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启蒙学校白灵淖小学（下）

王永

王永

（接中篇）人到暮年，记忆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远清晰，近模糊。现在，我也如此。前几天的事情 不能说一问三不知，可也很难清晰完整地回忆出来；而少年时代经历的事情，却往往记忆犹新，宛如发生在昨日，历历在目。

我现在可以把白灵淖周边村子和我同一个班的同学，一个不落地回忆起来。北面大城西我的同学有高毅，高正英，李俊；东北方向上双水泉的同学有王文永，王桂花，赵功，邬志湧，武孝亲，张仁，刘莲英；东南方向小营盘的同学有张娥，滕铁华，孟广亮，竹四贵，王铮；西南方向老营盘的同学有赵威，张汉林，张锁锁（后改名张旭东）；西边大西淖尔的同学有李永祥，李勇志，刘丽英，杜小清，白海桃（后改名白凤英），小西淖尔的同学有杨贵明，杨桂梅，赵玉英，梁治林，梁孝；四合盛的同学有支玉国，王云。

至于白灵淖本村的同学就更不必说了，从东到西的同学是王凤雄，王凤光，王明生，王素珍，李建军，李凤莲，高素云，夏俊林，郝芝兰，王振雄，郝耀武，王兰存，许志琴，李俊仙，卢有旺，马俊仙，梁守中，马文义，李金勤，郭翠玲，杨彩清（后改名杨秀兰），姚奋勇（后改名姚策），李海龙（后改名李进）张美云，张德华，刘占林（后改名陈玉文），张云。

那个年代正是WG时期，读书无用论盛行，好多同学小学没有上完，就辍学了。因此在下面这张初中毕业的照片中没能留下他们的影像。

　　这是1974年我们初中毕业照片。 （小学毕业没有照班级集体照）

从1974年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

 照片的老师同学，让我一一介绍如下：

前排左起是王兰存，刘莲英，李金勤，张汉林，李建军，王勇，刘淑珍。

第二排左起邬振光（教师），贫协代表（名字忘记了），拓党正（大队书记），张耀（贫协代表），范华（教师），赵文忠（贫协代表），王殿彪（校长），曹勇（教师），马俊（教师），林国璧（教师），刘桂英（教师）。

第三排左起许志琴，吕文华（教师），张耀中（教师），赵瑞华（教师），王玉珍（教师），王明星（教师），卢翠英（教师），李凤莲，赵玉英，刘丽英，贾桂莲。

第四排左起杨桂梅，吕呈亮，刘占林（陈玉文），卢有旺，高毅，王铮，支玉国，李海龙（李进），高素云，马俊仙，郝芝兰。

最后一排左起王振雄，马玉淞（教师），邬志勇，梁守中，马文义，夏俊林，高耀功（教师），李永祥，王凤雄，赵威，梁志林，武孝亲。

马克思讲：“每个人都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个人的命运，都离不开时代的影响。生活在通都大邑的人如此，我们这些生活在偏僻乡村的人也是如此。

1973年，一个多事之秋的年头。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与教育有关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中国当时的教育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

1971年9·13事件之后，林彪的左倾路线，得到一定的纠正。周恩来指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因此从1972年开始，全国教育事业都出现一些新气象。对此，一贯极左的“四人帮”非常反对，将周恩来的提议视为“回潮”、“右倾复辟”，

1973年高考制度部分恢复期间，辽宁的张铁生参加考试，因为备考时间不充分，试卷答的不好，根据考试成绩估计自己与大学无缘。于是张铁生在试卷背面写下近千字的《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陈述自己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劳动中去，没能好好复习，希望招生的领导们，对于他的这种特殊情况，在录取时予以考虑。这封信被“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利用了。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刊登了张铁生这封信。该报在编者按语中说：“辽宁下乡知青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地、发人深省的答卷。“四人帮”正愁没有向周总理进攻的武器，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并加编者按语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之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并发表系列文章指责高校招生进行文化考试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是“复辟回潮”。由此，张铁生不仅上了大学，入了党，还成为他上学的辽宁省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员，并且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英雄”。

同年年7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也出了一件事。在初二年级期末英语考试中，一个叫张玉琴的孩子，看到试卷上有许多题答不上来，于是在试卷北面写了一首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班主任和校长对该生的行为做出批评，后来该生跳水库自杀，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河南省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事件。班主任和校长被判了刑（后来得到平反），全国掀起了批判右倾回潮路线的高潮。

紧接着这一年的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于是在全国中小学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冋潮”的浪潮。

