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深忆，岁月留痕

虚怀若谷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每个人都会深沉地爱着他童年曾生活过的地方，并且一生都不会忘记。

镇头老街是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承载着我无数的过往与眷恋，是我记忆中最醇厚的乡愁。老街位于浏阳河中下游的长、株、浏三市交界处的镇头镇，如今它虽已面目全非，可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故事，却从未褪色。

　　这条南北长1500米、宽2米多的麻石街，是老街最独特的印记。条状花岗石板铺就的路面，上面有着细线錾凿剥过的花纹，人行其上，脚步轻缓，无喧无扰，只觉空灵悠远，仿佛能穿越时空，与往昔对话。涧江河绕着老街蜿蜒而过，拐过一道弯后，便投入了历史名河浏阳河的怀抱，河水悠悠，见证着老街的兴衰与变迁。

老街上的建筑大多是明清时期的风格，房屋墙面或者墙基上多刻有如“墙垛、兩宅公管、通前至后”等字样，以区分房屋与房屋之间的地界，或者房屋的建筑者、所有者等。木制的两层小楼居多，岁月的风霜将木头染成了褐色，没有油漆的修饰，却更显古朴沧桑。街道两旁，那些鳞次栉比的店铺依稀散落，青砖灰瓦早已在岁月沧桑当中透着斑驳，唯有老店铺砖雕木刻的窗棂门楣技艺精湛，梅花、虫鸟惟妙惟肖，还可让人寻觅到老街的遗风古韵。

　　整条街道，首尾不相望，蜿蜒伸展，显得街深莫测。老街的上街有“上市庙”，公社卫生院曾驻于此，老字号商铺“大龙”名声在外；下街有“下市庙”，镇头完全小学坐落于此，“五河”老商铺也颇具名气。大、小河交汇处的河岸上有一商埠，原永和磷矿的矿产有一部分通过上游船只运到镇头，并在此卸装。然后，再重新装上其它型号的货船，通过湘江运到更远的地区。肩挑转运磷矿石，成为了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特珠年代里，老街居民们得天独厚的挣钱方式。

当年的老街，繁华热闹非凡。每年的“六月会”与“冬至会”，便是老街最盛大的节日，届时人山人海，上市人数可达万人。来自益阳、醴陵、株洲等周边县市的商人齐聚于此，各色商品琳琅满目，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一派繁荣景象。而戏曲作为主要的庆祝和助兴方式是必不可少的。

上市庙里搭着一个大戏台，露天戏场上挤满了人。我和几个小伙伴也去凑热闹，爬在卫生院的窗户上看戏。只听见一阵急促的锣鼓声中，一个头戴两支长长野鸡毛，穿着白色铠甲的武将，正手执长矛在撕杀。听大人们议论说，台上演的《三气周瑜》快要结尾了，那个穿白色铠甲的将军叫周瑜。戏台内右角布景成的一座城，城楼上站着的那个头戴方帽，手摇鹅毛扇的人叫诸葛亮。只听见诸葛亮哈哈大笑几声，用扇子指着穿白色铠甲将军高声说了些什么，那个穿白色铠甲的将军听闻后，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地而死。不知为何，我对白铠将军倒有些好感，心里为他愤愤不平，这么一个威武将军，干嘛非要气死他呢？

　　老街的历史，还藏在它名字的由来里。相传明末时，镇头是郑姓集居地，名曰“郑家湾”。有郑姓头人在此立市开店，取名“郑头市”，生意红火。可郑姓头人太过霸道，不许杂姓人开店。不服气的杂姓人告到浏阳县衙，县太爷亲自踏看后，认为此举不妥，便宣判各姓人都可在此经营，并将“郑头市”更名为“镇头市”。从此，老街开启了新的篇章。镇头镇古为浏阳四大粮仓之一，清康熙八年便建西满仓于此，足见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人民公社成立后，老街成了公社的所在地，老街自然就成为了一方政治文化中心。医院、学校、邮局、银行、书店、粮站、税务、商店等一应俱全。七十年代初，汽车轮渡开通后，可从株洲市经老街直达浏阳城区。水陆交通的便利，更加促进了老街的繁华。我记忆中老街的新华书店在中街位置，我经常去那里购买小人书。位于下街的电影院，虽然是我最愿意光顾的地方，但由于放映时间多在晚上，可夜间大人们是不允许我随便外出，我只能望院兴叹。

