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昔尝为径山客

可爱的悠米

杭州余杭径山禅寺，禅宗“五山十刹之首”，距今已有1200年，当年法钦禅师遵师嘱“乘流而行，逢径即止”，南下云游，至径山顶结庵，创建道场。

唐大历四年(769年)，代宗御诏杭州府于径山重建精舍，赐名“径山禅寺”。南宋佛教兴盛，这里香火鼎盛，宋孝宗赐额“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位列“五山十刹”禅宗寺院之首，寺僧达1700余众。

径山寺深得文人墨客的喜爱，苏轼、苏辙、范仲淹、陆游、徐渭等，都在这里留下诗文，苏轼更是与径山寺结下深厚渊源。

苏轼两度任职杭州，对径山一往情深。宋熙宁五年（1072）八月，他第一次上径山，写下气势磅礴的《游径山》，“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次年八月，他第二次上径山，回杭州后，写下追忆游山过程的《再游径山》，以登山感悟，融合禅意，道出了“此生更得几回来，从今有暇无辞数”的人生哲思。

在杭期间，苏轼十分关心径山佛事，在扶持径山寺健康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最突出的是建立十方制。他分析了住持自传制的缺陷，大胆革新，明确由官方委派高僧主持法席，称作十方制。此后，各地高僧闻讯而来，通过辩禅论道，确立住持地位，使径山寺宗风大振。

即使离开杭州，苏轼仍关心径山寺的发展，他曾经给径山寺的高僧写去八封书信。宝月禅师要在径山立一块经碑，派悟清和尚到黄州去求苏轼题额，苏轼正是落难之时，心有顾忌，依然写了一副大藏经碑文寄去。苏轼在黄州时，得到一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绢画，画的是释迦佛像，托人带到径山，供寺院收藏。苏轼与径山寺的亲密交往，体现了他对径山寺的情有独钟。

径山“东坡洗砚池”遗址，见证着苏轼与径山寺的神奇渊源。

“我昔尝为径山客，至今诗笔余山色”。苏轼如此喜爱的径山寺，我虽如雷贯耳，却是第一次来到，惭愧且汗颜，回来后搜索了相关资料，仔细阅读后，准备再去径山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