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第一位赴台湾探亲的麻城人是谁吗？

胡成光

引言：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海峡两岸之间终于打破了长达38年的冰封期，对于分隔两岸的亲人来说，这是一次长达半个世纪的重逢。

1988年10月，经过两岸人民和民间组织的不懈努力，台湾当局迫于民众呼声，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同年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正式受理探亲登记，同意允许部分在大陆的人回台湾奔丧和探亲。

1989年10月，木子店熊家塆熊存远是麻城市第一个到台湾探亲的人，开启了麻城对台交流的新篇章。

一、我第一次去台湾探亲

熊存远口述 李敏整理

我是个农民，一生与土地打交道，识不了几个字。我是个苦命人，出生于1942年农历8月初5，3岁死了娘，8岁父亲带着继母逃到台湾去了。我跟着奶奶长大，十六、七岁时奶奶也过了世。解放后，我也读了一两年书，认得几个字。因家庭成份高，我从细伢时就晓得夹起尾巴做人，因此在塆里人缘关系比较好。那些年搞阶级斗争，我虽然经常挨批斗，干苦力，但比起其他的黑五类，我遭的罪还算少的。改革开放后，政策一天比一天好，我与妻子都是苦人出身，都有一把子力气，穷日子很快就有了起色。那时，我常对人说：“走遍天下，哪里也没我熊家塆好！”

最近，市志办的工作人员找到我，说我是全麻城第一个到台湾探亲的人，要我说说探亲经过，这件事得从头说起。

二、台湾的父亲来信了

1984年上季，同塆的小学校长熊忠纯将我喊到他家里，关起院子门，又插上套屋门，神神秘秘地扒在我耳朵上说：“你伯（父亲）有信了！”

我吓得跳。父亲走了30多年，我早已忘记了他的模样。多年的批斗，使我想起这个父亲就头皮发麻。熊忠纯也是受害者。因为他和我父亲是同学，父亲逃跑时，他资助了一点儿路费。本来这事儿也没人知道，但他是共产党员，为了向党表忠心，他自己主动交待了，以后自然是没完没了的检查、斗争…

我识字不多，熊忠纯读给我听，信是我继母的亲戚肖挽滔（木子店刘家塆人）从日本带回来的。信上是继母的口气，说丈夫的大儿在熊家塆，如今生活得可好？我不会写信，当时即使写了信也无法投寄，只要知道我父亲还活着，我就安心了。

大概是肖挽滔将我的消息带回了台湾，不久，我收到了二封从美国寄来的信。写信人自称是我的弟弟，名叫熊道扬。道扬当时在美国读博士。信上说，他到美国读书时，父亲再三叮嘱，要他与留在老家的大哥取得联系，希望大哥能寄张照片，安慰老人的心。我急忙带领全家走了8里路到木子店街上去照像。照片上满满当当6个人，我夫妻俩、4个孩子（两儿两女）。

过了两个月，父亲通过道扬弟从美国寄来两张全家福，每张照片上7个人。弟妹们都出生在台湾。一张照片是早些年照的，弟妹们还都是细伢，另一张照片上他(她）们都已是成年人。信是父亲亲笔写的，寄到美国，弟弟在美国加了个信封，才能寄回大陆。当时台湾与大陆不通邮，一封信要转半个地球。

后来，父亲托人给我带回200美金，我买了辆自行车。当时麻城东山农民家庭能买自行车的人还很少。1986年，村里照顾我，给我批了地基，我做起了5间红砖瓦房，父亲寄了1000元钱。

到了 1988年农历4月间，父亲、母亲从台湾回来探亲。他离家时，我才8岁；他回家来，我的儿子都20岁了。这年父亲已经70岁了，在外近40年，他乡音未改。父亲先去看了祖坟，又与母亲一起探望了亲戚朋友，还专门去看了他当年读书的石头坳学校。父母亲这次回来住了两个星期。当时我们塆里的井是在塘里，脏东西时时泛在上面，父亲认为不卫生，拿出500美金给湾里修水井，安自来水。父亲原来认识的人，很多已经去世，比我年轻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为此，他又拿出几千元钱，请塆里有文化的人写个家谱，理清支脉。

