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称谓的文化解码：从符号争议到亲密关系的时代注脚》

韩子金

编写韩子金

从“老公”称谓看亲密关系的文化流变：它从来不是“对错”的选择题

一、称谓背后的时代烙印：从“良人”到“老公”的千年演变

在《诗经》里，女子称丈夫为“良人”，“厌厌良人，秩秩德音”，带着对品德的敬重；宋代“官人”一词兴起，暗合科举制度下对男性社会地位的推崇；到了明清，“相公”成为主流，既带几分戏谑，也藏着对文人身份的向往。而“老公”的称呼，并非现代发明——元代《通俗编》中已有“老公是对丈夫的俗称”的记载，最初只是市井间的口语化表达，直到近代白话文运动后，才随市民文化普及开来。

它的流行，本质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当工业化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结构，“先生”“爱人”等新称谓曾短暂兴起，但“老公”因其朗朗上口、去身份化的特质，最终在日常生活中扎根——它不像“丈夫”般强调婚姻契约，也不像“亲爱的”那般刻意浪漫，更像是柴米油盐里长出的亲切感。

二、争议的本质：当传统伦理遇上个体意识的觉醒

近年关于“老公”的争议，常伴随着两种声音：

- “失了敬重”派认为，“公”在古汉语中可指长辈（如“外公”），称丈夫为“老公”有“降辈分”之嫌，不如“先生”文雅；更有观点将其与“太监旧称”挂钩（注：此说法实为误传，明代“老公”指宫中近侍，与丈夫称谓分属不同语境），认为有贬低意味。

- “情感自然”派则觉得，称谓的核心是情感传递。就像年轻人喊伴侣“宝贝”“憨憨”，“老公”不过是亲密关系里的“语言昵称”，无需上升到“对错”。成都街头的嬢嬢们喊丈夫“老辈子”，重庆夫妻互称“男娃儿”“女娃儿”，方言里的称谓本就带着烟火气的亲昵，何必用刻板标准框定？

争议的背后，是人们对“亲密关系如何被言说”的焦虑：当传统“相敬如宾”的伦理观，遇上当代“平等互怼”的相处模式，称谓不再是简单的符号，而成了个体对“婚姻姿态”的宣言——有人偏爱仪式感，有人追求生活化，没有标准答案。

三、称谓的真相：比“对错”更重要的，是彼此的默契

在日本，妻子称丈夫为“主人”，曾被视为传统，如今更多人用“あなた”（你）；在北欧，伴侣间直呼名字或用“搭档”相称，强调个体独立。称谓的选择，从来不是“是否正确”的道德题，而是“是否合适”的默契题。

见过一对结婚三十年的夫妻，阿姨当着外人喊“我们家那口子”，关起门来叫“老头子”，叔叔嘴上嫌弃“难听”，眼角却带着笑——称谓不过是个引子，真正的尊重藏在“他记得你不吃葱姜”“你懂他沉默时的压力”里。就像有人觉得“老公”太俗，偏要叫“达令”，有人觉得“先生”太生分，宁肯喊“兄弟”，只要双方在称呼中感受到被爱与被接纳，这个词就有了独一无二的温度。

四、结语：让称谓成为爱的注脚，而非枷锁

从“郎君”到“亲爱的”，从“孩他爸”到“灵魂伴侣”，人类从未停止过为亲密关系寻找更贴切的称呼。但比纠结“老公对不对”更有意义的是：当你喊出这个词时，眼前人会不会下意识抬头，嘴角会不会泛起笑意？

称谓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符合某本词典的定义，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呼唤中，让彼此听见“我在”“我懂”“我还在”。就像老成都人至今爱说的“老伴儿”，一个“伴”字，道尽了婚姻的本质——不是用称谓划分对错，而是用岁月把两个名字，熬成彼此生命里最温暖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