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翁的美篇

笠翁

从《敕勒歌》到《走西口》

每当我乘车往返于包头与呼市之间时，隔着车窗望向两侧，北面是高高的大青山(阴山中段)，南面是广袤无垠的田野，这时总会让我想起那首草原气息浓郁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译成汉语的诗作。

“ 敕勒川，阴山下”，这句歌词指出了敕勒川的地理位置，今天看来，就是位于阴山以南、黄河以北‌的河套平原，也就是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亦或是单指前套平原。

《敕勒歌》歌咏了北国草原的辽阔壮美、肥沃富饶的风光，衬托出游牧民族博大的胸襟、豪放的性格。“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画，描绘出一幅殷实富足、其乐融融的景象，这些牛羊的主人，就是那些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敕勒人。

《敕勒歌》跨越千年的魅力持续激发着人们对草原的向往与思考。歌中的词句已经成为草原文化的标志性表达，广泛用于文学、影视及旅游宣传中。

黄河出宁夏后，一路向北，进入内蒙古巴彦淖尔后遇阴山转弯向东，形成后套平原，又称巴彦淖尔平原。再向东流后遇吕梁山向南急走，完成第二次转弯，形成前套平原，也称土默川平原。黄河流经河套地区时，泥沙含量还不大，水质比较清澈，流速比较缓慢。河套地区在黄河的灌溉下，土地肥沃，既可以耕种庄稼，又可以放牧牛羊，种植业和畜牧业都非常发达。自古人们就说：“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生活在前后套的汉族人，他们的前辈从晋、陕、冀等地走西口迁徙到这里，成为河套平原的垦荒者。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走西口》，这首曾流行于晋陕地区、传唱于长城内外的民歌，道尽了移民之路的艰辛，寄托了他们的真情和乡愁，展现了中国北方的一次移民浪潮，书写了一部跨越400余年的移民史诗。正是走西口移民推动了前后套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一、敕勒川上的敕勒人

“敕勒川，阴山下”，北朝时期的敕勒川大致是山西北部、内蒙古一带。敕勒人在两汉时期被称为“丁零”，最早生活在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后北服浑瘐、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汉朝初年，冒顿单于向北征服了丁零，从此丁零成为匈奴的属国，“丁零”一名是匈奴对他们的称谓。

公元174年，鲜卑的拓跋力微率部从大兴安岭南下，他们先是到达了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后来又到达了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338年，拓跋力微的五世孙拓跋什翼犍正式建立代国，定都盛乐；376年被前秦苻坚所灭，386年拓跋珪复国并改国号为魏(北魏)。

北朝时期，鲜卑称丁零为敕勒、铁勒，又因他们善于驾高轮大车而被称为“高车”。《魏书》记载的敕勒人：“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惟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蠕蠕，是鲜卑人对柔然的称呼。在北朝时期，敕勒人与柔然一样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

北魏建立后不久，便开始了统一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399年，拓跋珪北伐大破高车；429年，拓跋焘北击柔然时，破高车东部于巳尼陂(贝加尔湖)。高车被击败后，其部落四处逃散，或投北魏，或奔柔然。之后，北魏将降服的敕勒诸部南迁至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漠南地区，他们居住之地也就被称为“敕勒川”。

《敕勒歌》是流传于北朝的乐府民歌，由北魏时期生活在阴山下的敕勒人传唱。而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唐人李延寿所编的《北史•齐本纪》，诗歌是以鲜卑语创作，后被译为汉语，流传至今。诗歌是对当时漠南地区兴旺的畜牧业的真实写照，游国恩、王起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评价：“二十七个字，便出色地画出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并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具有无比的魅力，的确是千古绝唱。”

隋唐时期，铁勒(敕勒)分为许多部族，如薛延陀、回纥、骨利干等，皆隶属于突厥汗国。突厥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继匈奴、鲜卑、柔然之后又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蒙古人崛起之前，从未有一个游牧民族如此强盛，对中原王朝形成极大的威胁。

