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机关下部队十七条”的深层智慧 毕可弟 毕娴琳

鲁霞客充能桩

近日读到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机关下部队十七条：机关干部下基层，提前周密定方案。请假报批不能缺，工作统筹须全面。身入同时要心至，满怀真情到一线。欣赏眼光待部队，是非分明客观看。上级精神常宣贯，传播先进好理念。带着问题找答案，调研力避虚浮浅。部队情况摸深透，解剖麻雀靠蹲连。 政治部门走一走，荣誉单位转一转。 政治干部加微信，网上进入朋友圈。专家骨干常交流，基层官兵多见见。座谈倾听真心话，问题建议是重点。 一言一行关形象，作风纪律记心间。少到机关吃小灶，多去基层吃碰饭。梳理困难与意见，归纳特点和经验。干事处内搞交流，领导部里作发言。重要情况上报告，辅助决策抓帮建。有事没事多联络，指导服务不断线。

“机关下部队十七条”，以质朴的韵律勾勒出新时代机关干部下基层的行动指南，看似平实的工作规范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智慧、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思维，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这十七条新风尚，既遵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证精神，又贯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原则，更彰显“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的作风建设哲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深入解读其哲学内核，对于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深化党的作风建设具有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身入”与“心至”的辩证统一：破解认识论的实践密码

当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迈向基层一线，看似简单的空间转换，实则是一场深刻的认识论革命。“机关下部队十七条”以“身入心至”为核心，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准则。

一是实践第一的唯物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对于机关干部下基层这一行动而言，实践第一的唯物论根基是整个工作的出发点。

首先是立足实践的认知原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机关下部队十七条》中“身入同时要心至，满怀真情到一线”的要求，正是对这一唯物论立场的践行。习近平指出：“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机关干部下基层，必须以“心至”的自觉扎根实践，摒弃“打卡式”“观光式”调研，在与基层官兵的共同生活、训练中，获取最真实的一手资料。

其次是辩证看待基层发展。“欣赏眼光待部队，是非分明客观看”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机关干部既要看到基层自建的新成效，也要正视建设中的矛盾点。如面对训练场地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需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探索解决路径，推动基层建设螺旋式上升。

再次是历史经验的传承与启示。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寻乌开展20多天的深入调研，撰写《寻乌调查》，提出“眼睛向下”的调研方法。这与《十七条》中“解剖麻雀靠蹲连，住在班排心要专”一脉相承。新时代机关干部下基层，更应秉持像毛主席提倡的“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真正融入基层，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实践智慧。

二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飞跃。获取了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后，机关干部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观察和感受上，而是要进一步对这些感性认识进行加工处理，实现认识上的深化与升华，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

一个是，获取感性认识的实践路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机关干部需通过“看训练场上的龙腾虎跃，听班排宿舍的家长里短”，广泛收集基层现象。但这只是认识的初级阶段，需进一步加工提炼，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跨越。

另一个是，逻辑方法的运用与深化。“带着问题找答案，调研力避虚浮浅”要求机关干部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逻辑方法。例如，某集团军干部在调研中发现官兵“手机依赖症”与“信息饥渴症”并存，通过深入分析，形成《新时代基层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报告，提出针对性建议，正是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典型案例。

再一个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把握。列宁提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机关干部选择“荣誉单位”与“后进连队”进行对比调研，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从特殊中把握普遍规律。某旅将先进连队“军事民主会”的特殊经验，提炼为“基层治理中的群众参与机制”并推广，实现了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飞跃。

三是认识与实践的辩证运动。当机关干部在基层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后，接下来便是将这些认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从而形成一个不断循环、不断上升的认识与实践的辩证运动过程。

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与检验标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机关干部下基层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形成认识，并将认识再返回到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的过程。如某项训练改革方案，需在基层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二、认识对实践的能动反作用。正确的认识能够指导实践。机关干部在基层调研中形成的理性认识，如优化训练流程、改进管理模式等建议，一旦应用于实践，便能推动基层建设发展。这体现了认识对实践的能动反作用，也是《十七条》所追求的目标。

第三、循环往复的认识发展过程。认识运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机关干部下基层不是一次性任务，而是持续的实践活动。每一次实践都能深化认识，每一次认识的提升又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推动基层建设不断进步。我们要树立长期的实践意识，不断在实践中探索、总结、提高，为基层治理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二、“联系”与“引领”的动态平衡：重构群众路线的时代范式

当前，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社会关系，群众路线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机关下部队十七条》创造性地将“联系群众”与“引领群众”相结合，既传承“鱼水情深”的红色基因，又注入“云端互联”的时代元素。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对群众路线的创造性转化。