这一系列事件，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每一个青少年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于是不仅大中专招生取消了必要的考试，推荐成了上大学的唯一通道。推荐，说到底是一种人为操作。关键就看谁的门子硬，谁的渠道多，谁的人脉广。谁具备了这其中之一，谁就能上大学。

我的初中是1974年毕业的，升学时正赶上了这样一个不靠品行成绩说话，而以门路关系为凭的年代。我们班三十六个同学，推荐上高中的仅有八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成分不好的我自然与上高中无缘。

回忆白灵淖小学的往事，于公于私有一个绕不开的人，这就是在白灵淖小学先后担任校长十几年的王殿彪。

王殿彪是我的亲三爹。解放初期考上陕坝师范，毕业之后回到故乡教书。后来升为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即使推荐，又有一位做校长的亲人，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的。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个年代，家庭成分不好的人，时时处处都受到歧视。三爹虽然参加了当时由班主任、贫协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推荐小组召开的会议，但是为了避嫌，是不便发言的。三爹以为，有他在场，推荐会上，人们发言会给他一个面子，让我榜上有名似乎问题不大。但是，他想错了。那时正处于WG时期，人们根本不讲情面。事情的走向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我还是名落孙山了。当时虽然有一句很让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有点盼头的话，叫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过，这仅仅是一张永远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处处受到限制。这情形好比玻璃缸里的金鱼，面前看似一片光明，其实根本没有出路。

三爹从事教育多年，教育上认识的人多。后来向在西斗铺中学任教的张彪老师打了个招呼，在张彪老师的斡旋下，我跑到距离白灵淖七十多里的西斗铺中学上了一学期高中，1975年春天开学转回白灵淖中学。虽然有些曲折，但总算是可以使学业继续了。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这是我命运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如果我上不了高中，1974年就回村劳动，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初中三年所学知识，恐怕会全部还给老师了。想通过考学改变命运，就成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十分感念我的三爹，在我处于人生困境时给予我的扶持；也十分感谢张彪老师，在我人生处于关键时刻对我的帮助。谢谢你，张老师！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作为从白灵淖小学走出来的人，我也十分关注母校的发展。好像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位企业家捐资为白灵淖小学建了一座教学楼，地点不在原来的村中间，楼房盖在了村东偏南的一个梁头上。这时，我虽然早已离开了白灵淖，但对这位捐资助学的企业家，是十分钦佩的，这位企业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可惜我不知道这位企业家的尊姓大名，因此不能在这里告诉读者诸君，让这位本该大肆宣扬的好人，在我的文章里，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感到一种难以平复的遗憾。

有了楼房，白灵淖小学似乎应该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谁想，并非如此。不仅没有得到最好的发展，反而这种“最好”变成了“最后”，像雨后彩虹，不久就消散了她美丽的色彩。由于生源竞争，固阳城边上一个学校把白灵淖小学的学生全部挖走了。没有了学生的学校自然不能存在。老师们被分流到各个学校，白灵淖小学成为一处大门紧锁的文化遗迹。

高中在早几年就被撤并到县城，后来初中也被撤掉了，现在连小学也未能幸免。白灵淖这个曾经被十里八乡人看做是文化中心的地方，变成了一片文化荒漠。于是，过去的白灵淖公社，变成了怀朔镇治下的一个自然村。

没有了小学，村里的年轻人，为了培养下一代，只能远走他乡。原来五六百人口的村庄，现在只剩不到原来人口五分之一的一些七老八十的老年人在迷茫中守望着。

现在的白灵淖小学，孤零零地横在村东的梁头上，没有了学生的学校，没有歌声，没有铃声，没有朗朗读书声，显得格外空旷，没有一点生气。秋天里，黄叶满地，衰草离披，空寂的教学楼在夕阳下，拖着长长的影子，似乎在默默地诉说着关于乡村，关于文化，关于发展的无言的结局……

我不能再说什么了，要掉泪了。愿我这篇不算的短的文字，能引起先后在白灵淖小学读过书的校友们一片温馨美好的回忆；能让以前和未来与白灵淖小学不曾有过（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渊源的人知道，在如今有几分衰败的白灵淖村，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黉门圣地。

（全文完）

【作者简介】王永 ，原名王勇。包头固阳白灵淖人氏。1978年考入包头师范。1980年分配到二机教育处，在二机一中工作了八年，二机三中工作了八年。后调入包头市教育局教研室任语文教研员。现已退休。退休之后，开始写点文字，创作美篇百余篇。十多篇阅读量过万，大部分在七八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