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学院源头：思茅师专拾零——中文一班学子 陈世荣

阿心

编者按：

“相逢是首歌”，当黑鸭子组合婉转的歌声响起，时光仿佛也放慢了脚步。那些藏在心底的相遇故事，如同被风吹开的书页，一页页在眼前徐徐展开……

此刻，伴着这动人的旋律，翻开陈世荣老师的《普洱学院源头——思茅师专拾零》，仿若打开了一扇通往旧时光的窗。字里行间，无不令人惊叹于作者超凡的记忆与精妙的文笔。洋洋数万言，恰似一幅徐徐铺展的长卷，将思茅师专的往昔岁月勾勒得栩栩如生。书中以

“初识七七级上海、北京同学”

“荜路蓝缕的初始”

“命运拐点上的奋发”

“冯老师的背影”

“同期留校的学子”

五大版块为脉络，串联起无数珍贵的片段。

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下，求学路上的点滴故事绽放出别样光彩。初遇各地同学时的新奇与欣喜，学校初创时的艰辛与坚守，面对人生转折时的拼搏与奋进，还有师生间的温情与感动……

每一段文字都饱含深情，让我们得以跨越时空，与那段峥嵘岁月相遇，感受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与学子们的热血与情怀。

这些故事不仅是普洱学院发展的珍贵记录，更是一部镌刻着青春与奋斗的时代诗篇，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珍藏……



普洱学院源头

思茅师专拾零

——中文一班学子 陈世荣



（小序：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是一次打破常规的“临时上轿”，当年，思茅师专以“大专班”名义首招的物理、中文两个班学生，实际上也是超期的“难产儿”。事后得知：一九七七年七月，“三落三起”的副总理邓小平恢复工作，主动请缨抓科学和教育工作。八月，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等学者首议恢复高考，小平最后拍板。高层系列操作后，十月中旬向全社会公布恢复高考，进行“一条龙”招生的破季考试。于十二月二十日开考，之后改卷、初选（不通知考生成绩）、体检、录取，正式录取的考生入学已延到了一九七八年三月。我们这一批是最后补录的学生，之前“大专班”并没有列入招生计划，大约是到了三、四月份，因为当时中学教师青黄不接，上级又一次临时研究、临时决定各地师范开办“大专班”，从原来因各种缘由“政审”落选的考生中捡录的。五月上旬，我才接到入学通知。这时，前面录取的学生已经开学两个多月了。

我们入学后，九月，又有一九七八年秋季的考生入学。所以，根据考试的年份排序，一九七七年考试入学的仍算是“七七级”，全国各地的大中专院校都如此排序。入学时，学校也没来得及挂牌，半年之后才正式挂牌“思茅师范专科学校”。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茅师专已经沉淀在历史之中。恢复高考开启了我新的人生，一九七八年五月成为七七级中文一班的学生。毕业后，又扎根在思茅这块土地上从事教育。因此，见证了从“思茅师专”到“普洱学院”的发展过程。值此普洱学院四十年校庆之际，我从记忆深处寻找师专早期的一麟半爪，从不同的侧面呈现出来，为母校呈上一瓣心意。我想，倘若多一些校友回忆，师专的校史便会活灵活现起来。亦由衷祝愿普洱学院枝繁叶茂、蓬勃发展。

～～～～～～～～～～～～～～～～～～～



初识七七级上海、北京同学



拉开记忆的窗帘，思茅师专那段青葱岁月伊始，一群上海、北京知青鲜活的面孔浮现在眼前……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是入学通知书要求报到的时限，也是我从田埂路上走出来的时日。那天，我从普洱勐先老街搭了一辆货车坐在车厢上赶往思茅。这是我第三次到思茅。第一次是1969年冬，因思茅机场扩迁移民，作为公社调派的民工到思茅三家村盖民房，那时我还年少。第二次是1975年中，公社新建气象哨，我成了兼职气象员，到思茅气象站学习一个月。货车行驶了三、四个小时，终于到了思茅。我认识路：学校就在思茅客运站旁，气象站的对面。

老思茅人传说，师专旧址原名“诸葛营”，因古时诸葛亮的军队曾在此扎营得名。历史沧桑，思茅人烟稀少时，诸葛营一带林木森森，虎犳出没。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九五三年省立普洱师范学校从宁洱迁到思茅，成了思茅师范学校。从那时起，它就是全区小学教师的摇篮。而今又变为思茅师范专科学校，可谓节节升华了！

五月天，艳阳高照，微风和煦。我带着简单的行李踏进校园大门，一条三米多宽笔直的水泥路往里延伸，碰到三三两两的人。抬眼望，学校没有一间楼房，都是一些砖木结构的平房，一两丈高的柏树沿边围着几片不大不小的草地。

哦！这就是我将要学习、生活、栖息的校园。与高考前憧憬有高大教学楼、宏伟图书馆、长长林荫道的大学校园，确有天壤之别！可一个声音在耳畔响起：“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己。”知识改变命运，还得靠奋发图强！又见道路左边草地中间一幢多边形的平房办公室，路边并排几块专栏墙，内有几棵一围多的思茅松披挂麟甲、挺拔苍翠。于是会心一笑：高考作文《青松赞》，赞的就是青松不择地而生的品质，心中坦然。

向办公室走去，一间门外贴有“新生报到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教师办理报道手续，后来知道她叫寇珊老师。

约下午四点，我办好报到手续，按照指点，走进宿舍——丁字型水泥路挡头的一个大教室。先前知道考生里面外地知青不少，但宿舍里的情景还是有些出乎意料：顺墙摆了二十来张两台床架，上海口音、北京口音从床架间的各个角落里飘了出来，看到的是知青模样的男生，好几个是瘦挑个子，有的戴着眼镜，穿着虽然朴素，可即使不出声，依然透着几分都市青年的味道。他们先到，占了进门后方便的位置，我还不算晚，找到了最里面的一个下床。随后，来了景谷的陈家文，选了与我并排的下床。又来了景东的曹源，选了我对面的下床。过了一阵，我的上床来了一个上海知青邱文权，中等个子，很朴实，头发偏黄，长着一双好似混血儿的眼睛。傍晚，刘林到来，就只有门口最后一个床位了。