一是数字时代的群众路线创新。数字时代为群众路线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手段，我们要积极探索数字时代群众路线的创新方式，更好地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1. 线上线下融合的联系机制。习主席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十七条》中“政治干部加微信，网上进入朋友圈”的要求，构建了“键对键”与“面对面”相结合的立体群众工作网络。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政务微信收集群众意见，推动民生事项“掌上办”，正是这一创新的生动实践。

2. 主体间关系的构建与发展。传统群众工作中，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常处于主客体对立关系。而“专家骨干常交流，基层官兵多见见”的互动机制，通过建立“军事技能结对子”“理论学习共同体”等平台，将双方转化为主体间和谐关系。某特战旅机关干部与狙击手通过微信研讨群共同研究战术，形成《复杂环境下狙击作战手册》，体现了主体间性的认识论突破。

3. 群众工作的时空拓展。数字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机关干部能够实时了解基层动态。“朋友圈里看思想”“线上收集问题”等方式，让群众工作从“集中式”转变为“常态化”，从“线下单一渠道”拓展为“线上线下融合”，提升了工作效能。群众路线不仅是联系群众的方法，更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桥梁。《十七条》通过“联系引领”的双重维度，实现了政策落地与群众智慧的双向流动。

二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在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至关重要。机关干部需要将党的理论和政策与基层实际相结合，同时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共同发展。

一个是，政策宣贯的“具体化”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机关干部宣贯政策时，需将“上级精神”转化为符合基层实际的具体措施。习主席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某机关干部在乡村振兴政策宣讲中，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转化为“一村一品特色农业规划”，使政策落地生根。

另一个是，先进理念的精准传播。浙江“千万工程”中，机关干部通过“走村入户宣政策，田间地头话发展”，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转化为农民的自觉行动。《十七条》提出“交流互动解疑惑，精准滴灌润心田”，要求针对基层官兵的认知误区进行靶向解答，体现了矛盾特殊性原理在群众工作中的运用。

再一个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双向互动。理论与实践是相互作用的。机关干部在基层实践中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同时基层的反馈又能推动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这种双向互动，确保了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促进了基层工作的不断进步。群众路线的生命力，在于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十七条》通过制度设计与实践创新，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理念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强大动能。

三是群众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群众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1.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机关干部下基层要善于发现和总结基层官兵的创新经验。如某连队发明的“新型训练器材”，经机关推广后在全部队应用，激发了基层的创新活力。

2. 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通过“军事民主会”“基层意见征集”等形式，鼓励官兵参与部队建设。这不仅能汇聚群众智慧，还能增强官兵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

3. 建立群众评价机制。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机关干部在基层开展工作后，广泛听取官兵意见，及时调整工作方法和思路，确保工作符合群众需求，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三、“自律”与“他律”的共生机制：诠释作风建设的辩证法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机关下部队十七条》将“自律”的道德要求与“他律”的制度约束有机统一，构建起标本兼治的作风建设体系。

一是道德自律的哲学基础。道德自律是作风建设的内在要求，它源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追求。深入探究道德自律的哲学基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强调机关干部的自律意识。

第一、 自律精神的价值内涵。康德提出“绝对命令”，强调道德法则的内在约束性。中国共产党重视党员干部的自律修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倡导“慎独”精神。《十七条》中“一言一行关形象，作风纪律记心间”，要求机关干部在基层保持自律，即使无人监督，也能坚守原则。

第二、自律源于人民立场。焦裕禄在兰考调研时，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种自律源于“心中装着全体人民”的立场。新时代机关干部下基层，自觉遵守“不接受基层土特产、不干预基层敏感事务”等纪律，是对“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价值认同，是自律的生动体现。

第三、道德修养的持续提升。自律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机关干部需通过学习党的理论、接受思想教育、反思自身行为等方式，持续提升道德修养。在基层实践中，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对待批评，不断完善自我，增强自律能力。

二是制度他律的辩证作用。制度他律是作风建设的外在保障，它通过明确的规则和约束，规范机关干部的行为。了解制度他律的辩证作用，能让我们更好地发挥制度在作风建设中的作用。

1. 制度建设的保障功能。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与外因共同推动事物发展。他律是自律的重要保障。某省军区建立“机关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规定蹲连时间和联络方式，将“下基层一阵风”转化为“服务基层常态化”，促进机关干部主动作为。

2. 历史经验的借鉴与发展。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制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制度上根治主观主义；新时代“基层减负年”通过文件规定为基层松绑。《十七条》提出“梳理困难与意见，归纳特点和经验”的工作闭环，并纳入考核，是对制度建设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3. 他律向自律的转化。合理的制度约束能够引导机关干部形成自律意识。当“提交《问题整改台账》”成为制度要求，干部在执行过程中会逐渐认识到服务基层的重要性，从而将外在约束内化为自觉行动，实现他律向自律的转化。