583年，突厥汗国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大势力。630年，唐朝击败东突厥。之后铁勒的薛延陀部称霸大漠，646年，回纥与唐联手灭薛延陀。薛延陀灭亡之后，回纥归顺唐朝，此后，回纥在北方一直作为唐朝的盟友助唐作战，稳定大唐边陲，657年联手灭掉西突厥、后突厥。

744年，唐朝正式册封回纥首领为怀仁可汗，回纥建立汗国，定都回鹘牙帐城(音译为“哈拉巴勒嘎斯”，意思是“黑虎城”)，位于蒙古国鄂尔浑河谷。是唐朝中后期漠南漠北地区唯一的强国，疆域极盛时东接室韦，西至阿尔泰山，南跨大漠，北抵贝加尔湖。回纥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756-763年)，但索取大量财物并劫掠洛阳。788年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

与历史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不同，回纥世代与大唐和睦相处，这在我国古代是极为罕见的，回纥一直称大唐皇帝为“天可汗”。大唐与回鹘世代和亲，为甥舅之国，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唐德宗的女儿咸安公主、唐穆宗的妹妹‌太和公主‌分别嫁与回纥的三位可汗。即使到了宋朝，回鹘的一支西迁后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可汗依然称宋朝皇帝为“汉家阿舅大官家”。

公元840年，回鹘被北方的黠戛斯汗国(840-931年)所灭，而黠戛斯族人是今柯尔克孜族和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回纥的残部逃到了西域(今新疆)、河西走廊、吐鲁番等地；而敕勒的其他部族大部分仍生活在敕勒川。

宋元时期，生活于敕勒川除敕勒人外，还有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辽金元时期敕勒川称为“丰州滩”，922年辽在此建成丰州城(今呼和浩特)，并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繁荣‌。这时的丰州滩成为连接大漠南北与欧亚的枢纽，开辟水陆驿路，有蒙古、汉、色目人等多元族群聚居，形成农牧交错的经济形态‌。元初名臣刘秉忠曾几次路过丰州城，写下一首七言诗，赞美丰州：

《过丰州》

元•刘秉忠

山边弥弥水西流，夹路离离禾黍稠。

出塞入塞动千里，去年今年经两秋。

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

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

这时的敕勒川，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野风光变成“夹路离离禾黍稠”的农耕景象。

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蒙古族土默特部，由阿拉坦汗(俺答汗)统领迁入丰州滩并成为主导势力，遂以部落名命名该地区‌‌地为“土默川”‌‌。

呼和浩特大召广场的阿拉坦汗铜像

明朝在隆庆五年(1571)，与蒙古土默特部达成“隆庆和议”，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实现“封贡互市”。明朝在沿边地区开设马市，允许蒙古族与汉族在指定地点进行贸易，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军事冲突，建立了长达70年的和平贸易关系‌。来自北方草原的皮革、奶酪等畜产品，来自中原的丝绸、茶叶、陶瓷等物资，都在鳞次栉比的摊铺间进行贸易流通，市场之外则是“穹庐千帐，隐隐展展”的景象。随着商贸交流的兴起，加快了内地前往敕勒川的人口流动，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吸引内地人口迁入敕勒川地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敕勒川平原上，牧歌悠扬，风吹草低见牛羊；山曲甜美，禾黍离离农耕忙。

明清时期，大量走西口的农民进入土默川和河套平原垦殖种田。民国时期的《绥远志略》记载，绥远汉族约占十分之六，多来自山西、河北、陕西、甘肃等省。走西口人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在敕勒川上开垦出良田万顷，形成了“村连数百”的农耕景象。

二、走西口-杀虎口-内蒙古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紧紧地拉住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虽有千言万语难叫你回头，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民歌《走西口》‌在山西、陕西广泛流传，久唱不衰。那生离死别之际的难分难舍，道尽了走西口人们的悲伤与苦难。虽然经历了百年沧桑，依旧能够撩拨起人们那份心酸的情怀。

“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走路走那大路的口，人马多来解忧愁。……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

