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化蝶 走出渭南

关中游子

破茧化蝶 走出渭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份，我在渭南杜桥中学上高中，再有一个多月就要毕业了。和那时候几乎所有同学一样要面对的是“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正值初冬，北风呼啸、地冻天寒。我们每天背着苞谷面做的冷馍馍，冻得像冰糕似的蒸红薯，去双王公社八里店大队学大寨修梯田，随后还要去附近的工厂劳动，这些都是当时学生们的必修课——“学工学农”。

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在这时候也开始了。我在工地的喇叭里听到征兵的宣传后，扔下工具，没有回学校，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地回到村里，径直到大队部报了名。当时年龄要求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前出生，我刚满十八岁，正好赶上当年国家有新政策，要求只要年龄符合，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应征，其实正式离校时间要在一九七五年元月了。

之所以决定参军，其因源于从小就看过许多解放军的英雄故事，敬慕解放军。社教运动初期，我们村住了几名解放军工作队员，他们走路似小跑，干活如猛虎，常常显得紧张严肃，雷厉风行。六七十年代，部队时常野营拉练，一拨又一拨的解放军队伍骑马荷枪，威风凛凛，不时地出现在我们村的南梁、北梁上，有时直接从村道通过，我们小孩子跟着看稀罕，一直追着队伍走的很远很远才回家。耳闻目赌了解放军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吃苦耐劳，从不打扰群众的作风。他们为人民来当兵，不怕苦，不怕累，风里雨里练本领，站边防，守海彊，保卫祖国和平。在我心里解放军就是我们的亲人，热爱人民，品德高尚，办事公道，除恶扬善，专为人民服务。

　　解放军美好的形象从小就根植在我的脑海里。记得我十三岁那年，父亲和塬上30多名青壮劳力给上涨渡新建的第一座渭河大桥支民工、拉运沙石。我每周六下午要给父亲送一次干粮，周日便帮父亲拉一天车。深秋的一个早晨，大概是九点钟的样子，太阳升起约一杆高。我们父子俩拉着第一趟石料早早来到工地。父亲驾着沉重的车辕，我在前面用绳子拉着，气喘吁吁，头上冒着热气。放眼望去，那紧张繁忙的渡口上，泥沙漫滩，人潮涌动，熙熙攘攘，车水马龙。那天是星期天，又逢渭南集日，河岸上变得比常日里更加热闹，有卖茶水的、卖熟食的各类小贩，有推车挑担、肩扛背驮，转运物资的，也有早早起来捡拾马粪的，渡口边形形色色、匆匆忙忙的人，南来北往的车马，川流不息。忽然，我看见一条拖轮摆渡即将靠岸，船上载着近百客人，有镶着“八卦窗”的马车，有自行车、架子车，有挑担提笼的来客，有头戴手帕、提着包袱的妇女，有牵着牛、拉着羊、赶着猪的老汉，一时间人头攒动，挤挤攘攘，但是干冽的秋风中，个个显得灰头土脸。唯独一辆绿色军用吉普车十分耀眼。我打量了一下，吉普车的驾驶室坐着一位身穿绿色的解放军叔叔，头戴一颗红五星军帽，红旗状的领章挂在衣领两边，目光坚毅，显得十分英俊和威武。在他旁边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一位衣着干净、慈眉善目的老妈妈，用温和的目光注视着前方…… 霎时间，我好羡慕他，羡慕那位军人的形象和气质，羡慕那位老妈妈。想起我的妈妈还在农村那塬上劳动，面朝黄土背朝天，养猪种地，风餐露宿，多么的辛苦啊！如果我是他，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我长大一定要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

