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王朝体系下的忠臣样板（四）

吃牛的草

四

一开始，改革进展似乎很顺利。

随着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改革十大主张，欧阳修等改革派官员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从善如流，采纳了大部分意见，并以皇帝的命令下诏整个王朝。改革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在这大好形势中，改革具体负责人范仲淹本着时不我待的历史使命感，雄心勃勃，大刀阔斧地推进着改革各项事宜。

庆历三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相当于现在的政法书记加组织部长，主管公检法司与组织人事）、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随着一系列地方长官人事调整开始，就这样，十条中的第四条(择长官)首先见诸于行动。

史载，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作为副手，富弼在一旁不无担忧地说：“ 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则回答说：“ 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

是的，虽然富弼视范仲淹为恩师，个人感情很是深厚，但毕竟都是以清流自居有职业操守的政治官员。两人共事中，富弼是一直秉持着“出处以道，俯仰无愧“的原则，”相勖以忠，相劝以义”。而两人也基本能做到：“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所谓君子之交，亦如是也。

不过，事关改革，兹事体大。在范仲淹大刀阔斧将改革进行到底时，作为副手富弼还是难免有一丝心中的担忧。目前虽然一片形势大好，但要想改革，就必须触动某些人的现实利益。而最直接要面对的，就是王朝的官员。宦海多年，富弼当然明白，道貌岸然的背后，一旦涉及到利益纷争，都难免是要刺刀见红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历史上的改革者，那些被所谓青史记录下来的，可是大多没有好下场的。

十月的汴梁，已是冬的气象，富弼从累牍的案头站了起来，略伸腰板，抑住呵欠。一线风从窗缝中溜了进来，滑过那份刚被批阅的文件，发出哗啦的脆响。虽知万千险难，吾亦往也。富弼捋了捋额下的长须，目光坚定。改革的硬战已经打响，而接下来，每一次新法颁布，都将是一场愈发困难的硬战。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的硬战，必须打下去。不过对于恩师范仲淹，富弼总是难抑担忧。都说名满易招谤，名满天下，权重一时，再加上正直不阿，这样的人，本来就是易招惹人攻击的体质。

十月二十八日，宋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即官员升迁考绩新办法。主要是在原来按资历升迁的基础上，加强对有才干的官员实施破格提拔，以激发官员干事的积极性。新法实行后，明黜陟也就见之于行动。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对恩荫制度，作出新规定；二十三日，下任子诏，增加恩荫的年龄限制和恩荫范围，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但对高、中级官僚的子孙及期亲、尊属仍用旧制，没有任何限制。

恩荫制度是王朝对中高级官员特别照顾的一项特别政策，只要你官职达到一定级别，朝廷就会分配一定名额的官职照顾你的亲朋好友。而且这样分配的名额还不是一次性的，多的一年有好几个，少的两三年也能分到一个。一人入仕，全家当官。在王朝那都不是什么事。虽说恩荫制度不是王朝首创，却在王朝达到一个巅峰。据统计北宋一代平均每年以各种恩萌补官者，超过500人，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平均每年由科举入仕者。而且能通过恩萌补官的，自然是关系户，反而一些通过的科举上来的，因为没有关系，没了着落。 “荫序之人，塞于仕路。””孤寒之士，留在选部，十年不得一任。”成了一见怪不怪的怪现象。

可以说，恩荫制度是王朝官员们最丰厚的特权。特权的享用，从来都是最诱人的蛋糕。通过恩荫制度，王朝极大笼络了官员的人心，不过也埋下了冗官难消这个坑。虽然根据王朝的官制，官职与实职是分离的，有官职的未必有实职。但虚职也必须得给发工资，那都得是白花花的银子，且长期虚职不给实职，那满腹牢骚对王朝也是大大负能量。而随着时间增长，冗官难消这个坑必将愈来愈大。最终，会把王朝也变成一个大坑。要想避免王朝出现大坑，就必须对恩荫制度有所抑制。而为谨慎起见，高层特权先保留，抑制恩萌先从下层官员做起。至于为啥不能大官小官一视同仁，估计改革派也有不敢甚至也有不想的意思吧。

改革派一出手，就指向王朝吏治这个命门。不得不说，改革派的出手，很准，也很狠。因为，王朝的体制决定，王朝的官员是整个体制的具体运行者，王朝出问题了，最直接责任人自然是王朝的官员，于是要解决王朝自身的问题，得先从王朝的官员身上找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接下来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在这样逻辑惯性下，整肃吏治往往也是王朝改革首当其冲的不二选择。

而当抑恩荫制度颁布时，改革已不仅仅是针对王朝官员的工作作风，而是涉及了王朝官员的特权核心福利根本。如果仅仅是考绩以及反腐层面的制度推进，在王朝体系里还有某种道义上的理所当然，基本上没有人敢会明刀真枪地直接反对，但对于某些早已习惯福利特权的消减，隐藏着的激烈反对自然就会呼啸而来。那些利益正受到损失或者有损失危险的官员，那现实抵触自然可想而知了。甚至，推而广之，会涉及到整个士大夫阶层。

仅仅是整肃吏治，反对声音已是此起彼伏，而随着改革各项制度不断落实，反对的声音自然是会愈来愈大。从上到下，利益涉及面之广，结果连首相章得象，都站在反对派的阵容之中。在改革的大好形势下，章得象虽然是通常保持沉默。不过当有人问他，富弼、韩琦做事怎么样？这位年仅七旬的长者私下是这么回答的：“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方锐于跳踯时，势难遏也。”

