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三）

金斯基

　到厦门前线31军92师正式部队随军银行做主任工作，是没有什么级别的，军服等部队待遇与实际当兵一样，部队生活很严，早上4:30就要出操，还有内部操练，非常严，不习惯。

‍ 做的业务是，原来部队要经费都要跟银行提取，怕挤兑，就自己成立一个随军银行，由这个银行来跟人民银行打交道。这个交道是总部级打，具体的不管，是为了报备。大概一年多就撤销了。因为到南方生活不习惯，就自己私下里发个电报给华东军区干部部（那时还没有南京军区），说在这里工作不习惯，不适合，想调走。本来只是发泄情绪发着看的，哪晓得没多长时间军部找他谈话，说现在华东军区干部部同意你回地方。结果就把人事关系转到南京，就去报到。华东军区干部部又把他介绍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在上海。几十年后，丈母娘抱怨说，老李当年也不征求她的意见，因为学习时在上海住小别墅洋房，喜欢在上海生活工作，当年是可以选择在上海、杭州和南京几个城市挑选的。

‍ 李老后来说，他选择南京，是因为过去的老领导和同事很多都在省人民银行，熟悉。于是，华东军政委员会把他的组织关系又转调到华东区行，再介绍到江苏省人民银行，就在南京这儿工作了。当时在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财政工业科，那时不叫“处”，负责工业信贷。后来因为他之前在银行搞会计的，就被调到分行会计科。1956年成立省农业银行，就担任省农业银行会计科科长（就是会计处）。实际上时间不长农业银行也撤销了，他就到省人民银行计划处，是两个处长之一，另一位就是姚盛祥。信贷、会计、计划几个方面工作都做过。大概到1957年初，江苏省成立了之前没有的省外贸局，李老（当时约28岁，有了一女一子两个孩子）任外贸局计划科长、管计划、人事、办公室。当时好像很顺利，但波折接踵而至，后面再说。

　至于入党时间，李老说大概是在1947到48年，具体过程就是有人介绍，介绍以后宣誓。实际上1945年就有动员他入团，当时并不晓得，以为在队伍里就是参加了，根本搞不清楚。就这样拖下来了，到1948年再叫他入党，那时候才懂。预备期是一年，之前是三个月，也缴党费，一个月五分钱，自己也没有多少钱。组织生活一个星期一次，学习主要内容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谈工作。党的组织是公开的，谁是党员都是公开的。

　1957年到1969年，岳父李老就在江苏省外贸局工作（那时候的局很小，外贸业务也只有出口初级产品，如茶叶、猪鬃、兔毛、肠衣等，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除了东欧，几乎没有进口）中间波折不断，1958年春天精简机构，外贸局、商业厅、供销总社，还有一个农副产品采购厅（还没有粮食厅），四个厅合并，处级干部多出来不少，省里就组织调一批人到基层锻炼去，谈好工资关系不变，就是下基层锻炼，一年到三年。这是第一次下放，也是后来1969年下放的前奏曲。

　岳父全家携老带幼5口人（一子一女还有婆婆）都去了苏北泗洪县城头公社，李老（29岁）在公社做副书记，后期又调至农垦局在泗洪县新办的五里江农场，去做党委书记，实际上也就几个月，在去泗洪正好两年后，就把他调回省外贸局，因为外贸局又恢复了，1960年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恢复国民经济，出口创汇以及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增加了，回来后接待过如波兰等国家的经济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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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年，正置自然灾害饥荒严重时期，两个五、六岁的孩子几乎还没有多少记忆，只知道去过泗洪，当地人是穷的揭不开锅的，日子过的是苦不堪言。两个孩子（一个腿部残疾）的妈妈原先在南京中医学院做财务，因为心情不好在单位鼓励大鸣大放开会时发了点牢骚，被人报复揭发打成了“右派”，工资调减了两级，家里的生活立即就捉襟见肘了。虽然李老（30岁左右，行政14级，104元月工资）工资较高，但全家5口人依靠这工资养活一点也不宽裕。直到1961年回到南京“右派”改正，补发还被扣的工资，已经没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