　　父亲尽管也同意我报名，但并不怎么热心，他总认为当几年兵还得回来种地。再说以我们家当时的条件，上面没个当官的，能够参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当时血气方刚，一方面被“参军光荣”的口号鼓舞着，另一方面也是想摆脱那种“毕业后再回到村里”的命运，希望能到外边的世界里去闯一闯。当兵，离开家，离开这个背若芒刺的地方，到部队去接受锻炼教育，至少也会有白馍吃，眼不见心不烦。就像当时的俗语说的：只要一步踏出门，不管家里人吃人。没想到，真是如有神助。第一天是目测，部队接兵的人从五官、个头、体型、走姿、精神面貌等各项目来打分，我竟顺利过关了，就这看似简简单单的第一关，很多人都被刷掉了。第二关是体检，要求就更严了。先是检查五官(眼、耳、鼻、喉、口等)，然后是内科(血压、心脏、肝功、化验和透视)，最后是赤身裸体的外科肢体检查。这是关键的一关，有人会事先找人顶替，托熟人找医生，找管事的人说情等，可照样要淘汰好多人。

父亲知道希望不大，起初丝毫没有在意，就任我自己去瞎跑。体检这天，他照常不忘与母亲拉着架子车去完成他们的土方修田任务，挣生产队的工分。两个弟弟上学去了，小妹才刚三岁，被一个人锁在家里。早上收工后，父亲思量再三，还是步行了三十几里路来到阳郭——我们体检的地方。在那个“大锅饭”的年代里，一个工虽然只值八分钱，那也是耽误不起的。父亲是咬着牙来阳郭的，等他来时，我已体检完了。

　　“检查完了没有”？父亲一见我就问。

“完了”！我回答。

“怎么样？”父亲又问。

“还不知道呢”！我答。

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没什么毛病，但心里还是没有底，所以就这样囫囵着父亲的问话。

父亲看到有很多人在托熟人找关系，无奈就去找来李德儒叔父(当时在阳郭供销社，是我的一个远房叔叔)，又去找杨志刚(阳郭区委秘书，是父亲过去的小学同学)。人家没有来，意见很明确，没什么好办法。德儒叔倒是来了，但也只是一个劲地鼓励我。看着眼前的情形，我心里想着：只能听天由命吧。结果最终我竟然通过了体检，当时多少还是有些意外。

接下来就是政治审查了，这事由公社相关领导和接兵的人一起开会决定。当时的政审非常严格，包括家庭出身、历史、社会关系、文化程度、本人表现等。这些条件我都符合，就是担心父亲在解放前被拉过壮丁这一茬，会对我有影响。我的一个表哥就因为类似的事而没能当上兵。村上的一些冤家们和那些想当兵的竞争对手，都在散布一些对我不利的谣言，口口声声说父亲有历史问题。

当时，公社没有熟人撑腰为我说话，只好把希望全寄托在来接兵的解放军身上。我每天骑车好几趟到公社找部队接兵的尚排长他们(尚忠友排长、杨景民班长、仇树明副班长)，不顾扬风搅雪，将白毛巾在头上一包，骑上车就走了，路上也不知摔了多少跤。见到他们我就讲，我多么热爱解放军，从小就立志长大了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讲我小时候看的连环画、小说及课本上学到的儿童团、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革命事迹，我对他们多么地感动和佩服。我甚至咬破手指写过申请书，各种软磨硬泡，就是非要当兵不可。

　　在那个关键时期，公社的武装干事田建辉是很难找到的，因为有很多人在千方百计地找他。

有一天清晨，下着大雪，狂风像刀割一样刮在脸上，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照例一个人一路跌跌撞撞，骑了自行车到公社去。一进院子就看见尚排长在打煤球，我一不做，二不休就帮他干了起来。手指冻的发麻，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了霜，我咬着牙直到干完。尚排长看到我确实很能吃苦，又听说我的篮球打的好，非常满意！可是尽管他在接下来的公社定兵会上竭力帮我说话，最终我还是没有通过。当时，我们大队参加体检的有四个人，而体检合格的只有我一个人。一队的李平安和二队的李忠涛被直接淘汰。一队李毛旦比我大两岁，和公社武装干事田建辉混得比较熟，且已经参加过两年体检，但因心脏三级杂音，还是被淘汰了。

