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溪地认识画家保罗高更

行者安培

我在世界各地看艺术画廊时，巴黎的奥赛，美国的大都会，伦敦的美术馆，时不时都会看到画家保罗高更那些与大溪地了结缘的画卷。他的名子和大溪地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其画风格色彩浓烈，平面装饰性的构图，人物神秘，内涵深奥，好像要说点什么！ 2025年5月，我有幸去了大溪地，这是一片远离大陆，几乎位于太平洋中心的群岛。我站在他曾看过的碧海，蓝天，白云之前，迎着曾吹过他的海风，看见那些大溪地女人、棕榈树和红土地。我想问高更：您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了这里奇特的色彩？为了寻找内心的平静？为了找回自我？还是失去自己？ 大溪地有天堂般的颜色，有天堂般的温暖。 海水的颜色美得让人无法形容，语言是这么无力，这么灰暗。 清晨或晚上天空中充满了异彩的霞光，不同的光影又让你觉得你进入了另外一个天堂。 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年6月7日－1903年5月8日）。是象征主义与野兽派的先驱者。他以大胆自由浓重的色彩、平面装饰性的构图和对“原始文化”的理想化表达，开辟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新方向。他一生反叛主流，漂泊在大溪地上一个太平洋的孤岛上，在独行与贫困中创作，守护自己的艺术信仰。 一场逃离文明的叛逆人生高更早年是成功的海员与股票经纪人，拥有稳定生活与美满家庭。然而三十多岁时，他毅然抛弃这一切，追随内心成为全职画家。他与塞尚、梵高等人交往密切，却始终游离于主流之外。 1880年代末，他首次远赴大溪地，踏上“逃离文明”的旅程。1895年再次远航，1901年定居在大溪地附近的马贵斯群岛的希瓦瓦岛（Hiva Oa Island in the Marquesas Islands, near Tahiti)，在偏远的阿图奥纳村度过生命最后岁月。尽管身患梅毒、心脏病与终生感染的足伤，他始终未曾放下画笔，他始终在创造。他说：“我不再是欧洲人，我是个野人。” 在他眼中，文明是虚伪，而艺术必须属于灵魂与自由。 下面是他画布上，以时间为序的灵魂低语。 《茶壶水果静物》（1890，存于苏黎世艺术馆）。日常器物在装饰性的构图中呈现鲜明色块，高更借此表达对朴素生活与异域诗意的向往。 《棕榈树下的大溪地女子》（1891，藏于纽约大都会）。棕榈树下，两位女子安静坐于热带风光中，色彩浓烈，画面沉稳，是高更初至大溪地时理想化的自然与女性形象的体现。 《持芒果的女人》（1892，藏于冬宫博物馆）。女子穿着殖民时期的洋装，手握金黄芒果，神情平和。热带果实，大溪地女性与西式服饰的张力，隐含“原始与文明”的文化冲突。 《欢娱》（1892，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红土地上，两女子坐谈，前有小狗凝视远方，背景舞者与神像共存，象征原始文化的神秘与欢乐。 《两个大溪地女人》（1894，有于美国纽约大都会）。两位女子安坐沙地，一人沉思，一人编织，背景简约，色彩清新，展现了高更理想中的自然、劳动与宁静生活。 《三个大溪地女人》（约1891–1897，藏所存疑）。三位女子静坐，色彩如壁画般浓烈，构图平面，展现高更对女性、自然与神秘主义的探索。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1897，藏于波士顿美术馆）。高更的“哲学遗言”，画面从右至左讲述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旅程，蕴含深刻的存在思考。这幅作品是在他身心俱疲之际完成，几乎是他的生命绝唱。 《Two Tahitian Women》（1899，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一人托果盘，一人轻抚肩膀，低语中传递亲密情感。色彩浓烈，造型简约，营造出静谧，温暖，闺蜜的氛围。 沉默的荣耀生前的高更孤独贫困，艺术被忽视。然而他在色彩、形式与精神层面的大胆突破，为20世纪现代艺术开启了崭新视野。他影响了马蒂斯、毕加索等大师，是现代艺术的启蒙者之一。在遥远岛屿的黄昏中，高更以画笔探索存在的本质。他未曾等到掌声，却留下回荡至今的画语。他那句永恒的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去向何方？” 依然回响在每一位艺术家与思考者的心中。 这是大江飞机从天空中拍摄的。我又一次看到语言和文字变成了灰色，只有自己去看一看！用眼看，用心记录。 可能高更体会到了这一切都在不言中的境界。高更的艺术魅力也在于此吧！高更在大溪地从来没有感到孤独与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