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徐水女性，邓颖超曾经为她作传

云影峰光

最近在帮一位徐水籍在天津的张女士联系老家徐水的宗亲，得到徐水区城内村的郝老师帮助，和张女士的宗亲建立了联系。这位张女士的八世祖张灼是清乾隆时期一位名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a href="https://www.meipian.cn/58iwiblb" target="_blank" style="background-color:rgb(255, 255, 255); font-size:18px;">遂城张氏初考</a>，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这里了解张灼的事迹。今天重点是这位张女士寻亲。在与张女士联系过程中，提到一位张氏族人，据说和周总理邓颖超是一起参加革命，这个信息来源于笔者在整理徐水党史资料时，在党史办老主任张林福留下的11本采访笔记，其中有一句话“城内刘申的母亲叫张恩千，和周总理、邓颖超一块参加过革命。”还有郝老师和张氏族人也说听人说过。于是我就问张女士是否知道这个事，她说不清楚。昨天张女士发来消息，说和张氏在天津的族人了解，确有其事，她还发来了这位张氏族人和周总理邓颖超曾一起组织觉悟社，她叫张嗣婧。于是笔者在网上找到诸多张嗣婧的事迹。张林福采访笔记中提到的名字张恩千，其中“恩”字应该是“思”，手写辩识造成；而“千”字应该是很多人把“婧”误读为“倩”。 百度词条张嗣婧张嗣婧中国教师张嗣婧，女，字穆仪，1901年生，河北安肃（今徐水）县人，毕业于直隶女师。中国，河北安肃（今徐水）县出生日期1901年逝世日期1922年职业信息职业教师词条内容贡献者共15个贡献者：张中2014、zhanjpf48750、666逍遥大仙、w_ou简介生平简介她3岁丧父，9岁入本县女子小学读书。在小学期间，她的母亲未征得她同意便给她订下了亲事，对方是她的表哥刘赓勋。她12岁时，刘家答应接她到天津求学，并承诺供给一切费用。她来到天津后，便住在刘家，不久便考入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刘家待之渐薄，因她住的屋子非常潮湿，两腿患病后几乎到了不能行走的地步，遂回河北老家治疗。一年后，在刘家的多次催促下，张嗣婧再次来津。生平1915年秋，张嗣婧考入直隶女师，移住宿舍。几年中，她的成绩总是最优等，加之脾气好，故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1916年，张嗣婧在女师读二年级时，她的未婚夫得了羊癫风，但她不敢反抗这桩包办的婚姻，只能默默地忍受。1919年，张嗣婧加入觉悟社，代号为37。1920年，张嗣婧在旧礼教的束缚下嫁给了刘赓勋。在封建家庭中，她受到了夫家的虐待。婚后半年，张嗣婧毕业后即到北京公立第七女子小学任教。她在北京仅仅住了半年，就被夫家逼回了天津。1921年，张嗣婧生下一女，婆母重男轻女，对产后的她不闻不问。一年后，她又生下一男孩，但夫家重子轻妇，没有给她以最基本的照顾。产后11天，她即一病不起，夫家为了节省开支，在重病时才给她买了廉价的药物医治，但一切已无济于事。笃病中，她还在照顾幼子病夫。数日后，年仅21岁的一代新女性被旧的家庭制度迫害致死。 百度词条附图片张嗣婧传。文友退藏楼发给我一条信息：张嗣婧传也发布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刊物《纵横》上，并有编者按。编者按: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的这篇文章，原刊载在一九二三年天津的《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上。前不久，当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齐一飞同志将他珍藏的这篇文章送给我们以后，我们即怀着欣喜和激动的心情报告了邓大姐，并希望她能同意在一向受到她关怀的《纵横》杂志上发表。邓颖超主席同意由我们处理。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在旧中国，妇女除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以外，还受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大绳索，读了邓大姐的这篇文章，青年读者将会从中获得对于上述论断的具体而深刻的理解。 