我和田建辉不熟悉，也搭不上话，可是我们班同学杨佳珍的哥哥杨晓峰在公社任保卫干事，佳珍让我去找他哥，说他哥说不定能帮上忙。班上和我玩得比较好的几个同学很兴奋，个个为我出谋划策。我便去公社找了杨晓峰，见到他时，他正在韩家村驻队。我记得很清楚，他领着我到村外头的地头上，翻开一个小本本说：“你们大队是宋应超，李宪民是公社候补第一位！” 他又责怪我说昨天咋不来，昨天晚上刚刚开会确定的人员名单。我当时一下子懵了，心里不断纳闷：宋应超都没有报名，也没有参加体检，怎么能被定兵呢？杨晓峰看我一直发愣，又问我：“没有啥事吧？” 我回答：“没啥事”！

　　回去的路上我就在想，宋应超是宋应民的弟弟，又是我同村同队从小一起玩大的同班同学，被照顾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我还是不甘心，只好又去找部队上前来接兵的领导干部。尚排长他们定完兵就回县城了。

我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来接兵的人住在渭南地区招待所。我便找到尚排长，他也无奈，便把我领去见胡副团长。在招待所大厅，第一次见到胡兴起副参谋长(当时任接兵团的副团长，甘南骑兵团的副参谋长)。他很热情，一见面就说：“大个子，上楼来，快到我房间说话”。我鼓足勇气走进他的房间，他的警卫员和通讯员都特别客气，个个标致、精干、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

胡副参谋长问寒问暖，问今年的收成，问家中有没有困难，问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又问我的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家庭状况。一股股暖流直涌到我心间，我终于相信了“解放军比亲人还亲”这句话。比起那些村霸、地方干部来真是有着天壤之别。我认真地回答着首长的问话，一再表明当兵的决心，并说：“你们不要我，我就跟着你们走，看你们收不收？惹得他们哈哈大笑。

胡副团长当着我的面给尚排长下达指示：“你回去以后，给他们公社讲，这个兵我们要带走，让他们做好其他人的工作。接下来，我就常去找胡副参谋长他们，几天下来竟与他们混熟了。后来到了部队，才知道胡副参谋长是华县人，他的驻地也就成了我周末假日常去常往的地方。

　　大约十天后，终于打听到准确的消息——明天做透视。尚排长给田建辉和宋应民做了工作，允许我正常入伍。宋应民是民兵连长，专门负责村上适龄青年的参军入伍报名工作，和我们家关系也算不错，应该说帮了我的忙。当然，他是在确认弟弟当不了兵的情况下帮的我。宋应超个子太小，年龄小一岁，也没有参加体检。尚排长给宋应民做工作，说兵种不好，当骑兵骑不住马，危险性大，目的就是要他放弃努力。实际上，宋应超可能根本没有想去当兵，只是他哥哥宋应民的个人想法。后来，宋应超在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厂矿职工子弟学校的教师，皆大欢喜。我们也经常来往，关系一直很好。

第二天，在县联合医院，部队来接兵的胡副参谋长、闫治文参谋、刘延朝干事、尚忠友排长都在场，看到我后，个个表示很满意。透视做完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县武装部发来的应征入伍通知书，接着就到阳郭区工委去换了装。

那一天，天气格外晴朗，太阳暖烘烘的，感觉是那年入冬以来最好的天气。我甭提有多高兴了，穿上崭新的军装，扬眉吐气地回到村上，众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满面春风地拜访了老师、同学和亲朋好友。临走前他们也都来送我，尽管当时农村人还很贫穷，却很纯朴。一双线袜，几只鸡蛋，一个笔记本，善良淳朴的亲朋好友们用心表达着各式各样的祝贺，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能让人潸然泪下。