这就是七七级物理、中文班男生合住的宿舍，约三十多人。有北京的翁立健、寿乐华、秦勇，上海的瞿元辉、任荣强、沈家伟、林竹元、刘汉义、江建伟、邱文权，重庆的周宾，昆明的李德谟，本地的周丕智、魏文德、雷培新、许世春、陈家文、曹源、刘林等等。随后得知，周、魏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都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外地知青是大多数，本地的倒成了少数。稍后不久，寿乐华兼做学校的广播员，搬到礼堂一角的广播室去住了。当然，还有一些住在别处，家住思茅城区的是走读。

人生的乐章，即是由各种偶然凑成的，同学之前素不相识，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这就是缘聚。

虽然条件艰苦，住大宿舍，吃杂粮，大家不以为苦。那一代青年都是从艰苦的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十分珍惜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学习机会，身上洋溢着乐观向上的力量。在这个“窝”里，我们一起栖息，上课之余和谐相处。宿舍里迷漫着“海味”、“京腔”。晚自习归来，不同的语言在聊天。中间靠窗一侧，帅哥任荣强、沈家伟、还有一个戴眼镜的董廻鳞，是“阿拉”哥们，聊得最响，先是普通话，有时又变成地道的“阿拉”话，音量渐渐变小，直到一言半语，陪伴大伙进入梦乡。

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上海话听多了，也听得懂几句。那时，我如同鲁迅笔下“闰土”，回到阔别十年的课桌，怀揣奋发而埋头读书。我知道这些大都市来的同学见多识广，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我一边读书，一边默默地“读”着他们。

物理班和中文班的教室相邻，课间休息，教室外三五成群地在草地上站着聊天，两个班的同学混得很熟。

这些上海、北京的同学中，从各地的农场、兵团、机关、学校聚拢来的，相互之间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文革前的“老三届”，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都有，稍小一点的约二十四、五岁，翁立健、寿乐华、张武兵等几位该是三十出头了。而本地同学中有高中生考上的，年仅十六、七岁。外地知青亦是性格各异，有的活跃、有的内向、有的露着精明、有的平实淳朴。如我的上床邱同学，相处后我感觉他与“阿拉”们很不合群，讲话小声慢语，有些孤僻，甚至有点木讷。我揣摩：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许，他亦有鲜为人知的成长境遇吧！

翁立健是物理班的班长，大家都叫他“老翁”。身材魁梧，戴眼镜，一脸的毛胡子，性格粗犷，嗓门很大，与同学总是大声打招呼，之后咧开大嘴巴发出爽朗的笑声。瞿元辉，同学喊他“三毛”，一米八几的个头，背微弯，尖鼻尖脸，一副调皮相，经常挂着孩子般的笑容，声音也有点尖；闲时，脚上套着一副长护膝，带一个篮球，边走边运球。二人在的地方，就有笑语和热闹。

我们中文班四十多人，北京、上海知青占了一半。北京知青张武兵、寿乐华、秦勇、王来平等一口标准的“京腔”。

张武兵是校园里的“一号帅哥”，第一次见他，连我也不免盯住打量：匀称高挑的身材，往一边梳黑油油的头发，五官俊美，白皙的面庞上架一副黑边眼镜，身穿西装，十分潇洒，从头到脚挑不出一丁点不协调的毛病。我的意识里从读过的经典中跳出几个词：玉树临风、翩翩公子、风流倜傥。对！安在他的身上，刚好！三十出头，正是一个成熟男性特具魅力的年华。当他悠悠地走在校园里，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不知牵动了多少女生的眼球，更不知扰乱了多少萌动的芳心。他已成家，不住学校。听闻他的媳妇是一个当知青时认识的农场职工子女，结婚以后不离不弃，后来一直相伴到老。单凭这一点，他的人品令人钦佩。

班长寿乐华，中等个子，头发杂白，成熟而又朴实的相貌，一身褪色的中山装。“京腔”抑扬顿挫，兼任学校的“播音员”。



　　

上海男生有沈钟敏、林竹元、董廻鳞、刘汉义、邱文权、江建伟、张文贤、孙贵根等。女生有奚芝苓、江安仁、郭安玲、周怡华等。奚、江、郭是“闺蜜”，三人差不多一般高，约一米六二，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她们应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英语基础都好。奚芝苓似乎是小妹，白净、齐耳短发、圆圆的脸上稍带稚气和娇气。江和郭听说是表亲，面庞有几分相似，瓜子脸，搭肩小辫，不胖不瘦。江安仁性格文静，有几分清幽，又有几分矜持。据说她非常珍惜时间，从早到晚，每时每刻做什么事，象课程表似的排列着，连课间休息也看到她在读英语单词。虽然我也熟知“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当听说她这般惜时，心里感到震惊和钦佩。郭安玲是三人的主心骨，端庄温柔，落落大方，收放自如，写得一手硬扎、漂亮的钢笔行书，与我们一起交流学习，象一个小姐姐一样。

一九七八年，正是风雷激荡的转折时期。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年底，广播了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校园里沸沸扬扬；接着，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的坚冰开始融化，上海、北京的同学思想可活跃了。一九七九年的春季开学，他们刚度假归来，传来了一些振聋发聩的观点：“我们一边唱《国际歌》‘从来没有救世主’，一边唱‘东方红，太阳升……’，这是多大的矛盾呵!”略一思量，确是这样。这么简单的矛盾现象，过去却没人敢说，思想封闭真是到了极点。

在解放思想的潮流下，学校最先排演了上海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剧情为“天安门事件”后，青年工人欧阳平因搜集整理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诗抄，遭到通缉，与母亲梅林到上海的女朋友何芸家避难，何芸的爸爸何是非原是梅林的老战友，可为了向上爬他告了密。因此展开正义与非正义的情感纠葛，最后何是非的妻子刘秀英、儿子何为、女儿何芸离开了他，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剧中，寿乐华饰“欧阳平”，翁立健饰“何是非”，张武兵饰“大为”（何为），郭安玲饰“何芸”，另有两个教师饰“梅林”和“刘秀英”。他们不负众望，恰如其分地演绎了“四五运动”后那一幕复杂矛盾的场面。在学校礼堂上演，师专师范同学爆满，职工家属老老少少也来观看。不仅在学校演出，还到红旗会堂演出，引起了震撼，在校里校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应该说是思茅思想解放进程中很有意义的一出戏。有了这次成功的演出，学校有了演话剧的信心，后来又排演了《雷雨》。

