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特里芬陷阱》

静边社

《超越特里芬陷阱》

世界贸易格局重构下的货币逻辑与未来路径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美元地位再审视

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这一事件常被误解为美元国际地位的终结。然而历史表明，美元在体系解体后依然保持了主导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这背后有着深刻的逻辑。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并非如某些观点所认为的"重建了美元垄断地位"，而是一种新型的、更具弹性的货币主导形式。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的石油美元协议，使美元成为石油贸易的主要计价货币，但这一机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挂钩有着本质区别：石油价格本身受市场供需和地缘政治影响剧烈波动，且石油输出国从未限定必须使用美元支付。

值得深思的是，美元在脱离黄金锚定后仍能保持主导地位，根本原因在于战后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优势和市场对美元长期稳定性的信任。从美元指数近50年围绕100基点波动的历史表现来看，美元展现出了其他货币难以企及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不是任何国际协议所能规定的，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特别提款权(SDR)等超主权货币尝试的局限性，正如世界语未能取代民族语言一样，印证了在主权国家体系下，国际货币的竞争本质上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

二.解构特里芬困境：理论缺陷与历史实证

罗伯特·特里芬在1960年提出的著名困境认为：储备货币国必须通过经常账户逆差向世界提供流动性，但这最终会削弱对该货币的信心，导致体系崩溃。这一理论常被用来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但其解释力存在严重局限。历史实证表明，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与贸易逆差并无必然联系。

19世纪的英镑作为主导储备货币时，英国经常账户保持顺差，通过资本输出提供流动性；二战后初期美元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时，美国也长期保持贸易顺差，通过马歇尔计划等资本输出方式提供美元流动性；欧元作为第二大储备货币，欧元区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日元和瑞士法郎作为重要储备货币时，相关国家也多为顺差。这些案例都表明，通过资本账户输出货币同样可以满足国际流动性需求，而不必依赖贸易逆差。

特里芬困境的前半部分——长期经常账户逆差最终会导致货币危机——是具有普遍性的真理，适用于所有货币；但其后半部分——储备货币必须通过经常账户逆差提供流动性——则存在严重逻辑缺陷，忽视了资本账户作为流动性提供渠道的作用。这一理论盲点导致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诸多误解，包括当前特朗普政府将美国贸易逆差简单归咎于美元储备地位的政策逻辑。

三.美国贸易逆差的真实根源：从债权国到债务国的结构性转变

美国从世界最大债权国向最大债务国的转变，不能简单归因于美元的国际地位，而是有着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二战后初期，美国通过对外投资、贷款和国际援助等方式输出美元，同时保持贸易顺差。这一阶段的美元输出是主动的、以债权形式进行的，体现了美国经济的强势。

然而，1970年代后，美国逐渐转向依赖贸易逆差被动输出美元的模式。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制造业竞争力相对下降、消费主义文化盛行、财政纪律松弛、过度金融化等。特别是1980年代后，美国一方面通过高利率政策吸引资本流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另一方面放纵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形成了"双赤字"的恶性循环。

查理·芒格曾警告美国债务膨胀带来"迟早被毁灭的感觉"，巴菲特也多次批评美国财政政策的不可持续性。这些洞见指向一个核心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美元储备地位的必然结果，而是国内经济政策失误和产业结构失衡的表现。当一国既想保持高消费水平，又不愿相应提高储蓄和生产能力时，贸易逆差就成为必然，这与货币是否为储备货币无关。

四.美元武器化与去美元化趋势：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

近年来，美国将美元支付系统(如SWIFT)武器化的行为，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进程。俄罗斯、伊朗等国遭受金融制裁后，纷纷寻求替代性支付安排；沙特等石油出口国也表示对非美元结算持开放态度；中国推动的人民币石油期货和跨境支付系统(CIPS)逐步发展。

这一趋势反映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约58%；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美元的系统性风险日益显现。2025年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引发的美元动荡，再次暴露了单一储备货币体系的脆弱性。

但去美元化并非线性过程。欧元、日元等替代货币各自存在结构性缺陷；人民币国际化虽取得进展，但资本账户开放度和金融市场深度仍有限。更可能的前景是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演进，形成"多极货币"格局，而非某一货币完全取代美元。

五.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超越传统思维

2012年以来中国M1增长超过200万亿元，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密切相关。但人民币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必须避免重蹈美元体系的覆辙，探索新的路径。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应建立在经常账户基本平衡的基础上，主要通过资本账户输出。中国作为高储蓄率国家，有能力通过对外投资和贷款等方式提供人民币流动性，而不必依赖贸易逆差。这一模式更接近19世纪英镑和战后初期美元的国际化的健康路径。

其次，应发展有深度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的人民币资产。同时审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避免过早全面开放导致的金融风险。

第三，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构建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贸易和基础设施融资体系，形成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网络。石油人民币只是起点，关键是要建立多元化的使用场景。

最后，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动SDR等超主权货币发挥更大作用，支持多边开发银行使用本币融资，构建更具韧性的国际货币网络。

六.芒格的慧眼：世界贸易格局重构的深层逻辑

查理·芒格对特朗普时代的预见性判断，体现了他对美国经济深层矛盾的洞察。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元的国际地位，而在于其国内储蓄不足、产业空心化、财政纪律松弛等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两党都有责任，是长期政策失误累积的结果。

当前世界贸易格局的重构，本质上是全球经济权力再平衡的过程。单一储备货币体系已难以适应多极化世界，但新体系的形成将是一个渐进、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简单复制西方模式，而是探索一条与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特点相适应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

超越特里芬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储备货币必导致贸易逆差"的思维定式，通过健康的资本输出和平衡的国际贸易，构建可持续的国际货币地位。这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也是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根本缺陷的超越。

世界贸易格局的重构仍在进行中，货币权力的转移往往滞后于经济实力的变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更多芒格式的长期视角和批判性思维，才能穿透表象，把握本质。正如芒格所言："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这一智慧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