　　大伯父原本在县里干活，听到我要入伍的消息，特地回到家来，还给了我两元钱。在当时的条件下，两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些原来与我家有纠葛的人也都不计前嫌，变得随和起来。

我的同学宁继宏、宋满仓、宋应超、宋社会、杨国平、杨志平、郭学习、李向前、都来为我送行。记得满仓的一句戏言：“现在是两个兜，将来回来要穿四个兜的。部队站队大个子在前，小个子在后。部队要求很严，平时风纪扣都要扣紧”。说这些时好像他当过兵似的。没想到第二年他也入伍了。三年后，我真的穿上了四个兜。四年后，满仓复员回家当了生产队长。

临走时去看望了舅舅，知道这一走就好几年见不着了，舅母的态度也大变了，做了好饭招待我，还说了好多中听的话，鼓励我到部队要积极加入共青团，将来加入共产党。满仓妈是村上的妇女主任，见我穿上了军装，又是找书记，又是找武干，问为什么没有让她家满仓去。真正对我好的还有一个邻居老姐(烈娃妈)，拉着我的手叮咛天叮咛地的。那时她已年近五十岁了，只不过按村里辈分，我们是平辈儿，她老人家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另一个真心为我高兴的便是和我妈关系好的郭秀芳，我同学宁继宏的妈妈，我叫她姨。

入伍前几天的准备工作很是紧张，人也处于一种亢奋状态，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感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临走前一天晚上，父亲还请大队干部吃了一顿饭以表示感谢。

渭南塬上的冬天总是冷冷的！记得那个二十三日的早上，凌霜遍地，社员们都早已出工了，村子里很安静。天，是灰蒙蒙的！几近干枯的树枝上稀稀落落地挂着几片叶子，北风吹来，在空中摇曳着。偶尔有几只不知名的鸟从空中略过！翠绿的军装和胸前的红花在冬日灰色的村子里格外抢眼。

　　我离开家时，奶奶、母亲都没有下炕，没有出门来送。我知道她们心里难受，妇人家怕兜不住眼泪。

为我送行的有大队书记李养信、革委会主任李罗针、民兵连长宋应民、队长宋相贤、父亲、大伯父，还有三队的几个同学。我和赶来送我的几个要好的同伴走在前面，互相说着勉励的话，父亲和大队来的干部跟在后面，有一搭没一搭地寒暄着，都走得很慢……

到了村口，送我的人渐渐聚在了一起，父亲站在最后面，默默地不说话。我转过身，与他们一一道别，走到父亲面前时，他突然双手捂着脸扭过头去，浑身抖了起来，我赶紧扶他，他已经哽咽了，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给父亲，鼻子一酸，连串儿的泪珠掉在脚下干裂的土地上！父亲已紧紧握了我的手，把我往外推，示意我快走，当我要把手抽走时却发现他握的那样紧！我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父亲的手是粗糙的、干涩的，但却是温暖的……

应民哥陪我到了公社，公社将二十五名入伍青年集中起来，每人在公社院子里栽了一棵树。二十五个新兵，个个兴高采烈，宣传队为欢送我们还表演了节目。我却在这时候忍不住哭了，也不知道演了些什么、唱了些什么，总之一直哭到节目演完。哭我离开家时和父母奶奶难分难舍的场面；哭我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还能否再见到白发苍苍的奶奶；哭我这一去家里的一切都要落在父母的肩上，消瘦的父亲又得拉上架子车养家糊口了；哭我曾经受过的歧视与白眼；哭我当兵前的一幕幕…… 还哭我终于脱离了这贫穷闭塞的农村，终于要远走高飞了…… 这哭声、这泪水里有伤心也有激动。

　　那时公社没有车，说好用拖拉机送我们，后来不知为什么连拖拉机也不能去送了，只好各自想办法。应民借了辆自行车，驮着我，一路慢上坡，我们俩就轮换着骑，轮换着驮，终于到了阳郭。我特感激应民，就把在学校攒下的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给了他。到阳郭后，就由阳郭区工委向接兵部队移交新兵和档案。