一九七九年的夏季，掀起知青返城潮，这些同学离乡背井多年，大多惶惶思归，学期结束就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走后，学校的氛围少了几分热闹。只有周怡华、张文贤、孙贵根与本地同学一起读到毕业。张武兵、沈钟敏、林竹元、奚芝苓、江安仁、郭安玲等六位同学英语好，经学校同意，联系到外地进修英语一年。一九八0年五月毕业时，又回来参加分配，以后就分道扬镳了。沈钟敏、张文贤、孙贵根留在思茅工作，后来又先后离开了。





　　这批同学大多数再也没有见过，不知所踪。听说江安仁、郭安玲和一些同学去了大洋彼岸。

一个学年倏忽即逝，短暂的缘聚结束了。虽然人生的轨迹不同，我们都是一个时代风雨洗刷下走过来的，雷鸣电闪，泥泞坎坷，一路磨炼着身心。因此，心灵是相通的。在学习精神、思想解放诸方面，他们给了我积极的影响。

岁月悠悠，别梦依稀四十年，由衷地捧上一声问候：“君在哪里？你可安好？愿君释然，一切放下，笑对人生！”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传奇。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环境、梦想、追求、际遇；有自己的拥有、失落、欢欣、愁烦。芸芸众生，红尘滚滚，“生如夏花之绚烂”者，极为稀有。事事如意者，人间绝无。

仰望宇宙浩瀚，地球也不过是一粒尘埃；人生如白驹过隙，各人都有自己的领悟。窃以为：不管是出彩还是平凡，只要尽了心，尽了力，了了情，俯仰无愧于心，便是看过了人间的春花秋月，尝过了人生的苦辣酸甜，经验了丰富的做人滋味，足矣！

～～～～～～～～～～～～～～～～～





荜路蓝缕的初始



十年文革，教育是一个重灾区。“文革”初起，首先就是拿教育开刀，批判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是“封、资、修的教育路线”，完全否定。知名教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有的家破人亡。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许多老师遭到批斗，“派”性使大多数教师分成不同的对立派别互斗。是非混淆了，人心搞乱了，教师数量减少了，师范院校停招使教师的培养链断了。到了文革后期，不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师队伍已经青黄不接。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党中央对思想、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教育重新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培养大批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乃是当务之急，加强师范院校是大势所趋。

我作为首届学生，目睹学校开办的种种情景，间接感受到初创的艰难。

“思茅师专”伊始，与思茅师范是同一个学校两块牌子。是在思茅师范学校里，利用原有的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开办“大专班”的。

万事开头难！久经浩劫，基础薄弱，办学经费、师资都很困难，学校领导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努力使师专走上轨道。

首任校长赵国华已年过半百，戴顶深灰色的撮箕帽，中等个子，稍胖，镇定自若的样子，一脸的和气。他是“边纵”出身，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文革”前就是普洱中学的校长，具有多年的办学经验。所以，开办“思茅师范专科学校”，上级领导挑选了他出任校长。

两位副校长，胡韵波（女），边纵出身；何成康，景谷傣族，部队转业干部，开大会讲话时，依然几分部队首长的风格，平时倒也随和。总务主任肖颖，“边纵”出身；副主任王正义，墨江哈尼族，也是部队转业干部。教导主任邓光祥，昆明人，六十年代初的昆明师院中文系毕业生，广阅博览，个人存书不少。团总支书记李秋耘，江城县人，思茅师范七三届毕业留校，年轻英俊，热情淳朴。

中华民族劫后复苏，高层大刀阔斧，立意改革，神州大地犹如“春风吹又生”一般，各行各业起死回生。

其时，上课的老师多数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已从前些年的折折腾腾里走了出来，精神压抑渐渐消解，开始恢复了平静，振奋起来，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创业的首届领导班子，风清气正，以身作则，也没有什么架子，同教职工和学生打成一片，见到学生有时相互打打招呼，不忙时还会聊上几句，心理上没有分界。

我们入学后，开始上课了，当务之急是能够承担师专教学的教师缺乏，一边开课一边四处抽调教师！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学生是我国教育史上最特殊的一届，年龄跨度很大，从十六七岁至三十多岁；北京、上海、四川和本地的下乡知青、回乡知青，兵团战士、农场工人、小学教师都有，阅历的多样性非单纯的应届高中生可比。这对站讲台的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从师范学校原有的教师中挑选，仍然不够，又从思茅地区教育界找寻。七七级中文、物理两个班的各科教师就是这样挑选出来的。

中文一班的老师，邓光祥老师教《外国文学》，高培怀老师教《现代汉语》，高文昭老师教《文选和写作》，三位是思茅师范原有的老师。从思茅一中借调兰德芳老师教《逻辑》；先后从镇沅和墨江调了鲍丕杰老师和冯方老师教《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两位是四十年代中后期的“西南联大”学生。

教师仍然不足，再说，还要接着招生呢！学校领导继续从各地物色教师，某天课堂上，教导主任邓老师眯着眼睛，微笑着对我们说：“学校从昭通给你们物色了一个教现代文学的毛宁生老师，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思茅人，夫妇两个都调我们这里，据说是女才男貌。”不久，毛老师就来了，果然相貌堂堂，大约四十多岁。他不仅上课，还当班主任。

从教师调配上，可以想见物色教师是当时师专的第一要事了，学校领导肯定动了不少脑筋，花了许多的精力。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解决学校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力求学校正常运转。入学时，校园里没有一间楼房。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学生宿舍、领导办公室、教师住房，都是部队营房式的、陈旧的砖木结构平房，校舍简陋且不够用。学校南、西、北三面，沿边是砖木结构的教职工住房。从学校领导到教职工，住的都十分陈旧、拥挤。老师们大多有两三个孩子，一家五、六口人就住在三、四十平方的套间里。每家每户住房对面，再搭一个简易的棚子做厨房。