母亲学校里有一位教音乐的陈际蓉女老师，她年轻又时尚。忽一日，她听说电影院里放映《刘三姐》，她邀我和另一个小朋友作伴看戏。见她急切兴奋的样子，我估计影片是可能是好看的战斗片。正当我猜疑不定的时候电影放映了，放映的却不是《刘三姐》，而是《平原游击队》。当看到李向阳威风凛凛地拿着双枪战斗，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我竟如痴如醉。而陈老师却很扫兴，继而愤然离席，硬拉着我们回了学校。没有看完电影《平原游击队》，这事让我遗憾了好多年。

　　母亲与老街的缘分同样深厚。她是湘潭人，从湘北建设学院毕业后，受湘潭地委派来浏阳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在老街上进行土改时，故事不断上演。资本家“伍少爷”搜括民脂民膏家财万贯，他假装开明，主动交出一些浮财，企图混个“开明资本家”的护身符而蒙哄过关。其实，母亲他们早已掌握了“伍少爷”的真实情况，为讲究斗争策略，同意定他为“开明资本家”来稳住他，不让其转移藏匿财产，增加工作难度。“伍少爷”自以为得计，每次斗争会上，他以旁观者自居。耀武扬威，对人指手画脚，叫嚣要捆绑这个，要抓斗那个。让他充分表演完毕后，土地改工作队在他毫无防备时，出其不意将他拿下，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

同样具有戏剧性的较量，发生在外号“张七象公娘”的身上。“张七象公娘”对人尖酸刻薄，平时打扮得花枝招展，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土改工作队进驻老街后，她马上改穿补丁衣服，装穷叫苦。在土改工作队面前，又是眼泪又是鼻涕，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群众反映，她家的浮财不少，老街上有好几家店铺。乡下还霸占有近百亩水田，每年收租不少。根据党的政策，母亲还是决定上门做她的思想工作。当母亲带着两个持枪民兵出现时，“张七象公娘”全身颤抖，母亲刚给她讲完党的有关政策，“张七相公娘”立马乖乖地交出财产账目和藏在各处的几箩筐银元。成功地降服了老街上这两个带指标性的人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老街地区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土改和清匪反霸工作结束后，母亲任区妇女主任。艰苦的环境，超负荷的工作，让母亲的身体吃不消了，患上了严重的胃疼等疾病。组织上只得将她调入教育部门，安排在镇头完全小学任教。后来，母亲认识了同是当教师的父亲，与其结婚并生下了我。

母亲说，我小时候命运多舛，体弱多病。有几回病得奄奄一息，保姆都已完全绝望了。只有母亲坚决不放弃，抱着我四处求医问药。刚好找到一位到老街走亲戚的老医生，由他把脉问诊，才将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那个年代中心工作多，父母亲既要忙于教学，又要参入中心工作，没有多少时间料理我，就把我放在保姆家里去照料。

在保姆家，我光着头顶着烈日，跟着大孩子到圳沟边玩水、捉蜻蜓、抓蝴蝶。一个夏天过去，我身上长满了痱子，脑壳四周都生满了疖子。接着眼睛处和额头上又各生了一个大疖子，痒痛得我一天到晚哭闹不止。特别是晚上睡觉麻烦更大，怕碰着疖子，我只能以坐姿形式睡觉。瞌睡来了，头往旁边一歪就磕碰了疖子，脓血直流，痛得我哇哇大叫，整夜都闹得不安宁。打针吃药，收效甚微。多日来，我水米不进，人瘦得皮包骨。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每天弄些凉拌水黄瓜，哄着我吃。她还四处奔波寻找药物，最终弄到民间一单方，让我内吃外敷，疖子才渐渐好了。

　　我四岁那年，保姆邻居家的几个大孩子唆使我去折别人家的玉米杆子，给她们当甘蔗吃。被主人家的曾老头发现，他拿着菜刀，一路大喊大叫着追来，吓得我魂飞魄散，从此不敢出门。没有办法，母亲只好让我去上学，我五岁还差几个月，就踏入了一年级的课堂。

