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的哲学谱系：卡尔·马克思

敢夫

这篇文章不仅从概念术语上介绍了马克思和德勒兹思想的异质与连续，并且提醒了我们在当前资本主义时空背景下寻找二者理论共通处的意义。

全文可分为三个递进部分：

一是以 “经济实例” 和“生产方式”作为关键线索，分析二者对资本主义生产分析的亲缘性。

二是从 “解辖域化”和“普遍历史”等概念剖析他们的差异性。

三是以 “生成-少数/弱势” 为核心，探讨德勒兹著作的政治书写如何可能，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

作者从二者共有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角度出发，指出二者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都重视经济实例的决定性作用。此外，德勒兹延续并推进了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解读，以 “分化” 取代矛盾和否定。

因此，他虽沿用马克思的概念分析框架，但不断将它们重新定义，将精神病理学等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德勒兹和加塔利既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又尝试摆脱限制后者的普遍历史的思考方式。在德勒兹那里，和剩余劳动相对应的无限“债务”及其管理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核心。同时，作为债务关系在不同层次上自我管理的公理化则成为政治运动首要面对的议题。因此，“生成-少数/弱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的核心政治方案。这篇文章一方面有助于理清德勒兹哲学 “谱系”，揭示 “阶级斗争” 传统模型过分简化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它要求我们进行一种双向的突破：

一是不去字面意义上地将德勒兹局限为一个单纯“纯粹的形而上学家”的形象，

二是在解读中挖掘这位法国思想家无处不充斥着的、并且实质上总是构成其思想可能性出发点的政治性书写。

另一方面，它同样要求马克思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当下重新思考自己的出发点，德勒兹的哲学思考在这里就是一个极好的伙伴和参照点。

德勒兹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差异与重复》的第一页为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奠定了基础。他坚持认为，他所支持的差异有两种敌人。这两种敌人是表征（representation）1和交换，“类似性的质的秩序和等价性的量的秩序”。资本主义将其中一个放置在和另一个的对立当中：市场的现金集解码表征，并因而将欲望从编码对它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资本主义也重新捕获欲望，并将其置于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所进行的私人积累的要求之下。正因如此，马克思的资本分析对德勒兹的重要性贯穿了德勒兹的整个生涯。的确，德勒兹不仅坚持认为他和加塔利自始至终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本来最后的一本著作正是“马克思的伟大”（Grandeur de Marx）——尽管他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写成这部书。此外十分清晰的是，从《差异与重复》最初的部分，德勒兹和马克思都共享会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对资本主义的“辩证”评估，既强调它对人类的好处也指出它对人类的阻碍。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歧已然浮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最为赞扬的部分是其对生产关系的社会化以及对人类生产力的附带性发展，这为人类提供了克服必然性并且实现自由的历史前景。德勒兹对资本主义最为赞扬的部分则是资本主义以生产社会化，发展生产力，扩张市场从而积极地促进差异的方式。通过一贯地解码表征并且持续地扩张劳动分工，资本构成一个极为有威力的差异-引擎。对于德勒兹而言，和其他两种构成了人类的差异-引擎——生物学生命的演化和语言学意义的表达——相比，资本主义式的差异-引擎的重要性在于它加速了已然积极地存在于生命体和语言表达中的差异化过程。分别地，它通过在劳动的门类多样化、专精化和人类已经极其具备适应能力的生物构成之间进行嫁接，以及让每一个以及全部的语言、文化表征臣服于市场性解码来促进这种差异化过程。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法文版

然而，仅仅概括性地说德勒兹和马克思在都认为分析资本主义十分重要这件事上保持一致，将可能模糊德勒兹和马克思之间一个更加深刻的亲缘性，这涉及二者共同指派至经济的中心性，或者更具体地说， 德勒兹追随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称之为“经济实例”（economic instance）的东西。尽管德勒兹同意马克思和阿尔都塞的说法，即经济必须被考虑为“在最后一步具备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但德勒兹对问题的阐述和马克思以及阿尔都塞有着显著的差异，这基于德勒兹自己对哲学实践的独特理解。概要地说，政治哲学的功能是要创造能够回应瞬息万变的境况的概念。一方面，概念-创造涉及在拒绝其他的概念或要素的同时选择性地从前人哲学那里借用概念或元素——就像德勒兹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那样。但更为重要的是，概念-创造涉及通过将选择的那些概念适应新的情势，从而回应那些外在于哲学而产生的问题。存在（Existence）2提出问题，而政治哲学的任务是用概念去尽可能有成效地阐释这些问题，以加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固然，社会问题并非人类所面对的唯一问题，但德勒兹认为，那些社会性的问题总是经济性的：

“最严格地来说，只存在经济性的社会问题，尽管解决方案可能是司法的、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并且问题本身可能在这些可解决性的场域当中表达出来......简短地说，经济就是....向一个给定社会提出的诸问题的总体......”