据说，几年前师范学校的男生宿舍还有油毛毡房，就在靠近客运站的一侧，不小心引起火灾，烧了。那里，还依稀可见火烧的痕迹。

“师专”的学生进校以后，教室、学生宿舍更加紧张了。第一学年，中文、物理两个班的男生宿舍挤在一个大教室里。那时，正当“百废待兴”之际，国家经济尚未恢复，办学经费拮据又是一大困扰。学校把解决学生住宿作为火烧眉毛的事，开学不久，就在火烧宿舍的原址上破土动工了。约过了大半年，破天荒地有了第一间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上下各十四间，因外墙漆是姜黄色，我们叫它“小黄楼”。第二学年开学，我们就搬进了新宿舍，张文贤（上海知青）、杨建国、曹源、刘林和我同住一层楼的7号宿舍。

那个年代，师范院校的学生不仅不缴学费、住宿费、课本费、杂费，而且除了带薪读书的学生，国家给每个学生每月十八元的伙食费，班里的生活委员按期到学校总务处领取饭菜票。另外，农村来的学生家庭比较困难，每个月有四元的助学金。在低收入、低物价、低消费的年代，一人一天六角钱的伙食钱，亦能维持低标准的一日三餐了。

当然，伙食清苦自是题中之义。粮食形势稍有好转，还是定量供应，搭配杂粮。主粮有时是玉麦搀饭，有时是面条。记得排队打饭时，一个窗口几十个学生，食堂里有一个矮小的李师傅，因学生多，用筷子挑面条太慢，面条煮熟倒在大盆里，搀些冷水降温，就直接下手抓进学生的碗里。学生嫌不卫生有意见，他说：“嗯！哪样不是这双手做的？”学生只好不再作声。一碗面条，能吃饱就不错了。还生怕餐卷用超了，要保证一个月都有饭吃，就只能按每餐的定量打饭。肉食更紧张，凭票供应，每个星期仅能吃上一两次肉。距校门约三百米的“五一饭店”，有炒肉、白片肉，仅五角钱一个，可对于穷学生来说，买一个肉就差不多是一天的伙食钱，太奢侈了，哪里敢去吃呵！退而求其次，不远处茶机厂门口的小锅米线两角钱一碗，小锅现煮，师傅放点肉沫，倒一碗米线，再放些佐料，热腾腾地倒出来，漂着油花，散发着一股肉香，成了我们学生的佳肴。熬不住了，就去解解馋，但一个星期也只能去一两次。囊中羞涩，同学们都如此对付。家在农村的，零用钱少，更是不敢造次。还要精打细算，节约点钱买书呢。我们班里，仅有李世柏、刘林、王光有和我是家在农村的，享受每个月4元的最高助学金。读了两年的师专，我没用过家里的一分钱，靠假期参加原生产队里做副业的伙伴一起打工，自力更生，解决了平时的零用开支。我们四个农村来的学生，淳朴且努力，毕业时有三个留了校，亦算是没有辜负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党和国家的助学金了。

对我而言，幼时经过“三年饥荒”，小学毕业就成了“少年农夫”，从小过的就是艰苦劳动之下的勤俭生活，已经习以为常，并不觉得苦。

回想起来，那是一段噩梦消弥，新时代雄起的岁月。学校领导、教师、职工、同学一起克难图强，挺胸走过了初创的艰难日子。



原师专办公室

原师专教职工住房

原师专伙房

1979年12月8日在信访水库拍的，挂相机者为毛宁生老师。



命运拐点上的奋发



入学前，我已经是一个地道的青年农民和生产队里的骨干，同时兼着公社的气象员。来到思茅师专，是我命运的拐点。

读书改变命运，从少年农夫时起就一直期盼着。我只读了一学期的初中，“文革”那些年政策“左”倾之下，因社会关系问题，公社里招工、招干、参军、“推荐上学”均没有我的份。拨乱反正之后恢复高考，公平竞争择优录取才赢得了机会。我虽然是第一批高考初选参加体检的，又因社会关系问题，“政审”时落选，没能如愿进本科院校，可毕竟有了读书的机会。瞻望前程，孤帆远影，尚不明晰，但曙光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了，不会再落下去。我在心里反反复复地思忖：为了珍惜梦寐以求的读书机会，该如何把握？才不辜负时代的恩赐和心存的向往？

开学后，高文昭老师上“习作”课，她给我们出的第一个作文题是“心声”。班里绝大多数是文革中先后上山下乡，耽误了宝贵的学习年华，而今又侥幸入学的一批，每一个人的切身经历，都有不同的境遇和深刻记忆，就在这次作文中把自己的“心声”吐露出来。

一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草根，“心声”比起别人，则是酸、甜、苦、涩、辣、咸俱全，丰富而又深刻！文革开始，我小学毕业，便回乡做了少年农夫。那时是生产队，那些善良、淳朴、艰辛的父老乡亲言传身教，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善良、正直、勤俭、吃苦耐劳、自立自強的营养，切身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在田野里必然经历的一切。与乡亲们一起，为了生存，怀着对土地的敬畏与生活的期盼，全身心地投入，脚踏实地做一个农民。起早贪黑、日晒雨淋、摸爬滚打都是一年四季的常态。日日月月，岁岁年年，时间就是一根橡皮筋，顺风顺水时很快，在艰难困苦之中却是越拉越漫长。一干十一年，不仅田里的一切农活已是轻车熟路，山地里种山谷、山药、玉麦、荞、小红米也是家常便饭，还有木活、蔑活、石活、泥瓦匠、打炮眼炸石头等都做过。如圣人孔子所说，也算是久经磨砺，“多能鄙事”了。在生产队里，男子汉、小伙子通常要承担比较重的体力劳动。每年，我还是生产队里出勤最多的几个人之一。劳累自是本分，加上别的社会压力，岁月的艰辛与身心经历的锻造，又岂是一个“苦”字可以说尽？并非那些对农村生活浅尝辄止或虚与应付之人可以体会的。同时，我的品质亦得到了乡亲们的肯定和信赖，十六、七岁时，他们就选我为生产队的“经济保管员”，把生产队里为数不多的钱放心地让我保管。

崎岖漫长的岁月，一番深入骨髓的淬火，让我失去了许多不可复得的宝贵：中学时代、青春年华、甚至是精髓元气；同时，也使我收获了许多永远不会失去的财富：坚韧、耐劳、勤奋、以及对人生的从容淡定。不管社会变幻形形色色，对天地的敬畏、对真理的追求，对底层黎民的同情，永远是不变的淳朴。

