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开刀记

梅桑榆

1989年在西北大学读作家班，为不影响读书写作，未住两人间作家班公寓，在学校附近租住的民房前留影。

草民开刀记

开刀，乃患者动手术之俗称。古代执行死刑，曰“开刀问斩”。今之开刀，即使不与“问斩”一词连用，也足致惊人。开胸、开颅，多为大手术，令人闻之心惊；开腹，即使称作小手术的胆结石、阑尾炎之类，也要使患者吃苦受罪，全愈后即使不留下什么后遗症，也要在原先完好的体肤上留下疤痕，令其终生难忘。故凡上手术台挨过刀的人，都不会忘记开刀的经历。

1991年入冬，我曾因胆囊摘除上过一次手术台，虽时隔三十多年，但其过程至今未忘。忆及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

我初患胆囊炎时并不自知。1990年前后，我在西北大学读作家班时，偶有胃痛，只认为是受凉所致，并未在意。1991年夏，临近毕业，学校因与省教委没有协调好，无法发给文凭，引起同学的恐慌与气愤——大家耗费巨资，吃了两三年的苦，来校求取文凭，竟落得一场空，岂能甘心？于是在校园里静坐，要求校方就文凭一事给予答复。当时正值盛夏，室外高温达四十多度。我与同学们在校园大门内的空场上席地而坐，烈日当空，水泥地如同火烤，人与地面只隔着一层席子。此时，我又感到胃痛。但值此关键时刻，我若退却，同学们会疑我装病。于是便咬牙坚持。

胃痛严重，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拿到文凭后乘火车返回凤阳。那天中午，我已在食堂吃过饭，同学刘荒在校园后面的一家饭店请客，以作为分手时的最后一聚，邀我参加，盛情难却。我一连吃了两顿饭，且喝了啤酒，吃得过饱，上车后，我的胃便开始不安分，且越来越痛。此时已经入夜，车窗外一片黑暗，偶有灯光闪过。我倦缩在靠车窗的座位上，以手按压腹部，希望疼痛早点过去。但胃好像要与我打持久战，疼痛久久不止。我怀着一线希望，弯着腰，以手捧腹，穿过几节车厢，终于找到了一位列车员，问他有无止胃痛的药。他给了几粒白色药片，颗粒很大，似是胃舒平之类。我回到座位上把药服下，疼痛才有所缓解。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模样和处境十分可怜。

我回到凤阳家中，便开始了反映抗日战争时期黄河花园口掘堤事件的写作。为了写这本书，我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已经在西大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搜集了一些资料。又到河南实地考察采访，先赴郑州与花园口，此后又去兰考、开封、中牟、尉氏等地。回凤阳后，又去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基本完成了写作此书之前的准备工作。我从西大作家班毕业后，到江浦（当时尚未划归南京）探望父母时，因胃痛去医院看病，做B超检查，才发现患有胆结石，结石的直径约一公分左右。这才找到了胃痛的根源，为以后开刀埋下了伏笔。

我动笔写作后，胃痛频仍。发作的时间，多在饭后。据医生说，患胆结石者吃得过饱，胃痛容易发作（其实即使进食不多，也会胃痛）。我便于饭后外出散步，以手捧腹，作东施效颦状，在城里疾走一个大圈，促使食物尽快消化。后来，我于写作时也常被胃痛所扰。伏案之时，只觉脊背下似有一条蛇向上蠕动，然后弥漫至胃部，那是一种钝痛，伴有腹胀之感。这使我无法集中精力爬格子。于是吃止痛片，吃舒展平滑肌的药物阿托品、颠茄片，以及一种促进胃蠕动的马丁宁。起初这类药有些效果，但时间一长，便收效渐微。

