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点击蓝字，关注我们</p><p class="ql-block">作者：杨有挺主播：学与问编辑：顾妍</p><p class="ql-block">母亲叫我喊她“伯伯”（上） </p><p class="ql-block">谁没有母亲？谁都有一个母亲。谁没有喊母亲叫“妈”？我！ 1957年11月，我出生在贵州省安顺县三铺村，母亲是朱光琴(见图一)，牙牙学语时，我跟所有小朋友一样，第一声都是叫“妈”，因为“妈”最容易发音——“张口就是妈”，拉丁文(mamma)、英语(mother)、法语(mère)、德语(Mutter)、俄语(мать)都如此，“妈”一词反映了人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人类共同语言的存留。 母亲为什么不让我叫她“妈”，而是跟哥哥们一样，叫她“伯伯(屯堡音：杯杯)”呢？因为在这之前，我家发生了许多故事 ！ </p><p class="ql-block"> 一、村姑嫁给大学生，开启跌宕起伏的人生。母亲出生平坝县的杨官屯(大屯)村，外公叫朱治轻，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有姊妹仨，一个哥和一个姐，她是“幺妹”，母亲长得漂亮，尽显江南女子的灵秀气质，是个俊美“村姑”。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一生竟如此得翻天覆地：一字不识的她，嫁给“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教育系首届毕业生，想不到，会带上儿子，家搬贵阳，入住国民党省党部，脱下屯堡妇女的“大袖子”，穿上旗袍，随父亲出入灯红酒绿的官场。更想不到，贵州解放后，又回三铺种田、经商，养大几个儿子…… 二、父母相识显“奇缘”。我父亲叫杨文波，善于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贫困，只得去贵阳青岩的贵州师范学校读书，因为“读师范不交钱”，1942年，“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招收首届学生，父亲考入“教育系”。 </p><p class="ql-block">听老人们说，父亲当年读大学时，需要参加“社会实践”，祖父杨启彦借钱租了一匹高头大马，给父亲去搞“农村社会调查”。这匹马虽年轻气盛，但是驮着父亲从早走到傍晚，也口干舌燥，来到杨官屯(大屯)的龙潭边，犟着要喝水，并且一口气把母亲刚洗净的一大竹筐猪草吃完了。父亲不好意思地问：“这马不听话，把你的猪草吃完了，对不起，我赔你多少钱？”母亲说“不用赔，我回家给爹妈说清楚就行了。天快黑了，你赶紧回家吧！”父亲深受感动，便打听“这姑娘是谁家的？”父亲回到三铺，托人打听，誓言“非朱幺妹不娶！” 1943年，父母亲结婚后，父亲继续去贵阳念大学，母亲在三铺务农，带孩子，服侍公婆。 三、母亲脱下屯堡妇女的“大袖子”服装，换上旗袍，随父亲入住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宿舍(见照片二：父母与大哥二哥)。上大学期间，父亲在贵阳达德学校助教、主办进步刊物——“力报”(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1946年，国民党在大学选拔优秀学生到省党部上班，父亲便有了第一份工作，1948年，父亲从省党部调到安顺县党部任书记，同时执教于安顺师范专科学校。1949年底，贵州解放，父亲身陷囹圄。1975年，党中央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父亲被重新安排工作。退休后的父母在三铺老家颐养天年(见图三)。 </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图一，肩挑重担时的母亲(三铺)</p> <p class="ql-block">图二、父母与大哥、二哥(贵阳)</p> <p class="ql-block">图三、退休后的父母(三铺)</p> <p class="ql-block">图四、母亲的“黄杨扁担”(1/4)</p> <p class="ql-block">图四、母亲的“黄杨扁担”(2/4)</p> <p class="ql-block">图四、母亲的“黄杨扁担”(3/4)</p> <p class="ql-block">图四、母亲的“黄杨扁担”(4/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