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困：当代中国教育生态的困境与突围

飞哥

　　“仁义礼智信”是孔子传承东方人处世、持家、勤业、诚信的五常，主导伦理框架延续千年说教。

接下来，两场几家欢喜几家愁的“考宴”承载了两个递进关系的等待，迎来仲夏的焦灼候场，伴随的还有焦虑和焦躁。

一、异化的教育本质

当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响起，千万考生走出考场之际，这座承载着特殊历史记忆的“教育殿堂”总会掀起阵阵涟漪。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1万，2024年1342万，每年都在递增。这场被喻为“人生分水岭”的考试，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知识测评范畴，演变为一场裹挟着阶层流动焦虑的全民运动。据网上数据显示，目前高三学生日均学习时间达12小时以上，这种极端化的应试训练模式，正在消解教育最本真的育人功能。​

前段时间，城里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的某种事件，何尝不是理念教育的实质性缺失。人从众到接受教育的孩子们，不是为了学知而教育，而是为了教育而教育；不是为了传承而教育，而是因为承受在学知，若是承受不了便承受下极端。

二、滞后的知识体系

芬兰中小学将编程思维融入基础课程，日本将防灾教育列为必修内容时，我们的教材改革仍陷在“经典重构”的泥淖中。儿子的语文课程，有许多篇目与我30年前完全一样，而反映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科普内容微乎其微。这种知识体系的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内容更新迟缓，更反映在评价标准的单一性上，而每学期反应学生课外实践的经历栏，90%以上都是盖章证明去应付。这种形式主义的评价体系，如何承载梁启超“少年智则国智”的期许？

梁启超曾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看过一篇“中国的孩子拿什么去和别人比？”内容已经记不太清，但根本的主旨就是“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的环境里，孩子的未来在哪里？大家学的更多的是“言传”，少了“身体力行”。这种学识匮乏、教知片面的教育大纲意义在哪？

三、失衡的素质培养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构想的少年图景，在当下遭遇了现实困境。信息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让我们的娃娃学会了攀比。还没进入幼儿园已经学会iPad，用上了iPhone。这些，不是中国科技，但却是中国制造。每每在幼稚园或者小学，还没到放学点，门口已聚集了家长。连最起码的放学回家，我们的孩子都不会。

北京某大学课题组对万名中小学生的追踪研究显示：仅12%的学生掌握基本急救技能，23%具备独立完成研究性学习能力，更不必说对未来的规划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平均得分率高达80%以上。当教育沦为分数竞技，生存教育、人格培养等核心要素自然退居次席。当大家一味追求升学率、高榜率，忽略生存率时，那些没有生存率的学识，取来何用？少年之责任，谁来承受？

四、迷失的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价值混乱，我所在的小城里“兴趣辅导遍地花，周末孩子忙开花”。辅导班、托管中心比比皆是，课堂教学成了附属；教育似乎成了课外，成了家长的任务。素质教育是个名词，这个名词不一般。个人素质、国家素质需要有机结合。娃娃教育，小、初、高教育，乃至以后的大学教育，都是整个素质教育摇篮。

某地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的调查表明，70%的家长将“辅导作业”视为主要教育责任，而共同参与户外活动的时间每周不足3小时。更值得警惕的是，某在线教育平台显示，家长为孩子报读的课外班中，62%与其声称的“兴趣培养”无关，实质是变相的应试强化。这种替代焦虑的传递，制造出大批“教育空心人”他们精于解题，却拙于生活。我们苛刻的追求着所谓成绩的“优”，分数代表一切。若人生是100的满分制，他们的人生已没了应试权。

五、重构教育价值体系

芬兰罗素高中的创新教育模式闻名全球，课堂上学生可以自主设计“创业实践”学分；新加坡南洋理工附中设有“失败体验课”；这些教育创新指向共同的核心——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我们自己的教育改革需要突破“优绩主义”思维定式，将教育目标从“筛选”转向“培育”。每年六月的中高考“筛选”，耗尽了多少家庭的承受。当下的教育不是机械的范式传承，而是生命力的接力滋养。当我们在故宫文物修复课上看见少年们专注的眼神，在乡村创客空间听到中学生畅谈生态农业设想，这些教育新芽正破土而出。教育改革的密码或许就藏在《学记》的古老智慧中——“君子之教，喻也”让教育回归启迪心智的本源，才能真正培育出“少年中国”的蓬勃万象。

《学记》有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真谛，在于唤醒而非塑造，在于点燃而非填塞。当教育回归“喻也"的本源，“少年中国”的蓬勃气象才能真正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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