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沙毛巾业及包装纸收藏研究

黄振炳

　　上海沿海一带，是近代中国传统棉纱纺织产业的中心之一。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洋毛巾大量输入本埠，境内布巾(土布毛巾)业开始衰弱，农民赖以生计的土布生产顿时陷入困境。在这历史关头，川沙“内史弟”内有一位文人才子，铁肩担当，横空出世，为创建中国人自己的毛巾工业，于1900年在川沙城中创办毛巾厂，成为浦东近代工业的开端和中国毛巾工业的先驱。这位中国实业界名人就是沈毓庆。

　　 沈毓庆(1868—1902)，字肖韵，别字寿经。川沙城厢人。其父沈树镛(1832—1873），清藏书家、金石学家，官至内阁中书。在家训熏陶下，17岁的沈毓庆即以第一名考入南汇县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沈毓庆投笔从戎于吴大澄幕下。不久《马关条约》签订，他满怀惆怅返回上海，与他人合资从事商业。他见市面上洋布大量倾销，且充斥城乡各地，导致家乡川沙土布滞销，遂决定投资改制毛巾，从上海虹口日商那里购得两架毛巾织机，聘上一技工，率全家及亲邻妇女习织。从此，织毛巾成为川沙地区主要的家庭手工业。据记载，当时与沈毓庆同住内史第的倪桂珍（宋庆龄母亲），也被沈毓庆爱国创业之举所感动，在传道之余也购买了织机，积极研习织毛巾技术，并带动好友姐妹一起积极研习织毛巾技能。“内史第”‌也被称为“沈家大院”，为1895年沈毓庆祖上所建‌‌。其父沈树镛中举，官至内阁中书，故将沈家大院改名为“内史第”‌。当年大宅中咔嗒咔嗒的机杼声和振兴民族工业的爱国氛围，对宅中年幼的宋庆龄和黄竞武(黄炎培次子)也是一种革命熏陶。

“内史第”原名沈家大院，清朝内阁中书沈树镛祖上所建

　　 1900年，沈毓庆在城厢沈宅正式创办经记毛巾厂，招收女工，习织毛巾，并附设漂染工场，后把织机全部分赠职工，使之各自在乡村联合经营，漂染工场则作为公营，一时风气大开，广大土布生产者纷纷转向毛巾织造，从此川沙毛巾成为主要家庭工业。然天妒英才，沈毓庆英年早逝，1903年由黄震培（黄炎培之堂弟）接办经记毛巾厂，将织机发展到20台。但规模还是有限，加上时局和管理的原因，经记厂还是亏损不止，只维持了2年多便无奈告歇了。可川沙的毛巾业，并没有因为经记毛巾厂的止步，而受到丝毫影响。相反，却开启了川沙毛巾产业欣欣向荣之局面。可以说“机户林立，遍及城乡”。短短三、四年间，就在城厢镇、江镇、蔡路、合庆等地开设了10余家毛巾厂，川沙毛巾业成规模从此诞生。

　　1908年，川沙的毛巾业出现了新的亮点，产业格局也有了的新改观，饶新涛在川沙大洪墩饶宅开设宝华毛巾厂，企业规模不同凡响，木机最多时达到200台。又在大洪墩西毛家宅及华路分设两个工场，启用“川字”牌和“德字”牌商标。该厂“川字”牌毛巾获1932年江苏省第三次地方物资展览会二等奖。次年，盛茂祥在川沙城内署前街开设振川毛巾厂；滕晋福在川沙城内石皮街开设永茂毛巾厂。永茂毛巾厂非常厉害，该厂的大毛巾毯分别于1921年、1932年获江苏省第二次、第三次地方物资展览会的二等奖和三等奖。1910年，川沙毛巾在南洋劝业会获得奖牌，由此而声名鹊起、销路大开。这个时期川沙的毛巾生产主要有机户、工场作坊和工厂这三种模式。1910年，杨嘉增、胡朝生发起创建源康祥棉织厂，在川沙、南汇两地设厂织造棉布，后改产毛巾。1912年，顾少琴在川沙青墩开设顾兰记毛巾厂。

