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破帽遮颜——鲁迅和他的朋友圈》

加木

跋《破帽遮颜--鲁迅和他的朋友圈》

一

现如今，走进书店，惶惶然的时候居多。一来最主要、最耀眼、最当道的“堆头”，一定属于“人民出版社”。二来多数“新书”，多为“浓妆艳抹”的大部头，五颜六色、改头换面、装帧豪华、纸质精良、定价高昂是共有的特征。至于内容，图片多而文字少，吹捧多而干货少，或者字大行稀，且脱不去“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恶谥。翻看样书时，总觉得隔膜，并为那些绝好的纸张和油墨叫屈。那感觉有点像在餐馆点了一盘“青椒炒肉”，但用上好的青花瓷盘端上桌时，却成了用地沟油烩出来的“肉沫青椒”。

全民“抖音”的时代，“文章不写一句空”已成为遥远的传说。快节奏的当下，文字最不受待见。而具备思想深度的文字，正是快节奏生活的“天敌”。汪芳女士不必说，连文章大家莫言，都几乎被批成了过街老鼠。不由竟联想起从前失意人说的“人生须有三副痛泪：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沦落从来不遇佳人”。于今对照观之，副副断肠。在微信公众号写一篇原创文章，读者能成百上千，就是美事。看官有点赞、打赏，更是意外之喜。仿佛在一大群莺莺燕燕之中，素面朝天还被恩客加以青眼，那感激莫可名状。

这一届读书人的惶惶然，是感觉“生错了时代”。到处有书但又觉得无书可读，只好重温经典。一遍又一遍地读，即便如嚼久了的甘蔗，但总希望从这甘蔗渣中品出一丝甜味。于是安慰自己，与文字打交道，或看或写，总好过刷微信，玩手机。

二

值得重读的“国产”经典，自然首选周氏兄弟。他们写的，别人写他们的，其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并参照阅读。------这样读书，虽然费时费力，但比较有“获得感”。

引来一叹的，是写他们的作者，绝大多数也作了古人。读这些文字，会不时发几许“思古之幽情”，手痒时，再随手记录下一些读过的痕迹。------这也算是“疫中”的工作。这零碎的工作，也就成为这一系列小文章的由来。

自2021年的四月初，以“钱玄同”为开笔的第一篇，到本月底写完“周启明”，一共选取了四十二位。再一本正经地补写“序言”和“跋”，算起来，大约半年时间，全书约十一万字。恰好一本小书的分量。------周氏兄弟的文集，单本超过十万字的，极少。另有一篇附录，系读完王家平先生大著《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之后的小感想，因为材料不常见，故附在末尾，省识者翻检之劳。

鲁迅的密切交往过的人物，何止四十二人。比如：曾经兴致勃勃地要搜求鲁迅与沈雁冰交往的资料，但二人之间那点事，似乎已被陈子善、姜德明们写明白，只好作罢。又如：张协如、邵文镕，都是大先生的老同学，友谊也持续了终生，该会有点资料吧？但搜求的结果，比大先生自己在日记中所记，并不见得丰富，也并不见得更“靠谱”，因而也只好放弃。再如：曾经与鲁迅交厚的钱稻孙，何以会被鲁迅“拉黑”？倘按照研究者们所说，是“道不同不与为谋”，似乎鲁迅早在1929年就预知老朋友钱稻孙将要堕落做汉奸一样。------这自然不能令我信服，但限于已知的资料，想要弄清真相，只好俟诸将来了。

其他因为工作关系而来往频密，有意不收入这个“朋友圈”的，还有李小峰、陶亢德、王志之、黄源、黎烈文等等。至于海外的友人，尤其交往颇多的日本友人如内山完造、山本初枝等等，囿于笔者的寡陋，未敢涉及。

