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世我还是你哥

王志勇(原创)

　　三年前，一贯不按常规出牌、66岁的小弟弟健健先走了，留下他三个哥哥依旧隔三差五地按政府要求出门排队做核酸。

　　因疫情防控及重症监护室的规定所致，大哥、大弟弟、我及他媳妇都没能陪健健走完最后一程。他独自一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走远……

　　通过视频健健给他媳妇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谢谢！” 主治医说: 在他进入深度昏迷前最后的呢喃是: “上火车了，去北京啦……”

其实在他走的前一天，我身着一身大白防护服头戴面罩进入ICU病房，在他床前站了许久，他好像认出了我，竭力挣扎着睁眼凝视着，但我没摘下面罩。一是遵守医院重症监护室的规定，二来也可借此保持他二哥的硬汉形象。

　　1970年12月19日，大哥和大弟弟同时收到了入伍通知书。没想到三天之后，身高只有1.5米、未满14岁的健健也拿回家一张入伍通知书，当天夜里就直接登上了赴京的火车，到北京空军某部服役。

健健去世前一个月，我去济南市中心医院病房看他，对他说我明天就要回京了，他看了我一眼后低下头，清晰地说道:“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们兄弟四个各相隔一岁半，我排行二他排行四，比他大三岁。大哥宽厚，三弟老实，唯有我和健健个性强，六十多年来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没少打嘴仗。如今他走了，一直期盼着能在梦中相见，给他道个歉，可他一直没露面。

　　扪心而论，健健的确比我聪明且勤奋。入伍前，他只上过三年小学，却一直很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离开部队后从医当上了主任医师、作协会员、律师。

去世前一个月，他作为辩护人坐着轮椅出庭为当事人辩护。遗体火化前，当事人赶到火化场向他告别并送来胜诉判决书。

1972年秋，我赴京和大哥（在清华上学）一起去京郊空军部队去看健健。临别时，大哥和我找到健健所在分队的指导员，希望他能严格管教小弟弟。指导员摇摇头笑着说: “严格不了啊，他年纪太小，再说他知道得太多，糊弄不住他。有次我讲课说错一句话，他当场站起来给我纠错。”

为此，我找到健健狠狠地把他训了一顿，他一声不吭地歪着头听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最后，我提高嗓门喊道:“看你这副吊儿郎当的兵痞样跟谁学的？”

他抬起头不紧不慢地说:“跟你学的。”

我抬起手来，却没打下去，因为他还是个孩子，比我矮半头，穿着五号军装还直咣当。

文革起不久，我家被“红卫兵”抄家，起初我们兄弟几个还在负隅顽抗，好在起初抄家只拿东西不打人，后来就不那么讲究了。健健也曾拿起斧子和入室施暴的“红卫兵”拼命，吃过几次亏后，知道自己实力不足，于是学会寻求外援。

某日晚，一个叫“小成”的红卫兵头头带领几十个喽啰来我家闹事。我哥担心姥娘受到惊吓，便带我一起站在门口与他们理论。

结果，小成一伙是软硬不吃非要进家里“谈”。正当他们拳脚相加破门而入的时候，门外又来了一拨“红卫兵”和入侵者们打了起来。原来是健健翻窗从后院跑出去搬救兵，找到我哥和我的同学赶来救援。看到抱头鼠窜的“小成们”，我不得不刮目相看他这个身高刚比餐桌才高出一头儿的熊孩子。

1969年夏，父母遭劫，大哥去了沂蒙山，家里只有精神失常的姥娘、俩年幼的弟弟和我，生活一度颇为窘迫，为此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冒险翻墙进入废弃的旧市府大院（隔壁就是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里，在残垣瓦砾中抓土鳖（土元），卖给药店补贴家用。

一天傍晚，健健满头大汗地光着膀子跑回家，双手捧着几枚硬币交给我，说是他“拉套子”（在天桥下帮拉地板车的拉上坡）挣的。看着他被晒得赤红的脸及肩膀上被绳索勒出紫色的血痕，我说不出一句话，他还不到12岁呀！当晚用他挣来三毛五分钱买来一斤5个烧饼，姥娘、大弟弟和我各一个，给他俩。他只拿了一个，把另一个烧饼给了姥娘。