阿尔都塞已经提出，经济实例在一个给定的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3当中决定哪一个步骤看起来是主导性的，并且因此自身永远不会完全地呈现出来：最后一步的孤独时刻永不会到来（L‘heure solitaire de la dernière instance ne sonne jamais）4。德勒兹同意这一点：

“因此，阿尔都塞和他的合作者所展现的正是，在《资本论》中，一个真实的结构是如何被呈现的，这一点是极为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永远不会被正确地言说，相反，它指定了一个有待被解释的差异化的虚拟性5，永远被其现实化的形式所掩盖；一个永远被其解决方案掩盖着的主题，或者‘问题性’。”

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的

和正统马克思主义极为熟悉的那种基础-上层建筑模型不同，德勒兹使用潜在的问题和现实的解答这个对子来表述经济结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一个社会的诸多问题，就它们以所谓的‘抽象’劳动的形式在基础设施中被决定而言，也将从现实化的过程或者分化6的过程（劳动的具体分工）这个过程得到其解答”。经济是一个问题性的潜在结构，对于这个经济，许多社会（或在许多不同时间点的一个给定社会当中）提出不同的现实解决方案（就像鸟的翅膀，鱼的鳍，哺乳动物的双腿为生物的行走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答一样）。

在最抽象的等级，并且给定诸多的差异作为出发点（性别、年龄、能力、技能等等的差异），最为基础的社会问题是如何组织社会关系，以最大化这种社会多元性所能创造的积极潜能。用更常见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基本的社会问题是如何组织关系，以最大化由技术的和社会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对生产和消费的增强，并且同时最小化劳动的政治性分工所带来的风险，它将助长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以及剥削、压迫和压抑。

在德勒兹和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之间还存在两个基本的共识，它们都来自于两者共有的斯宾诺莎胜过黑格尔的倾向。对于像托尼·奈格里和阿尔都塞以及他的合作者们（尤其是皮埃尔·马舍雷）来说，德勒兹代表着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重要版本，即斯宾诺莎式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一方面，德勒兹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会和阿尔都塞的版本一样呈现坚定的反历史主义立场，虽然我们会发现，德勒兹式的反历史主义远比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模式要复杂。无论如何，德勒兹坚持认为“阿尔都塞和他的合作者们....在拒绝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这一点上是尤其正确的：他们认为社会的潜在结构‘永远不会跟随着时间上的连续顺序传导性地作用，而是通过将自身的多重形态在不同的社会中具象化来作用’”，而正如我们所见的，这些社会结构的多重形态表征了如此之多的那些社会所提出的潜在的问题的现实解答。除此以外，“这个结构（也）通过解释那个构成社会总体性的当下的全部的关系以及项的共时性来运作”。这也在另一个方面上意味着德勒兹式的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避开基于否定和矛盾的“辩证式”总体性。德勒兹在其对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的明确引用中坚持认为，“那些坚定认为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存在基本性差别的马克思研究者，正确地指出了在《资本论》当中，差异这一范畴（处在社会多元性的核心位置中的差异化活动）取代了有关对立、矛盾以及异化的黑格尔式概念”。事实是，德勒兹在这一点上要比阿尔都塞走的更远，因为阿尔都塞在其有关一个多元决定了的、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概念中仍然保留了矛盾的范畴。德勒兹断然认为：“否定性总是衍生的和被表征的，永远不是原初的或在场的：是差异和分化的过程在它们和否定性以及对立的关系当中处在原初地位”。这两点和阿尔都塞在历史和总体性上的共识，将我们引向德勒兹和马克思产生持久深层接触的两个马克思式范畴：生产方式以及普遍历史。

德勒兹：马克思被黑格尔夺舍了

德勒兹将经济实例视作决定现实的社会关系组织的潜在结构，就他在这一点上的立场而言，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勒兹会采取并且契合马克思有关生产方式的概念。在他和加塔利首次合作写出的《反-俄狄浦斯》，这本或许在德勒兹的全集（oeuvre）中最完全马克思主义式的著作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奠基石。这也是普遍历史这一概念运作的最为集中的一本著作。然而，到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写作《反-俄狄浦斯》的续集，也即两卷本的《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的时候，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又被取代了（尽管未被消除）：“我们通过机器过程（machinic process）而不是生产方式（因为生产方式取决于机械过程）来定义社会形态”。而且在《千高原》中，德勒兹的反-历史主义完全凸显出来（尽管在《千高原》中，以及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最后一本合著《什么是哲学？》中，普遍历史的概念也绝没有消失不见）。在《反-俄狄浦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中，由德勒兹和加塔利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上运作的转变是如此之广阔，以至于我们必须从那里开始，然后再看看这一概念在第二卷《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那里发生了什么。

既然生产一般的方式被定义为提出基本型的经济问题的潜在结构，德勒兹和加塔利总结出了对这些问题的三种历史性解答，在原始生产方式（savage mode of production）中，这些解答称为“编码”（"coding")，在蛮族生产方式（barbarian mode of production）中，这种解答叫做“过度编码”（overcoding），而在文明的/资本主义式生产方式中则叫做“公理化”（axiomatization）。这些解答方式特别显著地涉及处理债务的方式，而在马克思认为生产是首要的地方，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这里更倾向尼采而不是马克思）则认为债务是任何现实的社会形态的首要元素。（和马克思从生产之中得到过剩，从工业资本中得到金融资本的辩证性推导过程相反，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观点中金融资本优先于工业资本）；社会是如何处理其经济问题的呢？答案是组织一个债务关系的系统，这个关系驱动着生产与交换：在原始生产方式下，有限和临时的债务被拼凑而成；在蛮族生产方式下，无限的债务欠给专制君主、首席祭司或者国王；而在资本主义之下，同样是无限的债务则被欠给资本。这些解答本身可能是假的解答（虚幻的，“意识形态的”），但无论如何，它们在组织生产以及交换关系上有实质作用。