三

对这些被收入“朋友圈”的人物，描摹他们的大致原则，是求“管中窥豹”。对他们和鲁迅之间的“那点事”，最好是能有前人未曾提及的认知。------这当然不容易。

但新发现也真有，比如浮海下半辈子的台静农，赴印度“取经”的徐梵澄。这两位，在学术上的成就，其实大大超过了鲁迅生前对他们的期许。或者说，鲁迅生前，他俩绝非大先生帐下颜回曾参一流的人物。但偏偏是后半生远离大陆的他们，做出了非凡的成绩，以别样的方式，继承了鲁迅的衣钵。说句套话，他俩用毕生绝学，向恩师做了最隆重的献礼和最实惠的致敬，而不是写什么回忆文章。

这足以令人思索：被时代裹挟的文化人，虽不甘平庸而只好平庸，虽不愿苟且而只能苟活。欲特行独立玩“独唱”者，唱得太好会“木秀于林而风必摧之”，唱得太不好又会被同侪嫌弃和踩踏。要想在创作上、文化上有所建树，何其难哉！唯有加入“合唱团”，一切行动听指挥，人云亦云，按谱出声，才最为保险。

“出圈”的胡风，“自由散漫”的聂绀弩，其悲惨的际遇，成了背景板。但悲惨的又何止他们两位！而“亦步亦趋”的许广平，“忠而获咎”的冯雪峰，“循规蹈矩”的李霁野，“喊号子”的“监工”如周扬夏衍，活得也并不轻松。------时代的“一粒灰”，飘过来的时候，大约来不及分辨人群的“左中右”，于是，都成了“一座山”。

那个时代，正是连“老和尚转世”的周启明，不顾衰病，都要搓热老脸，凑上前去，“丑表功”的时代。

2021年9月24日

发布于 2024-01-18 09:07・

《破帽遮颜---鲁迅和他的朋友圈》自序（02）

三

鲁迅的战友和学生，数量不少。笔者试将鲁迅的“笔墨生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新青年》时期，时间大致在1907~1918。这一时期也是鲁迅的“蛰伏期”。这一时期的战友，最重要的是“同志加兄弟”的周作人。如果以留学期间起意筹办并未诞生的杂志《新生》算，许寿裳也算一个。鲁迅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成就，是并非刻意为之的传统学术研究。其重要成果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汉画像收集、旧小说研究等等。另外一项具“开山之功”的工作，是兄弟俩精诚合作，用典雅的古汉语文字翻译并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可惜最终仅仅卖出二十套，算是“赔本买卖”。

第二阶段，《新青年》时期，时间大致在1918~1926。《新青年》的黄金年代，当然是“五四”运动前后。史料表明，鲁迅绝非新文化运动的所谓“主将”，对“五四”运动的发生以及开展，也并未如后来教科书宣扬的那般上心。但周豫才成为“鲁迅”，主要凭藉了《新青年》这块阵地，却是事实。故而这七八年间，统以“《新青年》时期”视之。这一时期，是鲁迅文学创作（不是“文字写作”）的“高峰期”，也是鲁迅的“成熟期”。

《新青年》核心团体的完全散掉，或远遁或退隐或高升，远在一九二六年这个时间点之前，大约是在《呐喊》出版前后。《呐喊》的出版，成就了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奠基人”地位，说鲁迅“名利双收”也不为过。在这个二十年代的前期，也是鲁迅“圈粉”的黄金时期。朋辈如钱玄同、胡适之、李守常、陈独秀、刘半农，加上弟弟周作人，都曾经一同在《新青年》的阵地里战斗过。交好的郁达夫和林语堂，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不事文学的老友如许寿裳、马幼渔、沈兼士、许季上、宋子佩、齐寿山，前辈如蔡元培，乡贤如汤尔和，则都是他白话小说的崇拜者和“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学生辈如李秉中、许广平、高长虹、荆有麟、孙伏园兄弟、许钦文兄妹、魏建功、“未名四杰”等等，则成了他最忠实的拥趸。

