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的幻象

東大統鴒

吃人的儒家：为何中国永远只有王朝更替？

在我前天的文章中我提到，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不是制度变革的线性进步，而是一场又一场王朝更替的循环。我因此分析了古代中国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每一次农民起义似乎都喊出了推翻旧制度的口号，喊出了均富贵天下大同等周制理想，却又最终都落入另一个封建秩序的复制和轮回中，也即，为什么中国总是“改朝换代”而不是“改天换地”？为什么中国总是改不了天，只能换个皇帝？为什么群众性的反抗最终总通向新的统治集团的建立？除了权力的逻辑与生产力的限制之外，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深埋在中国政治文化核心的思想传统——历史中一直反反复复在吃人的儒家思想。

一、“以民为本”的幻象

儒家经典中常见“民为邦本”“君舟民水”等说法，看似强调民众的重要性，实则是用来约束统治者“施仁政”的道德说辞。这个“民本”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权或民主，而是一种“善政”幻象的包装，用以提升统治的稳定性与合法性。

·民是“本”，但不是主体；

·君主“为民”，但不是由民授权。

王莽称帝时，大肆引《周礼》以装点其“德政”理想，不断宣传“复古”“改制”，强调以儒家之道恢复“天下大同”，结果不过是用道德语言包装权力野心，最终导致民怨沸腾、赤眉绿林揭竿而起。

这套逻辑将社会秩序维系在一个被理想化的君主形象之上，使政治改革止步于“更换圣君”，而非制度重构。儒家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成为“圣王政治”的合法性润滑剂，而不是民众自下而上争取权利的理论资源。

二、等级秩序的神圣化与超稳定结构

儒家思想的根基在于“礼”，而“礼”就是等级秩序的规范化表达。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每一层人伦都被制度化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权力结构；

·“士农工商”被刻意固化为身份等级，合法化社会不平等；

·忠孝节义被鼓吹为最高德性，消解了对不公体制的任何反抗可能。

朱元璋是草根出身的皇帝，其建国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整肃儒学，将儒家伦理重新树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他废行丞相、收归六部权力、设立“教化体系”，强化“忠孝节义”的思想灌输，使整个国家机器高度集中于君权之下。起义者一旦登基，第一步往往不是摧毁旧世界，而是借儒家之名构建新的“等级秩序”。

在这种体系下，即使一个王朝倒台，新的统治者也会借用儒家的话语体系继续维护权力秩序，使政治制度呈现出一种近乎“永恒”的循环稳定性。

三、德治神话与制度建设的缺失

儒家强调“君子治国”“德化万民”，将国家治理完全寄托于人的品德，这种以“人治”代替“法治”的思想，使中国政治文化始终缺乏对制度制衡的严肃思考。

·“君主的德行”取代了“制度的规范性”；

·“圣贤政治”变成理想，“制度改造”则被视为多余。

张居正变法被视为明代中兴之举，其整饬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在短期内确实增强了国家财政能力。但他为了改革的推行，不得不强化皇权，借助“君臣大义”的儒家话语压制反对派，变法本身就建立在对体制制衡的破坏上。一旦皇帝更替，他便成为“擅权”的罪人被彻底清算。

这种“成于圣君、败于制度”的路径，正是儒家“德治神话”下最典型的悲剧。它一次次让政治改革依赖于“好皇帝”，而不是激活甚至焕发制度性力量。

四、天命论与权力更替的神秘化

儒家讲“天命”，强调“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表面上赋予民意以神圣之力，实际上却将政权更替归结于不可知的“天意”，从而去政治化、去人民化地处理革命与权力转移。

·天命的转移不是基于人民权利的宣告，而是由“天意”裁决；

·这使得起义与革命只能在失败时成为“乱民”，成功后才“顺天承运”。

清军入关后，为了证明自己“奉天承运”，大肆宣扬“明末失德”“大清受命”，并以“顺治仁政”“康熙博学”塑造“圣主”形象，借儒家话语消解满族入侵的合法性问题。这种“天命+仁政”的双重叙事，成功将一场异族征服转化为“王朝正统”的更替。

五、儒家思想如何消解革命本能

在所有这些思想建构中，儒家将“反抗的激情”转化为“道德的自省”：

·被压迫者不再反思制度，而反思自己是否“尽孝”“守本分”；

·政治失败不是因为体制不公，而是因为“德不配位”。

太平天国曾试图引入宗教平等、土地均分等新制度，但洪秀全最终仍要将自己塑造成“天命真主”，大量采纳儒家祭天、等级规范。其失败不仅源于军事失败，也因为其始终没有彻底脱离儒家话语中的“王道”幻觉。

最终，任何底层起义都只能走向新的“儒家化统治”，以“王朝复辟”的面貌告终。

六、总结：历史的镜像，思想的牢笼

我们今天追问“为何改朝换代总是替代不了制度变革”，不能只盯着生产力与地理环境这些“硬件”，更要关注支配这些结构性行为的“软件”——思想体系。古代中国的政治文明里，儒家思想作为最深层、最隐蔽的文化代码，不仅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永恒合法性的神圣外衣，也为底层反抗者设下了道德的绞索。“以民为本”的口号遮蔽了权力运作的真相，“仁政礼治”的神话粉饰了制度更新的丧钟。

儒家不仅是一种思想，它是一种吞噬变革、消解秩序重构可能性的文化机制。它以“道统”之名，将权力永恒化，以“伦常”之理，将服从正当化，以“修身齐家”之教，将个体困锁在等级的天命中。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不是人道主义的哲学，而是一整套精致的吃人体系。它吃掉反抗的勇气，吃掉改革的想象，吃掉历史的突围之路。几千年来，它从未衰朽，因为它早已与帝国共谋，把自己熔铸进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要挣脱历史的牢笼，也许就先要能够直面这头披着“仁义”外皮的思想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