和按照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指派给债务的位置相比，或许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更加重要的转变在于德勒兹与加塔利对生产本身的重新定义。因为现在，生产一般（production in general）既包括力比多也包括劳动力：他们将人类能量投入任意一个以及全部活动都称作“生产”，心理的、身体的或者两者兼具。并且，资本主义的特征就在于将生产的这两种组成部分（“心理的”和“经济的”）彼此区隔开来，与之相伴随的是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现实社会领域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抽象劳动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再生产于核心家庭中的被隔离。

一方面，对两种生产方式的概念化来自于尼采、恩格斯以及路易斯·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分析资本主义式的或者“文明式”的生产方式的时候着重引用了马克思和（通过拉康的途径）弗洛伊德。但其中主要还是马克思。这主要是因为，在对生产性的财产进行私有化的过程当中，资本主义将人类再生产从生产中抽离出来，并将再生产局限在核心家庭之内。在抽象劳动于私有化生产的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抽象力比多也在人类再生产的私有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核心家庭及其俄狄浦斯情结是非常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抽象力比多的理论家的“弗洛伊德是精神病学的亚当·斯密”。并且，就像马克思将斯密的理论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引向了革命性的自我批判一样，通过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他们将弗洛伊德以及资产阶级精神病学也导向了革命性的自我批判。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点对于拉康来说亦是如此。拉康用“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来描述家长照料如何赋予婴儿身体的特定部位以情色价值的过程。但人类生物有机体的可塑性在于，任何既定的身体辖域或由性驱力区域组成的系统都能被解辖域化，并且，精神能量将会在新的有机体系统中重新灌注，或“再辖域化”。从这一点出发，德勒兹和加塔利借用了法国剧作家安托南·阿尔托的术语，将精神-身体性的解辖域化的中心以及界限称作“无器官的身体”：它指定了这样一个瞬间：精神能量从它和特定器官、符号、图像或对象之间的固定连接那里脱离出来，并能自由且不加区分地投注至其他的对象当中。但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这种精神-身体性的解辖域化事实上是来自于他们所坚持认为处于首要地位的社会-经济型的解辖域化的衍生作用。就如同力比多能量能脱离一个对象（解-投注）（de-cathected）并重新聚焦到另一个对象那里一样，劳动力也同样可以脱离一个对象（在马克思引述的圈地法案这一经典案例中的地产），并重新聚焦到另一个对象上（新兴纺织业的机器纺机）。诚然，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对生产资料的不断革命”，也即伴随着资本主义相应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从而自我扩张和强化，对劳动力进行持续的解辖域化并不断地将劳动力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sing）于新的生产资料之上。因为抽象劳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基础，“等价性的量的秩序”胜过了“象征性的质的秩序”，将欲望从拉康所说的象征界的社会性编码的捕获和抑制中解放出来。因此，资本革命性的、解辖域性的倾向清空了象征界先前的核心（拉康术语中“假设的知识主体”[sujet-supposé-savoir]或菲勒斯的主人能指），使得无器官的身体成为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愈发明显和普及的精神-身体性解辖域化的指数。

德勒兹：《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在《反-俄狄浦斯》中，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指明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公理化”（axiomatisation）的两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债务管理过程，其中抽象（或“流体的”[liquid]）（货币形式的）财富的流以及抽象劳动（商品形式的劳动-能力）聚集在一起，回溯性地（ex post facto）赋予具体内容，生产出剩余以支付无限债务。尽管在他们之后的合作当中，解辖域和再辖域的概念的含义会扩展到其他范围，但他们在《反-俄狄浦斯》中的讨论则是直接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节律分析中衍生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在最初时刻，一波新的、更具生产力的资本存量转化了先前既存的生产和消费装置7：资本“对生产手段的持续革命”解域了既存的劳动和资本，以将它们投入到生产和消费的新形式当中，并在此过程中引发遍布整个社会的解-编码（de-coding）。但在第二个时刻，这个渐进的运动突然被中止了，同时，一切事物都被再辖域化了：看似进化了的生产-消费装置被绑定于当下已然陈旧的资本存量，仅仅是为了使其增值并实现先前私产投资的利润。一个解辖域化的浪潮解放了全部的创造性能量（既在消费中也在生产中），并在同时使生产力革命化和社会化；但之后再辖域化接踵而至，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束缚于沉重的私产剩余-占有之下。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主义生产持续地寻求克服这些内在障碍，但其克服障碍的手段本身将再次以更难以克服的规模设下这些障碍。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正是资本本身”。