第三阶段，“左翼”时期，时间大致在1927~1936。这是鲁迅“开宗立派”的时期，也是鲁迅的“战斗期”------但在延安看来，这也是组织对他的“统战期”。这个时期交了不少新朋友，自然也是青年朋友居多。最大者如瞿秋白、沈雁冰；逊一等的如柔石、冯雪峰、张光人（胡风）、萧红、曹靖华；再逊一等如聂绀弩、徐懋庸、萧军、郑振铎、唐弢、萧三、丁玲、白莽等等。外加“化敌为友”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非左翼的徐梵澄、杨霁云、蒋径三、巴金、徐訏；以及做人做事写文章都未入大先生法眼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之流。其他如内山完造和他的日籍朋友，如青年木刻家群体，编辑家、出版家如黎烈文、曹聚仁、李小峰、黄源、孟十还、陶亢德等等。------参照许广平的记忆，是鲁迅本来并不富裕的时光，被这些人以及他们所带去的事务，肢解、耗费、耽误了。

总括起来，终鲁迅一生，交往的“显宦”或“名流”不多，如蔡元培、宋庆龄、朱家骅等，客气多过心仪。如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学而优则仕”者，尽管他们本身未必势利到“一阔脸就变”，但在鲁迅一边，刻意疏离的居多。其毕生的老友，不过陈仪、许寿裳、宋紫佩、张协和、邵文镕寥寥数人而已。“同学少年”时期的交往，最久远也最靠得住。

被老先生嫌弃并鄙夷到死的，如陈源、顾颉刚、梁实秋、李仲揆、钱杏村、张资平、施蛰存、邵洵美、吴宓等，后来都为他们向鲁迅施放过的“暗箭”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事实证明，属于被鲁迅“误伤”的，或者只是因鲁迅“并非恶意的玩笑”而受到冲击的，也不在少数。那时的报纸刊物发行人、主编，与现今热搜话题的“楼主”，本质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找一个由头引发论争，可以迅速提升话题的热度并增加刊物的销量。------大先生乐意以“绍兴师爷”的笔法、“睚眦必报”的表象、“义愤填膺”的激烈参与其中，一则容易找到素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解解“手痒”；二则可以换取不菲的稿费，并且时常与“论敌”们在报馆老板做东的宴席上谈笑风生，何乐不为；三则藉此“惩恶扬善”而赢取看客们的喝彩，展现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实绩，牢固树立并维护宗师形象。

鲁迅杂文中呈现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事实，那些论争的机锋和文字，那些至今依然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的时评，那些魑魅魍魉，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真。他的“热心冷眼观尘世,针砭时弊刺沉疴”的十余本杂文集，其实就是那个年代的“野史”。------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被鲁迅研究学界誉为是“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这样摇曳生辉而又多彩多姿的“百科全书”，比起国共双方下大力官修的“国史”，尤其是“文学史”，精彩多矣！传神多矣！

四

“南社”名诗人林庚白，在上海曾经慕名求见鲁迅。鲁迅对有“诗怪”之称的他，兴趣不大，于是避而不见。自恃才高的林庚白，吃了“闭门羹”，心下很是不爽，被拒绝后发表了一首《七律》“寻衅滋事”：

鲁迅文章久自雄，痴聋如许殆成翁？

婢知通谒先求刺，客待应声俨候虫。

毕竟犹存官长气，寻常只道幕僚风。

景云里畔飘檐滴，一笑先生技未穷！

很喜欢林庚白这首诗中颈联的文字。虽然对大先生少了恭敬，但颇有一点“打上门来”骂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架势。鲁迅未予理会，不知是不屑，还是没有精力。或者说因不符“砭锢弊常取类型”的“作战原则”而未回应。------但转念一想，类似挑衅，鲁迅若一一理会，再一一迎战，怕也忙不过来。