因为恢复高考，择优录取，使我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凭着六年小学和一学期初中的功底，以及喜欢读书的秉性，凭借知识沉淀的底气，怀揣自信参加一九七七年的“一条龙”高考（即一次考试，根据成绩，分别录取大学、中专）。勐先公社下乡回乡知青参加者一百三十多人，结果出乎预料，仅我成了唯一一个上了大学初选线的人，一时间众目所瞩，成了乡里传奇的话题。尔后，入学通知又杳无音信，后来得知因社会关系问题，政审时抛入了另册。从热点到冰点，希望到失望，又经历了一番五味杂陈的煎熬。各地开办师专，再次从“另册”里“捡”了录取，才有了走进课堂的机会。

我的这份人生阅历，算是农村同龄人里的侥幸了。我的那些小学同学绝大多数最终都没有跨出农村那道坎！

　　

 入学后，暗自考虑了学习计划，巴不得争分夺秒，默默地落实在每一天的安排里。

清晨六点起床跑步，回来用冷水擦身，吃了早点，赶紧进教室。午饭后又进教室，傍晚活动或者散步，晚上一直用功到十二点多。作为中文专业的学生，“古典文学”课程是重中之重，“古代汉语”又是学好“古典文学”的基础。我的古典文学基础，多半依赖于少年时代看“四大名著”、“三言两拍”等等的领悟和积累。一番思量，决定用课余时间系统地自学现代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刚刚再版的《古代汉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的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的功力大有长进。正当卯足了劲想再接再厉时，问题又来了，以前就有神经衰弱的毛病，因为休息不够，更加严重起来，看书学习一两个小时，就感到头晕了。心里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神经衰弱不愈，无法用功了，真是不遂人愿啊！但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最终啃完了一至四卷《古代汉语》。后来我得知，即使在一些四年制的重点大学中文系里，这套教材也不可能全部学完。

此外，那阵子，无手机电话的干扰，看书就是最好的休闲，不忙时，尽可以手捧一本小说，既从书中得到愉悦，又增加了知识。有选择地看一些外国名著和名人传记，从那些杰出的人物身上汲取养分。不言而喻，师专毕业就要当一个教师。我自身的经历，辍学的体验是那样深刻，没有谁比我更理解社会底层的孩子对教育的渴望了。生活在乡村的那些年，亲眼目睹一些相当聪明的小孩，因受教育的机会缺失，慢慢地废了。我曾经思忖：其实就人口比例，农村里聪明的小孩不知是城里的多少倍。只不过他们投错了胎，由于生活环境的困苦，慢慢地迟钝了，变成了“放羊的小孩”。如果他们有良好的学习条件，我们国家的人才资源该是多么丰富呵！要是真有一天，我国农村的大多数孩子也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那么，中华民族将会产生一个飞跃，国家的景象会更加辉煌灿烂。

理想是丰满的，现时是骨感的。默想怎样当一个好教师，将来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的情景，只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那时，出版界刚开始复兴，新华书店的书架上还比较萧条，中外名著很难买到。隔一段时间，会有周末要卖新书的消息。平时省下零用钱，周末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邓老师、张文贤、刘林和我一早就去排队。除了买小说，还买了不少中学语文教学的参考书。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实实在在打心眼里为以后站讲台做好方方面面的储备。

不论做什么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我自小就懂得的诀窍。既然未来是要当老师，我暗暗地下了决心：学好知识，打好根基，一定要做一个出色的语文教师。

感恩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感恩国家和学校的培养，也是知识改变了命运，使我走上了教育之路。



冯老师的背影

中文一班讲台上走过的那些任课老师：邓光祥、林楠、鲍丕杰、冯方、高培怀、高文昭、严屏、吴兴华、毛宁生、兰德芳、陈琦、谭奇沐、谢忍等等。他们的身影、音容笑貌、教学风格和敬业精神依然鲜明地蕴藏在我的大脑内存里，其中，最深刻的是冯老师的背影。

冯老师、鲍老师分别教《古典文学》和《古代汉语》，两位老师都个子瘦高，面貌清癯，头发花白、已年近花甲，十分敬业。但是，鲍老师是丽江的纳西族，他讲课的普通话因纳西族口音太重，连我们本地同学也只能听懂一半，北京上海的同学就更听不懂了。几个星期之后，就没有再来上课，调思茅一中当副校长去了。冯老师是玉溪人，他的话略带玉溪口音，完全听得懂，一直教我们“古典文学”课到毕业。

记得第一次上课前，冯老师在开场白里直率地对全班同学说：“因为种种原因，文革十年，教育是重灾区，耽误了许多时间，耽误了同学们的青春年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也历经坎坷，现在年纪大了，又来到师专的讲台。你们这班同学，也许是我最后一届学生，我会竭尽全力，上好这门课。”

几句话虽朴实无华，其中包含了多少生活的沟沟坎坎，以及从一个热血青年到花甲之年的心路历程呵！

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四十年代反内战反独裁，五十年代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等各种政治运动中折腾，六七十年代又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个人就像是一珠扑岸的浪花，当抱着希望要飞扬到理想的彼岸时，无奈在排山倒海的大潮中，总是随波扬起，却被击得粉碎，完全不能自已。

冯老师的青年时代亦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四十年代中期考入西南联大，那是一个充满为国为民的抱负，热血贲张的时期，作为师范学院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一运动”。当解放战争风起云涌时，加入了中共又参加“边纵”，为解放云南，同战友们一起策动“玉溪起义”。

解放后，满怀建设新中国的热忱，因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顺理成章地转而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代前期担任过景东一中、景东二中、思茅中学的校长。一九五六年秋到墨江一中任校长创办高中，正当盛年，欲为教育事业拼搏成就之际，在“反右”运动中，为讲真话成了“右派”，下放到墨江二中做一个语文教师。只能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小心谨慎地努力教学。其时，另一个“右派”、原地委宣传部长邢彬（后来平反，八十年代初任思茅师专校长、又调任行署教育局局长），也发配在墨江通关供销社烤酒、养猪。两人惺惺相惜，传阅《鲁迅全集》和幸存的一些书籍，相互交流心得，唯有知识之光让他们坚持住对未来的信心。一晃二十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平反，奉调思茅师专成为我们的老师。