再说两件熊孩子毁我的事，尽管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我上小学时因为逃学被父亲的“铁砂掌”拾掇一把，姥娘给我屁股上抹药时，小弟弟站在一旁看光景，冷不丁蹦出一词:“皮开肉绽啊！” 第二天全大院的孩子们都知道我的屁股挂彩啦。那时他才四岁半。

1975年秋，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山东大学，并被组织指定为班长，正当秋风得意时，忽被组织审查。一个周一上午，支部副书记找我谈话，告称: “ 你家大院里的一个小伙子被家人用担架抬到校革委会，说是被你打伤了。你要配合组织调查，如实说明情况。”

事后才知组织审查事出有因。受伤的小伙子不仅脸破了相，还有X光片证明有几处肋骨骨折，但真不是我打的。

周末回家前，支部书记面带愧色告称已解除对我的审查。因为那个倒霉蛋挨打时，我正在班里主持每周一次的例行班务会，全班十九个同学都能给我作证。

周六回家后，我从大弟弟处了解到此次武斗始末。

上个周日，全大院都从旧房搬进新楼，那位受伤的小伙子哥仨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一起搬家，把家具杂物堆放大门口，堵住了通道。大弟弟回家进门时挪动了一下门口的杂物，那家的老二就冲过来破口大骂，随后老大老三跑来助战，还不停地推搡我大弟弟。他们哥仨不仅岁数比我弟大且身材魁伟，我大弟弟嘴拙，又穿着军装不能还手，只能干挨着。

闻声赶来的健健，看到那家老二骂骂咧咧地动手推搡他哥，便上去就是两拳把老二打倒，接着连踢了几脚，随后抄起门口墙边的一把铁锹，对那家老大老三说:“你俩一起来吧！”

毕竟都是当过兵的人，那哥俩儿顿时都成了君子，只动口喊道:“你小子等着！” 但没动手。

结果隔日就把受伤的老二从医院直接抬到山东大学革委会去了。健健自知理亏，大弟弟汇报后，他只补充了一句:“是他们哥仨先动的手。”

正在说话时，有人敲门，开门进来的是那家的老大老三及他们的父亲（老八路，作为革命老干部结合进了革委会领导班子），上门来我家讨说法。我刚要开口说话却被健健拦住，说:“人是我打的，与你无关。”

他转身对那位老干部说:“是我打的XX，为啥要去山大诬告我哥？！” 说罢把眼镜摘掉转向那哥俩儿说:“看清楚！是我打的，我打的！要告就去北京告我吧！”

不知是否与那次打伤人的事件有关，第二年年底，健健脱军装回了济南，但能看出这个兵他没当够。几十年来他都是穿着没有佩戴领章、肩章的旧军装走过来，行医、写作、上法庭为委托人辩护……都是一身戎装。

2021年冬父亲诞辰100周年时，我们兄弟四人在济南家中相聚，看着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小弟弟，我为自己一直没有善待他而感愧疚。他似乎也看出些什么，笑着对我说:“你还记得我骑在你脖子上看电影的事吗？”

“好像有那么档子事。”

那是1961年暑假期间大院里放电影，我和小弟弟去晚了，挤不进去，只好站在人群后看。我七岁半站在大人后面啥也看不见，他才四岁半紧紧抓住我胳膊才能站稳不被人挤倒。与其俩人都看不到，不如躺平一个站直一个。我让健健骑在我脖子上，露出半拉脑袋看电影。难怪我一直听着“珊瑚颂”歌曲耳熟，却不曾记得看过电影《红珊瑚》。

2022年5月13日，健健去世当天，战友特意送来一面八一军旗覆盖在他遗体上。大哥、三弟和我征得他媳妇同意，把健健全身擦拭干净后，给他换上他自己早已备好的旧军装及一件军大衣。他曾留遗言表示不保留骨灰，我说留下吧，军人公墓里会有属于他的一块净土。下次我们兄弟四人重聚会在那里，相信爸妈也会来……

健健，既然你不来梦里见我，只好在这里再和你啰嗦两句: 到了那边见了爸妈，还是老规矩“报喜不报忧”，就说大哥依旧烟酒不沾，量着尺寸迈步；二哥脾气好多了，还是不抽烟，只喝小酒不喝大酒；三哥雨露均沾烟酒不断，但很少过量……，你脑瓜活络，嘴巴会说，剩下的话你现编现讲吧。

大弟弟说:人走了三年就会彻底忘掉今生的一切，走远了。为此，他专程回了济南一趟给小弟弟送行。

健健，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来世我还是你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