当时又遇县里将举行转干考试。我参加工作十多年，仍是集体单位身份。这种身份，是调动、提拔的最大障碍。而若想改变此身份，必须通过考试。当年，尽管我已有大学本科文凭， 出版过长篇纪实文学，获过《人民日报》风华杂文征文奖，在《求是》、《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法制日报》，等全国大报大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在《江南》、《安徽文学》、《青海湖》、《长江文艺》等刊物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在安徽省戏剧小品大赛上获过四次奖。但地方上对我并不稍加优待，必须和那些高中历、应届毕业生一样进考场。我不会活动找关系，也无关系可找，且是个怕背书、怕考试的人，但为了改变这种让我久受压制的身份，我只有挣扎一搏。

考试的内容是高中文化，侧重于政治历史知识。我便借来有关资料，认真阅读背诵。也许由于长时间熬夜的缘故，胃痛竟然于此关键时刻频频发作。当时已应去医院住院治疗，但我怕耽误了写作与应考，仍在家硬扛。按照经验，胃痛发作时，如果左侧卧，可以稍有缓解。于是我便于服药后左侧身躺着，看那乏味透顶的应考材料。但后来吃药和侧卧也疼痛依旧，甚至彻夜难眠。我不得不侧身坐在沙发上，将胃部抵压在扶手上以减轻痛感。不想后来病情越发严重，不得不去医院就诊。

此时我仍不愿住院，向医生说明情况，要求医生开药带回家治疗。说来也巧，长期以来，我对青霉素并不过敏，但这一次经试验，却显示青霉素过敏不能注射，只能靠吃药消炎。吃药的效果当然不如打针，两三天后，我实在扛不住，不得不遵照医嘱，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至于写作与考试之事，只得放在一旁。

医生略加诊断，说：“你的胆囊已严重发炎肿大，其形状已有鸡蛋大小（正常的胆囊应是多大，我不知道），必需住院开刀。再拖下去，将会有生命危险。”我说：“既然如此，那就开刀吧。”

生平第一次开刀，尽管医生说胆囊摘除是小手术，但也令我心中惴惴。那毕竟是要剖腹的。我前妻与医院护士长黄萍同是上海下放知青，后成好友，于是她便与黄萍商量，要她为我请医院最好的外科医生。黄萍也热心帮忙，为我请了外科权威陈医师主刀。

挂了两天的水，等炎症稍消，我便被推上了手术台，体验切肤之痛。我先是脱去上衣，趴在手术台上，做腰部麻醉（简称“腰麻”），让女麻醉师用一个套着长针头的大针管在脊背上扎下一针。据说全身麻醉会有损智力，腰麻则没有后遗症。

随后，我被脱光衣服，仰躺在手术台上，双手与双脚都被护士用皮带固定在手术台边上。这么干，大概是为防止患者于手术时乱动。我渐渐有些发昏，但意识尚存。手术开始后，我清楚地听见医生的对话。开始那位接收我入院的年轻医生，可能以为麻醉已经生效，我已睡去，便说：“这个人屌毛灰（凤阳土话，表示轻蔑、鄙视之意），说他是搞写作的。还说他要参加什么转干考试呢，我看他考不上。”又说“我听说作家都是开小车、住别墅的，他也要搞写作？”意思是说“他也配？”随后我感觉陈医生一边用手在我的肚皮上比划，一边说：“从这里下刀（好像我们写作时讲从哪里下笔），到这里。”呀，原来陈医生不是主刀，而是来指导那位年轻医生学手艺的！

接着，我似乎听见了咝咝的刀划肚皮的声音，年轻医生可能没有找到胆囊，或不方便进行手术。我又听陈医生说：“他人胖，刀口可以切大点。”看来，那位年轻医生以前很少或根本没有动过此手术，我成了他学手艺的活标本。

年轻医生的话令我反感，但我躺在手术台上，被五花大绑，任人宰割，生怕得罪了他，只有一声不吭，听天由命。

此后我便昏昏睡去。不知过了多时，手术完成，医生将我抬上了手术台旁的推车，我才醒来。他们将我推离手术室时，我弱弱地说了一句：“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算是对年轻医生的回敬。但对这些高低贵贱心中有一杆称的人而言，一个草民，你听见不听见，又能如何？

