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荆川先生文集》有感（三）————唐荆川与江阴

董虹

荆川先生作为明代文学和儒学大师，当时也是各地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追捧的对象。近读《荆川先生文集》时，还发现至少三篇诗文与江阴有关，尤其其中两篇，其一关于江阴县新志序，其二有关江阴心经碑情况。 一、与江阴县志原文：江阴县新志序“有家者随其家之所有而籍记之其常也凡其田晦租钱贯丝缕豉合酱罂僮指之数此纤勤治生者之所详而游闲华饰者之所畧也凡其池馆花树狗马图画古物珍器之数此游闲华饰者之所详而纤勤治生者之所畧也二者则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为家者则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与郡国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谓随其郡国州邑之所有而籍记之其常也禹贡周职方岂非志国邑者之所权舆也哉然自后世观之则见其有琐细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赋高下之异等坟垆黎赤之异壤九镇九泽之异名而五戎八蛮之异服其列而载之可也至于筱蕩菌籍淮蠙江龟海错之纤细则类于草木虫鱼之书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纪则近于闾井村俗之谈古人何若是之琐琐也盖苟有切于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阴阳而蕃孳息则固不得以其秽杂而畧之而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载而详者固然则其所不载者亦可知矣后之所谓地志者则异是矣其叙山川也既无关于险夷潴泄之用而其载风俗也亦无与于观民省方之实至于壤则赋额民数一切不纪而仙佛之庐台榭之废址达官贵人之墟墓词人流连光景之作满纸而是呜呼此何异于家之籍专记图画狗马玩具为妆缀而租甗钱贯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征也其亦何取于为家怵与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观美国邑之有志本以经世而非以博物则得之矣窃闻国朝集诸儒臣修一统志时两人相诮其一人欲载科目之数则曰此非进士录也其一人欲载户口田赋之数则曰此非黄白册也科目则别有录矣不载宜也户口田亩固天下之大命而经国者所必稽也且若彼之说则禹贡周职方其亦黄白册也哉彼固以是为琐细俚俗焉而不载也江阴于常州为属邑而枕江之冲为藊常诸郡北门以故视他邑独重旧虽有志而宜书不书不宜书而书大率如所论诸志之弊无足征者至今令余姚赵君始更修之赵君为政洁已爱民才敏而虑周凡志中所载田赋徭役户口食货谣俗水利防江治盗之源委本末节错丝棼盖皆君之所尝蚤夜尽心焉者其于浮文羡费则尽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绝耳目之玩而毕力于家人生事之间一钱粟之盈缩一臧获之奸良与夫鐍钥闾户之守虽其锱铢隐赜而聪明智算举无遗者于是一切以其精神思虑之所及而登之于籍至其纂缉成编则以属之学士张先生先生以其国史之余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载繁简删存能得赵君之所用心而着之以为后来治邑者之所据凖又如计然任公之徒精于治生而太史公萃之为传凡其仰俯拾取废居弃与之法与夫卮茜萩漆之细莫不具载能得诸人之所用心而着之以为治生家者所必资盖为邑之与治生意向或异家籍之与邑志体裁亦殊至其的然当于实用而不取办于具文焉则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着之籍记后人因其所籍记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兴而不坠予欲使后之为江阴者因赵君之所为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为之书其端”翻译如下：《江阴县新志》序言治家之人记录家中财物，本是常事。那些田亩租税、钱币丝缕、豆酱器皿、奴仆数目等琐碎账目，勤俭持业者会详细记载，而游手好闲者往往忽略；至于亭台花木、犬马古玩等物，则是游闲者津津乐道，而务实者不屑记录的。这两类人常互相讥笑，但维系家业的根本，实则在前者而非后者。郡县志书的编纂自古有之，也是记录地方实情的常规。《禹贡》《周礼·职方氏》难道不是方志的源头吗？后世看来，其中不乏琐碎内容：田地赋税的等级差异、土壤颜色的不同、山川泽薮的异名、各族服饰的差别，这些记载尚有必要。但像细竹嫩笋、淮蚌江龟等物产记录，近乎草木虫鱼图鉴；男女出生比例的统计，又似市井闲谈。古人为何如此琐碎？但凡涉及民生实用、阴阳调和、繁衍滋长之事，即便看似芜杂也不可忽略，何况重要内容？