对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这种在愈发社会化的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正是关键，这一点或多或少地替代了马克思分析的其他动态（例如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或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在其去世的五年前，德勒兹为他自己和加塔利重新回顾了这一分析的中心：

“菲利克斯...和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我们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我们两个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你看，我们认为任何政治性的哲学都必须求助于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方式的分析，并在一个扩张了的尺度之上再度对抗它们，因为其基本界限就是资本自身。”

和这种趋势相适应的是，资本主义被描述为一种总是延缓其自身危机的生产方式：陈旧的资本变得相对不那么富有生产性，其利润率接近于零；但更加新兴的、更具生产力的资本进行干预并（在第一时间）回复了利润率，从而移置（displace）了界限。从这一点来看，在历史之中我们无法找到慰藉——例如，通过无产者的贫困化或自然资源的耗尽——因为“所有[资本主义向来]面对的都是其自身的界限（现有资本的周期性折旧）；其向来排斥并消除的都是其自身的界限（新兴资本于高利润率的新行业中形成）”。自始至终，资本主义的解辖域化都在不可阻挡地对一切既存的被编码的意义“祛除其光环”，并促进形成一种欲望的投注的自由-形式（free-form），这种形式基于差异而不是同一性。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将这种形式叫做精神分裂（schizophrenic），而在《千高原》中则将其称为游牧（nomadic）。

凭借这种方式促进差异，资本主义将劳动和力比多从虚假的客观规定性中解脱出来，从而开启了普遍历史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又阻碍并延宕了普遍历史的实现，因为它使得自由的生产力能量再度臣服于私有财产和私有化了的家庭的异化，臣服于资本和俄狄浦斯。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普遍历史概念是很精确的，它的基础不是人们熟知的黑格尔历史哲学，而是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作的一系列论述。德勒兹和加塔利坚持认为，“如果普遍历史不牢牢掌握其偶然的条件、奇异的（singular）实存、反讽及其对自身的批判的话，那么普遍历史无非是神学”。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首先是在历史理解中对“机遇的合法化”：即使世界历史“作为必然的发展过程显示出来”，事实上“世界历史并没有总是存在着，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一个结果”。因而，普遍历史是偶然性的历史。的确，和诸如费尔南多·布罗代尔的许多人一道，德勒兹和加塔利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在早期近代欧洲的出现是一个历史偶然性，其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发生，或者根本不会发生。由此看来，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分歧点（bifurcation-point）：实际上，资本主义是从“自由”劳动和流动财富的结合中出现的，这一事实改变了一切。但这件事同样可以不发生，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发生。然而，它一旦发生了，历史就成为普遍的，并使资本积累呈现出线性趋势。与此同时，精神分裂式的普遍历史的反讽之处来自于资本主义和之前的生产方式的“本质差异”。正如马克思在著名的文段中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就如同‘人体解剖为猴体解剖提供了钥匙’一样”：“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着一种适用于一切其它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的了，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8

猴体解剖的钥匙

马克思认定，这种与过去之间回溯性的、反讽的关系，最终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以特定程度运作的自我批判中才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自我批判达到了将抽象劳动视作财富的主观本质的程度。就像普遍历史之于马克思那样，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精神分裂和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只有在历史终结之处才会出现 —— 当资本主义揭示了欲望以及劳动的一般本质，因而也就能通过资本和俄狄浦斯继续在其自我批判中再异化（realienate）其本质。然而，那个一般的本质本身并不是固定的或被规定的：从外在规定性的异化形式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即愈发深化的从资本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劳动的分化和构成；从压抑性的俄狄浦斯式的表征中解放出的解码了的欲望）是永久革命的发动机，一个持续的转变和差异化的运动：作为差异-引擎的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t）经济。

从《千高原》的回溯性视角来看，《反-俄狄浦斯》呈现的历史观似乎太过线性了—— 尽管德勒兹和加塔利坚持认为那种线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偶然兴起的，并且，由资本主义揭示出来的普遍历史仅仅显现为一个结果，它仍需经由批判和革命性的转变才能被实现。因此，《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第二卷以明确的反-线性方式被组织起来，以一种不可明辨的顺序（并且肯定不是时间性的），以及非常明显差异的时间尺度显示了被标注了不同日期的高原。并且在《千高原》中，对线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要更清晰：“经济演化论是一种不可能性”。德勒兹和加塔利借用硬核科学的非线性发展模型，批评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常见的旧有历史模型：比起伴随新生产方式的革命标志的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德勒兹和加塔利选择将历史从逆向因果关系、分歧点以及阈值的角度加以构思。