　　川沙毛巾制造业从其起步始就有一个良好传统，就是实业人才辈出。时间来到1912年，有一位凌秀峰企业家，他为了扭转川沙毛巾业局限于各自为阵，孤军奋战的局面，此种散沙式的毛巾产业和营销方式，在与日商同业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当凌秀峰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大胆创新，凝心聚力‌，创办了川沙地区乃至中国最早的股份制经济组织形式的经纶毛巾厂。他出资在川沙江镇建厂，购进设备，招纳技工，添置织机530台。经纶毛巾总厂投产后，拥有职工750人。1915年，凌秀峰在川东乡再添设经纶毛巾总厂棉织分厂。1918年，又在川沙城厢、十一墩等地开办6家分厂，生产“雄鸡”牌毛巾，畅销全国和南洋各地。凌秀峰为振兴民族工业呕心沥血，使国货“雄鸡牌”毛巾与日本“铁锚牌”毛巾在市场竞销中占得了上风。“雄鸡斗铁锚”的成功案例，一时也成为沪上佳话，为国人“振兴国货、挽回利权”树立了信心。是年(1918年)，储立全在川沙北门外开设纶华毛巾厂，商标“双喜”牌。

经纶棉织厂，1912年创办，负责人傅丰镛，厂址：浦东川沙，事务所：虎丘路131号(青年会三楼)，商标“雄鸡牌”。

　　有了榜样的鼓舞，1913年,滕庆麟在川沙北门外开设滕益泰毛巾厂；林福涛在江镇华路开设福新棉织厂。乡人沈国桢也于1915年，在川沙城外蔡家路口创设德昌毛巾厂(东海毛巾厂的前身），置木机130台，招职工200人，年产“帆船牌”、“机器牌”毛巾共计1.75万打，深受外商欢迎。作为川沙毛巾业的百年老厂，德昌厂永葆青春，阔步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至1956年，该厂改为公私合营德昌棉织厂。1958年更名地方国营蔡路棉织厂（由毛巾生产合作杜合并而成）。1980年定名上海东海毛巾厂（1985年毛巾二十五厂并入，1990年毛巾二十厂并入）。

德昌纺织厂，1915年创办，负责人沈洪标，厂址：川沙城外蔡家路口，事务所：王家沙花园路10号(又见：上海美界海宁路口)，商标“帆船牌”、“机器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国人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热潮为国产毛巾开拓了市场。是年，张菊堂在川沙北门创设天华毛巾厂，拥有木机100台；沈九成在川沙北门开设三友实业社分厂；周殿彪在川沙城内开设恒华毛巾厂等。三友实业社，创办于1912年，厂址最初择北四川路横浜桥士庆路鼎兴里。1917年在杨树浦建三友实友社引翔港总厂，为扩大产能抗衡日商东华毛巾厂，实业社也看中了川沙地区的技术优势，在川沙一下子建了七家分厂，配置木机100余台，生产“三角牌”毛巾，成为川沙地区规模较大的毛巾生产工场之一‌。之后经过三项重大的工艺革新，1926年将“三角牌”毛巾送至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参展，荣获“丙等金奖章（纺织品类）”。喜讯传来，也为上海民族纺织业添上一份荣光。

天华棉织厂，1919年创办，负责人张菊堂，总厂：浦东川沙城内东市街61号，二厂：浦东川沙圩古庙，三厂：浦东川沙南门外瞿家港66号，事务所：广西南路61号，商标“宝塔牌”、“圆中牌”。

三友实业社上海厂，1912年创办，负责人王家珍，厂址：车站路189号，事务所：南京东路587号，门市部：南京东路605号，商标“三角牌”。1919年，三友实业社在川沙建了七个分厂。

