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淘乐

一个人，一头牛，一块地，构成了一幅凄楚的画面，讲述了一个过去的故事。……

我认为，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余华的《活着》是登峰造极的不朽之作。它以百姓的视角，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扯下了那块虚伪的遮羞布，深刻揭露了社会万象和人性的本质，酣畅淋漓地讲述了那个特殊年代平民百姓的苦难与无奈。

著名导演张艺谋把《活着》‌改编成电影，1994在第47届戛纳电影节上斩获评审团大奖‌和天主教人道精神奖，葛优获得最佳男演员奖。该片还获得第52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第48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非英语片奖‌。我认为，《活着》获此殊荣当之无愧，无论是思想性、艺术性还是可看性，都是张艺谋至今为止拍摄的诸多优秀影片中最棒的一部。

最近，剧荒中偶尔观看了由《活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福贵》，该剧由朱正导演，陈创、刘敏涛领衔主演。虽然，主创人员的名气远无法和电影版相比，但三十三集的篇幅给了人物和故事更多的展示空间，使其更完整、更立体、更生动，让人看着更过瘾。我觉得陈创把福贵演活了，不知为何后来再无佳作。刘敏涛息影复出后虽然作品不少，没有一个能和她早期塑造的家珍相媲美。

剧中的几个片段对我触动很大，使我不由得浮想联翩。我仿佛被带回那个年代，那段现在的孩子听起来像天书一样不可思议，过来人提起来依然不寒而栗的蹉跎岁月，那段终于被世人唾弃，被时代大潮淹没的不堪回首的日子。……

罗叔叔曾是市京剧团的主要演员，北京人，师从名门，工老生。他嗓音洪亮，唱腔讲究，颇有京剧名家马长礼的风范。听我父母私下谈，这人业务没得说，就是嘴上缺把门的。五七年反右时，剧团张书记在全团大会上说：“......就罗某某这样的，就够得上右派......。”一语定乾坤，之后，每有运动，罗叔叔都在劫难逃。直到罗叔叔平反时，档案里竟然没有找到关于他打成右派的一纸公文，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有关记载。天啊！只是张书记的一句话，罗叔叔就被当做右派受苦受难了二十年。二十年啊！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找谁说理去？好在罗叔叔这人没心没肺，骂骂咧咧，唠唠叨叨了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后来，他回了北京，进入部队京剧团，老天总算开眼，他的结局还不错。要说起来，罗叔叔还是幸运的，不管怎样，他活着熬出了头，张阿姨却因受不了折磨，一头扎进井水里，终年不到五十岁。我母亲说，在最艰难的时候，她也是在井边徘徊了多次，每次，眼前都会闪动着我的影子，才咬牙坚持下来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带来的风波尚未平息，1959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又接踵而至，天灾人祸，中华大地一片悲凉。我亲眼所见，家家都出去挖野菜，想方设法弄点吃食。我大姨不知听谁说的，晚上在家皱着眉头一勺一勺地吃盐巴，然后，一杯一杯地喝白水，第二天眼睛肿得跟水蜜桃似的，她说，这样就能领点补助。抢劫现象也频频发生，但不是抢银行，偷珠宝，而是为了一个窝头，一袋米。我家当时算比较富裕，母亲还有一个享受特殊补贴的小本本，感觉还是紧巴巴的，细粮只能可着我一人吃。我清楚的记得父亲还买回一大麻袋马生菜（学名马齿笕），合着棒子面蒸窝头。记忆最深的是邻居家的皮蛋元子，把我堵在大门洞里，逼着我回家偷烧饼给他吃。听说他现在是某家私立医院的院长了，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那桩糗事，又会作何感想？