这张照片下写的是张嗣婧。场景是街头演讲，其中依稀可见“北京大学” 张嗣婧 签名照，右上角书“岫尘妹存”，左下角书“嗣婧临别誌” 丰富的网络资源让一段百年前徐水籍张氏女性刚刚觉醒而又被封建社会摧残致死的往事呈现在我们面前 《张嗣婧传》邓文淑（邓颖超）一、张嗣婧在人间，仅仅逗留了21 年。伊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不过伊一生的遭遇，和惨死之由，确含着有许多现在社会中急应解决的问题。故伊虽是个无为无名的女子，却是一个含恨而死的伤心人，我觉着有给伊作传的必要。 二张嗣婧，字穆仪，直隶安肃县人。在伊3岁的时候，父亲即已死去，只剩伊和伊的两姊一兄在家里，从祖母母亲读书。9岁的时候，便入该县的女子小学。当时有同学刘兰如君与伊家有亲，是伊的表姊，因此伊常随刘君到刘家玩耍，刘父见伊甚聪慧，颇喜爱之；遂托伊伯母为其子求婚。彼时伊的母亲同哥哥见刘姓是“书礼之家"，刘翁为人亦极和蔼，他的儿子也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所以遂凭“媒妁之言”，取包办手段，未得伊的同意，即允刘姓的请求，而定了婚约。于是嗣婧悲惨不幸的人生，也就从此时开幕了。 三在伊12岁时，刘翁到津做事，便和伊家人商议，欲接伊来天津求学，并允供给一切。伊家本是中产以下的家庭，除供给伊兄和伊兄未婚妻以外，无力再供给伊了，然又很希望伊能够求学，遂允刘翁之请而送伊来天津。到津以后，即住在刘家。不久便考入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校读书；每日放学后，仍回刘家住宿。初来的时候，刘家待伊尚好。后来日子久了，乃渐入苦境，日用饮食，概与刘家人不同，常常不得一饱。伊住的屋子又非常潮湿，冬天又不给生炉子，被褥也极单薄；因此常常伤寒，又受了潮湿，两腿患起病来，且很重，几不能行走，伊也就因而辍学旋里。在家诸般医治，直到一年以后，才告痊愈。伊的母亲也就很不忍叫伊再来天津入学了。但后来因刘翁屡次函催，伊终于又来到天津。 四民国4年，伊二次到津后，即在是年秋考入女师范。伊也就暂脱其黑暗潮湿的生活，而移到学校寄宿。比从前，也就稍减点痛苦了。 入女师范后，颇奋发求学。所以几年来学业的成绩，都列于最优等。再加上伊那温柔谨厚能忍的个性，处师长，处同学，处他人，都是非常的诚厚谦和；无论遇着什么事情，伊总是宁愿自己吃点亏，受点委屈，决不愿使人过意不去，或说伊不好的。故同学中，无人对伊不满意，也就都愿和伊交友；这些固是伊的优点，然也确是伊受痛苦的源泉含恨而死的大原因了。伊受了那“预备作贤妇”的家庭教育，消灭了伊的个性，失掉了反抗的能力。故后来伊在女师二年级的时候，伊的未婚夫得了羊角疯的病，伊的母亲，还是承认从前的婚约，并不代伊退婚；而伊也竟不敢反抗这包办而又不满意的婚姻，仍含恨的隐忍着。 五当民八学潮往起后，伊对于天津的学生运动，和几次的大奋斗大流血的惨剧，都曾参加。后来又和十几个男女青年同志，组织了一个小团体一-“觉悟”社一一从事文字的宣传；可见伊并非自甘为一个落伍者。然因此伊的大姑遂造作了许多蜚语，告诸刘翁，刘翁虽身居教育界，竟无认识力，和判断力；致受其女的蛊惑，特为此事旋里，将他女儿的话，均告诸嗣婧的母亲，速嘱伊退出各种团体。但伊母深信伊，决不致误入迷途，也就未嘱其退出。因此刘家，遂提出定于民国9年春迎娶的条件。伊彼时在女师距卒业时期仅有半年了。自得到上项消息后，精神委靡，万分悲痛，几欲自杀，一方又不敢起而反抗，总怕提出退婚时，伊家受乡人的讥评，更恐伊母伤心为难，有违“孝道”，于是遂终屈服于“父母之命”，为旧礼教所束缚，竟饮恨就嫁，而陷入黑暗的家庭。 六民国9年春，伊在本县与刘赓勋结婚后，伊仍来津，住在刘家，幸伊的公公尚明达道理，仍令伊继续入学。伊每日往校中上课，课毕回家。在家里就做起儿媳妇的生涯来了。除服侍婆婆外，还要侍候大小姑，在新婚一两月内，伊的大姑一-刘兰如一一每在吃饭的时候，必须伊站在旁边听使唤，以一个受了五年师范教育的女子，待同学竟如此其刻，实在是我们意想以外的事情。伊处在这种环境里，刘赓勋一一伊的丈夫一-非但不知安慰伊，并拿出那丈夫的威严来对待；无论处置什么事情都要伊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所以不久伊就得了反胃病。 伊在上学的几年中，在名义上虽系由刘家供给，其实大半费用仍出自母家。因伊的公公说供给伊，却要从伊婆婆手里要钱，伊婆婆又是一个视钱如命，极其悭吝的妇人，从未给伊一文。伊的大姑因见伊诚实可欺，便告诉伊婆婆，倘若刘翁问的时候，就说已经照数给伊了。结婚后，刘宅除每日三餐外，其他费用，很少供给。 民国9年秋，伊毕业后，即出来做教员，(那时伊的丈夫，还在中学读书)因天津无机会，就到北京公立第七女子高小学校任教职。