这揪心的歌声，不能不让人们想到那走西口路途的艰辛与险恶，饥饿的人群、疲惫的身影、希望的眼神、遥远的路途。他们含着故土难离的伤感，带着亲人沉重的渴盼，向着西口一路跋涉。他们中有不少的人，并没有运气走到西口外。有的因饥饿、疾病倒在荒郊野外，有的遭遇恶狼、劫匪命丧他乡。即使那些有幸走到西口外的人，同样会遭遇到在陌生环境中生存的艰难。

明蒙“隆庆和议”与“封贡互市”的达成，不仅确保了长城沿线的长时期和平，而且扩大了明朝与蒙古的通商贸易。明朝在大同左卫的威远堡、宣府的万全右卫、张家口等边外陆续开放了多处马市，定期交易。阿勒坦汗还在汉人的帮助下，建筑了库库和屯城(明朝赐名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成为蒙古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随着商贸交流的兴起，加快了内地前往敕勒川的人口流动。历史上那场被称作“走西口”的人口大迁徙便开始了。

中国近代史上有最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事件：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是从明朝中后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从中原腹地到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现象，在我国移民史上写下浓厚而沉重的一笔。

西口的狭义是指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的独石口和张家口，这是晋北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处。后来西口泛指口里人前往长城以北的内蒙古从事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归化、土默特、包头、察哈尔(包括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原称伊克昭)等地。“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使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结构、民族结构、生产力布局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走西口走出了一条连通草原与中原的道路，开辟了两地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疆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紧邻晋蒙两省交界处‌。它北倚古长城，两侧高山对峙，中间为苍头河谷地，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关口，历史上是连通南北的关隘。春秋战国时期，它是赵国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阵地。秦汉时期，杀虎口成为蒙恬、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北击匈奴的重要通道。在明朝，杀虎口被称为“杀胡口”，是九边重镇之一，修筑了坚固的城堡，设置了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可见当时紧张的民族对峙局势。清朝建立后，为了缓和与蒙古族的矛盾，将“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

“走西口”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其原因，首先是明清时期晋、陕、冀等地的人口迅速增长，导致土地短缺，迫使百姓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其次是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特别是山西、陕西北部地区，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再者，内蒙古西部地广人稀，急需发展农业，为内地农民提供了谋生机会。最后，清政府治蒙政策的转变，从封禁到放垦，为“走西口”提供了政策契机。

走西口最初是穿梭于口里口外的“雁行”人。他们春天北上口外种地，秋收完后再回到老家。像大雁一样南北依候而行，故称为“雁行”。以归化城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是口里老百姓的首选之地，民谣“雁门关上雁南飞，归化元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饿肚子)”。在口外劳作，先是“雁行”，此后可能一两年才回去一次，再往后，可能就慢慢地在垦地住下，成为本地移民。口外已成为口里人们理想的生存之地，“走西口”移民大潮的序幕就此拉开。

“走西口”路途遥远，有时还需经过沙漠、戈壁。穷困的移民，他们的行装极为简单，扁担一条，一头扎捆简单的行李，一头扎捆行路用的食品。更有贫者，连铺盖也没有，只有一件穿了多年的烂皮袄，白天做衣，夜间做被，“铺前襟，盖后襟，两只脚蠕在袖圪筒。”扁担除挑行李外，还是对付饿狼和恶狗袭击的工具，露宿搭茅庵时当梁架。

“走西口”途中的住宿叫“打路盘”。荒漠之中极少村落，偶尔有，穷人也住不起店。天黑人困乏，就地选择一块平坦又杂草少的地方，稍加清理，将铺盖或皮袄一铺，头枕鞋子，就算宿营了。这种露宿，须是多人结伙，人多势众，否则就会成为饿狼的野餐。

“走西口”的人途中所带食品是生熟两种，生的是小米，熟的是糠炒面——用炒黄豆加谷糠磨面制成。遇到有人家的地方，借锅灶熬小米粥；如果没有人家，饿了就吃点糠炒面，找有水处用手捧起喝上几口了事。他们编顺口溜描述说：“吃上糠炒面，喝上爬爬水(冷水)，进圪肚里瞎日鬼(指肚疼)，管它日鬼不日鬼，担上担出一身水。”穷苦人就是用这种重活出汗的办法来减轻痛苦。