他们不仅拒绝线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且也同样拒绝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这在货币的例子中是最为清晰的。马克思对交换、货币和资本之间关系的呈现可能会导致（并且已经导致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从物物交换那里演化出了货币交换，并且货币交换将演化为纯粹的资本本身。德勒兹和加塔利强调，历史证据表明并非如此：金钱首先作为一个强制的、集合了无限债务的载体，它和帝国贡赋以及税务彼此结合，并只有在许久之后才成为商品交换和工资支付的中介。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某种特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逆流中确认了这样一点：不是“国家以一种生产方式为前提”，“恰恰相反，是国家使得生产成为了一种‘方式’”。这一点看似脱离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和马克思共享的经济优先性，但如果我们跟随阿尔都塞的引领（就像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做的那样），让经济实例能够决定政治（国家）成为主导因素，那么就不是这样了。一切社会问题在本质上是经济的，但这些不同的社会问题由不同的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或生产方式给予了不同的解答。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最首要的、不可还原的断裂是在原始共产主义（在《反-俄狄浦斯》中被称作原始的生产方式[savagery]）和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间（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将其称为专制主义，在《千高原》中称为帝国[imperial state]形式）。帝国形式包含两种捕获装置（apparatuses of capture）：贡赋或者税收以及地租——资本主义则在其中加入了第三种装置：资本。捕获是凭借（土地、劳动和货物之间）进行直接对比并使垄断性挪用（地租、利润、贡赋）成为可能的机器性过程，其中，第一个时刻以第二个时刻所组成的资金储蓄池为前提。因而，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过剩描述为从生产那里产生出来相比，德勒兹和加塔利将生产描述为从过剩那里产生出来：“正是由于储蓄的存在，‘自由行动’这一类型的活动才得以被比较、链接并服从于一个共同的和同质性的量，这个量就叫做[抽象]劳动….没有所谓的必要劳动，以及超出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严格来说，劳动和剩余劳动就是同一回事；第一个术语‘劳动’用来在量上对活动进行比较，第二个术语‘剩余劳动’则被企业家用来对劳动的垄断性挪用进行比较。剩余劳动不是超出劳动的东西；相反，劳动预设了剩余劳动，并从剩余劳动那里被扣除出来。”9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对于社会关系的组织来说，债务要比生产更加重要，以及为什么他们更倾向于“将社会形态定义为机器过程（machinic processes）”，而不是依赖于这一过程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被定义为捕获装置的联合和等级结构。并且，在和马克思的明确共识之中，与劳动活动和利润率的挪用形成对比的储蓄——资本，必须一开始在另一个捕获装置当中通过一个所谓“原始积累”的过程形成。

德勒兹和加塔利也同意，一旦通过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将资本主义“一劳永逸”地组建起来，那么一切都会被改变。国家因此进而臣服于作为主导性捕获装置的资本；超验的、帝国转变为现代国家或“文明”国家，它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公理化过程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实现方式”—— 社会主义模式、自由主义模式、独裁模式……诸如此类。一如既往，（作为社会问题的）经济实例处在决定性的地位上，但此时，经济不再让国家，而是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身以及对剩余价值的捕获成为主导性的要素。帝国将原初的“原始积累”储蓄池最终建立为资本；作为其实现方式，现代国家必须和资本主义公理化过程所建立的世界市场之间建立关系。公理化促进解辖域化，但也与此同时，正如我们见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描述的节律那样，公理化也同时为了私产积累而强加再辖域化。然而，《反-俄狄浦斯》的中心还仅仅是家庭领域内的再辖域化，并且这个再辖域化只不过是为资本生产出了俄狄浦斯式主体的话，在《千高原》中作为主要的再辖域化和主体化10装置的东西则是国家机器：“国家解辖域化通过为更高层级的资本解辖域化提供补偿性的再辖域化，从而为其提供适当的调控。”11在《反-俄狄浦斯》中，资本取代了国家暴君的身体，作为社会场域（socius）（暴君的形象迁移进核心家庭当中，成为父之名）；在《千高原》当中，资本利润取代了地租和给暴君的贡赋，作为主导性捕获装置，国家的功能则是为更高层级的资本主义公理化的解辖域力量提供主体化以及补偿性的再辖域化。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勾勒了两个主体-构形（subject-formation）的过程，它们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解辖域化力量以及实现（realisation）12的国家模式的再辖域化倾向相关。国家再辖域化通过社会臣服（social subjection）过程生产公民-臣民/主体（citizen-subjects）；公理化则通过机器奴役（machinic enslavement）的过程管控流体。例如，考虑到在商业或者政治宣传活动当中，社会臣服通过民意调查询问选民和消费者对候选人和产品的意见得到衡量。在这里，从臣民/主体到民调搜集者之间的信息流以一定程度的意识作为中介。机器奴役则通过对候选人或产品的皮肤电反应或者瞳孔扩散测试显示出来：在这里，被欲望的信息直接从身体流向民调搜集者，无需意识或主体性的中介。尽管在尺度上明显不同（世界相对于国家边界）以及技术上的差异（涉及控制论的机器奴役），“我们拥有同时经受两种操作的特权……臣服和奴役并非两个不同的阶段，而是两个共存的极点……两个不断增强、增援彼此的共时性的部分”。这一对当代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重要贡献，最初在《千高原》中得到概述，而在德勒兹关于“控制社会”（control societies）的论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的千高原