但伊的赴京，并非刘家所愿。故在北京仅仅住了半年，即被伊夫家催迫回到天津了。 八伊回天津不久，便担任家馆的工作，以工资供给自己日用及衣食，彼时伊已有孕了。民国10年冬，生一女，当伊分娩以前，竟没一个人照顾伊，直等伊痛苦得不耐的时候，方令女仆去通知伊的婆婆，或者因伊痛苦未受尽，竟得平安分娩。但分娩后，伊婆婆见所生的是女，很不高兴，满不顾的离开了伊。几天后，伊的堂兄嫂去看，见伊只盖着一床薄被，问起伊来，才知道伊婆婆不但不管伊，还怕伊将被弄脏了。伊嫂嫂看见这种情景非常难过，回家就送了一床被给伊。去年我回天津来，见着伊的时候，伊对我说:“..….我生完元元以后，躺在床上，每想到我的前途，就全身出凉汗，几次欲自杀而未能…" 伊说时，两眼里面的眼泪，止不住往外涌。我听了很心酸，但也无法安慰。伊在产后不久，时时受了这种深刻的刺激，渐渐地就生起病来，并且病的很复杂。 (九)伊自生了元女后，伊的负担更加繁重，自己的衣食，小孩子的衣、食、洗、作、煮、浆，无一不是由伊料理，又要婆大小姑，和羊角疯的丈夫，此外还得出来教书，维持伊的生活。已经气病了的伊，担负着这样多的事情，病的自然日渐沉重。在这种已经半死的时候，伊的第二厄运，又紧紧地逼着来了。伊生女后，不数月，便又妊。各方既毫无安慰，而终身为伴的丈夫，又是一个呆子，还要给人家作生殖机器。在这种情形之下，伊每见着好友时，除以炯炯的目光，惨白枯瘦的面孔呆呆相对外，余无一语。在伊死三个月前--怀孕已九个月了--伊的工作毫未减轻，每日从早五点起，育儿，预备功课，代大姑上课--伊的大姑回婆家去，学校的功课，还忍心教伊去代上--自己又要上课。三点后，又是家馆教授，直至六点才回家。晚上在家看小孩子，作自己同小孩穿的衣服、鞋袜等等，总得到十二点钟以后才能休息。所以伊未到生产时，伊病已很危险。且生产时，又是请的稳婆接生，产后叫伊坐在床上不许躺下，偏偏伊这次是生的一个男孩子，婆婆很喜欢;这个不幸母亲的孩子，竟得到些优待，被安置得很好，而产妇则全不顾及。让一个才产后，神志弱的伊，孤零零的独自坐在床上，连女仆都不留一个。坐久了便吐起来，觉着心、肺、肝、肠……都要吐出来的一样，伊彼时恐惧得很，又怕得罪了婆婆，不敢躺下，费尽了气力，好容易叫了一个女仆来，伊说:"你去告诉太太,我吐得难过，可以躺下不?"女仆回来的报告是“叫你待着吧:”于是伊仍隐忍的坐下去，后来几至昏绝。伊所以这样怕伊婆婆的原因，因为伊婆婆曾向伊宣言:“你花了我的钱读书，你的学识，你的能力，都是我拿钱买来的，你敢不听我话吗?”而每次当她所作所为，她婆婆稍觉不满，即以极难堪的态度与言语，加以资骂。有时还当着她的面，骂她的丈夫，说他不会管教自己的妻子，故意使她难堪。而每次在她被婆婆责骂后，几个大小姑，莫不讥请备至。她是一个和平而自爱的人，很不感遭人责骂，故婆婆的命令，只有谨慎的遵守。以至于死面不敢提出离婚。在她产后十一天时，精神身体都很虚弱，脸上又黄又肿，自己还勉强坐起来，给她的女儿裁棉衣。这时候她脸肿的非常厉害，几令人看见不认识。她的婆婆这才觉着儿媳妇有病了。却又舍不得钱请医生，教仆人到药铺问一个药方买了两付药来给她吃。药煎好的时候，正赶着我去看她，总切再三地劝阻她，勿吃这个药。她终于怕得罪婆婆，等我走后。把两付药都吃了。她的病遂因之愈加沉重，愈加复杂，陷于不能救治的地步!(十)当她产后，日间既是无人侍候她，夜间又只有抽羊角疯病的木呆丈夫和她在室里睡，也不准留老妈在房里。这时小孩子仍放在她床上，令她哺带，她因病重，没有乳给孩子吃，每夜得自己起来喂孩子牛奶，常常因为起来烧开水，冲牛奶，受了寒凉，再加上气闷，病尤加重。但她的丈夫，却卧在床上，安然不动。她屋(产)后，她的婆婆，把她的被褥，全拿走，恐怕她给弄脏了，只给她一床被盖，她冷得没法子，就把自己做的一件很重的大衣盖在上面。当夜间要大小便的时候，还得起来到堂屋里去，因为她的丈夫不许在屋里放马桶。因此她又受了寒凉，使她心伤痛，病到九死一生了。她在产后的一个月内，只给她稀饭吃，平时饿了，若不到大家吃饭的时候，就不给她特别做饭吃，只冲碗红糖水喝了充饥。直到她病沈(沉)重的时候，还是如此。在她最后病重几天，她的公公才知道她的病重，才正式请医生看病。但她公公在教育厅作事科长，每日五六点才能事毕回家，她的婆婆就不给拿钱买药，总得等她公公回来了才能拿钱，每天吃完药再吃饭，总到晚十点钟以后，才能安息。一个病人，受了这种的待遇，所得影响如何，是可想而知了。她在病重的时候，朋友们去看她，她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一滴一滴眼泪，从眼中流了出来，用哭不成声的惨调，代表伊无限的伤心。她在病极沈(沉)重的最后的五日内，不能进一点水米。睡也睡不着，具气觉短促，心、肺、胃、肝，……各部均觉膨肿，在身腔围狭迫得难过。