从详载之事可推知未载之事。后世所谓方志却大异其趣：记述山川不涉水利险要，记载风俗无关民生考察，田赋人口等核心数据反而缺失，满纸尽是佛寺遗址、权贵坟墓、文人咏景之作。这好比治家者只记古玩字画，却遗漏衣食根本，有何意义？朝廷编纂《一统志》时，曾有学士争论：一方主张收录科举人数，被驳"这不是进士题名录"；另一方建议记载户口田赋，反讥"这不是钱粮册"。科举另有专录不载尚可，但户口田亩乃国本所系，岂能省略？照此逻辑，《禹贡》《职方》不也成了钱粮册吗？他们正是嫌其琐俗而不录啊！江阴作为常州属县，地处长江要冲，堪称常州北大门，地位尤重。旧志该记不记、不当记反记，犯有上述通病。今县令余姚赵君重修此志，其为政清廉爱民，思虑周详。志中所载赋役、户口、民俗、水利、江防、治安等要务，皆是赵君日夜操劳之事，浮华内容一概摒除。犹如勤俭持家者，杜绝玩物之好，全力经营家业，锱铢必较，明察秋毫。赵君将治政心得悉数载入志书，又委托张学士执笔。张学士以史家之才成就一邑之史，详略取舍皆合赵君本意，为后世治县者提供准则。正如司马迁为计然、任公等理财家立传，连买卖之法、茜草漆树等细节都不遗漏，使后人得窥经营之道。治县与理家目标虽异，方志与家簿体裁虽殊，但注重实用、摒弃虚文的宗旨是一致的。前人将心得载于册籍，后人凭此传承，方能家业永续。我愿后来治理江阴者，能通过赵君所修志书领会其用心而坚守之，故撰此序言阐明深意。 二、与《心经》碑原文：跋异僧书《心经》碑后“余始闻江阴观音寺有异僧书心经碑甚奇恢既欲往观之则巳火矣巳而麟阳赵邑侯购得摹本余始得而观之则如昌黎子从登太华之颠危峯也目愁不能下眩栗欲死少焉神气稍定又如东廓隐几而听天籁之作万窍怒号口鼻尽奋而各骋其趣之所极而后止吁所谓技盖至此哉虽颠素之奔放狂谲比之此书犹为拘挛绳墨而不能展矣虽然其奇怪若此而草法未尝不在也世固有不反经则不合道者非圆机之士谁能信之此书碑既大而摹本亦绝少盖俗眼鲜好之者麟阳既得此本乃付黄生道使再刻石寺中以还其旧呜呼神物之显晦固自有时哉”译文如下：我最初听说江阴观音寺有位奇特的僧人，书写了一幅非常恢弘奇异的《心经》碑刻。正想去观赏时，却得知碑刻已被焚毁。后来武进县令赵麟阳购得了碑刻的拓本，我才得以一见。这字迹给我的震撼，就像韩昌黎（韩愈）登临太华山顶时，面对险峰既觉目眩不敢下视，又惊惧欲死；稍定神后，又似东郭先生倚着几案聆听天籁，但闻万窍怒号，口鼻俱张，各自极尽所能地宣泄，而后才停歇。啊！书法技艺竟能达到如此境界！即便是怀素草书的奔放狂怪，比起这幅作品也显得拘泥法度而难以舒展了。虽然此作奇绝至此，但草书章法却丝毫未失——世间本就有"不违背常理就不能契合大道"的情况，若非通权达变之人，谁能领悟呢？原碑规模宏大，但拓本流传极少，因俗人鲜有能欣赏的。赵县令得到这本拓本后，便交由黄道生重新刻石立于寺中，以恢复旧观。唉！神异之物的显隐，果然自有其天时啊！ 心经碑相传为唐代异僧道松所书。原为纸本置于江阴乾明广福禅寺的观音殿壁间，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邑人、兵部侍郎耿秉命工摹刻于石，并由江阴知军侯彦准题跋，延至明嘉靖末年观音殿遭火焚，心经碑被毁。武进知县赵麟阳重金购得摹本，交黄生道再刻石置于常州关帝庙中。乾明广福禅寺释音可有诗称：“心经一卷几翻掀，罗汉重书在壁间，忽被晋陵人借去，不知何日送还山？”江阴士人呼吁“邑人所当重刻以复旧观”。现在看到的这块碑，是清嘉庆年间（1798年）重修广福寺的观音殿时，从常州找回拓片重新募刻的，距现在也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荆川先生此文证明了当时这一事件。 该碑由6块长方形大青石拼组而成，通高2.87米，宽5.12米，上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计279字，分13行坚刻，字体为狂草，笔走龙蛇，气势恢宏，结构严谨，字形多变。其中“多”字一撇长2.07米；“声”字径横宽达55厘米，最细一笔宽仅1厘米，粗笔宽达7厘米；全文有6字一笔长度均超过2米。各字上下左右大小斜正，相互呼应，一气呵成，书写刚劲有力，字体雄健古怪，而又婉转流畅；初看似反写，实为正书，奇妙异常。该碑不仅书法艺术高超，而且镌刻技法精湛，在光线折射下阴刻碑文却让人感受有浮雕立体之感，堪称中国现存古代碑刻之最，为我国古代书法和镌刻艺术之珍品。 三、《赠江阴陈君》幽楼選地傍江濆，高士風流宿所聞；身着薜衣稱隱吏，園多橘树比封君。琴尊不厭丘中賞，魚烏堪為物外群；恠爾眉聞多道氣，年來曾讀五千文。译文：幽静的楼阁选址在江畔，听闻这里曾有高士风流雅居。身穿薜荔为衣的隐士自称隐吏，园中橘树繁茂可比封君。琴与酒不厌其烦地在山间欣赏，鱼和鸟也能成为超脱物外的伴侣。惊讶于你眉宇间透露出的道骨仙风，想必是近年来潜心研读过《道德经》吧。赏析：这首作品通过描绘隐士的居所和生活，展现了高洁超脱的志趣。诗中“薜衣”、“橘树”等意象象征隐士的高洁品格，“琴尊”、“鱼乌”则表现其闲适生活。末句提及“五千文”，暗示主人公深得道家真谛，进一步烘托出其超凡脱俗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