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辽宁文学名家

长安文苑

抗战期间辽宁涌现出多位重要文学名家，他们以笔为剑投身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反映东北抗战和民族觉醒的作品。以下是代表性人物简介：

炽烈之火：萧军的文学与革命人生

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曾燃烧着一簇永不熄灭的文学火焰——萧军。这位原名刘鸿霖的辽宁锦州义县人，用他豪迈不羁的笔锋和炽热的革命情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萧军生于1907年，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1932年，二十五岁的他毅然赴哈尔滨投身党的地下革命文艺工作，开启了文学与革命交织的一生。两年后，他与女作家萧红流亡青岛，后至上海，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这段流亡岁月不仅磨砺了他的革命意志，也淬炼了他的文学才华。

抗日战争时期，萧军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他以《八月的乡村》为号角，让抗战的烽烟在字里行间燃烧。这部作品与《五月的山村》《五月的矿山》等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些作品中，萧军用如焰墨色，描绘了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苦难与抗争，灼亮了抗战文坛的长夜。他的短篇小说集《羊》同样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人道关怀。

萧军的文学成就与他的革命经历密不可分。他曾任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这些职务不仅体现了党对这位革命文艺战士的信任，也反映了他在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萧军还致力于文学研究，著有关于萧红、鲁迅书信的研究专著，展现了他作为文学家的另一面思想维度。

1988年，这位东北原野上的文学之火熄灭了，但他留下的精神火种依然在燃烧。从辽宁锦州义县走出的刘鸿霖，以"萧军"为名，用八十一年的生命历程诠释了什么是"与时代同脉搏、与家国共悲欢"。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位辽宁文学名家的生平，不仅是在重温一段个人历史，更是在触摸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萧军和他的作品，将永远是中国现代文学苍穹中一颗璀璨的星辰。

烽火丹心铸文骨——辽宁文学名家罗烽的赤子人生

烽火丹心铸文骨——辽宁文学名家罗烽的赤子人生

在沈阳苏家屯的苍茫大地上，1909年诞生的傅乃琦或许不曾想到，当他以"罗烽"为笔名执起文学利剑时，已然在东北抗战文学史上刻下永不磨灭的印记。这位身着浅色西装的儒雅文人，眉宇间沉淀着白山黑水的厚重，用笔墨构筑起民族精神的丰碑。

革命者的文学觉醒

1928年投身革命洪流的青年，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便显露出非凡的文学禀赋。当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帜在1935年的寒风中飘扬，罗烽已悄然完成从职业革命家到文学战士的蜕变。他的创作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触，将《第七个坑》中平民被迫自掘坟墓的惨剧化作刺向侵略者的匕首，让文字成为唤醒民众的晨钟。

黑土地上的史诗书写

在《莫云与韩尔读少尉》的文本褶皱里，罗烽以解剖刀般的精准剖开殖民统治的虚伪面纱。中篇小说《归来》不仅呈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壮烈史诗，更开创性地构建起战争背景下的人性图谱。这些作品如同用松花江水淬炼的文字，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血色黎明中，为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保存着故土的温度与尊严。

延安岁月的文化重构

1941年执掌"文协"延安分会时，罗烽将黑土地的文学基因注入黄土高原。在杨家岭的窑洞灯火下，他参与缔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文本，将东北作家群"抵抗与救赎"的创作母题，升华为解放区文艺的普遍性原则。担任东北文化部副部长期间，他主持编纂的《东北抗日联军史》至今仍是地域文学研究的基石。

当我们重读泛黄书页间那些饱含硝烟气的文字，仍能触摸到作家胸腔里奔涌的炽热。从《呼兰河边》到延安窑洞，从地下党员到文化领导者，罗烽用生命印证着文学与革命的同构关系。他的创作不仅是东北抗战的文学见证，更是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艺术丰碑，在辽宁文学星空中永远闪烁着赤子之光。

执笔为剑照山河：辽宁文学名家白朗的烽火人生

在黑白色调的历史长卷中，一位短发齐整、目光坚毅的女子凝视远方，她是白朗——辽宁文学星空中一抹不灭的辉光。生于沈阳的刘东兰，以笔为戈，在民族危亡之际书写家国大义，用文字编织出烽火年代的精神史诗。

乱世觉醒：从沈阳女儿到抗日战士

1912年，白朗出生于沈阳一个书香门第，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惊醒了她的文学梦。22岁的她毅然撕碎闺阁标签，化名“白朗”投身反日洪流。1933年，她与丈夫罗烽共同创办《文艺》周刊，在沦陷的东北大地上播撒抗日火种。刊物中犀利的檄文与深情的诗篇，如暗夜中的火把，照亮无数青年的救国之路。当伪满当局的追捕逼近，她携笔流亡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在鲁迅精神的指引下继续以文字为武器。

