形和钻孔工艺与同时出土的其他质料管状珠明显不同;李家山古墓还出土了三百余公斤的随葬海贝……</p> <p class="ql-block">出土的“祭祀场面铜贮贝器”,顶部圆片状盖子上铸有三十五人和两匹马,其中一个人物与众不同:他身着曲腰椭圆形斑纹的虎皮长袖衣,长裤有菱形纹,束腰带,右肩斜挎长剑至左腰,戴手套,脚穿前端上翘的鞋,这无疑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外国人。精美的雕铸,述说着滇人对和平的热爱,展现了古滇国与外域人和睦相处的生活场景</p> <p class="ql-block">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李家山古墓出土的种类繁多的铜扣饰,学界称之为“动物纹”牌饰或“斯基泰式”青铜器,这些器物上大多以动物纹为题材,尤其以动物搏斗图案居多,如“一虎噬猪”“二人猎鹿”“剽牛祭祀”等,这是一种北方草原文化,流传到滇中地区后,又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而后形成了主要见于李家山、石寨山墓葬中的青铜艺术珍品。</p> <p class="ql-block">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在漫漫征程中,繁花落尽,而民间艺术却传承了下来。在星云湖流域,打铜不仅是祖辈传下来的手艺活,更是当地百姓的一种日子,融入寻常百姓家,勺、碟、壶、炊、锅、碗、盆……皆离不开铜的影子</p> <p class="ql-block">江川区前卫镇新河咀村是远近闻名的铜器村,每天清晨,村里就响起“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工匠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江川铜器的制作由古滇国时期继承和发扬而来。20世纪80年代,江川铜器产业得到较大发展,除纯手工制作外,还恢复了斑铜、乌铜走银、仿古铜等工艺</p> <p class="ql-block">江川铜器工艺制品厂的杨绍华,把熔模铸造技术应用于城市雕塑。1999年,他牵头制作的牛虎铜案大型铜雕亮相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2003年,他设计铸造了长15.6米、高8.9米,重32吨的超大型牛虎铜案,成为江川地标性雕塑;他开发出云南斑铜、云南乌铜走银、仿古铜等工艺两千多个品种的产品,在全国闻名遐迩</p> <p class="ql-block">古滇国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古滇国文化遗产是玉溪历史长河中最具传承价值的物质符号。如何保护古滇国文化遗产,汲取历史文化养分,保护和开发古滇国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p> <p class="ql-block">江川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湖光秀美,物阜民丰。星云湖坐落其中,抚仙湖嵌于东北边界,水面面积大于耕地面积,被称为“滇中碧玉”、“高原水乡”。又因鱼类品种多,尤其大头鱼、抗浪鱼远近闻名;土地肥沃,水利条件优越,适种作物广,尤其烤烟优质高产,素有“鱼米之乡”和“云烟之乡”的美称</p> <p class="ql-block">历史悠久的江川,在星云湖畔留下了四座古城的印记。县治曾位于龙街,古名为绛县,属于黎州地。随着时代的更迭,许多古城或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或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然而,江川却以其独特的魅力,让人们在有限的区域内探寻到了两座古城的痕迹。但有传闻称,江川历史上曾有四座古城,其余两座隐藏在江川旧州、前卫与后卫的神秘地带。这些古城的故事,随着湖水的波涛声,悄然流传</p> <p class="ql-block">龙街,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漫长的岁月里见证了无数变迁。自唐代起,这里便成为了宗教活动的中心,历代修建的寺、庙、宫、阁多达二十余处,其中不乏明代万历年间著名的“三元宫”。龙街与江城,无疑是探寻江川古城踪迹的必经之地。</p> <p class="ql-block">唐贞观八年,江川便已归属于黎州地,县治设在龙街,名为绛县。唐天宝十四年,因南诏叛唐,绛县随之归属南诏,县治依旧设在龙街。由于水淹的困境,明崇祯七年,县治被迁至江川驿(现江城)。至今,当地人在提及龙街时,仍习惯称之为“旧城”或“古城”。</p> <p class="ql-block">在元朝时期,江川被称为“江川千户所”,其后更名为“江川州”,并管辖双龙县(今江川前卫、后卫一带)。然而,双龙县后来并入江川,这两座古城也随之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当地老者常称此地为“古城”,村名“旧州”也透露出深厚的历史底蕴</p> <p class="ql-block">虽然如今古城已不见踪迹,但古城的文化和历史却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江川确实拥有四座古城,它们或许有着不同的命运,有的遗迹犹存,有的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每一座古城都承载着江川的历史文化,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去探寻。</p> <p class="ql-block">传说石屏县城是建在一个浮在水面的大神龟壳上,凿穿龟壳,便是水层。