从一个满腔热忱、风度翩翩的青年知识分子，到两鬓斑白的几十年间，一个人的青春年华逝而不再，曾经的理想憧憬也如一江春水去而不返。像冯老师这样经历“反右”，二十年后得到新生的，在思茅师专的教师中还有几人，如历史教师钱雄飞、英语教师柳杰等。值得庆幸的是冯老师经过磨难而没有家破人亡，最终得到平反又登上了师专的讲台。

无疑，历经二十年波折能够矢志不渝的，只有对民族振兴的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贞，对自己胸怀坦荡的自信，对夕阳余辉的珍惜。正因为如此，冯老师真所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登师专讲台，面对学生，何等鞠躬尽瘁！每次上课，他总是要做精心的准备，一丝不苟地对待教学。提前几分钟，端着几本书，走进教室。只见他一副教书先生的风范：颀长而挺直的身板，穿一双布鞋，一套褪色变灰白的中山装，几乎连风纪扣也扣上了，脸盘微凹，高高的脑门上已有了人生的沟壑，头发稀疏花白，但目光有神，满面红光。走上讲台，面对同学们先简要地讲一讲课文，又转身板书。他的粉笔字如同他的身材，颀长又舒展。讲一阵，只见他脑门沁汗，掏出手帕来擦拭。毕竟已是上年纪的人了，有些力不从心了。十多分钟后，当他再转身板书时，只见他衣服的背心上已湿透了一片，有巴掌大的“白汗”痕迹。这番情景，同学们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教室里秩序井然，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下课了，看着他那汗水浸渍的背影悠悠离去。两年间，一直如是！

我的心里，感动的心绪一直在萦绕，心想，冯老师的这种敬业精神多么令人钦佩呵！如果不把学习搞好，就愧对老师了。冯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切实体会到了什么是“为人师表”的精神。

中文一班仅有四个家在农村的学生：李世柏、刘林、王光有和我。李世柏和刘林来自镇沅县勐大公社，他俩中学时就是同班。王光有来自墨江县玖联镇，我来自普洱县勐先公社。

冯老师对学生很关心，课堂上结合古文，总是循循善诱。因为思想上的认同，教学中的默契，对我等农村学生更是青眼有加，在作业批改中、在平时，都给予了很大鼓励。他家就在校园南侧，离学生宿舍约两百米。熟悉以后，他邀我们去家里，偶尔有事，我们也会顺便去坐坐。冯老师一家五口，夫人陈老师在学校函授处工作，大女儿在昆明某厂当工人，儿子冯溪屏是昆明师院的学生，老三在思茅一中上初中。一去，师母陈老师总是热情招呼，与冯老师一起同我们聊，有时聊聊学习，有时聊聊家常。冯老师边问边听，也谈一些见解，但他从不谈自己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和委屈，使我对他又增添了一层敬意。当他了解我的情况以后，若有所思，如同对子女般地轻轻对我说：“小荣，能有上学的机会，有专门的时间学习，确实不容易！你的基础不错，学习精神难能可贵，把功底打扎实了，以后不管是做学问、当教师还是其它工作，就会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了。”

　　冯老师的这番话，语柔心长，我记住了。后来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在学校扎扎实实地学习，打好功底，真的太重要了。对各种工作首先是掌握第一手情况，加之宽广的视野和知识面，实事求是地理清思路，便能运用自如、轻松应对，有百利而无一弊！

也许是他亲身经历的坎坷，对人生感悟颇深。他讲的那些篇章里，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一课文章的主旨“文以载道”之后，反复强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对我们悉心引导，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告诫我们要珍惜时光，打好功底，树立有意义的人生价值观。

我领悟了，这里的“文章”，并不仅仅是狭义的“文章”概念，乃是志气、人格、才识、方略、安天下之策的意思，等同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精辟；这里的“经国”，即是经世致用，治国安邦，也就是北宋“横渠先生”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简言之，倘若用革命的时尚语言，也就是“为国为民，贡献自己”这八个字了。这些价值观与我从小滋生的理念完全相融，师生之间在思想境地上契合一致。

从此，“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便铭刻在我的心里。

后来师专毕业留校，过了两年又奉调思茅行署教育局。离开了学校，从事的仍是教育，与中小学息息相关。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随后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开始实施普及教育。兴国的期冀在科技，科技的期冀在人才，人才的期冀在教育，显然，这是一篇经天纬地的大文章。历史上，教育救国曾经是不少仁人志士的理想和追求，谁曾想？机缘巧合，我们正赶上了“科教兴国”的时代，使命同这篇大文章结合在一起了。

思茅地区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当滞后的多民族地区。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跟随领导到澜沧、孟连、西盟、江城作调查，没想到边疆农村小学，特别是“一师一校”还那样艰难！校舍有的是危房、有的是茅草房、油毛毡房，篱笆墙。简易的教室里，搭块板子做课桌，两棵叉叉上放一根树杆就是凳子。有的教师学历是文革中的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有的一个教学点有几种少数民族学生，一二年级听不懂汉语。教师上语文课时，用弊脚的普通话念课文，再用当地的汉语方言解说，如果佤族学生听不懂，又用佤话翻译一遍；拉祜族学生听不懂，还得再用拉祜话翻译一遍。一些六、七岁的儿童住校，吃和住的条件很差，教师还得管他们的生活……

看着眼前的情景，我的心里十分沉重，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童年，我也是上的农村小学，社会发展向前推移了十多年，可这些小学老师的艰难，学生的困苦，比起我就读的小学艰苦百倍，真是没有想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从事实施全区农村的普及教育。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思茅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3.04年，教育的基础何其薄呵！

教育是立国的基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个浅显的道理通俗易懂。何况我有长期的辍学经历，让我对教育的认识比一般的人更深刻了许多，心里深知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既然，使命就是普及教育，我心甘情愿为此付出精力和汗水。此时，“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我的心中激活了，冯老师那被汗水浸湿了的背影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张是冯、陈两位老师在思茅师专家门前合影

这是冯老师在师专时的全家福。

在“科教兴国”的时代脉络里，普及教育是一篇大文章，在国家宏观的教育战略中，我只不过是大棋盘中的普通一卒；在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中，我又是一个实践者和管理者。在平平凡凡的教育事业里，我当如何涌动生命的能量，才不虚此生呢？