父母走时，经过市区，住在麻城宾馆。市政协、对台办、统战部的领导们，都来到宾馆看望，给两位老人送行。

不久，我弟弟熊道存也回来探亲了。他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在老家住不惯，一两天就走了。

三、我的台湾之行

父亲回台湾后，不久就病了。也许他自我感觉死之将至，一再催我到台湾去认家认亲。1989年秋天，我终于获准赴台。

10月底，我和对台办的邹耀明主任、公安局的杨峰科长一起前往武汉，统战部还专门派了辆小车。到省里办好了护照，杨科长就回去了。第二天，邹主任一直将我送上火车，叮嘱了我很多事项。第二天早晨到广州，下午搭中巴，夜里到深圳。我是个地道的乡巴佬，从来没进过城市，见啥都稀奇。离家时，老婆怕我搞丢了，千叮咛万嘱咐，个人也心里没底，心虚得很，我按照邹主任告诉的，先找到中国旅行社，他们安排我过了海关，坐上火车到九龙。

下火车看到“中国旅行社”的牌子，我赶紧走过去。等了半个多钟头，旅行社的林先生租了辆小车，带上我经九龙海底公路到了香港。在香港，还是住中国旅行社。旅行社安排我们5个人（还有两个新疆的，两个湖南的)到台湾设的“中华旅行社”办理入境手续。办完之后，我们又回到中国旅行社，由旅行社派车送到飞机场。

我在山里爬山走路惯了，坐车就晕。从到武汉起，我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汽车上、火车里，我吐得一塌糊涂，如今又坐上飞机，心里更紧张得要命，双手紧紧抓住扶手，生怕摔到飞机外面去，根本顾不上看什么景致。迷迷糊糊中下了飞机，已经是台湾的中正机场。我一抬头，就看见有个人手举牌子，上面写着“接熊存远先生”。我心里真高兴，赶紧向那木牌走去，一问才知道，他是什么“救总”的工作人员，不是我家人。他将我交给一位小姐，小姐将我的证件收去，说是由他们保管，并说可以免费送我回家。我说，我事先打了电话，我弟弟要来机场接我。 走出海关门，我就看到了大弟。弟弟开的是他自己的车，一直就到了板桥的家。

四、隔不断的故乡情

我从老家出来时，乡亲们纷纷要我给他们在台湾的亲属带信带土特产。我到家第二天，母亲就挨家打电话，通知他们来取，很多乡亲都跑来看我，亲热得不得了，挨班请我吃饭。特别是詹泽民（他父亲詹剑锋，当过国民党麻城县长，1951年被镇压），因我生母是詹家的姑娘，他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多次邀请我到他家作客。他最爱听我谈老家的人，说老家的事。我离开台湾时，他拿出2000美金，要我带给他老屋的塆子，说是要给村里安装电灯。

我在台湾还见到了石头板的詹学勤，郭家冲的郭焕台，洲上的汪劲松，柳树坪的胡楼香、胡细巧等20多个木子店出去的人，并到一些人家中吃过饭。这些人中，有的几十年没回过家乡，有的近几年回家看了看。年轻人中，也有这几年回过乡的。有的年轻人说，家乡人又穷又懒,不讲卫生，落后得很。老年人则说，大陆那么多人，山区生产条件差，人人能吃上饱饭，不饿肚子，就很不容易了。这两年，还是盖了很多新房子，家里人来信，总说日子好过多了。说到最后，往往是大家碰杯，祝愿老家的人们富起来。

我在台湾还见到了麻城在台同乡会的总干事肖挽滔先生。我到台湾后，父亲欢喜不过，一家人夜里去逛广场，结果因受凉引起老病复发，住进了三军总医院。肖挽涛先生到医院看望我父亲，见到我，高兴地对父亲说：“你这个儿子好帅呀！”他拉着我的手，说了蛮多话。

