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母亲的笔记本

黑豹

在我幼时记忆里严肃的母亲总爱带着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总别着支英雄牌钢笔，综色封皮被岁月磨出毛边，本子里夹着各种字条：某日代老张值班、某月替小赵接孩子、某年给困难职工捐款收据。唯独没有我们兄弟的家长会日期，或是她自己胆囊炎的复诊单。

作为国营钢铁企业机修厂一名工会干部，她的办公室永远浸着风油精的辛辣。并经常将那份辛辣带回家中，晚饭后我和弟弟缩在嘎吱作响的竹椅上写作业，看她用红蓝铅笔在花名册上勾画，钢笔帽在泛黄的账本上敲出急促的节拍。那些年最怕听见钢笔摔在玻璃板上的脆响——定是我们月考名次下滑，她抽过试卷时的力道，能把钢笔里的蓝黑墨水震出涟漪。

我九岁那年的夏天暴雨如注。父亲赴上海出差，母亲下班在家等我们吃饭。放学时我们兄弟攥着湿透的裤脚冲进家门，却见灶台冷清如她空荡荡的办公室。挂钟敲过七下时，还不见母亲人影，此时弟弟的哭声混着雷鸣炸开。我急忙翻出橱柜里风干的馒头，就着凉开水喂他，看窗外紫槐在风雨中折腰，像极了母亲训人时微微前倾的脖颈。

直到九点零七分，楼道里才响起踉跄的脚步。浑身滴水的母亲撞开门，左手拎着湿透的布鞋，右手紧攥着个油纸包。她嘴唇青紫地解释：帮家住农村的刘工抢收农作物，又送高烧的传达室老秦去医院抢救。油纸包里两块我们最爱的桃酥已经泡成糊状，她抖着手往我们嘴里塞，钢笔从湿透的衣兜滑落，在水泥地上溅出幽蓝的星子。

真正窥见那本笔记的玄机，是在我初三那年深夜。起夜时发现里屋亮着灯，母亲伏在案前抄写文件，左手按着腹部的热水袋。摊开的笔记最新页上，赫然列着明天要办的七件事：替残疾职工申请补助、看望住院的退休劳模、协调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第八条写着“大儿子高中考试”，却被红笔重重划去。我这才注意到，她鬓角的白发比笔记里的横线还要密集。

高考前夜，母亲破天荒没去值班。她坐在缝纫机前改我的旧衬衫。我望着她佝偻的背影，突然想起这些年她总穿那件洗白的列宁装，想起她胆囊疼得冒冷汗还替人顶班，想起她忘记我生日却记得每个困难职工的住址。想起那个暴雨夜晚的桃酥饼。委屈的眼泪止不住奔涌而出。

前两年86岁的老母亲腰疼起不了床，我和表姐帮她大扫除整理房间，又发现了那本毛边笔记本。纸页里飘落一张泛黄的糖纸，背面是她颤抖的笔迹：“今日小儿子咳嗽，买川贝”。泪水突然模糊了那些密密麻麻的他人姓名——原来她不是不会写，只是把最珍贵的句子藏在了光阴褶皱里。就像那支总漏墨的钢笔，将最浓重的蓝黑，都渗进了岁月的背光处。

同时我也找到了母亲最喜欢的布挂包，里面总放着那本不离身的笔记本。忽然在包夹层摸到硬物——是半块1976年的桃酥，用油纸包了三层，上面压着她最珍视的“先进工作者”奖章。原来她什么都知道，只是把柔软藏进了钢铁般的岁月里，如同将糖霜裹进冷硬的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