　　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川沙地区已有大大小小毛巾厂75个，织机2500台，从业人员3750人，年产毛巾50万打。其中织机500台以上的有三友实业社和经纶毛巾总厂，织机100台以上的有宝华毛巾厂和德昌毛巾厂。三友实业社在川沙生产的“三角牌”毛巾，以及宝华厂的“川字牌”、德昌厂的“帆船牌”、恒华厂的“双喜牌”等毛巾，己经将日本的“铁锚牌”毛巾甩得远远的，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并且远销东南亚的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区。

纶康棉织厂，负责人王悦康，总厂：川沙东门外，分厂：川沙江镇，事务所：广西南路116号(又见：60-62号)，商标“白猫牌”。

　　从1921年到1930年期间，川沙地区陆续开办的毛巾厂有：六团吴久成毛巾厂（织机60台），柴场王秋泉毛巾厂（织机20台），十一墩金和尚毛巾厂（织机40台），南门杨加曾的祥大毛巾厂（织机60台），十一墩薛正荣的大东毛巾厂（织机58台），胡丽秀的鸿丰毛巾厂（织机20台），张帆的华丰毛巾厂（织机20台），倪文祥的友于毛巾厂 (织机34台），徐伯泉的恒泰毛巾厂（织机100台），畅塘西杨天一的源康祥毛巾厂（织机100台）[ 另从记载发现，之前杨嘉增、胡朝生二人于1910年也发起创建了一家同名的“源康祥棉织厂”，与这里杨天一的“源康祥毛巾厂”是否为沿革关系，待考。]，畅塘南钱岩云的恒大毛巾厂（织机30台），西门外张承德的公兴毛巾厂（织机30台），城西顾梅郎的顾金记毛巾厂（织机40台），三灶浜陆廷芳的和兴毛巾厂（织机20台）等等。川沙从清末至民国初期，由初创而迅速发展成为20世纪初中国毛巾工业的中心。

鸿丰棉织厂，负责人朱辅仁(又见：胡丽秀)，厂址：浦东川沙，事务所：金陵东路宝兴里5号(又见：金陵东路卜鄰里)，商标“绮字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三友实业社引翔港总厂成立700多人的义勇军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1932年1月19日，日军阴谋策划了一起轰动上海的“日僧”事件。次日，日本浪人以此为借口，纵火焚烧引翔港总厂。三友实业社也因此成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导火线而载入史册。2月，三友实业社引翔港总厂被日本侵略军烧毁。1934年，上海市毛巾被毯业同业公会成立。1936年，上海每月平均销售毛巾10万打，毛巾被9.5万条，不仅畅销内地，还出口南洋。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川沙新增毛巾厂25家，境内共有202家毛巾厂，5371台织机，从业人员8695人，毛巾年产量创川沙历史之最，为260万打。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川沙沦陷，毛巾各厂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年产毛巾50万打左右。三友实业社设在川沙地区的毛巾厂也因此停业。由于原料棉纱被日伪控制，经济金融又一片混乱，在日寇侵略者铁蹄蹂躏之下，川沙毛巾的大好局面转瞬即逝。尤为痛心的是，一些大厂在日伪恶意按压下捆住了手脚，纷纷倒闭或停业。投资规模最大的经纶毛巾厂厂长凌秀峰，面对川沙人艰苦打拼而成就的川沙毛巾业，被糟蹋到如此地步，不甘受辱，最终于1946年农历二月初一，以投河自尽的方式，彰显了我民族存续的家国情怀，体现了川沙毛巾业爱国实业家特有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振兴棉织厂，负责人徐振怀，厂址：浦东川沙，事务所：民国路858弄10号(又见：西藏南路197弄4号)，商标“鹰星牌”、“双鹰牌”。

　　1942年，上海全市毛巾被毯行业共有88家工厂开业，是这一行业在上海历史上建厂最多的一年。在浦东川沙地区，1944年，有王家杰择址川沙横沔，创办五洲毛巾厂，自任经理。王家杰(1902—1992)，南汇三灶人，民主建国会会员。自幼在伯父家专修国文，后曾担任过小学教员、校长等职。1944年弃教从商，开办五洲毛巾厂，还担任上海德隆典当行经理，兼上海毛巾被毯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始，曾任川沙县工业局副局长、副县长、市工商联执委、县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县工业交通局副局长、县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等职。