难过极了的时候，便以手去乱抓她的胸部，令人惨不忍睹。她病重后十几天，全是请中医看的，直到她离去人世的当日上午，才请了一位西医来看。据医者说，她的病大复杂，身体各部均有损伤，病太沉重，不易医治了。当日午后，她难过得比上绞刑还甚，勉强毅(说)出几句话来，叫快请医生来给看，去请医生的仆人才走到院里，伊的婆婆在屋里喊“……不要去请医生了，人是要死的了，算了罢。”伊在房里听见这些话以后，便呆呆地、狠狠地望望她的母亲--在她病重时，从安肃本到天津看-咬了几次牙，就把双眼一闭，向后一倒，解脱了她一切苦痛烦懊，与人世永别了!(十二)无知无觉地睡着，腹部高高地突起，黑灰色消瘦的面孔，双目未曾闭紧，舌头留在唇外，用牙齿紧紧地咬着，无声无息的伊在那暗淡无光的屋里灵床上……这是民国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离开人世可怜可痛的嗣婧最后的一幕呵！载于1923年5月23日(女权运动问盟会直隶文部特刊）第三期。 张嗣婧与邓颖超是天津第一女师的同学，也是觉悟社的社员。她9岁的时候由家人做主与同县刘家的儿子订婚，12岁时刘家把张接到天津，进入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每天住在刘家，房间寒冷潮湿，又时常不得温饱，双腿渐渐得病，几乎不能行走。1920年，张嗣婧与患有癫痫的未婚夫正式结婚，此时离她从天津女师毕业还有半年，因此她不得不一边应付学业，一边开始尽媳妇的“本分”，像佣人一样伺候公婆丈夫和大姑小姑，不久就得了病。1921年冬天，她生下一个女儿，孕期和产后备受婆婆虐待，比如生完不给被子盖，也不准她躺下睡觉。几次自杀未遂后，她渐渐生起病来，而且病得很复杂。这时张已经从天津女师毕业，以教书的薪水养活自己。几个月后她再次怀孕，依旧每天面对繁重的家务、工作和婆婆的责骂。生下儿子后，她脸肿得面目全非，水米不进，又无法言语，只能无声地流泪，”……心肺胃肝，各部均觉肿胀，在身腔里狭迫得难过。难过极了的时候，便以手去抓她的胸部，令人惨不忍睹。“而婆家人为了节省开支，只肯请中医治疗，婆婆给的两幅药甚至加速了她的死亡，直到她去世当天上午，才请了个西医来看。西医诊断下来，她身体各部均有损伤，从五官到内脏都已变形，无法治疗了。1923年3月24日，张嗣婧死了，年仅21岁。邓颖超描绘她死后的惨状：”无知无觉地睡着，腹部高高地突起，黑灰色消瘦的面孔，双眼未曾紧闭，舌头留在唇外，用牙齿紧紧地咬着，无声无息的伊在那黯淡无光的屋里灵床上……“张嗣婧死后两个月，觉悟社在她的母校举行了追悼会，会场中悬挂着横幅，用醒目的红墨水写着：”参加今天追悼会者，应该有些新的觉悟！“ 五四运动周总理成立了觉悟社，每个成员都有代号清雅文化风向2016-01-14 16:28:53学生青年工作阅读(0)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公众平台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觉悟社，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天津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骨干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二十余名青年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 　　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发生着急遽的变化，一批先进青年由于共同的觉悟，共同的使命走到了一起。1919年9月2日，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七人一起坐火车从北京返津。 　　这些凯旋的战士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经受了患难考验的战斗友谊和沸腾在他们心里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兴奋不已，热烈地交谈着。 　　在急驰的列车上，几位学生代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酝酿和讨论。