据史料记载，“走西口”的路线，一是以山西的大同、阳高、浑源等为主要迁出地，走大同得胜口等，到达乌兰察布市各旗县。二是以山西大同的左云，朔州的应县、右玉、怀仁、山阴、平鲁，忻州的原平、代县、定襄、宁武、神池，太原的交城、文水，晋中的平遥、寿阳、介休、祁县等为主要迁出地，走朔州杀虎口，到达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各地。三是以山西忻州的河曲、保德、偏关为主要迁出地，过黄河到今呼和浩特的清水河县、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及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各地。四是以陕北榆林市的榆林、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为主要迁出地，到达今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各地。五是以宁夏平罗、甘肃民勤等地为主要迁出地，迁入乌海市、阿拉善盟各地及巴彦淖尔市临河、磴口、陕坝等地。另外，以东还有以今河北张家口市的阳原、蔚县及山西的天镇县为主要迁出地，走新平口，到达今乌兰察布市的化德、商都两县及锡林郭勒盟各地。

通向西口的路并不好“走”，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特别是土匪当道，丢掉性命的人不在少数，死于沙漠、死于饥饿的人不计其数。他们以向死而生的勇气、不发财不回家的誓言，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越过长城，寻求新的家园。

走西口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产生与发展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在经济层面，走西口推动了内蒙古地区的开发，为当地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也为走西口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机会和收入来源。其次，在社会结构上，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增进了蒙汉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有助于形成更加多元和包容的社会环境。再次，文化上的交流也使得晋、陕、冀的农耕文化得以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传播，与草原上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格局。然而，走西口伴随着诸多艰辛与风险，行旅的艰难、生活的困苦都是走西口人必须面对的挑战。尽管如此，他们仍以坚定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铸就了不朽的走西口精神。

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走西口”走出来的城市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句民谚是说乔家“复字号”的壮大使得包头的商业日趋繁荣和发展，使包头由一个小村逐步成为一个城市。

包头北梁三官庙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

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发迹的始祖乔贵发出生于康熙末年，少年父母双亡，成为孤儿，青年无依无靠，家贫如洗。乾隆二年(1737年)，乔贵发“走西口”逃荒到内蒙古。先在今呼和浩特当过学徒，后到萨拉齐当过店员，其间结识了山西榆次老乡秦肇庆，选择了交通方便的包头西脑包经营草料、杂货店。西脑包位于包头老城通往乌拉特前旗的东西大道上，为过往客商落脚之地。骆驼队、运输车队经此北上昆都仑河口，越过阴山，走外蒙草地，也常在此歇脚，为牲畜饮水，添加行途草料。西脑包买卖兴隆，大有起色。

乾隆二十年(1755年)，粮价暴跌，他们购买大量黄豆做豆腐、生豆芽、贩卖黄豆，获利颇丰。后将商铺迁入居民集中、商业繁华的今东河区东门大街开设了“广盛公”号。

嘉庆元年(1796年)，乔贵发之子乔全美来包继承父业，扩大经营，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将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主营粮油米面，兼营绸缎布匹及杂货蔬菜，在包头商业界名噪一时。

乔全美之子乔致庸生于“广盛公”改“复盛公”元年，青年时中过秀才，天资聪明，十分好学。他经商有道，助父经营“复盛公”，在包头开设许多商号，有19个门店，500多名员工，开创了“复”字号的鼎盛时期。复盛公是总号，以后发展了许多支号，其中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被称为三大号，这些支号名称前面均冠以“复”字；像通和店、广顺恒等等，虽无“复”字，也是乔家的资产。乔家弟子遵守祖训，勤俭持家，坚守诚信，善于经营，买卖越做越大，缔造了“汇通天下”的伟业，同时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形势，助推了包头工商业的发展。