战地文心：书写铁血与柔情的双面镜

白朗的文字既有战场硝烟的壮烈，亦有人性微光的细腻。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以铁路工人抗日斗争为蓝本，将家国叙事嵌入铁轨延伸的壮阔图景；散文集《西行散记》记录延安岁月，朴素的笔触下跃动着革命圣地的热血与希望。她的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更似一柄温柔的手术刀，剖开战争阴云下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在民族苦难中寻找人性的坚韧之光。

报人风骨：副刊上的文化战场

作为《东北日报》副刊部首任负责人，白朗将文学阵地化作思想启蒙的前哨。她以“半版江山”承载报告文学、战地通讯与文艺评论，让报纸成为连接前线与后方的精神纽带。在延安《解放日报》任编辑期间，她坚持“文学必须为千万人发声”，培养出丁玲、萧军等一批青年作家，为解放区文学注入鲜活力量。即便身兼中国作协理事等职，她始终保持着“田间采风，战地执笔”的创作姿态。

不朽星光：温柔而坚韧的文学遗产

1994年，白朗走完82载峥嵘岁月，留下的不仅是《为了幸福的明天》等百万字著作，更是一种文人的精神范式——在民族存亡之际，文学从不该是风花雪月的装饰，而应成为刺破黑暗的利剑与照亮前路的明灯。今天，当人们翻开《西行散记》，仍能听见伊瓦鲁河的潺潺水声与延河畔的铿锵号角交织回响，那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心跳，更是辽宁大地献给中华文明的永恒星芒。

杨晦：五四风雷中的文艺舵手

在辽宁辽阳那片孕育坚韧精神的土地上，1899年诞生的杨兴栋，后来以"杨晦"之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那张黑白照片中身着西装的儒雅学者，眼神中却闪烁着五四运动锤炼出的锐利光芒，领带系住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体面，更是一颗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赤子之心。

1919年的北京街头，二十岁的杨晦与数千学子一起，用青春热血书写了现代中国的觉醒篇章。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抗议，更是一次彻底的文化启蒙，而杨晦正是这场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典型知识分子。他与冯至等志同道合者于1924年创立的沉钟社，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沉钟》周刊上那些充满探索精神的文字，承载着他们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对文学本真的追求。在那个价值崩塌与重建的年代，杨晦选择用文艺作为重塑民族灵魂的手术刀。

抗战烽火中，杨晦辗转南北各大学讲台的身影，构成了中国教育史上动人的风景。他手中的教鞭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工具，更是文化火种的传递者。在战乱频仍、物质匮乏的环境下，他坚持"执鞭杏坛育桃李"，将文化命脉的延续视为知识分子的天职。这种在逆境中坚守的精神，恰如他在文艺评论集《文艺与社会》中所强调的——文艺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装饰，而是与社会变革血肉相连的呐喊。

新中国成立后，杨晦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这一选择体现了他将五四精神制度化的努力。在他的主持下，北大中文系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更是培养新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摇篮。作为中国作协理事，他积极推动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其代表作《屈原》谁的罪》展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思考。杨晦晚年的学术活动，实则是将青年时期的文艺理想转化为可持续的文化实践。

从五四街头到北大讲台，从《沉钟》周刊到《文艺与社会》，杨晦用一生诠释了知识分子如何将激情转化为持久的建设力量。在当下这个文化价值多元而混乱的时代，回望杨晦的足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文学名家的个人成就，更是一种将个人命运融入民族文化的生存智慧。他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真正的文艺创作和批评，永远需要五四那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也需要沉钟社那份甘于寂寞的坚守。辽宁大地孕育的这位思想者，最终将自己的心血化作了中国文脉长河中一座灼灼发光的航标，指引着后来者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寻找前行的方向。

永不凋零的赤子之花：雷加与他的时代书写

雷加的文学之路始于民族危亡之际。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惊醒了这位东北安东（丹东）青年的文学梦，他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1938年奔赴延安的决定，成为他人生与创作的重要转折。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雷加不仅找到了革命理想，也找到了文学表达的崭新方向。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他将文艺创作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战斗，用笔作枪，记录下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里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这段经历奠定了他一生创作的基调——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血脉相连。

《潜力》三部曲是雷加文学创作的重要里程碑。这部长篇小说以宏大的叙事架构，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在散文集《五月的鲜花》《浅草集》中，雷加展现了另一种文学气质。这些文字如题名所示，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的向往。即便在描写战争与苦难时，他也能发现人性中闪烁的光辉，捕捉生活中细微的温暖。这种刚柔并济的特质，形成了雷加独特的文学风格——既有时代赋予的厚重感，又不失个体生命的灵动与诗意。

作为辽宁籍作家，雷加的创作深深植根于东北这片土地的文化血脉。丹东的鸭绿江、长白山的雪原、东北平原的黑土地，都曾在他的笔下焕发文学的光彩。他笔下的东北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这里的人民在严寒中磨砺出坚韧的性格，在战火中淬炼出赤诚的爱国情怀。