五洲毛巾厂，1944年创办，负责人王家杰，厂址：浦东川沙横沔(又见：一厂：浦东杨思桥，二厂：浦东沙泥码头)，事务所：八仙桥恒茂里76—77号，商标“凤凰牌”。

　　抗战胜利后，交通逐渐通畅，毛巾生产有所恢复，内地及南洋群岛要货迫切，毛巾被毯销路复见好转，上海毛巾被单业再度发展。1945年川沙毛巾厂为213家，有织机5530台，就业人数达8933人。从开设于川沙华家路口镇公兴棉织厂的“胜利牌”毛巾包装纸上，亦能觉察到抗战胜利后，川沙工商界度过八年艰苦岁月，迎来抗战胜利的无比喜悦。战后胜利的激情，也促进了该地区毛巾业的畸形发展。在川沙南市街开办的纶昌毛巾厂，置有木机42台，工人62人。此时的“小机户”小厂，在大厂恢复生产后也相继重整旧业，产额有所回升。当时规模较大的毛巾厂有惠民、川工、源康祥、宝华、镛成、纶昌、公兴等，月产毛巾约9900打。随着国民党政府捐税繁苛，奸商猖獗，加上市场紊乱，物价暴涨，川沙毛巾工业很快陷入窘迫，苦不堪言。

公兴棉织厂，负责人唐柏榕(又见：张承德)，厂址：浦东川沙华家路口镇，事务所：民国路紫来街53号，商标“胜利牌”。

纶昌棉织厂，负责人傅守洁，厂址：川沙南市街，事务所：山东南路108号，商标“纶昌牌”。

　　1946年，上海毛巾被毯业同业公会重组时，在册会员厂225家。但由于国民政府控制棉纱和外汇，限制民族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加上美国剩余物资大量倾销，大部分厂不堪重负，气息奄奄。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上海毛巾业大部分厂家处于“冬眠”状态。是年川沙境内毛巾厂有315家，织机6033台，从业人员9687人，其中50人以上的厂有20个，30人至49人的厂有39个，其余256个从业人员都在30人以下。该年为川沙历史上从业毛巾产业人数之最，而年产量却为历史最低，仅44万打。315家毛巾厂中实际生产者仅17家而已。

百龄机实业社，负责人郑百龄；百龄机毛巾厂，1947年3月创办，负责人毛悦生，一厂：嘉定北门内博虎街；二厂：浦东南汇第二区新东乡；三厂：闸北严家阁退藏芦路10号；四厂：南汇七团乡；五厂：上海复兴东路梭子衖；川沙南十一墩，事务所：广西南路82号，商标”黑人牌”。

利民棉织厂，负责人孙有余，厂址：西仓桥倒川弄30号(又见：浦东杨思桥镇恒大路62号)，事务所：中正东路444号(又见：上海延安东路384—386号，商标“全星牌”。

　　上海市合作社联合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7年，当时它作为上海市合作社联合会成立，属于民间团体。旨在促进各单位社的联系并拓展其业务，采用保证责任制。1950年，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正式成立，并在1951年1月更名为上海市合作社联合社，此时的性质已成为政府主导机构‌。1956年6月,上海市合作社联合社被撤销。