复盛公在包头发家，在山西老家大兴土木，建起了“乔家大院”。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后又在同治、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多次扩建，形成占地8700平方米、313间房屋的城堡式建筑群，以“双喜”字形布局和融合中西的建筑风格著称，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5A级景区‌。2006年，电视剧《乔家大院》热播，一座宅院传播了晋商三百年的奋斗传奇，演绎了乔家二百年的商业变迁。

与其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还不如说是“先有包头城，才有乔家大院”，是包头这块土地，成全了乔家的辉煌。

四、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

——敕勒川文化和西口文化

敕勒川位于阴山与黄河之间的冲积平原，北依阴山、南临黄河，兼具农业与牧业发展的自然条件。阴山阻挡寒流，黄河提供水源，形成肥沃的“川”地，成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处‌。其自然地理环境是敕勒川文化与西口文化形成的地域基础；而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相结合，形成了半农半牧、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这是两种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

敕勒川文化是指在敕勒川(前后套平原)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及独特的自然环境下，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长期交融形成的具有本地区特点的文化。‌敕勒川文化研究源于古老的《敕勒歌》,以其牧歌意象为核心，成为游牧文明的象征‌。

西口文化是明清时期晋、陕、冀等地移民通过“走西口”这一历史性人口迁徙活动，与内蒙古草原文化融合形成的独特地域文化。西口文化‌通过移民的苦难叙事，构建了“开拓者”的集体记忆，强调坚韧与融合‌。

敕勒川文化为西口文化提供了地理舞台和民族融合的基础，西口文化则丰富了敕勒川的农耕内涵与艺术表达。二者在历史迁徙、生产生活、文艺形式中相互渗透，在土默川的文化建设中共同塑造了“多元共生”的北疆精神‌。

明朝后期的隆庆五年(1571)，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与明朝达成“隆庆和议”，实现“封贡互市”，架起了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经济往来的桥梁。明朝后期到清朝，大量走西口的民众进入敕勒川垦殖种田、经商或从事手工业。走西口人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艰辛劳作，在敕勒川上开垦出良田万顷，实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向“夹道离离禾黍稠”的华丽转身。

呼和浩特市区东18公里的白塔村有一座丰州城遗址，它是呼和浩特的前身。916年至922年间，丰州城建成，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四方经济、文化的交融汇集之地。它历经450余年，见证了敕勒川的兴衰变迁。

丰州城内建有一座辽代白塔，至今屹立于白塔村。从白塔内发现的石碑碑文可见，丰州城不仅规划齐整，而且工商业发展水平很高。城内有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坊，还有牛市巷、麻市巷、染巷、酪巷等行业街区。碑文中还出现了不少以汉族姓氏命名的村庄，如李家户、薛家村，也有以少数民族语言来命名的村落和部落名称，反映出当时丰州及其周边多民族共处的情况。

丰州故城博物馆

敕勒川文化的根本特点是多元文化的交融，表现在社会生活、生产、商贸、艺术形式和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

在社会生活方面，各民族在衣食住行方面彼此影响。明清时期的蒙地放垦政策促使汉民北迁，加速了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为衣食住行的交融提供经济基础。‌归化城等地的茶马互市，促进布匹、茶叶、牲畜、粮食的流通，推动生活方式互通。‌蒙汉杂居环境下，双方通过调整衣、食习惯以适应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形成互利共生的文化生态。

传统蒙古袍服多以毛皮、毡料制成，随着汉族移民带来棉布、丝绸等纺织品，蒙古族逐渐使用棉布、丝绸缝制日常袍服。还吸纳汉族服装简便且利于生产的优点，土默特蒙古族将蒙古袍改为汉族短服，男子日常服饰、节日礼服与内地汉人无异。在严寒环境下，汉民也用羔羊皮缝制冬衣，增强御寒性。蒙古族服饰中的云纹、盘肠纹等传统图案被汉民刺绣吸收，而汉族的花卉纹样也出现在蒙古族的腰带和靴面装饰中。汉族的银饰工艺与蒙古族的珊瑚、绿松石镶嵌技艺结合，形成独特的边疆首饰风格。