在那篇文章中，德勒兹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分析为基础区分了三种形式的权力：主权的、规训的和控制的。主权式权力对应专制君主或帝国，它包括进行税收以及夺取生命的权力。规训式权力，就像福柯自己承认的那样，对应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它包括获得利润的权力以及对生命朝向最大化生产力和再生产能力的规训。福柯向我们所展示的规训权力的运作方式，是于特定的、相对离散的体制（relatively discrete institutions）之中规训主体，这些体制的功能在于再生产特定的行为模式：模范工人、丈夫、学生……诸如此类。利润在工厂中被捕获，而其他制度的作用仅仅是辅助工人和消费者找到他们在经济系统中各自的位置。控制式权力对应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当代形式，其特征在于资本及其愈发加速的解/再辖域化（de- and re-territorialisation）使得社会被它完全吸纳（complete subsumption）。如今，资本已完全渗透进社会生活之中；正如同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所解释的那样：“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之中，可变资本规定了一种对于劳动者进行征服的体制（人的剩余价值），其主要范围则是企业或工厂；然而，当不变资本的比例随着自动化的过程而不断增长之时，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役使[控制]，与此同时，劳动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剩余价值变为机器性的，其范围则扩张到整个社会”此时，全部活动只不过是资本循环中的一个时刻；利润不仅在工厂中被获取，在任意一处以及每一处都能获得利润。而且，资本的周转率（在其日益狂热地避免利润率下降的过程中）以规训体制完全无法跟上的速率剧烈上升。控制式权力不是通过相对固定的规训模式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调控（modulation）运作。货币、劳动-力、时尚风格、品牌、音乐潮流等的价值都可以浮动，因为计算机驱动的控制论捕获装置快到能在没有固定价值的情况下占有剩余价值。事实上，解/再辖域化的持续压力确实需要价值标准的持续变动来避免生产过剩和利润率的停滞。

此处，有必要澄清当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谈论发达的高速资本主义控制体制中的“机器剩余价值”的时候，他们想表达什么和不想表达什么。他们确有提及，在“控制社会”论文中所勾勒的每一种权力的形式都有一个对应的机器形式 —— 简单机器对应主权式权力，机动的机器（mechanical machines）对应规训权力，而计算机则对应控制式权力。但他们坚持认为，真正区分社会形态及对应权力形式的，从来不是这些技术性机器，而是技术性机器所属的社会机器或装配体（assemblage），这一点使得它们和其他社会形态及对应的权力形式那里区分开来。跟随着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脚步，他们（自《反-俄狄浦斯》以来一贯地）将社会自身视作一种机器（或者用芒福德的术语来说，一种“巨型机器”[megamachine]）——因此，相较于经典的或规训式资本主义下的人类剩余价值，控制式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机器剩余价值不应当被误解为将价值-创造的过程都归入机器自身 ，即归入技术性机器。就像上述引文中所讲的那样，当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阈值后，机器剩余价值才将占主导地位。马克思曾在讨论劳动对资本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而不仅仅是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时提及这一点14——即，工作的转变通过引入机器来实现。相对剩余价值体制中的工人不再自己做全部的工作，而是操作或监管越发复杂的机器，这些机器为他们“做”工作。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这种趋势对剩余价值之生产以及利润率的可能影响。但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在《大纲》（Grundrisse）中一篇被称为“机器论片断”的文章中，马克思也谈论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这个层面上的机器和生产技术：不变资本不仅包含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而且也包含物种的集体智力。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机器剩余价值不应当被理解为是仅仅由机器生产出来的价值，价值是由装配体生产出来的，这个装配体既包括世世代代的知识-工人嵌入机器之中的贡献，也包括当下工人的贡献。这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如此重视国际劳动分工之持续扩大的原因（以及就像我们上面所看到的那样，这也是他们认为劳动的分化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定义中的矛盾要更重要的原因）：它体现了一般智力的操作运维化（operationalisation）和发展所导致的生产力的持续加强。管理者不再自上而下地将社会合作强加到车间内部，社会合作已然植根于生产技术自身。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控制体制中，计算机技术不仅使得不间断调控的高速捕获成为可能，并且它还反过来包含了社会合作 —— 由于社会合作已经大部分嵌入技术性机器，它成为了一种不再完全依赖于工人的主体性意识的机器合作形式。这是发达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体化（social subjectification）添加机器奴役元素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因为资本已渗透进整个社会场域，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界限已然变得模糊，这两件事均服务于生产中的资本以及对剩余价值的私自占有：

“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中，剩余劳动与“严格的“劳动之间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前者彻底渗透于后者之中......我们怎样才能在繁衍后代所必需的时间和一种“被榨取的”时间之间做出区分，既然它们在时间之中不再相互分离?此种评述并未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因为马克思恰恰证明了，此种剩余价值无法定位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这甚至是他最为根本的贡献。这也同样使他做出这样的判断......资本的流通将对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分构成挑战......就好像人在剩余劳动之中的异化已然被一种普遍化了的'机器性的役使'所取代，而这就使得一个人可以在不进行任何劳动的情况下提供剩余价值(儿童退休者、失业者、电视观众，等等)。”

因此，德勒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控制体制的分析和马克思的分析保持一致，并且实际上基于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价值体制的分析，以及对资本循环使全体社会实际从属于资本的分析。16