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张若茗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进一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 　　周恩来的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回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进行筹备工作，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团体的计划终于确定了。这个团体是一个最初由二十人组成的严密组织，定名为“觉悟社”，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十人。“觉悟社”成员中有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的学生领袖，有在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理论家、宣传家，有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流血负伤的中帼豪杰，实际上，觉悟社已经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部。 　　他们对外废除姓名，用抓阄的办法决定各自的代号，男成员10名，他们分别是：5号周恩来，后化名“伍豪”；9号赵光宸，后化名“奈因”；11号薛撼岳，后化名“石逸”；18号关锡斌，后化名“石霸”；19号潘世纶，后化名“石久”；20号胡维宪，后化名“念豪”；28号李振瀛，后化名“念八”；29号马骏，后化名“念久”；41号谌小岑，后化名“施以”；50号谌志笃，后化名“武陵”。 　　女成员10名，她们分别是：1号邓颖超，后化名“逸豪”；3号周之廉，后化名“珊”；13号郭隆真，后化名“石珊”；25号刘清扬，后化名“念吾”；26号吴瑞燕，后化名“念六”；31号李锡锦，后化名“衫逸”；34号郑季清，后化名“衫峙”；36号张若名，后化名“衫陆”；37号张嗣婧，后化名“衫弃”；43号李毅韬，后化名“峙山”。 　　周恩来等人创建的觉悟社，以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冲锋陷阵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急流中，它犹如一道闪电，刺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世界，给古老的中国带来希望之光，它的光辉业绩，已载入五四运动的史册。 邓颖超在《两个使我难忘的五七——并告女师范的师生》文章中回忆，“那时的女师的同学，是何等有团结力，有勇敢奋斗的精神，是何等的有见地, 是何等的了解世界的潮流。以中国民族素来缺少的精神，尤其是女子所缺少的精神，竟能在女师同学中表现出来。这是何等的可贵啊！” 参考资料：《五四运动在天津直隶女师》（邱士刚）；《觉悟社全家福》（程世刚）；《回忆天津五四运动及觉悟社》（谌小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天津市档案馆网站 附：五四运动时期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爱国学生简介（部分，以入学年份排序） 刘清扬（1894-1977），女，回族，天津人，1911年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与邓颖超等人成为“中国妇女界的一面女权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曾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 郭隆真（1894-1931），女，回族，河北大名人，1913年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女战士、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参加并领导天津学生五四运动，宣传革命思想，并两次参加赴北京请愿，曾三次被捕。1930年3月，任中共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8月，任山东省委妇委书记。11月2日被逮捕。1931年4月5日在济南被杀害，年37岁。 李毅韬（1897-1939），女，又名李峙山，河北盐山县人，1914年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女师附属小学教员。