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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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令江西抚洲市）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生于临江军父亲的治所（为今江西宜春市樟树临江），他父亲时任临江军判官。稍长即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中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洲通判，政绩显著。鄞县任上，组织民众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灌溉水利。青黄不接之际，低息发放常平储粮，帮助农民度过春荒。 宋仁宗末年，王安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请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未被采纳。长年在地方任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任翰林学士，上《夲朝百年无事札》，继续阐述他的变法主张，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l1069年），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陆续制定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第二年王安石拜相，遂大力推行改革，并积极促成熙河开边。 变法之初，宋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然而在新法实施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导致反对者声势浩大，且变法派内部也现分裂之势。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因君臣在变法上意见不合又被罢相，出判江宁。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嗣位，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全部被废。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势力日盛，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66岁。身后累封为荆国公，谥号 "文 "，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的变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然而变法却也触犯了官僚大地主的既得利益，势必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变法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改变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王安石位唐宋八大家之列，他的文学成就和对后世文人的影响都非常巨大。他主张文学的作用首要在于服务社会，"文章合用世 " "务为有补于世 "，应为文学创作的根本。这种理念虽然一定程度上会忽视文学作品的审美感，但也成就了他的政论文立意高远、雄健简练，逻辑严谨、说理透彻、笔锋犀利的特点。王安石的政论文成就极为突出，是其散文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大思精，针对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法先王之意，主张 "改易更革 "，近代人梁启超称其为 "秦汉以后第一大文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系统地阐述仁宗皇帝在位41年间的得失，劝勉神宗革除 "因循末俗之弊 "，具有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词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等特点。 王安石针砭时弊的杂文《原过》巜使医》等短小精悍，巧于用比；《兴贤》《委任》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逻辑性很强；《闵习》巜知人》批判世人沉溺于旧习和君主不能识贤，笔锋犀利，寄慨深远。人物论和史评：如《子贡》《鲧说》《伯夷》《读（江南录）》《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等，一反传统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其中《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却能抑扬吞吐，见解独特。王安石还有一些羁旅、登临、酬赠、悼友之类的散文，《旅思》《登飞来峰》《送程公守洪洲》《思王逢原三首》等也都是难得的佳构。不过也有一些铺排典故成语的客套虚文，艺术价值相对不高。 王安石前期的诗作，把自己渴望济世匡俗的理想抱负揉进了诗中，密切联系现实生活，表现了他主张革除政弊，关心民生疾苦的进步思想和博大胸怀。辞相后特别是笫二次辞相后的诗作，因仕途的丰富经历和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注重对仗、用典、声律方面的精益求精，追求诗歌的艺术美。隐居生活让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抒发闲恬的情趣，观察细致入微，锤练甚工，意境幽远清新，表现出了 "荆公体 "的老练圆熟。王安石现存词20余首，其作品一洗五代旧习。《桂香枝-金陵怀古》通过对金陵（今江苏南京）景物的描写，抒发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境界开阔，苍凉悲壮，是宋词的经典之作，体现了他词作的独特风格和很高的艺术水准。 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革新的积极参与者，他的文学创作实践推动了诗文革新的发展。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有重要贡献。他反对西昆派的文风，提倡文道合一，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这种观念影响了当时的文坛风气，促使更多的文学家关注社会现实，创作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王安石创立了 "荊公新学 "，主持修撰巜三经新义》，作为教材和科举取士标准，颁布到各级学校实行，促进宋代疑经辨古学风的形成。荆公新学把 "道 "作为最基本的哲学基础，在社会治理方面强调变革和济世从政的方略政策，成为了他日后实施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诗、文、词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他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主张文道合一，对宋代文化教育及后世文学的发展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