不只是麻城人，在台湾，只要同是从大陆过去的人，就格外亲热。一次，我想去看看妹妹工作的松山烟厂，门卫不让进。我说是从大陆来的，那门卫立刻对我非常热情，说他老家是河南的，应该离湖北很近。他一边通知妹妹，一边与我聊得火热。

五、富裕与小偷共存

我过惯了穷日子，到了台湾，才知道什么叫富裕。就拿我家来说吧。在熊家塆，我盖了五间红砖瓦房，高房大院，院内猪栏、牛栏、鸡棚鸭架，六畜兴旺，样样俱全。在塆里以农为业的人家中，我算是首富了。

而我台湾的家里，光是汽车就有4台。我弟弟道存开着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是董事长；小弟道扬，是美国旧金山一家电脑公司的工程师。三个妹妹都已出嫁。平时家里需要什么东西，都是电话预约送货上门。家里人都怕吃肥肉：说是长胖了不得了。平时做菜，总是把肥肉割下来丢掉。我在老家时，米饭就盐菜，能吃三大碗。在台湾的家里，别人都用小细瓷碗添饭，吃一点点，满桌的菜，吃剩下就丢掉，我开始很不习惯。春节前，我陪母亲去买菜，见菜场里有洗得很干净的猪头，甩在一边没人要，我便拣了一个提回家来。母亲只是割下两只耳朵做卤菜，猪头还是扔掉了，我觉得实在可惜。后来我才知道，在台湾，我家连中等家庭都够不上。

台湾虽然富裕，但也有穷人，也有小偷。11月底，说是要搞选举。我父母户口在基隆，要回基隆去投票。12月2日，我们一家人便到了基隆。我家在基隆也有一栋楼房。4日，道存弟一个人回到台北的家，发现家里被盗，赶紧往基隆打电话。我和父母赶回台北，只见二楼阳台的钢筋栏杆被拉弯了，门窗玻璃和纱窗被取下放在一边，室内衣物被翻得乱七八糟。我赶紧检查自己住的房间，见床头柜已被橇开，亲属送给我女儿的金戒指被偷走了，还有母亲给我零用的300元台币也不见了。晚上打开被子睡觉，被底下还放着一把菜刀。这小偷还留刀威胁主人呢！我对家人说：“应该报警。”母亲却说，损失也不大，算了。要过年了，别搞得兴师动众，麻麻烦烦的。结果也未报警。

六、四人吃饭三个党派

我到台湾没几天，就听到大家都在谈选举的事，听说是要选县长、市长，还有什么立法委员。到了11 月底，宣传车、大喇叭都用上了，还不时有人跑到我家里来，油嘴滑舌拉选票。我们家的饭桌子，也成了竞选台。每到吃饭时，就争论不休。

我父母是国民党派，弟弟道存是民进党派。父亲曾在基隆市法院任职，讲起道理来一套套的。他说：“国民党建设台湾几十年，为台湾各族人民和大陆老兵都带来了好处，所以，吃了菇子不能忘了树恩。”弟弟却说：“民进党思想开放，面对现实。”结果越争越僵，父亲火气上来了，骂起来：“你们年轻人狗屁不懂，只知道吃喝玩乐，不想想今天的好生活是谁创造的？民进党象土匪似的，有什么好？”弟弟也不怕父亲发火，仍然辩解说：“老爸，您总是喜欢唱一些陈词滥调。人老了，就思想保守，又顽固……”看父亲又要发灭，母亲赶紧打圆盘，打开电视机，要大家看电视，结果电视上播的也是选举的事。一位大学教授说：“坚决反对民进党的台独主张……”见父亲还在生气，母亲便向我求助，说：“咱们听听存远有什么看法。”

我说：“要我说实话，我觉得国民党也不好，民进党也不好，还是共产党好些，我从小少爷没娘，是跟着共产党长大的。虽说也吃了苦遭了罪，但那些事都过去了。如今，共产党的各级干部都对我很关心，屋子住得大，粮食吃不完，孩子们都在读初中、高中。一句话，共产党对我是有恩的。”