随着汉民垦殖农田，蒙古族逐渐以小米、莜面、荞面等作主食；汉民也将炒米、奶茶、手把肉加入日常饮食。

大量的走西口移民定居敕勒川，建立村落；蒙古族牧民在与汉族移民的交往过程中，也逐渐接受定居生活，建有蒙古族村落，或与汉民族杂居。

走西口的人们在迁徙过程中，常常是拉着青牛犋(即牛车)，走西口的先人们就以“牛犋”命名定居的村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有个名叫“什犋窑”的村子，据说当时全村有10副牛犋用于耕作。蒙古语中称呼房子为“板升”，后来引申指代村庄，简称为“板”。如呼市的周边，就出现了许多以“板”命名的村庄——攸攸板：百货俱全的房子；刀刀板：位于大青山下的房子；麻花板：帐篷房子；古路板：三间房；塔布板：五间房；厂汉板：白房子；圪老板：靠河的村庄；讨号板：河湾处的房子。这些村名为蒙古语音译或蒙汉混合命名。“板升”的兴起与发展，展现出敕勒川的经济形态由牧业开始向农业转变，也展现了其地理景观由草原向田园、由游牧向定居变化的开始。

敕勒川上还有许多以手工匠人的行当命名的村子，留下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印记。呼市托克托县有个“祝乐沁村”，是蒙古语“珠拉气”的音译，意思为画匠；呼市土左旗的“雨施格气村”意为毡匠，“察素齐”是造纸者，“毕克齐”为写字人(文书)；包头市土右旗的“板申气村”，意思是造房匠人，等等。

走西口的人背井离乡，来到塞外租垦种地，建村时仍难忘乡愁，就用原籍地名命名村庄。土右旗的祁县营、‌榆次营‌、‌寿阳营‌分别是山西祁县人、榆次人、寿阳人迁居此地而命名；呼市新城区的代州营、清水河县的神池窑‌，分别是山西代州、神池县人迁居此地而命名‌。时光湮没了黄尘古道，走西口先民的汗水和悲欢，如今都消失在黄河与青山间的浩荡长风里，只有这些静默的村庄见证过当年的人和事，诉说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交流与融合。

商贸文化也是敕勒川文化与西口文化的重要内容。1571年“隆庆和议”后，明朝开放长城沿线的互市场所，允许蒙汉民间贸易‌。贸易形式，一是马市与茶马贸易‌：蒙古以马匹、毛皮换取中原的茶叶、布匹、铁器等，形成稳定的贸易链条。二是‌边关商镇贸易：得胜堡(大同北，紧邻长城)等边关重镇成为重要贸易节点，汉族商帮(如晋商)通过“走西口”进入敕勒川地区，建立固定商铺‌。

呼和浩特“大盛魁”旧址

晋商(如乔家、常家)通过走西口进入敕勒川，开设票号、货栈，经营粮食、药材、日用品等，形成跨区域商业网络‌。‌归化城和包头城是晋商的商业据点‌。‌归化城，到清代发展为塞外商业中心，晋商在此设立“大盛魁”商号，垄断对蒙俄贸易‌，以“货通天下”著称‌。‌包头城‌，因黄河水运便利，成为皮毛、粮食集散地，晋商在此建立“复盛公”(山西乔家)连锁商号，主营粮油、布匹，后扩展至票号业‌。商行不仅从事商品交换，还参与金融(如银钱兑换)、运输(驼队)和手工业(如毛纺加工)。‌敕勒川的商业活动以“和平互市”为基础，晋商为纽带，推动了蒙汉经济一体化。