据母亲说，我是班上40多个学生中年纪最小。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母亲任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母亲是与“周南女中”齐名的“南华女中”的高才生，知识全面功底扎实。母亲用她那慈祥宽厚的大爱，护育着班上每一个孩子。她耐心细致，孜孜不倦地教给每一个孩子的知识，为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至今，仍记得母亲教我一年级第一课《开学了》的课文：“开学了，开学了。今年春天来得早，花儿开鸟儿叫，妈妈送我上学校。打开书本细细瞧，共产主义春光好。” 那时，我脑海里的认知：老师和母亲是同一个概念，老师就是母亲，母亲就是老师。

　　我读五年级了，坐的教室刚好与熙熙攘攘的老街只有一窗之隔。每逢赶集，窗外除了人声鼎沸外，还不时传来牲猪交易市场里小猪仔的“哼哼”声，或高亢的“叽叽”声。特别是糖油粑粑香味飘来时，那金黄油亮软绵的油粑粑，仿佛就出现在眼前。此时，大家的心早已飞到窗外去了。正如《童年》歌词里描写的那样：“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儿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唧唧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离学校不远处，便是老街饮食店。老远就闻到店里的肉香味。店里的糖包子五分钱一个；光头面一角五分一碗；有一丁点肉丝的面就得贰角。店里的胖胖的唐五爹是工作能手。煮面条时，他将大把干面条一磆碌都倒入水沸腾的大锅里，接着他拿起两根米把长粗粗的竹筷子，在锅里三两下搅拌。然后，快速捞起面条，对着摆放在灶台上的几只大碗，依次轻轻左右一晃，顺势将煮好的面条均匀地叠放入碗中，其成熟度和份量刚刚好，整个流程一气呵成。我每次去店里吃面条时，总爱去欣赏一番，唐五爹这娴熟煮夹面条的形态。

　　而小镇上的县属第五中学，更是与我的人生紧密相连。父亲曾在该校任教，他是学校里的多面手。湘潭地委和浏阳县委有关部门，多次想调他去工作，但他总觉得故土难离，终究没有去。七十年代，我也从这里高中毕业后，又回到镇头完小代课。我任教的那个班，学生几乎都是小集镇上的孩子。他们淘气调皮，学习成绩也参差不齐。我试着与他们交朋友，在班上开展“一帮一”、“贴红旗”等活动。我开展家庭普访，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熊虹珍同学的学习成绩好，但家庭较困难。她家有一间房子，是集镇上唯一还盖着稻草的。我便给她买些学习用品，鼓励她坚持学习。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班级成绩大面积提高，还多次被评为优秀班级。

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学校老师团结友爱，关系融洽。每周一的早晨，做完早操后，按贯例是校长胡玉英老师布置本周工作，接着由赵映湘老师和周萍老师教老师们唱歌。老师们的工作学习井然有序，形成了既紧张又活泼的局面。学校还经常安排青年老师去听老教师讲课，以便学习经验，提高教学质量。我爱听赵映湘老师的授课。她教学经验丰富，课堂设计科学。每次听她的课，都是一种美的享受，她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青年老师讲授其教学方法和体会。

我当代课老师期间，同在五中毕业的同学都爱来我这儿坐一坐，说说话。住上街的袁宏伟同学与我来往最密切。当时，他随全家下放到涧口嘴子队当农民。每天收工后，他准时来学校陪伴我。我们相互说些各自的所见所闻的新鲜事，一起交流未来的理想和打算。他志高存远，信心十足。我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对诗和远方也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夜晚，我们抵足而眠。随着渡船摆渡的摇浆的吱吱声，数着载车轮渡的汽笛声，我们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后来，我参加工作去了外地，离开了老街小集镇。新的现代化街道在别处建起，小集镇也改变了模样，老街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样子。可老街的一砖一瓦、一人一事，都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它不仅是一条街道，更是一段历史、一份亲情、一份责任与成长的见证。

屈子在《楚辞•远游》中感叹道：“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即便岁月的车轮无情地驶过，生活有了翻天覆地变化，老街永远是我心灵深处最温暖、最难忘的港湾，那些故事，也将永远在我的记忆里熠熠生辉。

（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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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23日于浏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