一个人生命的路径，是自己选择的。人生路上，你的价值取向必须作出各种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生活在传统的体制之中，你可以膜拜在千年流转的潜规则之下，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吹吹拍拍、弄虚作假，为自己的“前程”使出浑身解数去钻营牟利。也可以牢记你所体验过民间疾苦，不忘黎民百姓的渴求，为了他们的期盼而报之以赤诚，追求真理、洁身自好、实事求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去做吹糠见米的实事。

我甘愿选择了后者，全身心地投在平凡的工作之中。早在八十年代，一个教育专家说：“教育是一项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献身；教育是一门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一种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这段话是我从事教育工作的座右铭之一，有所识，有所思，对肩上的职责不敢轻慢，不敢懈怠。但慢不得也急不得，松不得也严不得，关键还得求真务实。

为了熟悉基层情况，与同仁一起，跑遍了全区一百二十三个乡镇，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遵循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十个县一百多所中学，几千小学（一师一校点）分类规划，分类要求，分步实施。然后再反反复复地督促、检查、评估、验收。为了普及教育，为了让黎民百姓的子女能够进学校读书，如同蜘蛛结网般地、用一丝一缕地经纬，去编织教育的理想，用全部精力去写好一笔一划和每一个标点符号。

有时，思想如同无缰的马儿在草地上散漫，心里陡然生出一桩意识：这冥冥之中，或许早就安排了我的生命轨迹，先辍学那么多年，饱尝失学的滋味，历尽底层的苦痛，从骨子里明白了教育的意义，再让我脚踏实地地从事普及教育这篇惠及黎民百姓的大文章，这就是上天赋予我的使命吧！真是用意良苦，命耶幸耶？

一路走来，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教育工作者到兼任省教委、省人民政府的督学，几十年的荜路蓝缕，除了各个时期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说辞，脑海里一直蕴藏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道”和“理”；一直蕴藏着乡村父老的生活情景，以及他们期盼的眼神，不敢亵渎，存着敬畏。

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是尽一分微力，犹如一滴水融入时代的潮流，滋养祖先世代繁衍的这块土地，为山河增添一丝绿意罢了。

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普洱市这个多民族杂居的边疆地区，中小学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以及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奉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了7.1年。现在，已经接近10年。可有识之士清楚：中华民族“科教兴国”的大文章仅仅只是开始，距离老百姓满意的教育梦依然还很遥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我早已回归田园、采菊东篱了。每当想起冯老师的背影，思忖当年他的教诲，耳边响起“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回眸教育的历程，细堪桩桩件件的足迹，没有愧对。不求五光十色，只要我心磊落，夫复何憾！



同期留校的学子



一九七八年五月入学，日月如梭，秋去春来，两年的师专学习很快就过去了，一九八0年五月到了，如期毕业。

当时，中华大地洋溢着改革开放的初潮，政治形态朝气蓬勃，思想界破除迷信，弃旧迎新，已经明确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主流舆论把振兴中华的道路誉为“新的长征”。 许多冤假错案都平反了，人心大振，老百姓向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各行各业逐步回归健康的轨道。

按国家政策，大中专毕业生统一分配。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缺乏人才。恢复高考以后的七七级第一届大学生，四年制的本科生还有两年才毕业，两年制的专科毕业生就成了短、平、快的第一批毕业生，赢得了先机。

学校从毕业生中选拔学生留校任教，这是学校的传统，头一年，师范学校从优秀毕业生里，留了黄志伟和孙良二人。

数我们这一届留得最多。七七级物理和中文班之后，七八级招了中文、数学、化学、音美几个班，七九级又接着招生。师专、师范的教师都不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研究，精心考察之后，从我们这一届毕业生里，挑选了十一人留校。物理班留了五人：陈洛恩、梅冬成、朱平、柳林、许世春；中文一班留了六人：沈钟敏（上海知青）、李世柏、吴正荣、刘林、赵继新和我。下一届又留了三人：化学班冯超，数学班刘朝平和郑蓉芳（上海女知青）。这些师专自己培养的年轻学子，转眼就成了师专、师范教师队伍中的新鲜血液。

毕业能够留校工作，真是喜出望外，这是人生旅程中最幸运的一次。由于过去的曲折，之前我不敢奢望有好运。对于毕业以后的去向，没有提任何要求，更没有去“找关系”，思想上已作好了去边疆县当教师的准备。不曾想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的青睐，幸运地留在了师专。这是改革开放的恩赐，是学校和老师的培养，心里涌起一番感激之情，欲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回报学校，回报时代。

思茅师专和思茅师范还是一个学校两块牌子，分别招生。教师是分开的，我们这批人留下后分属两所学校，陈洛恩、梅冬成、沈钟敏、李世柏、吴正荣和我划归师专；柳林、朱平、许世春、赵继新和刘林归属师范。

八0届留校的，清一色男生。除了沈钟敏是上海人，皆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陈洛恩和柳林来自墨江县城，梅冬成和许世春来自景谷县城，吴正荣和赵继新是思茅镇人，李世柏和刘林来自镇沅县农村，朱平来自江城县农村，我来自普洱县农村。沈钟敏是一九六九年的初中生由上海到思茅的知青，当过小学教师；赵继新是七五届的思茅师范毕业生，分配到西盟县当了两年多的小学教师；别的则是七四届、七五届高中毕业后有过两三年的下乡或回乡经历。

我们生逢五十年代，伴随着新中国的风风雨雨一起成长。从童年开始初识人世，时兴阶级斗争“三讲”（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人分多等：除了工、农、兵、学、商，还有“九种人”（地、富、反、坏、右、军、警、特、宪），目睹着一幕幕政治运动像幻灯片似的此落彼起，许多家庭难逃厄运，遭遇了不同情形的冲击。一代人成长的路径，变得崎岖曲折。

 随着文革的结束，总算消停了，国家、民族、家庭、个人有了新的希望。迎着曙光，人民走进了新时代，我们迈开了新的人生步伐。

物理和中文两个班的同学平时都很熟悉，留校后还住在原来的小黄楼一楼，但是由学生时的六、七人一间变成了两人一间。从同学又变成了同事，缘分不浅！一伙年轻人在一起，开始了教师生涯。因家庭、经历的不同又性格各异。

