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看“中国之最”

红萝卜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是中国朝代顺口溜的前两句。夏朝，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自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持续约470年，我们所称的“华夏儿女”就源自于它。 在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境内，有个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这里背靠邙山，南望嵩岳，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 俯瞰遗址，图片来自网络 1959年夏，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自此，长达60多年的挖掘、考察、研究，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中国第一朝代——夏代众多的中国之最：—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绿松石作坊…… 现在，让我们走进博物馆，看看这些铭记着中华先人们所创造的古文明杰作吧。 图正中的馆徽是件国宝，又隐含“夏”字。 黄河流域遗址分布图 陶甗（yǎn），龙山文化（距今4400-3800年）甗是我国古代使用的炊器之一，主要用于蒸煮食物。该器型为两种器物组合而成，上半部分为甑，下半部分为鬲，因此往往体型庞大。鬲和甑的工艺和用途不同，鬲器胎中加有砂子，可火烧加热，器体中空可盛水；甑底部为孔洞，用火烧可使鬲里面的水蒸汽通过孔洞进入甑，从而蒸煮食物。 我们的老祖宗可真聪明啊，不仅能用一物集中蒸煮食材，而且对于三角形的稳定性也早已知晓。 陶龟，龙山文化新砦期（距今3850-3750年）头、足缺失，仅存龟甲部分，龟甲无纹饰。龟因其长寿，在我国被视为灵物。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用龟现象。夏代以来，龟灵崇拜和用龟甲占卜的习俗逐渐增多，在夏文化的两个重要遗址——新砦与二里头均出土了大小相似的陶龟，即是最好的例证。 这是一座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始建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至1550年间。该城址由大城、小城和宫城三部分构成。大城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小城面积约86万平方米。位于城址南部的宫城内，由南向北形成宫殿区、祭祀区和池苑区的格局，并有完备的给排水系统。遗址内还分布有府库、手工业遗存、墓葬房址、窖穴等，出士文物数量众多。 各种陶制品，请横屏观看。 “夏”字的衍变 早在春秋时代，孔子欲究“夏礼”，就已感慨“文献不足徵”。二里头遗址是王朝礼仪活动的主要发生场所，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残垣断壁之间，金玉陶骨之中，依然有“夏礼”的蛛丝马迹可寻。 1、遗址祭祀坑中发现的整猪骨架 2、卜骨，二里头遗址出土卜骨作为古代占卜的工具，主要用于预测吉凶祸福。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卜骨多为牛、羊、猪、鹿等动物的肩胛骨。古代占卜由专人负责。将捻成绒条的艾草点燃，然后在事先凿好圆坑的卜骨背面灼烧，骨头受热以后就会出现裂纹。然后神职人员会根据裂纹的粗细、长短、方向和曲直等来判断事情的吉凶。 3、网格纹铜鼎，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1987年二里头遗址出士通高20、口径15.3、底径10厘米，厚仅1.5毫米，敛口折沿，双耳侧立，垂腹平底，三足为四棱锥状，腹部装饰有不规整的带状阳线网格纹，造型古朴。其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我们知道中国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为夏、商、周三代。相传大禹建立夏朝后，曾划分九州，铸造九鼎并将九州风貌镌刻于九鼎之上以昭示王权。但是在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却从未出土过夏朝纪年范围内的青铜鼎，直至1987年这件网格纹铜鼎的问世，证明了夏朝时期青铜鼎已然出现。因此，这件网格纹铜鼎正是华夏国家初创的真实写照，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鼎”！ 4、陶方鼎，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1983年二里头遗址出土长5.2、宽3.3、高11.7厘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鼎有青铜和陶两种质地，陶质圆鼎和方鼎的流行，反映出鼎在贵族礼仪实施中的重要功能和在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夏人与酒关系密切，夏后少康被誉为“酿酒始祖”史称“杜康”。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和陶质酒器中依然可以窥探当时饮酒之盛。 在掌握铸造青铜容器技术后，这种贵金属首先被用来制作酒器，足见酒器在当时王朝礼制中的崇高地位。 5、乳钉纹铜爵，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通高26.5厘米，流至尾长31.5厘米，一侧有把手。爵束腰平底，流线型的器身上，三锥足细长，流折处钉形短柱，腹部凸线列乳钉纹。其长流尖尾，清逸舒展，整体造型纤秀而简洁，如同凌空飞翔的鸟，反映出远古先民对美深切而独特的感觉，其历史与审美价值兼而有之，被誉为“中华第一爵〞。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馆徽使用的就是这件青铜爵。 6、陶象鼻盉，夏代2002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盉，古代的酒器，它的顶部设计得像象头，眼睛、鼻子、嘴巴都栩栩如生，长长的鼻子还用来当酒流。学者们认为，象鼻盉是从东南的陶瓷产业区域贡入中原，一件小小的酒器，竟然能证明古代中原与方国的贡赐关系，真是太奇妙了。 7、陶盉和陶鬹（guī），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盉为酒器，鬹为炊具。 二里头遗址的华夏先人们以玉石、青铜、陶为载体，以酒礼、乐礼、军礼为血肉，以龙蛇形象为精神，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礼乐制度，并随着广域王权国家的繁荣进而辐射四方，为一千年后周礼的全面兴盛迸发出了最初的光辉。 8、玉璋，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1980年二里头遗址出土这件龙形玉（牙）璋长48.1、宽11.4厘米。全器共分为三个部分，由器身、柄部及二者之间的阑组成，器身前端有刃，阑部有多组对称的扉牙，或表现张嘴的龙头及龙身，扉牙之间阴刻有细线纹。整体造型精美，器型庞大，气势恢宏。