包头“复盛公”旧址

语言是人类表达意图、交流思想的工具，敕勒川地区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民族之间的通婚、交往日益密切，促使敕勒川地区的语言发生变化。在“走胡地，随胡礼”观念指导下，汉族移民积极学习蒙古语，史料记载，“凡出口外耕者，莫不通蒙古人语”。蒙汉民族互相学习语言，在日常交往中出现了特有的“风搅雪”语言表达方式。所谓“风搅雪”，即蒙古语夹杂着汉语，汉语掺杂着蒙古语。这种“风搅雪”的语言表达方式，在百姓生活中有许多例子。有时直接从蒙古语中借词，比如，“虎巴亥”是敕勒川地区汉语方言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蒙古语意为“光秃秃的荒山”，用于汉语方言则是指“乱七八糟的一摊”；“哈喇”蒙古语指“黑色”，汉语方言意思是“杀”；“倒喇”，蒙古语指“唱”，汉语方言指“聊天”。有时蒙古语和汉语混在一起使用，比如，“你真是个贼忽拉”，“贼”是汉语，“忽拉盖”蒙古语意为“贼”，在这句话中省去一个“盖”音，加在一起仍为“贼”的意思。蒙汉语合用还表现在地名上，比如，阿善沟(阿善，蒙古语为“圣水”)、张子淖尔(淖尔，蒙古语意为“湖”)、毫沁营子(毫沁，蒙古语意为“旧”)等。在蒙古族和汉族通婚家庭中，给孩子取名时有汉姓蒙名的情况，如张巴特(巴特，蒙古语意为“英雄”)、王楚鲁(楚鲁，蒙古语意为“石头”)等。“风搅雪”语言表达方式体现的是蒙汉民族交融的历史，这种语言促进了民族间的认同，增强了蒙汉民族的亲近感，对促进民族团结具有积极意义。

二人台《走西口》剧照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艺术表演形式则是当地文化最直接的外在表达。敕勒川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是“二人台”，它是走西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来自各地的走西口的人在阴山脚下定居，也把晋、陕、冀等地的民歌、秧歌、社火、信天游等文化艺术形式带到了该地区，这些文艺形式与蒙古民歌糅合，逐步形成敕勒川地区独特的艺术形式“二人台”。“二人台”是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在语言、艺术、表演等多方面交融的结晶，反映了敕勒川地区蒙汉人民在交往过程中对彼此文化的认同。“二人台”的代表曲目很多，如《走西口》、《挂红灯》、《五哥放羊》等等。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二人台《挂红灯》剧照

“二人台”的歌唱内容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是语言上的“风搅雪”。在同一首曲子中，把蒙汉双语糅合在一起编唱词，有的是蒙曲汉词，也有汉曲蒙唱，还有蒙汉双语同时使用的。如《阿勒奔花》这台戏，阿勒奔是蒙古语“十”，“花”是汉语，“阿勒奔花”的意思就是“十朵花”。唱腔上，这台戏既有晋陕民歌的元素，也有蒙古民歌的元素；在舞蹈上，既有晋陕秧歌的动作，又有草原舞蹈的姿态。又如“二人台”唱腔“漫瀚调”，流行也十分广泛。“漫瀚调”又称“蒙汉调”，名称源自蒙古语“芒赫”(意为“沙丘”)，反映了其发源地准格尔旗的地理特征。它形成于清代中晚期，随着晋陕汉族移民迁入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短调民歌与汉族山曲、二人台等音乐元素结合，逐渐演变为填汉语歌词演唱的独特形式，被称为“词曲相和的风搅雪”。既能表现奔放情感，也可演绎深沉委婉的曲风。代表作如《大河畔上栽柳树》、《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漫瀚调是蒙汉民族团结的象征，被喻为“鄂尔多斯高原的石榴果”。

可以说，“二人台”体现的是蒙汉民族互相接纳、互相包容的民族关系，是敕勒川文化和西口文化创造主体多元性特点的充分体现。

内蒙古准格尔旗漫瀚调传承人岳文祥和黄玉蓉

在法国巴黎音乐厅演唱漫瀚调

历史上，宗教文化成为推动各民族交融的重要内容。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一时，唐代诗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喟。曾定都敕勒川盛乐城(和林格尔县)的鲜卑族，接受并积极推广佛教，兴佛事、建佛寺、造佛塔。

元代敕勒川地区呈现景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多种宗教并存的盛况，凸显多民族不同信仰的相互理解与共存。