五四运动中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副会长。抗日战争爆发时在广州养病，抱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郑漱六（1897-1962），女，又名郑季清，江苏扬州人，1914年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总务委员，曾同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率领天津学生代表到北京请愿。女师毕业后，任长沙一纱厂厂长，新中国成立后，在桂林县（今桂林市）褚村小学任教。晚年得到周恩来、邓颖超的帮助。 李锡锦（1892-1979），女，浙江绍兴人， 1915年就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天津中西女校教员，参加觉悟社时代号是31号，后化名“衫逸”。其他情况不详。 邓颖超（1904-1992），女，汉族，河南光山人，1915年进入直隶女师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成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10学级学生。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张若茗（1902-1958），女，河北清苑人，1916年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觉悟社成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1920年11月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赴法留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留法女博士”。1931年归国后先后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和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万字，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嗣婧（1901-1923），女，河北徐水人，1916年就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员。1920年毕业后，在封建礼教束缚下下嫁给病夫表哥刘赓勋并受到夫家虐待，年仅22岁病亡。女师同学为她举行追悼会，邓颖超撰写《张嗣婧传》。 周之廉（1902-1956），女，河北南宫人，1917年就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员。女师毕业后，先后任磁县小学教员、天津达仁女校教员、北平香山慈幼院女校主任、北平五省灾童教养院教务主任。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任河北女子中学校长、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33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获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战，在重庆创建北泉慈幼院并任院长。 许广平（1898-1968），女，广东番禺人，1917年就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担任天津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主编，并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1927年与鲁迅结为终身伴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等职务。 吴瑞燕（1904-1981），女，广东省人，1918年就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觉悟社活动期间，编导话剧《木兰从军》和《伊藤博文》，并公演为慈善事业募集4000余元。