然而，这种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对德勒兹和加塔利政治哲学中出现的政治视域有着重大影响。除了他们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拒绝以外，似乎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传统观念距离最远的就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对阶级斗争的贬抑。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本身并不自在地就是革命的，因为实际上只存在一个阶级：这一阶级由所有与资本及其公理构成关系的人组成（诚然，这些关系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彼此对立的），无论是工人、管理者、技术员、老板或者其他的什么。实质吸纳的体制意味着任何个人的任何活动都易受到公理化的影响，以至于这些活动可以被形式化和量化。这包括工厂工人，他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过是资本在整个控制社会中各种流通形式的化身。例如，德勒兹和加塔利会将“福特主义”思考为工人公理的集合——既包括消费意义上的公理：独栋住宅，停在私家车道上的机动船；也包括生产意义上的公理：装配线技术——高效地将工人并入和吸纳进资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罗斯福新政，这些都是公理的实验室……[包括]马歇尔计划”(《千高原》第13章，译文根据原文做出修改)。但这个实验室同样包括其他东西，比如说嘻哈乐，它如今已被捕获收编，成为消费的时尚范式以及剩余价值的来源，几乎完全抽空了其明显的法外狂徒或对抗性的（contestatory）姿态。司法体系也是如此，因为它将主体作为法律面前形式上平等的公民来对待或建构——例如，一场原先可行的社会运动，最终堕落为要求国家为自身添加公理，以赋予并强制实现运动成员被视为完全意义上的公民的“权利”。 公理化是资本主义企业以及“文明”国家操纵主体化和奴役的方式，以在整个控制社会中捕获剩余价值。

在这里，就凸显了创造少数/弱势的逃逸线（minor lines of flight）的重要性：避免捕获。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少数/弱势概念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少数和多数之间的对抗，而必须从公理化所控制的规范、模范和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少数/弱势差异于规范并且逃逸标准。他们不懈地指出，虽然模范（例如欧洲白人男性）能够成为、并且的确经常是统计数据上的少数，但仍然代表规范。反过来说，统计意义上的少数能被模范化，例如特定族群以“身份政治”的形式从国家那里寻求承认以及公民权，或者工会工人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寻求国家承认及针对资本的谈判权。相较之下，少数/弱势被定义为一个不可数的集合（non-denumerable set），一个临时针对性（ad hoc）的群体或运动，其凝聚力对抗着形式化和量化的机制：

　　要想避免被资产阶级法权捕获只能逃逸

“不可数并非为集合及其元素所界定，而是为连接（connexion）[“与”（et）]所界定，它运作于元素之间、集合之间，但却并不归属于二者的任何一方，而是挣脱了它们，构成了一条逃逸线。公理体系所操控的仅仅是可数的......集合，而弱势群所构成的则是“模糊的”、不可数的、不可公理化的集合，简言之，就是“集群”(masses)，就是逃逸和流（flux）的多元体。”

发达资本主义控制体制的捕获功能已如此迅速、灵活和无所不包，以至于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从公理化中逃脱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只有可数集才能被公理系统控制，这些公理通过从外部同质化元素、程序化关系以及与其他（诸）可数集接合（conjugation）来运作。相比之下，少数/弱势、不可数集合则通过临时针对性的关联（这个和那个和其他的那个和……）将异质性的元素集结到一起，这些关联无法被形式化，因此，只要这些关联保持不被形式化进而不可被公理化，那么它们就恰好逃逸出了捕获。17所以，生成-少数/弱势（becoming-minor）的意义在于“推进那些不再经由资本主义经济或国家形式的[社会关系的]复合体的实现”。这看起来与那种以在“生产场所”组织产业工人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相去甚远，但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见证的一样，高速资本导致的控制社会的完全渗透意味着剩余价值在整个社会中都被生产出来，因此对所有人而言，抵抗公理都具有政治上的优先性：“弱势群作为一种普遍的形象，或生成-众人/世界(tour le monde)”。然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这个意义上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首要的斗争一直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他们坚定地认为，如果少数/弱势派是革命性的话：

“这正是因为它们带动着一种更为深层的运动，由此对世界性的公理体系提出质疑。弱势性……的权能在无产者身上展现了其形象或普遍意识……只要工人阶级仍通过一种既得的地位[例如工会工人]，甚或是一个理论上被征服的国家来界定自身，那么它就仅仅呈现为“资本”，资本的一部分(可变资本)，而并未摆脱资本的平面……只有摆脱资本的平面、不断地摆脱它，一个集群才能不断生成为革命性的，并摧毁可数集合所确立起来的统治性的均衡。”