沈钟敏虽是中文一班的，可时间不长他与另几位就到外地进修英语去了，毕业时才回来参加分配，是作为英语教师留下教英语专业的。他与我们本地的一群并不熟，也很少交谈。宿舍也另在一处，除了上课，总是躲进宿舍里，放下窗帘独自为阵。有时路上碰到，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没有更多的交流。

柳林开朗，与同学朋友打招呼多是笑脸相迎，捎带几句打趣，闲暇哼几句歌曲。我和他偶尔搭伙：烧起煤油炉，菠菜煮鸡蛋下面条，亦是津津有味。陈洛恩有几分儒雅，反应很快，嘴巴不饶人。我俩是“家门”，碰面总要善意地相互调侃一阵。梅冬成留着一个小平头，高高的脑门，满面红光，平时话不多，有时眼睛一挤，不慌不忙地说出几句冷幽默，却是入木三分，令人不得不笑。吴正荣中气很足，口才雄辩，观点总是别出心裁。赵继新和朱平惯于坚持己见，与人争论起来，不会轻易服输。李世柏原是学生会主席，多了几分行政气息却仍然保留着几分淳朴。刘林温和少语，诚恳实在，没有半点虚伪。

大家年龄相差不过三、四岁，正是心怀梦想，瞻望未来，扬帆起航，奋发努力的时候，也是青春荡漾的季节。陈洛恩、柳林的恋爱路径早已铺就：高中同学——知青同户——再一同走进师专、师范，相知相恋；朱平却是陈仓暗渡：未来的岳姊是江城的一个教师，很欣赏他好学、能干、优秀，就为妹妹和朱平牵了红线。我们几人还在悠哉游哉，摇曳不定。年轻生涯，生活、学习和工作，都是面临的追求与抉择。

李世柏、刘林、黄志伟在镇沅一中就是同班同学，平时常聚一起，又先后留校，实在是人生难得的缘分。也许是一种淳朴的共性，我自入学以后就参与了他们一群，学习、生活上相互知心。有什么好吃的，相聚一处，大家动手，做饭做菜，边聊边食。有时，学古人风雅，行酒令，一人一句诗词接龙。有时，某人有恋爱信，相互传阅，评论书信的文采，哄闹一场。吃着，闹着，心里在飞扬，憧憬着“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初为教师，走上讲台，台下的学生也是未来的教师，面对几十双求知的眼神，我们感到了三尺讲台的分量。尽管有底气，绝对不敢掉以轻心，课前必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课堂上的风格自是因人而异：陈洛恩凭就功底和口才，驾轻就熟；柳林的开朗，酝酿了活跃的课堂氛围；吴正荣洪亮的普通话、别具一格的观点，很有魅力；刘林则是“老夫子”的路数，按字、词、句的脉络，有条不紊地讲解古文……

这些情景，都是课后在一起交流，共同切磋时，留在了记忆的旮旯里。

社会在发展，每个人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不掉队。用现在的词汇讲，就是与时俱进。我们都是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实践者，心里自然明白：个人已与国家将来建设融合在一起，未来的社会需要知识和人才，自己的学识、学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争取深造。追求理想的步伐不能停留，思量着自己该如何前行？平时在一起，谁都不谈自己对远方的梦想和思路，可又在暗暗地使劲自学。

进修、提高、培养，也是学校发展的需要。因此，学校领导和老师对我们很关心，给了我们积极地勉励和支持。

我和朱平共住一间宿舍，我俩都生长在农村，共同语言不少，平时聊得在一起。除了备课、上课、改作业，各自学习，互不干扰。朱平比我还抓得紧，每天坚持学英语。我学了一段时间的英语，因神经衰弱便放弃了。刘林、陈洛恩、梅冬成等人住在隔壁，平常也在闷头学习，为下一步的深造作准备。

日有东升西倾，月有阴晴圆缺。年轻时的缘聚，生活俭朴却怀揣理想，时间不长便物是人散。

两年后，先是借用，随后调我去了行署教育局。许世春调回景谷县二中。陈洛恩到上海华东师大进修，后来考取华东师大的研究生，毕业后回师专任教。梅冬成和朱平先后到云南大学进修，也考取了研究生。李世柏、刘林、黄志伟同时考上了云南省教育学院中文系，并同班，毕业后，李、刘二人回校，黄志伟考上了教育学院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生班。紧接着，吴正荣、柳林、赵继新和我也先后考上了云南省教育学院，毕业后仍回到原单位。沈钟敏辗转调回上海去了。

一九八七年，师专第一次搬迁，从原址迁到思江路口旁。学校长大了，从教室、学生宿舍、图书馆、教师宿舍都是新建的楼房，校园更宽了，更漂亮了。规模渐渐扩大，教师队伍陆续成长，设置的专业和招生人数不断地在增加。九十年代初，“思茅师专”已晋升为“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同期学子人到中年，也分道扬镳了。梅冬成留云南大学，成为物理系的教授。陈洛恩、吴正荣调玉溪师院，评了教授。刘林先从思茅师范调师专，教了几年，又调玉溪师院，评了副教授。朱平从思茅师范调电大再归并普洱学院，评了教授。赵继新、柳林在师范聘为高级讲师，后来赵继新调思茅卫校，柳林调玉溪一中。李世柏先在师专由由学生处长至副书记，随后又调行署教育局任局长。我在行署教育局（后改为市教育局），一直到退休。

物换星移，进入新世纪，母校第二次搬迁至菩提箐现址，晋升为“普洱学院”，又是旧貌换新颜，更是今非昔比的繁荣昌盛，与当初的“思茅师专”不可同日而喻了。

同期留校的那一批学子，除了朱平在普洱学院直到退休，其余的都离开了母校，但绝大多数都没有离开教育工作，仍然辛勤地耕耘在云南这块红土地上，没有辜负改革开放的时代，没有辜负国家和师专的培养，没有辜负老师的教导与期望，自强不息、兢兢业业为教育事业付出了自己的汗水，交出了人生的答卷。

（写于二0一八年八月）



普洱学院新貌

健行楼

民族团结盟誓塔

同心石

校园鸟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