根据文献记载，牙璋很可能是作为祭祀山川的礼器，或者类似于后世的兵符之用，反映出广域王权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也印证出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9、七孔玉刀，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长60.4-65、宽95厘米，最厚处0.4厘米，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刀形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各有两组对称的扉牙；玉刀两面纹饰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明纹组成网状和几何图形；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这是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请横屏观看 10、其它出土的玉柄形器、玉璧、玉圭、玉戈、玉钺、玉刀等。请横屏观看 11、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2002年二里头遗址出土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镶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托座长11厘米、宽13.6-15.6厘米。共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直径大小在0.2～0.9厘米之间，厚度约0.1厘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埢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这件龙形器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实属罕见，绝对称得上“中华第一龙”！也是华夏子孙、龙的传人最贴切的象征。 龙头置于梯形托座上，扁圆形巨首，嘴部略微突出，青、白玉组成鼻梁，绿松石的蒜鼻头硕大醒目，梭形眼，圆饼形白玉为睛，色彩绚丽，工艺高超。（图片来自网络） 一段介绍视频 这件龙形器让我联想到一件事。来洛阳后我们住在兴洛湖（建于2018年）边的酒店，蜿蜒的兴洛湖从南（近高铁龙门站）到北（洛阳市人民政府），从天上看仿佛就像几千年前的龙形器：开元湖是龙头，兴洛湖是龙身。哎呀，洛阳把龙形器从地下搬到了地上，永久镌刻在洛阳这片土地上。 12、绿松石串珠，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1981年二里头遗址出土共88颗绿松石珠管组成。单个珠管最长 2.8厘米、最短0.4厘米，大小分布均匀，打磨规整，由细线穿孔相连，技艺高超。这件绿松石串珠用于装饰，应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13、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1984年二里头遗址出土长16.5、宽8—11厘米。器身呈四角钝圆，略呈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纽，略微拱起的弧形铜胎上铸出兽面纹，再以数百枚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其上。绿松石片被琢磨成各种形状，勾画出神兽奇异的眼、鼻、角和其他部位；以浑圆的绿松石珠为睛。卷云竖眉，鼓目圆鼻。其加工精巧丝丝入扣，虽历经三干多年无一松动脱落。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在此之前史学界一直认为我国成熟的镶嵌工艺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它的发现将我国的镶嵌工艺出现的时间提前了一两千年，说明在夏代我国就已经将镶嵌技艺发展成一门独立艺术——青铜镶嵌艺术。 除祭祀崇拜外，礼乐文明亦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在举行祭祀或其他礼仪活动时，往往伴随着音乐。二里头遗址出士的乐器有铜铃、陶铃、石磬、漆鼓、陶鼓和陶埙等多种类型，推测夏代已经有比较完备的乐制。 14、铜铃，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1982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15、陶埙（复制品）二里头遗址出土 还有其它的一些夏代文物： 16、陶堆塑龙纹透底器，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1992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17、鱼龙纹陶盆（复制品）2003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18、铜戈，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2002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19、骨猴，高2.2、宽0.75-0.95厘米，比1元硬币还小，2002年出土于一个两岁儿童墓中，可能是孩童的玩具。使用动物骨骼雕刻制作，通体抛光，制作精巧，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微雕精品。 陶器陈列柜 走出博物馆，二里头空旷的遗址上，无遮无挡，风呼呼地吹着，卷起一阵阵的黄土。在这片广袤田野的地下，夏都曾经的辉煌和文明还有待后来的学者们去探索、发现，因为这片遗址90%以上还深深地埋在地下…… 注：徐旭生（1888~1976），25岁时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西洋哲学。1919年学成归国后，先后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7年，徐旭生担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结束了从19世纪末以来我国大批珍贵文物任外国人随意拿走的屈辱历史。从1932年起，他开始探索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专心研究中国古史传说，并著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1937年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以来，夏代是考古方面的一大空白点。1959年夏，72岁高龄的徐旭生亲自奔赴豫西地区，对“夏墟”进行实地调查，踏察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重要遗址，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1964年春季，他又亲临偃师二里头工地，具体指导遗址的发掘工作。 摄于2025.4.12/ 写于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