到了手术室的外间，我看到前妻坐在长椅上，手里拿着两个塑料袋。那是黄护士长的吩咐，说是要为开刀的医生护士准备一点夜宵。外间灯光昏暗，瘦小的前妻独自一人坐在长椅上，一副孤零零模样，令我心底升起一丝怜悯之情，觉得我们两人此时都很可怜。

我作为一介草民，住的是多人间的病房，床位靠门。手术后医生为我打了杜冷丁，很快便仿佛有一条温暖的小虫，从腰部以下蠕蠕地爬上来，遂浑身舒坦，昏昏睡去。次日醒来，我才觉得有些冷。当天，护士又为我静脉滴注一种药液（其名已忘），导致药物过敏，浑身发冷。我让前妻喊来护士，将针头拔去，身体才恢复正常。

时已入冬，天气转寒。冷风从走廊里旋进来，让我难以入睡。第二天，我让前妻去找黄萍，要求将床位调到靠里面的地方。里面有一床位正好空着，黄萍当即为我转了床位。一位冒失的老同学，在我刚入院时来看望过我，这天上午又来看望，一进门见我原来的床位空着，吃了一惊，见到我说：“我进门没看见你，还以为你……”“进了太平间”几字太不吉利，他没有说下去。我笑道：“没那么严重，我命大。”

手术后至拆线，需一个星期，这期间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欠身、移动、咳嗽都会引起创口疼痛，而咳嗽疼痛最剧。多日不进食，身体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肚子变小，脸颊变瘦，双眼凹陷。黄护士长见了我，开玩笑说：“梅晓东变漂亮了。”

手术后，前妻打电话给我父母。父母亲接了电话，与四弟带着我的五岁小侄子，从江浦（当时还未划归南京）赶来凤阳看望。我卧床多日，胡子没刮，四弟为我刮胡子；我严重便秘，四弟为我用手掏已成结石的大便，关怀之举，至今难忘。父亲原是家乡的名医，与医务界不少人很熟，以老朋友的名义，宴请了陈医师、主刀的年轻医生和女麻醉师，以表感谢。

当我能喝点稀粥，可以勉强下地走动时，我单位文化局的政工股长刘女士来了，说是转干考试就要开始，问我还参加否？我苦笑道：“这个考试，我是没法参加了。你看我这状况，要是去了，搞不好会晕倒在考场上。”

那次转干考试没能参加（参加了也未必能考得过那些年轻的应、历届高中毕业生），使我直到退休，仍是以工代干的集体工人身份。发退休证时，政工干事在证件上写下“工人”二字，其实我一天工也没做过。我问他，能否不写身份？答曰，不可以。

出院卧床休养时，花园口掘堤之前兰封会战的战争场面，常常盘旋于脑海，出现于梦中。我急于完成书稿，但身体虚弱，又因刀口没有完全长好，不能伏案。十多天后，我实在着急，便在沙发的扶手上搭一块木板，靠在沙发上开始写作。这部艰难写成的长篇纪实文学，先后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三次，也算艰苦的劳动没有白费。

我切除胆囊的刀口长近半尺，后来在浴池发现，比其他做过此手术的人刀口要长得多，这算是那个半吊子医生的杰作。当时出院后刀口缝线处竟不断发炎，几次去医院找那位年轻医生处理，用钳子夹出线头，敷上涂有消炎膏的纱布。年轻医生责怪护士的消毒工作没做好，却没说是手术时处理有问题。我之前曾认真读过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先生因医生错割右肾，56岁逝世，我为这位大师的死深表惋惜。想起此事，觉得自己还好好地活着，刀口发炎不过是小事一桩。

那次因胆囊炎开刀，距今已三十多年。此后没导致任何后遗症，饮食荤素并纳，吃嘛嘛香，思维敏捷，心宽体胖，也是莫大的幸事。



1991年，为文凭在西北大学校园静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