因而,城中居民,家家凿井,西北城下一尺,东南城下三五尺,凿通以后,水源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城中水井,眼眼相通,东家不慎遗落的水桶,过几天便会在西家水井觅得。据说县城东、西、南、北、中五眼深井,是锁住神龟奔海的五根基柱。</p> <p class="ql-block">今天五井俱在,五井之水,六百年来均是点制石屏豆腐的天然卤泉水,用它制作的豆腐美味可口,石屏豆腐也因此美名远扬。</p> <p class="ql-block">石屏秦时属楚地,汉时属胜休县,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本州彝族先民掘地得石坪,聚为居邑,因号石坪邑。元朝至元七年(1270年)设置石坪州,隶属云南行省临安路。明洪武十五年(1385年)改称石屏州,隶属临安府。</p> <p class="ql-block">清代沿袭明制,乾隆二十年(1755年)改属临安府,隶迤南道。同治十二年(1873年)改属开广道……民国二年(1913年)改称石屏县,初隶属蒙自道,后废道设临安专员公署、石屏县隶属之。</p> <p class="ql-block">石屏古城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业绩,自元代起就重教兴文,到明清时期有书院10座,私塾、义学上百处;太史第、进士第、将军第、观察第、宗人府和私家花园琳琅满目,有关专家称石屏古城为明、清民居建筑的博物馆。</p> <p class="ql-block">石屏历史文化悠久,人才辈出,历代先贤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既有省级风景名胜区异龙湖自然风光,也有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石屏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郑营古色古香众多明清以来的建筑,还有秀山、文庙、袁嘉谷故居等</p> <p class="ql-block">有云南历史上的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开风翰林许贺来、二次翰林张汉、著名摄影家杨春洲和著名彝族作家李乔等大批历史文化名人,构成了石屏独有的历史人文景观。</p> <p class="ql-block">石屏顾名思义是座建在石头上的城,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传说,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到云南,远远看着石屏方向,只见云烟缭绕,怀疑有伏兵,于是就派人去查看,查看的人到了当地却没有发现人,于是就掘地看是否有密道,却发现了一块大石坪。随后,诸葛亮就此事进行占卜,占卜后他告诉随从说:“石为云根,云为文采,千百年后,这个地方必然与中原不相上下。</p> <p class="ql-block">历史演进到唐朝天宝年间,本地土著居民在此耕种,掘地得石坪一块,便聚集于此形成城邑,始称石坪邑。明朝时,把草坪的坪改为屏障的屏,沿用至今,石屏地名由此而来。</p> <p class="ql-block">而如同诸葛亮的占卜,一千多年以后,石屏果然人文蔚起,科举连连。明清两代,当时人口仅几万的石屏,共出过640个举人、77个进士、15个翰林,而云南唯一的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也出自石屏。如此庞大的入仕团队,全省别无二地,以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五步三进士,对门两翰林;举人满街走,秀才家家有”的说法</p> <p class="ql-block">只要逛逛石屏古城,就不难发现石屏士喜向学的历史遗风,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状元故居、玉屏书院、文庙、企鹤楼以及众多的寺观宗祠、翰林府、进士第</p> <p class="ql-block">石屏古城还有一个名字叫“龟背托起的古城”。传说石屏古城建在一只神龟的背上,龟首靠近异龙湖水域,随时有龟走城毁的危险,为保一方百姓平安,当时石屏的知州通过观风水、定方位,在县城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凿了五眼井,这些井如同铁定牢牢钉住了神龟,阻止了它奔向异龙湖</p> <p class="ql-block">传说总归是传说,但石屏城中井多水足一点不假。据地质资料表明,石屏古城确实建于石上,城下水源丰富,掘地二三米就能涌出汨汨清泉。为方便用水,大部分人家院中都有井,而井与井之间的地下水道是相连的,曾有张家水桶掉落井里,却在李家井中捞起的事情真实发生。加之石屏古城建筑格局独特。东西、南北两条主街在州衙前交汇,若干条巷道在密密麻麻的屋宇间纵横交错,且无街不弯,无巷不曲。弯街的曲巷把城区割成许多块,恰如龟身裂纹。</p> <p class="ql-block">神龟托起的这块风水宝地可谓书香四溢、人才辈出。古城内寺庙、书院多达十多座,进士第、太史第、观察第、将军府、宗人府等深宅大院随处可见。弟兄进士、叔侄进士、爷孙进士、同榜进士举不胜举,光耀门庭。在这错中有序的龟背小城中,景点络绎不绝,主要有石屏古州衙、袁嘉谷故居、文庙、玉屏书院、石屏风等</p> <p class="ql-block">石屏古城,一个充满历史韵味的地方,这里依旧保持着老城的风貌,没有过多的商业气息,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只有那份独特的“人的味道”。漫步在古城中,随处可见悠闲的老人和居民,他们在古建筑里闲坐打牌,享受着慢生活。整个古城仿佛被时光定格,保留着最真实的样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