这个小例子也说明，“好斗”，绝非大先生的本意。读鲁迅的晚年日记，他其实对自己靠写“杂感”过日子，颇多不满，但严峻的现实，又令他无可如何。他想要“赶快做”的，是写完《中国文学史》；是借用西洋的文法句法，使汉语言文字的表达丰富化；他甚至提倡并鼓吹汉语言文字的“拼音化”；他迫切希望印行以数十年之功收集起来的汉魏碑帖、画像石拓本、日本浮世绘和国外版画，以提升国民的美学水准；他殷殷希望外语好手将世界各国的优秀文艺作品尽快翻译到中国来。------唤醒民众并启蒙教化，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去芜存菁，是他从事文艺工作的“初心”。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杂感”和“短评”当做“创作”，他极不情愿被贴上“左”的标签去“犁地”“拉磨”或者登高“喊一嗓子”。他对于“四条汉子”之流的厌恶，远在敌人之上。------由此推知，作家或文艺家队伍如果被“左公”长期领导、监控、奴役，以鲁迅之明，根本没法适应。猜想他一定会掀翻桌子，拂袖而去。如果不能逃开，他宁愿选择去蹲监狱。

鲁迅预感，革命成功之后，自己将极有可能“穿红背心扫马路”。------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逝世在1936年，未尝不是选择了最恰当的时机。他无法预料到自己身后，会被戴上“纸糊的假冠”，并被抬到“半天云里”，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朝拜。他更无法预料的，是被“追授”了若干“谥号”：

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九个‘最’”，很有几分滑稽；“三个‘家’”中的“革命家”一项，也颇见勉强。如果一定要给他一顶“革命家”的桂冠，前边应该加上定语：“文化”。他曾故作偏激地主张“不读中国书”，他在古籍的字里行间看见满本的“吃人”，他提倡要“消灭方块字”，他辛辣地嘲讽“二十四孝”，他不客气地以中医为“有意无意的骗子”，他从不以国粹京剧为然，他还公然讨厌剧场里的梅兰芳，他甚至不以“茴字有四种写法”为学问，他精心锻造了“阿Q”这个最具代表性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形象，都充分印证了他对“传统文化”的革命决心。

缺少以“文化”做为“革命家”的修饰，大若鲁迅，也只好沦为“棍子”。略感庆幸的是，在那个荒唐而漫长的十年间，还有他的作品，与革命导师的著作，以及《金光大道》和“八个样板戏”同在。否则，汉语言的粗鄙和堕落，将万劫不复。

五

在祭坛上躺了半个世纪的鲁迅，终于不耐烦了。他要走下神坛，他要像生前一样喜欢逗趣，并经常保持笑意。他的脸上，不能只有“横眉冷对”。要他重新接地气，最好的办法，是读他的《全集》，体会他的“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以及“怜子如何不丈夫”，但不要或者少看那些领饷银的专家们的注解和笺释，也不必去读他们的“研究成果”。

另外一个便捷的法子，便是看看他的“朋友圈”。在亲人们、朋友们、学生们的眼中，甚至于论敌们的眼中，大鲁迅才有还原的可能。读鲁迅，不论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最不能否认的，也是他毕生想要改变且毕生为之奋斗的：对国民性的改造，对腐朽专制制度的重构，对古老的中华文化的改良。用先生自己早年的话来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厌恶“赵家的狗”，因为这些“狗”，可以时常肆无忌惮地“看我们几眼”。他不希望读书人成为孔乙己，他更不希望有志之士成为魏连殳、范爱农，他尤其不希望好青年成为横死的刘和珍、柔石。他不仅为遍地的阿Q、闰土、华老栓和祥林嫂，也为夏瑜们悲哀和愤怒。他幻想中华大地能多一些智慧而坚韧的墨子似的人物，多一些舍生取义且智勇兼备的“黑色的人”（小说《铸剑》中的义士）。他希望泱泱中华，能够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既非“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更不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令我辈依然悲哀和愤怒的，是这样的“悲哀和愤怒”，还在延续之中，且丝毫没有衰减的迹象。“后人而复哀后人”，其无后乎！

诸多论者非议大先生只谈“破坏”“批评”而不知道如何“建设”，以为他不如胡适，明显“超纲”了：鲁迅终其一生，没到过西洋，大概率没见过选票。虽做官十余年，但只做到大约的副厅级，没玩过政治，更不是政治家。

发布于 2023-08-17 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