晚上开完会，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一个没有电灯的木楼上，安顿我们睡下。躺在麦草铺的木楼板上，大家打打闹闹，嘻嘻哈哈，惟有我辗转反侧，思绪万千，泪水流了一夜。

二十四日早晨七点钟，我们上了汽车向渭南车站行进。一路上敲锣打鼓，欢送的人很多。渭南县革委会还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红小兵手拿鲜花，中学生扭着秧歌，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四处红旗飘飘，人潮涌动。县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讲了话，接兵团团长张孝顺（甘南军分区参谋长）代表兰州军区对地方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到了上午，准备起运的入伍青年都集中在了渭南火车站，欢送的广场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龙飞凤舞，好不热闹，同行的新兵一个个兴高采烈。送行的亲人们却是牵肠挂肚，泪水涟涟，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像是一幕幕的电影从我眼前慢慢移过。唯独我一直高兴不起来，我还没有从那个穷家里走出来，还想着我那可怜的奶奶，想着这一走可能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了。

　　突然，我从大老远的人群里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父亲，隔着人群，他正一个挨着一个地向我跟前挤，瘦弱的身躯艰难地挪动着。终于，他挤到了我身旁，抬头看我时，满脸的汗水。父亲没有迟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连忙打开手提的竹篮子，从里面掏出来七八颗刚煮熟的鸡蛋，拿出母亲赶缝的枕套，还专门带来了我高中时的课本。接东西的同时，父亲劝我“别难过，几年就回来了”。又叮咛我到了部队要好好干，要尊重首长、刻苦训练，要抽空抓紧学习，发挥特长，不要牵挂家里，一定要有个好出息！我当时从离开村口到公社大院演节目，从阳郭无眠的一夜到渭南火车站，心里一直是苦闷、伤感、酸楚的，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望着父亲日渐消瘦的身影和疲惫的脸，泪水又一次涌上我的眼眶。

列车缓缓开动，我看到人群中的父亲没有再动容，反而洒脱而略显吃力地向我挥挥手，示意快走！坚毅的眼神，似乎在嘱托着什么…… 几年后，当我成长为一名英武的军人时，我想终是遂了父亲当年的愿。

火车载着我们一路向西，我的心情也慢慢平静了下来。车里全是新兵，接兵的首长和他们又说又笑，问这问那，一股暖流涌上我心头。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看着窗外的树木、村庄、星星点点的灯光一掠而过，还有远处那渐渐变成黑蓝色的天际，一切恍惚，像是在梦中！天终究是暗了下来，过了宝鸡，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我熟悉的故乡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第二天天亮到了兰州，天气很冷，在下火车前部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军大衣，又拉到胜利宾馆洗了个热水澡。部队的温暖让我离家的孤独和伤感也慢慢变淡了。

　　在兰州休整了一天，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坐上部队的解放牌卡车去甘南。刚出兰州，就开始翻越有名的第一座大山七道梁。这是兰州市的南大门，天然屏障，尽是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一道接着一道。车身的右侧伸手就能摸到头顶的岩石，车身的左侧是悬崖峭壁，非常吓人，我们坐在车蓬后面的新兵个个提心吊胆，屏住呼吸，不敢吱声。司机当然是全神贯注地驾驶，不敢有丝毫的疏忽，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大山，一座更比一座高。

路上整整两天，越走越荒凉，气候、风貌也与兰州大不一样了。在临夏住了一个晚上，继续往南。一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铁青着的天空下，到处是空旷的荒漠与死寂的群山，我有点恐慌，不知道要把我们带到那里去。我忽然特别地想家，想那个有着袅袅炊烟、猪突鸡鸣，能听见狗叫牛哞，能被父母呼儿唤女，满溢人间烟火的地方。那个贫穷的村庄，尽管我曾那样痛恨过它，但此时此刻，我发现它依旧是那么美，那么值得我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