只是等着改革派碰壁看笑话，如果章得象还算有长者之风，那其他一些反对派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反对派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法设法找到改革派的命门要穴，然后一举扳倒取而代之。而面对这愈来愈大的反对声浪，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核心人物自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既然改革是由王朝的君王宋仁宗发起的，改革的条令都是以诏书名义发出的，在王朝体制下有着先天正确的合法性，改革派相信，只要皇帝不变卦，那改革的措施就能在反对的声音中落实下去。只要等到改革出成效了，那反对者自然就会被打脸闭上嘴巴。

不过，让改革派低估形势的是。皇帝固然是金口玉言，但并不代表不会变卦。宋仁宗锐意改革那的确也是真心真意，但对于一个王朝的利益来说，最核心的其实并不是改革发展，而是政权的稳固。任何有涉及影响政权稳固的，皇帝也是说变卦就变卦的。而反对派，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并狠狠揪住死死不放。

反对派知道，要扳倒改革派，只是直接反对改革政策一般是没多大效用的，而兹于范、富、韩等人都是有君子典范并以清流自居，一般道德抹黑招法估计都是没啥作用，按照官场千年不变之法则，唯有使用百试不爽之大杀器，给扣上这样一顶大帽子，朋党。

对于王朝体制，朋党由来已久且从来都是一顶大帽子。拉朋结党影响朝政，历来是王朝君王最为忌讳的事情。朋党之争，也是官场争权夺利吵架的主旋律。王朝的历史经验证明，只要谁被扣上朋党这顶大帽子，那谁也就离倒台不远了。反对派要做的，就是把朋党这顶帽子往改革派头上扣实了。

作为以君子自称的官场清流，最受不了就是被人扣这样的帽子。对于反对派扣过来这顶朋党的大帽子，改革派领头人物范仲淹首先就跳了出来，表示这顶帽子我不戴。其实，对于范仲淹而言，在庆历新政之前，就曾被人给扣上朋党的帽子。也因为如此，范仲淹表示反对的手法有点与众不同，范仲淹说，好吧，你说我朋党我就朋党了，但朋党也是分“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我是君子之党，坦坦荡荡怎么了。而作为改革派中坚辩论高手欧阳修，也特地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宋仁宗，重新诠释“朋党”之说，声称君子有党，“以同道为朋”，“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改革改着改着，结果风向一变，就成了朋党之争。本来应该聚精会神干实事，结果貌似被带歪了。或许，我们会责怪范仲淹，作为改革派主要人物，好好干事就好了，逞什么口舌之利，难道不知道口水无用喷子误国嘛。只是，你不应战等于人家说你心虚默认也不行，你若应战一来二往愈描愈黑也不行，王朝的体制决定，一旦惹上朋党的腥臭，没有人能洗的清白。哪怕范仲淹、富弼、韩琦这样的清流，也洗不白。

事实证明了这样的证明，庆历四年四月，正是改革推进的关键期，宋仁宗召见范仲淹时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答对：“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这一番对话，明显可见宋仁宗心中的摇摆疑虑。皇帝出现摇摆疑虑，那反对派的策略目的，大致可以说成功了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在二者之间的对抗中，反对派已基本立于不败之地占据了优势，从事物发展正常态势来看，接下来的，改革派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最终就是看由谁完成绝杀胜出了。

这样的形势遽然走向，范仲淹没有想到，富弼也没有想到。关于朋党之争，在改革新政之前在王朝中就久已有之。在某种程度上说，北宋王朝的体制设置，也是容易导致朋党走向的。王朝对官员言论明摆出了难得的相对开明姿态，于是难免会在朝廷政事上充斥各种声音，在人性利益的掺和下，导致愈演愈烈并引发升级为朋党之争。当然，独裁专制的体制可能更有利于统一话语专注于某一大事，但由此引发的副作用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对王朝的肌体进行另外的侵蚀。道路以目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时所谓和谐听不到不同意见比争吵不和更加可怕。

可以说，没有哪个王朝的体制是完美的，同样，也没有哪个皇帝是完美的。尽管宋仁宗在改革关键的时刻出现摇摆，但也是王朝体制下作为君王的正常反应。人如其名，帝如其号。宋仁宗性情仁厚宽和，是一个难得好皇帝，仁宗一朝，名臣辈出，为后世称颂，可见一般。嘉祐四年（1059年），此时离庆历新政开始已过去十六年，距宋仁宗驾崩还有四年，范仲淹早已去世，此时，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宋仁宗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就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仁”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当然也有人给出了差评，譬如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王夫之就批评宋仁宗”无定志“。

思想家不愧是思想家，”无定志“，对于性情宽厚的宋仁宗而言，真是一语中的说的太中肯了。也正是宋仁宗这个被人给出差评的特点，让改革派早早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自己主导的改革，本来是含泪也要改下去了。结果，反对声音一大，自己先出现了摇摆。要知道，从改革伊始，刚刚跨年还不到一年时间。

庆历四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比庆历三年迟了一些。早朝议事，争锋相对，不是改革进展的具体事宜，而是不知疲倦却又让人疲倦的朋党之争。在耗尽了一舌口水后，富弼蓦然侧首，发现身边恩师范仲淹鬓边的白发又多了许多。朝堂光昏，白发却更加醒目。

其实，富弼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年过不惑，华发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