这并不是说围绕那些公理本身的斗争是不重要的，相反，德勒兹和加塔利坚持认为这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他们强调，尽管控制体制有着非凡的“复原”力量，但“资本主义公理体系的持续的重新调整……正是[合法]斗争的矛头所向”——并且他们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例子：“女性为选举权、堕胎、就业所进行的斗争;地区为自治所进行的斗争，第三世界的斗争，东方和西方的那些被压迫的民众和弱势群所进行的斗争……”他们一脉相承地强调“在具备生机力的流，和将这些流奴役于控制和决策指定中心的公理之间，存在基本性的差异”，并坚持认为“活生生的流所产生的压力，它们所提出或强加的问题，这些都必然实施于公理体系的内部”。无论如何，抵抗公理化并从资本平面中创造逃逸线的最好机会取决于多元体以及不可数集合的生成-少数/弱势。其原因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所称的“资本主义的最深层的法则”，也正如我们一贯见到的那样，“它不断地设定并外推自身的边界，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又在各个方向上激发了挣脱了它的公理体系的不可胜数的流”。在最好的情况下，抵抗资本主义控制的斗争是双重性的（bi-valent）（或者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不可决断的”）：“围绕着公理而展开的斗争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它自身体现和敞开了两种类型的命题之间的差异，流的命题和公理的命题”。这两种类型的命题也同样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则，或者说悖论：

“在资本主义实现于作为其模型的可数集合之中的同时，它也必然构成着不可数的集合，这些集合渗透着、扰乱着这些模型。在它对被解域和被解码之流进行‘接合’的同时，这些流也必然要向前行进，它们既摆脱了对它们进行接合的公理体系，也摆脱了对它们进行再结域的模型，它们试图进入......连接......并且构建起对抗公理体系之接合的革命性连接”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悖论性动力的分析出发，德勒兹和加塔利得出了一种政治迫切性，让不可数的少数/弱势群对公理的斗争施加压力，直至彻底逃离资本主义公理的地步，并最终改变连接（connections）与接合（conjugations）之间力量的全局平衡，使之有利于前者。

注释

1 译注：德勒兹语境下的“representation”有三种译法：表象、表征或再现。特别地，本文中将“Oedipus representation”译作“俄狄浦斯式再现”。

2 译注：当existence和being同时出现的时候，似乎需要强调existence的字面意义是实存，而being则是大写的存在（后者不仅是现实，而且是一种包含了前者的本质的现实）。但若两者并未同时出现，或许existence为了简洁和强调的作用可以直接指代存在。

3 译注：在结构主义哲学语境下，似乎“formation”更多会被翻译成构形。

4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69), p. 113.（原译文标了脚注4但没有填充内容，校注采用了原文的尾注）。

5 译注：译者对“virtual”的译法采取：当virtual作为形容词修饰名词，如virtual structure，virtual problem的时候采取“潜在”，即潜在结构，潜在问题是和现实（actual/actualized）结构、现实问题相对应的不同形式。而当virtual/virtuality被单独强调为the virtual，即强调其作为一种自在差异（difference in-itself）的、成为-现实的实在性的时候，则采取“虚拟性”这一译法。

6 译注：译者将“differentiation”译为差异化，将“differenciation”译为分化。二者之间含义差别可参见：https://www.reddit.com/r/Deleuze/comments/10n3peu/deleuze_on_differentciation/

7 本文对apparatus的译法：除“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以外，其余翻译为“装置”。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47页。

9 A Thousand Plateaus,p.p.441-442,trs.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中文翻译可参考：《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639页。本文选段为重译。

10 在下面的这些段落中，根据语境和术语惯常用法的不同，“subject”有时翻译成“臣民”，有时翻译成“主体”。

11 A Thousand Plateaus,p.455.

12 与“潜能”相对，在此处不是定语。

13 译者注：此处institution采取“制度”和“机构”中间折中的“体制”译法。有时，“regime”也会被翻译成“体制”，在下文中会标出。

14 译者注：马克思原文的英译为：“Formal and Real Subsumption of Labour under Capital”，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汉语通译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

15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对马克思这一章节以及德勒兹与马克思之间更一般关系的详尽讨论，参见Nicholas Thoburn的优秀作品《德勒兹，马克思与政治》（Deleuze, Marx and Politics）。译者注：《德勒兹，马克思与政治》的部分中译见第一章的部分内容(https://zhuanlan.zhihu.com/p/660110221)、第一章其他部分(https://zhuanlan.zhihu.com/p/659969776)、 以及第五章(https://zhuanlan.zhihu.com/p/599503762)。

16 译者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机器”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的机器性奴役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进一步研究，参见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的《符号与机器》（Signs and Machines）。

17 在《千高原》中，集合论取代了《反俄狄浦斯》中“熔合的团体”（groups-in-fusion）的表述，这一集体对立于系列集体（serialised groups），而这种对立直接借用自让-保罗·萨特。译者注：萨特的原始表述参见《辨证理性批判》，其中提出了三种集体形式：系列（série）、团体（groupe）和组织（organisation）。萨特的观点源自他对共产党和国家关系以及如何重新激活革命的思考。他用三种集体形式间的变化关系来描述从革命者到政党再到国家的一系列转变。系列是一个静态的集体，人们仅仅因为客观的原因而聚集在一起。在系列的基础上，熔合的团体是一个积极的互惠团体，人们因外部事件在个体间产生的某种认同而团结起来，对应革命中的人民群众。出于对互相背叛并因此解散团体的恐惧，团体通过制度和压迫维系自身，以及维系团体内在的博爱，同时转变为组织。这种组织的最高形式就是系列集体，也即国家，这就回到了系列的最初阶段。相关内容也可参见巴迪欧的《小万神殿》中“让-保罗·萨特”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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