听了我的话，我父母、弟弟都睁大眼睛看着我，大概觉得很希奇。父亲想了好一会儿，终于笑了，说：“这回好了，我家4口人吃饭,分成3个党派，有国民党、民进党，还有共产党。”

七、短暂的打工生涯

一转眼间，我已在台湾待了1个多月。该玩的玩了，该看的看了。我在老家劳动惯了，如今整天不干事，闲得很难受。我把这意思给詹泽民说了，他说，我这里刚好要人帮忙，你来吧。我就这样找到了临时工作。

　　每天早晨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厂里不管食宿，中午休息2个小时，可出去吃饭，也可叫饭送到厂里。我的具体工作是改换包装箱，将新箱折好，把原箱打开，每箱12瓶酒，一一提进新箱，然后封胶带，码放整齐。论件计工，每箱18台币。一般人每天可换200箱，我历来手脚麻利，稍微加点班，就可换300箱。去掉交所得税，每天可净得200美金（1美金合26台币）。当时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是1:5.5，200美金就是1100元钱。在台湾干一天，等于我在老家干1年。我第一次明白，劳动这么值钱。

还应该说明的是，在台湾虽然挣得多，用度也大。1个日本苹果标价400台币，一碗牛肉面条卖70台币，买半斤装的一袋花生，就得50台币，百事得用钱买。我在台湾有个家，生活费不用我操心。吃住有父母管，零用钱也是母亲给。比如，从家到工厂要坐公交车，单程18台币，往返36个台币。弟弟有个零币罐，他嘱我用零钱就到罐里拿。这样，我每天拿36个台币坐车。总之，用钱是家里的，挣钱我自己得。弟弟还将他的衣服、皮鞋拿给我穿。

我在台湾只打了几天工。父亲病重了，我就到医院照顾。本来台湾护照规定我的探亲期限是2个月，但因我父亲两次住院，病情不稳，我的行期就耽搁下来，一直住了93天。

八、还是自己这块地儿好

我活了47岁，从来没离开过自己的家。年轻时去修过水库，修过公路，毕竟离家只一、二十里地。这次出来，一晃就是3个月。

在台湾，虽然守着血肉相连的一家人，但我就是没有家的感觉，总觉得自己是来作客的。我十分想念老婆孩子。老婆也担心我变了心，留在台湾不回来，三番五次地来信，打电话，催得紧。过完春节，父亲的病稍微好了一点，我就张罗起程了。飞机票订的正月初十，临行前一天，老父亲专门从医院请假回家，给我送行。

到香港换证，一看到“中国旅行社”的牌子，我就从心里感到亲热。不知怎么搞的，看到五星红旗，我竟掉了泪，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总之，心里很感动。香港住一夜，第二天坐飞机，一直到了武汉，当天夜里我就赶到了麻城，正月十三上午，就进了自己的家门。

第二年夏天，我父亲去世了，享年73岁。

我从台湾回来后，很多人问我：“台湾好还是大陆好？”我实心实意地说：“台湾确实比大陆富，人多地方小，建设搞得好，但我在那里不习惯，不安心。井底青蛙井底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听着院子里鸡鸣狗叫，我吃得饱，睡得香，心里安逸，活得滋润。还是自己这块地儿好。

转载编者按：

这篇文章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台湾富，大陆穷。台湾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岛屿，在旧中国时就很富裕，再加上蒋介石逃离大陆时，把大陆的金银财宝带去了几乎70%左右。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接手的中国大陆“一穷二白”，共产党是白手起家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大陆不是一年二年能够富起来的。

再说，如果当初不是共产党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永远不能过安定的日子。不妨想一想，民国从1912年成立起，一直以来都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其实民国比清朝好不了多少，人民没有过一天太平日子。我的爷爷在那个年代为逃避抓丁派伕，有四分之一的夜晚都是在山洞里度过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再没有这种现象。

假如蒋介石夺得了政权，我们的国家不会真正的统一，外国列强也不可能完全驱逐，中国人民还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推翻了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