三是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统一。自律与他律在作风建设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达到作风建设的目标，确保机关干部在基层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

一个是，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自律与他律缺一不可。自律是内在动力，他律是外在保障，只有两者结合，才能确保机关干部在基层保持良好作风。如某机关干部既有“少到机关吃小灶，多去基层吃碰饭”的自律意识，又受到相关制度的约束，从而真正做到扎根基层。

另一个是，在实践中实现统一。机关干部在基层工作中，既要自觉遵守纪律，又要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通过参加民主生活会、接受群众评议等方式，将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提升作风建设水平。

再一个是，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有助于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十七条》通过明确要求和建立制度，促使机关干部长期保持优良作风，为基层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四、实践哲学的当代回响：“十七条”背后的治理智慧

《机关下部队十七条》以实践哲学为内核，不仅回应了新时代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更折射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层逻辑。这种治理智慧超越了具体工作规范，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论范式，为破解“机关与基层脱节”的治理难题提供了哲学层面的解决方案。

一是治理逻辑的范式革新：从“科层指令”到“实践耦合”

传统科层制下，机关与基层常陷入“指令传递—机械执行”的单向模式，而《十七条》通过实践哲学的介入，推动治理逻辑向“实践耦合”转型。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机关干部“蹲连住班”“参与训练”的行动，本质上是将科层体系的理性设计与基层实践的感性经验进行有机缝合——如某边防旅机关干部在跟训中发现“冬季伪装网与地形色差”问题，当场与官兵共同研发出可拆卸式伪装模块，这种“实践中发现问题—实践中解决问题”的闭环，打破了科层制下“纸上谈兵”的决策困境。浙江“枫桥经验”的当代发展亦印证此逻辑：机关干部通过“网格走亲”将治理政策转化为村民议事的具体议题，实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智慧的动态耦合。

二是治理效能的辩证法则：“减负”与“增效”的共生之道

《十七条》深谙“减负”与“增效”的辩证关系，既以“减少文电干扰”“规范检查评比”等要求为基层松绑，又通过“问题导向调研”“精准服务指导”提升治理效能。这一法则暗合毛泽东“精兵简政”的治理智慧，更融入了现代管理科学的系统思维。某部推行“十七条”后，将机关下基层的“规定动作”精简为“三必做”：必进班排住满3天、必参与一次实战化训练、必牵头解决一个具体难题，同时建立“基层需求清单—机关资源匹配”数字化平台，使问题解决效率得到很大提升。这种“做减法的同时做乘法”的智慧，避免了形式主义的“减负即减责”误区，正如习主席强调的“为基层减负，根本目的是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体现了治理效能中“量”与“质”的辩证统一。

三是治理能力的时代锻造：从“经验传承”到“创新赋能”

《十七条》将“经验传承”与“创新赋能”相结合， 在数字时代与智能化战争背景下，为机关干部治理能力升级提供路径。一方面，它延续“传帮带”的红色传统，如“老班长带教新兵”机制，帮助机关干部快速掌握基层工作方法；另一方面，它注入“数据驱动”的创新基因，要求“运用大数据分析官兵思想动态”“通过兵情监测系统预判矛盾隐患”。某部开发的“基层建设数字孪生平台”，让机关干部在虚拟环境中模拟处置不同连队的突发情况，将线下实践经验转化为线上智能算法，实现了治理能力的“经验—数据—智能”三级跃升。这种传统与创新的融合，回应了习主席“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要求，使治理能力建设既扎根实践土壤，又拥抱技术变革。

四是治理哲学的价值回归：“人民性”的时代诠释

《十七条》的终极哲学指向，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性”本质的坚守与创新。从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习主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七条》将“官兵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通过“官兵评机关”“问题整改公示”等机制，把“人民性”转化为可量化、可监督的治理指标。某旅在落实“十七条”时，建立“基层需求直通车”制度，机关干部每周必须通过“兵意箱”“网络留言板”收集官兵诉求，并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解决方案，使官兵满意度大大提高。这种将“群众路线”具象为治理流程的实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在军队治理中的生动演绎。恩格斯说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基层治理的深层动力，始终源于对“人民性”这一价值原点的回归与践行。

《机关下部队十七条》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指引，在机关与基层之间架起了一座融合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的桥梁。它启示我们：基层治理的深层智慧，既不在脱离实际的“顶层设计”，也不在经验主义的“路径依赖”，而在于始终保持“身入”与“心至”的实践自觉、“联系”与“引领”的辩证思维、“自律”与“他律”的共生意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唯有将这些哲学智慧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真正破解“基层最后一公里”难题，让党的执政根基在实践沃土中愈发坚实。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预言：“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十七条》的当代价值，正在于为这一永恒的实践命题提供了新时代的军队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