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一位“老右派”的自述

大海

摘编:金海炎

写在卷首:

张贤亮说:“我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我和改革开放同命运共呼吸……”

1954年，张贤亮18岁，在北京读高中的他，因为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毕业前夕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学校开除。

1955年，张贤亮携老母弱妹移民甘肃省宁夏专区贺兰县。

1957年，文学青年张贤亮发表长诗《大风歌》，正值反右运动高潮，引起全国关注。《人民日报》发专文严厉批驳，张贤亮升格为全国瞩目的“右派分子”，开始长达22年的农场劳改生涯。

1978年，时年42岁的张贤亮身在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等待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变革。

一本《资本论》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才21岁，我绝对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但几乎全国都说我错了，那样的环境，不得不认为自己错了。

进劳改队时，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没收了，只有《资本论》没有被没收。因为劳改时不许看任何文学作品，马克思的书是让看的。虽然劳动很紧张，可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空间，比如下雨不出工，我就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读《资本论》实际是别无选择，我被通知进劳改队时，随身带了一些书，唐诗宋词、古文观止、还有小说，都被没收了，只留给我一本《资本论》。

《资本论》虽然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但它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社会发展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教给了我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 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我突然发现，1958至1961年的劳改生涯，成了我思想觉悟的过程，1958年至1961年的生产力水平低，与当时的生产关系严重不匹配。内心在想，不是我错了，错的应该是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社会在物质条件极端贫困的状态下实行“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让社会更加贫困。这种不敢言说的想法，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

写小说就是为了解救自己。

1978年，“四人邦”被打倒，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我知道中国将绝对开始变化。

邓小平开始主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被打倒的老干部，第二步是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对“文革”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案给予甄别，这不叫平反，其中有给“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还有一件范围更大的事，1978年底给中国农村的“地、富分子”摘掉帽子。

那时，我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右派”，另一顶是“反革命分子”。给右派甄别的文件规定，如果右派分子犯了新错误，就不在甄别范围，所以我不在甄别之中。

那时候，王蒙、从维熙等人都平反了，跟我在1957年同时打成的右派几乎都平反了，唯独我没有平反。我知道，平反是迟早的事，但也着急，怎么样才能引起高层对我的注意，早点解脱？

我因为读过《资本论》，对经济学有一定的知识，就写这方面的文章，投稿《红旗》，可不知道《红旗》是组稿，不选自由投稿人的文章，都被退稿了。

有人建议，不如让我写诗，投稿报纸。他说，现在报纸的好处，就是编辑觉得可用就能刊发，也不去调查投稿人身份。

有人问我，怎么走上文学路？我不想包装自己，就是想引起领导的注意，要解救自己。

22年没有写诗了，写诗需要激情，“文革”让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够，于是就开始写小说。

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起了一定的作用，1979年初，我从农场一线调出，调到南梁农场子弟学校教书，教高三语文。

我一边教书，一边写小说，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当时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副书记）陈斌发现，就开始打听张贤亮是什么人。

结果一查，我是没有摘帽的右派。陈斌就说，要想办法给他摘帽，就因为这篇小说救了我。

1979年我调入南梁子弟学校9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平反。

文学思想的解放，我是旗手。

关押22年，我可能是中国作家里劳改时间较长的。

“文革”改变了我什么？原来我还会写诗，现在不会了。我把儿子耽误了，孙子也耽误了，我44岁才结婚，45岁才有孩子。

最大的感受是，我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领受到政治高压的可怕和人生自由的可贵。

我是“文革”以后第一个写爱情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的……

因为很多是我第一个写，实际上叫“闯禁区”。我成了这个时期中国文学领域里勇闯禁区的领军人物，我感到自豪！

我认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当中，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贡献；新时期文学作家这个群体，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估计不足。

因为那个时代，很多领域是控制的，电视不用说，电影审得厉害，美术倒是有新画派，但它起的作用范围很小，只有文学，特别是小说，限制很少。

我没有遗憾，我己经写到了我所能写的。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内，在那个历史状态下，我尽到了我最大的责任。

我是1984年发表《绿化树》的，《绿化树》最后一段写许灵均走上红地毯，刚好，我也在1983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的争议非常大。

每一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我也一样。劳改20多年，我从没穿过祙子。

从这样一个劳改犯，穿鞋穿袜子走上红地毯，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那是没有想过的……

我下海，适得其会。

1984年，我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但我一直不赞成专业作家制度，我觉得，文学应该是一个业余活动，专业作家制度，绝对不是一个促进文学生产力发展的好机制。

我觉得我下海是适得其会的，因为90年代的文化已经开始多元化了，人们的业余时间也开始分流，不是光看小说，文学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野。90年代，我的火山爆发期己经过了，我们这一批的作家逐渐退到二线，也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也有人不写小说，改写散文。我来一个华丽转身，从文学领域跳到市场里面。

那时，正好邓小平南巡，一下子全国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纷纷大办第三产业，我是宁夏文联主席，全国许多文联都在筹备第三产业，宁夏能搞什么呢？

在南梁农场时，我见过荒凉的镇北堡，让我很震撼。当时遇到来拍电影的导演，我就把镇北堡介绍给电影界。

谢晋的《牧马人》、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冯小宁的《红河谷》，这个地方，几乎成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拍摄地。

我就想，干脆办个影视城。但办影视城需要钱，我就把所有的作品外文版版权获得的外汇存折拿来，折合成人民币70多万元，那时候没有产权一说，等于文联拿着我的钱来贷款，给文联办了一个产业。我是在市场无序的状态搞文化产业，一个人对抗市场的无序。

我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和改革开放同命运、共呼吸。我说过 : 在我的作品里，我能够主宰人物命运，但在我的生活里，我是被命运所主宰的。我到90岁时方才真正的自由，才说了这些“不可告人的话”。

（资料和图片均来源于网络，致谢原创！文章写的虽然是作家张贤亮个人的人生际遇，但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相似经历的人们共同的记忆和相似的命运。我曾经入迷地读过他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灵与肉》等作品，也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之一，有许多难忘的感同身受，虽然不曾经历过张贤亮所经历的人生苦难，也没有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都应该感恩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和不朽伟绩。）

2025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