文革中，我母亲未能幸免，被批斗后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父亲因这事气病了，他想不通，像母亲这样老实巴交，爱岗敬业，少言寡语，年年先进的人怎么会遭此境遇？他整日神情恍惚，借酒浇愁。于是乎，未满十四岁的我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我跟着邻家姐姐五点钟排队买煤球、抢木柴；学着大人的样子写状子，往市里、省里、以至中央到处投寄。期间，邻居们没有歧视我，特别是燕姐姐、菊姐姐和徐叔叔给予我很多温暖和帮助。我还带着点心、小菜，一个人乘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母亲下放的宁家埠去看望她。我母亲下乡后帮村里宣传队排练节目，教小朋友读书识字，还把自己的衣物送给穷苦人家，受到村民的爱戴。他们尊重她，保护她，就像电视剧《福贵》里的满仓、菊花们一样，批斗时要么装装样，要么找借口直接把人藏起来。我去的时候，村里的乡亲们都很热情，你家几个鸡蛋，我家几颗红枣，他家一把花生，现在看来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是那么珍贵。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母亲操着她的吴侬软语，学着河南豫剧的腔调，唱着当时风靡一时的歌词，给宣传队员排练的情景——“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坐在了床前，哎呀咱们两个学毛选，你看咱们学哪篇？我看咱就学这篇。阶级敌人妄想来变天，咱们贫下中农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着，看着，我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转。第二是房东大妈用她那粗糙黝黑的手给我送上他们最好的吃食，那是一个黑面饼子和一碗萝卜炖肉，外加一个荷包蛋。一大碗萝卜上面飘着几片五花肉，没什么油腥，萝卜的辛辣气味倒是扑鼻，我端着碗难以下咽，旁边的孩子看着直流口水。此情此景，终身难忘。这就是寻常百姓家，这就是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不管风浪多大，口号多响，气势多凶，老百姓还是揣着心里的那杆秤，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日子。

孙大爷曾经是我的邻居，他比我爸小，我应该叫他叔，大家都叫他“孙大爷”，我也就跟着这么叫。他有一双儿女，女儿是我们里弄的孩子王，所以，我是他家的常客。孙大爷高高的个头，身材魁梧，面相敦厚，待人诚恳，他在厂子里是八级钳工，工资颇高，还年年是先进，奖状一大摞。孙家娘娘也在厂子里做事，一家四口，生活挺好。文革中，孙大爷的老家斗地主，因为他是雇农，又是先进，请他回去忆苦思甜。主席台上，孙大爷的发言出人意料，他说：“人要讲真话，不能昧良心，我家东家人不错，他看我年纪小，说要长身体，每次下地干活都多塞给我一个窝头。”这话，平日闲聊时他曾给我们几个孩子说过，但是，现在场合不对，让你来揭发地主，你反其道而行之，这还了得！他被拉下台，并对他重新政审。结果，发现他曾被抓壮丁，于是，工人阶级瞬间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阴沉的日子，孙大爷卧轨自杀了。

往事不堪回首，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打碎牙也得往肚子里咽，因为，人，总得活着。好在，时代发展了，过去翻篇了，那么，今后该怎样活着？

活着，就应该追求生存质量好一些，幸福指数高一些。如果越穷越光荣，社会怎么进步？人类怎么发展？活着的意义何在？活着，就要开心的活着，自在的活着，幸福的活着。

活着，最高的幸福指数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史蒂夫.乔布斯功成名就，但五十六岁时值壮年不幸夭亡；阿兰.德龙红极一时，但晚年孤独只能与狗相伴；任正非敢于和美国叫板被国人推崇，但个中艰辛和压力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所以，我认为人最高的幸福指数不是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而是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平和的心态，和睦的家庭和宽松的环境。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走自己想走的路，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活着，总会有一些斩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一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家长里短，一些官场和情场的如意与失意，但在天灾人祸面前，它又算得了什么？珍惜所得，你会知足；忘记不悦，你会开心；大气大度，你会处理好大事小事。做事先做人，不求做高人，但要做个明白人；不求做名人，但求做个好人。

活着，就要深谙做人的生存法则。父母会离去，子女会长大，爱人更不会同生共死，人活一世，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靠自己自食其力活出尊严，靠自己健健康康不成累赘，要做到这些，首先你要珍爱自己。

珍爱自己不是天天锦衣玉食，夜夜花红酒绿，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活出自我，过出品味。不论你身价不菲还是一介草民，不论你坐拥豪宅还是屈居陋室，不论你穿金戴银还是布衣一件，都要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干净利索，有条有理。一茶一花一本书，一荤一素一汤盅，即使老了，也要做个精致的老人。

珍爱自己就是要让自己快乐，不要压抑和委屈自己，不要苛刻和苛求自己，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要和负能量的人和事有交集。

人生苦短，开心过好每一天才是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