雷加的文学遗产给予当代写作者深刻的启示。在文学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像雷加那样心怀赤子之情的作家，他们不沉溺于个人情绪的狭小天地，而是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现实；不满足于文字技巧的炫示，而是追求思想深度的开掘；不停留于现象的描述，而是致力于民族精神的建构。雷加那一代人"将爱国热忱与创作激情熔铸一体"的文学追求，在今天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回望雷加的文学人生，那朵"永不凋零的赤子之花"依然在我们心中绽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期待更多作家能够继承雷加等老一辈文学家的精神传统，以深情的笔触记录这个伟大时代，以真挚的文字描绘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让文学之花永远为人民绽放，为时代歌唱。

燃烧的笔，不灭的魂：师田手的革命与文学长征

师田手的文学之路始于民族危亡之际。九一八事变的炮火轰碎了东北大地的宁静，也彻底改变了这位青年的人生轨迹。"田质成"这个本名随着流亡关内的脚步被历史尘封，"师田手"这个充满战斗气息的笔名应运而生，标志着一个文学战士的诞生。1933年参加"左联"的决定，这种态度不是简单的政治选择，而是一个敏感灵魂对民族苦难的本能回应，是知识分子良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表达。

延安时期是师田手革命实践与文学创作的双重丰收期。1938年来到延安后，他不仅参与了南泥湾军垦工作，还兼任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班长和延安边区文化协会党支部书记。《歌唱南泥湾》中那些质朴而热烈的诗句，不是书斋里的想象产物，而是与土地、与劳动、与战友们共同凝结的情感结晶。在"三五九旅"的日子里，师田手亲身经历了从"烂泥湾"到"陕北好江南"的奇迹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地理景观的变化，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物化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师田手在吉林省教育厅、东北作家协会等岗位上的行政工作，展现了革命作家在新政权中的另一种可能。与一些同行在建国后遭遇创作困境不同，师田手似乎找到了公务与创作之间的平衡点。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集《燃烧》堪称他文学成就的高峰，其中收录的作品既有对革命岁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新时代生活的敏锐捕捉。在《燃烧》中，我们看不到公式化的英雄塑造或简单化的阶级斗争叙事，而是通过普通人的命运起伏，展现历史洪流中个体生命的坚韧与尊严。

师田手的诗歌创作同样值得重视。《螺丝钉之歌》这个看似简单的标题蕴含着一个革命诗人的全部哲学——在宏大历史机器中寻找微小个体的价值定位。今天读来或许显得过于直白，它真诚地表达了一代人的精神归宿。更为动人的是《歌唱南泥湾》中那种将劳动升华为审美的能力，把艰苦的生产活动转化为富有韵律感的文学表达，展现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独特魅力。

在文艺评论集《红雨集》中，师田手展现了他作为文学理论家的另一面。这些文字记录了他对革命文艺的持续思考，体现了一个创作者对自身实践的不断反思与超越。尤为珍贵的是，他在强调文艺政治功能的同时，从未忽视艺术规律的重要性。

回望师田手八十四年的人生历程，从九一八事变后的流亡青年，到左联时期的文学战士，从南泥湾的劳动模范，到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领导者，他的每一次身份转换都紧密呼应着民族命运的起伏转折。

邹绿芷，作家、译者、教育家三重身份，皆化作文化沃土的养料。抗战岁月里辗转南北，译介经典如播撒星光，文人担当在字里行间、在三尺讲台，皆成时代的精神注脚。

邹绿芷（1914年—1986年），原名邹尚录，辽宁辽阳人。1936年开始创作，抗战时期任教于延安陕北公学、重庆育才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任《儿童时代》杂志社社长。译介狄更斯《黄昏的故事》、聂鲁达《流亡者》等，创作散文《鲁迅的故事》。

马加，质朴笔触如犁铧深耕岁月，照见沧桑大地上的民众悲欢。他的文字浸透生活的露水，又燃烧着革命的星火，为文学史书镌刻下带着泥土芬芳的精神坐标。

马加（1910年—2004年），满族，原名白永丰，辽宁新民人。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1935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在祖国的东方》《北国风云录》（获辽宁省政府文艺奖），回忆录《漂泊生涯》。

韶华，他是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文坛斗士,以笔为刃剖开时代的褶皱。八十载笔耕不辍,他始终与人民同频共振,将百万余字的生命华章,镌刻成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

韶华,生于1926年,原名周玉铭。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鲁豫边区第四专署宣传队队员、警卫队文化教员,《白山》杂志编辑,《西满日报》记者。著有长篇小说《燃烧的土地》《浪涛滚滚》《过渡年代》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文艺》副主编,辽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理事。作品贯穿抗战、建设、改革等时期,曾获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勋章。

草明，她的文字在鞍钢熔炉旁淬炼成钢。她以笔为锹,在文学土地上开垦出工人的精神沃土,让铿锵的机器声与赤子的文心共鸣不止。

草明(1913年-2002年),原名吴绚文,广东顺德人，定居辽宁鞍山。1933年加入“左联”,1948年著中篇小说《原动力》(译介十余国),1959年出版长篇小说《乘风破浪》。曾任东北作协副主席,深耕工业文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