女师毕业后，考入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她是觉悟社最早成名的社员，后创办山东省京剧院，抗战时在重庆创办歌剧学校。五四时期将自由离婚视为婚姻自由不可缺少的方面，认为自由离婚是对于社会专制的反抗，因此，如果自由结婚成立，而不同时实行自由离婚，自由结婚制也必然成为枷锁。觉悟社成员、直隶第一女师学生张嗣婧因没有勇气摆脱包办婚姻无法自由离婚，在婚后两年饱受精神和疾病的双重折磨去世。在邓颖超等人的领导下，天津女权运动同盟会、女星社等妇女团体借由举办张嗣婧追悼会之机，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和婚姻制度，深刻揭示张嗣婧的死亡在本质上源于旧婚姻制度、经济制度、黑暗家庭的压迫。邓颖超专门撰写《姐妹们起哟》一文。邓颖超指出：“无恋爱而离婚不是败德事，且是道德的。”她号召已由父母代办订婚的女子，应当解除婚约，已结婚的妇女如果不是根据恋爱而结合, 而且发生不能再继续双方关系的情形，就不要犹疑隐忍，要勇敢决然地提出离婚。经过社会各界对离婚自由观念的深入探讨和传播，自由离婚与自由结婚一样成为广大知识青年男女的共识。受此观念影响，五四运动后，离婚人数和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均呈升高趋势。《张嗣婧略史》(邓颖超)一一《妇女今日应持的精神及应负的责任》(南羲) 这是在同一场合先后所作的二篇讲演稿，作演讲的，前者是“邓颖超”，后者为“南羲”。 1923年3月24日，原觉悟社社员张嗣婧，受旧婚制、旧家庭的迫害，不幸早逝；邓颖超等以“觉悟社”、“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等团体的名义，于5月26日在直隶女师礼堂举行追悼会。邓首先讲话(演词题为《张嗣婧略史》，后又扩写为四千余字的《张嗣婧传》，载《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三期)，追述张的历史，分析致死原因，强调指出：“伊的一生遭遇和惨死之由，确含着许多现在社会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王)南羲继而发言，她说：“嗣婧先生的历史同死的原因，已蒙邓先生述说过了，我听了她的历史及死的原因，使我感到‘妇女今日应持的精神及应负的责任’”(以此为题的“讲演词”，载于《女星》五期)；接着又据邓演说中之着重点——“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而强调：应化悲痛为力量，“去改革能以使我们这样死的制度与组织”，并“携起手来，振起精神，以谋女子的解放及人类前途的光明”。显然，王的“讲话”，是听了邓“演讲”后的有感而发，其内容、论点也是与邓的“演讲”相应和的。 其时，邓颖超等所有确定的“妇运”方针是：在争取妇女切身权利(如教育平等、婚姻自由、经济独立等)的同时，更要从“制度”上求根本的解决，即改变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王南羲也在题为《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载《女星》二期)一文中，阐说了同样观点；她针对改良主义的“妇运观”，强调指出：“要使妇女解放得到真处，就要先改革现代的经济组织；同时与受压迫的男子携手，以革命的方式，打破一切旧制度、旧礼教”。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ODIwMTg4NQ==&mid=2649314281&idx=1&sn=5f4dd01e70021e0849390aed6fbce01d&chksm=8f1b421bb86ccb0dda6722aab6f743ec25c3e1af8a7fdfcebb8b6b6f52d8210e0a0eae236b0a&scene=27 ai生成影像 为帮更多受压迫女性同胞，邓颖超着手成立了闻名全国的“女星社”https://v.ixigua.com/zs4LLscc76w/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以上资料来源于网络 注：关于张嗣婧逝世时间，百度词条注为1922年，明显错误！应按邓颖超所做“张嗣婧传“：民国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是1923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