明时，蒙古族除信仰萨满教之外，信奉藏传佛教亦渐成风气。藏传佛教进入敕勒川后，吸收了萨满教的因素，如祭火、祭天、祭敖包、成吉思汗崇拜等。敕勒川的寺院仿照西藏寺庙设立学部，学习佛教经典、哲学及医学、天文、历法、占卜等，蒙藏文化在敕勒川交融。

呼和浩特大召寺

清朝认为“建一庙胜养十万兵”，对藏传佛教僧侣从政治上优待，经济上赏赐，思想上拉拢，情感上接近。于是，敕勒川寺庙林立。据《内蒙古喇嘛教史》的统计，清朝中期，内蒙古地区有大小寺庙1800余座。蒙古语称寺庙为“召”，鄂尔多斯市的旧称为伊克昭盟，“伊克昭”系蒙古语，意为大庙，伊盟的很多村落以召庙命名，如展旦召、塔尔召、改改召等。呼和浩特也曾被称作“召城”，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之说。内蒙古有四大名寺，两座位于敕勒川：呼和浩特玉泉区的大召寺，包头石拐区的五当召，另两座分别是包头达茂旗的百灵庙和锡林浩特的贝子庙。大召寺建于明朝，其余三座都建于清朝。召庙牌匾多用蒙、汉、满、藏四种文字书写，无言地诉说着该地区多民族宗教信仰共存交融的历史。

包头五当召

敕勒川地区的走西口移民是传播文化的载体，蒙汉杂居缩小了双方的空间和心理距离，使双方了解加深，互动频繁。随着移民的涌入，汉传佛教及汉族民间信仰纷至沓来。吕祖庙、观音庙在阴山地区香火日盛，龙王、土地、财神、关帝等信仰也来到阴山地区，逐渐成为蒙汉共同崇奉的神祗。杭锦旗的汉人筑起保德敖包，清水河县的汉族与蒙古民众一道祭祀敖包。

农历腊月廿三是蒙古人的祭火日，也是道教的祭灶日，鄂尔多斯的一些蒙古人就改祭火为祭灶，蒙古族村落还修建龙王庙、关帝庙。土默特还建有官方关帝庙，住持是蒙古人，每年举行三次官祭。阴山土默特地区的蒙古人也像山西、陕西的人们一样酬神演剧，举行春祈秋报的祭祀仪式。

跳查玛舞本为藏传佛教信众的宗教活动，但在敕勒川地区，变成蒙汉同欢的盛会。《绥远通志稿》记载，清代的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每年于十月初八日，在与东胜县交界处之桃黎庙，举行庙祭，汉人演剧，喇嘛跳神，娱乐而外，并为皮、毛、盐、碱、布、茶、牲畜之市集”。

呼和浩特回民区清真大寺

敕勒川地区的宗教建筑也彰显出多种文化交织的特征。这里既有佛道不分的吕祖庙，又有风格鲜明的清真寺，还有融蒙藏汉文化于一体的藏传佛教寺庙。位于包头市的吕祖庙内既供奉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等，也供奉吕洞宾及各路神仙，同时还悬挂招财进宝、魁星高照等牌匾，佛道之风扑面而来。呼和浩特回民区的清真大寺，始建于清康熙年间，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于一体。殿内12根红漆大立柱上刻《古兰经》，壁上亦有经文装饰，其中“正心”“诚意”“修身”“明心”等体现着儒家文化的精华。包头市土右旗的美岱召，仿中原汉式、融合蒙藏风格而建，是一座“城寺结合，人佛共居”的喇嘛庙。明隆庆年间(1567—1572)，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受封顺义王，在土默川上始建城寺，万历三年(1575年)建成第一座城寺——美岱召。正门泰和门上的匾额题有“皇图巩固，帝道咸宁，万民乐业，四海澄清”，落款为“大明金国”。折射出“大明金国”追求的是各民族共同繁荣。

土右旗美岱召

敕勒川地区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更迭和民族交往，逐渐确立了这一地域较为鲜明的文化结构，不断深化的文化认同必然使当地居民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形成较多的共同属性，并且积淀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形成的民族关系，不仅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对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的促进作用也必然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