上海市洋泾区合作社联合社，商标“合作牌”。

　　解放后，政府立即为毛巾厂贷款和加工军用毛巾，从今天流存下来的大量解放初川沙毛巾包装纸上，我们可以看到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标语，印证了抗美援朝期间，国家急需大批军用毛巾，川沙毛巾业加紧生产支援前线这段历史。人民政府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帮助企业恢复生产，对工场、小厂组织联营，提供原料和资金，众多毛巾小生产者，组织生产自救，相继成立生产合作社，使濒临困境的上海毛巾被单业重新获得生机。1950年，川沙全县毛巾厂增至353家，就业人数8281人，年产量83万打。1951年春，苏南地区在无锡举办大型物资交流会，川沙毛巾成为热销产品。1951年5月，县工商科按照自愿结合、联小为大、自筹资金、联产联销的原则，组织联营。8月底，314个中小厂组成64个联营厂，拥有织机3983台，从业人员6401人，是年产量有所回升，为114万打。由于联营厂机构庞大，管理难免产生混乱，导致生产上出现大批次品，经济效益严重受挫。1952年再次进行整顿，由30个联营厂转为毛巾生产合作社。另有34个联营厂调整为30个，继续接受国家加工任务。

苏南区川沙县合作社联合社，商标“合作牌”牌。1951年春，苏南地区在无锡举办大型物资交流会，川沙毛巾成为热销产品。

　　1955年，国家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0月，宝华棉织厂首先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1月23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又有50家毛巾厂实行公私合营。1月20日，184家毛巾被单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连同2家地方国营厂和4家老合营厂，共有从业人员12892人。是年11月，上海市毛巾被单工业公司成立。1956年末，另有毛巾生产合作社23个，1958年上半年，23个社合并成江镇、十一墩、蔡路、暮一、暮二、暮三、青墩、三凌、王港、东门、城北、唐家、拱辰等13个毛巾社和一个漂染社，并于同年8月全部转为地方国营厂。加上于1950年接管的建新棉织厂（改称地方国营川沙棉织厂），川沙县共有16家地方国营工厂。

　　益大棉织厂，负责人金德浮，厂址：浦东川沙南城壕，事务所：永寿街立贤里20号(又见：上海永寿路176弄20号)，商标“箭鼓牌”。

　　至1957年底，所属工厂126家，年产毛巾399.42万打。1958年8月，新建川沙漂印厂。1959年起，地方国营毛巾厂迁并改组，对宝华、德昌等5家厂进行扩建，增置双幅机、电力织机等600余台，后又经过迁、停、并、转的改组。1960年起，蔡路、合庆、江镇等公社创建社办毛巾厂。江镇公社木机毛巾厂的产品出口到日本、伊拉克、澳大利亚、瑞典、挪威、英国、丹麦、联邦德国、赞比亚、美国等10多个国家。是年6月，川沙县属12家毛巾厂划归上海市纺织复制工业公司领导。至1962年春，合并为6个公私合营毛巾厂，分别为1、五洲棉织厂(江镇沙泥码头)；2、福新棉织厂(小营房镇)；3、德昌棉织厂(蔡路镇西)；4、宝华棉织厂(城厢镇西门外)；5、永和山棉织厂(四灶药师庙)；6、川棉三厂(城厢镇三灶浜)。

　　川沙毛巾业发展的根本性变革，或者说真正的发展机遇，来自于1963年。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回故里，在视察了川沙毛巾工业后，万分感慨，直接写信给当时的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说“上海川沙是我国毛巾生产的发源地，但到目前还是原始的手工生产方式，要改变这一落后面貌”。纺织工业部很快拨出了一批自动织机装备运抵川沙各厂，自此毛巾的品种、质量和产量等焕然一新。其中，东海毛巾厂生产的双船牌双股素色缎挡丝光毛巾，有30多万个毛圈，荣获国家银质奖；毛巾十九厂、二十二厂生产的各色提花毛巾有“提花巾大王”之誉。1980年以来，上海市毛巾被单公司、中百针织站和外贸部门与本县联营兴办协成、宝成两家毛巾厂，并新建蔡路益民毛巾厂。80年代末，伴随着上海工业结构的调整，川沙毛巾生产企业盛极而衰，被迫停产。原亚洲毛巾总厂成为商品房的开发基地，原毛巾十七厂改建为浦东强生汽车长途客运公司。

　　如今，川沙毛巾业辉煌不再，已成为往日的历史，但它在近代上海纺织史上所创造的奇迹、所承载的文化和精神，将永远被人们所记忆，激励和照亮后人不断进取，勇于开拓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