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九大队隐蔽的交通线

心画

　　1941年冬，香港九龙、新界被日军占领后，黑社会乘机抢劫，土匪成群结队，每个村庄，每户人家都被他们抢劫一空，有的全家人抱头痛哭，非常凄惨。

与日军侵占港九的同时，活跃在惠东宝一带的我抗日游击队派蔡国梁等同志率队从陆路和海上进入港九，开展抗日斗争。1942年2月，港九大队在新界西贡黄毛应村宣告成立，由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港九大队的任务是：开港九地区的游击斗争，打击日军，把日军赶出去，营救文化人和国际友人；组织群众，壮大队伍；发展经济，搜集武器弹药，抢运军需物资，支援广东人民游击战争；配合盟军作战，提供重要情报，摧毁日军军事设施。

香港是日军进行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基地和中继站，是物资和兵员的转运站，是陆军训练基地，是海军的维修站。公路、港湾密布，水陆交通方便，利于日军的分割封锁和统治，不利于我们的武装活动。

日军占领香港后，分区设区役所，警备部队分驻各主要地带和山峦，并有军犬驻各区役所，另设有特务队等，驻军兵力约万人左右。

港九大队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壮大，需要有灵活的战略战术，故在战术上采用精干的短枪队为主的小队伍活动，建立水上武装在海上打游击，封锁重要交通要道，以“能打即打，打了即跑”的灵活战术，坚决打击汉奸密探，消灭日军耳目，相应地建立长枪队和民兵队。在政治上密切群众关系，做到军民一家亲，这是港九独立大队赖以生存的重要保证之一。

队伍的活动既是分散的，又要保证上下左右各队之间的密切联系配合，步调一致，领导机关的指挥必须非常灵活，而要指挥灵活，必须建立一套安全可靠的情报交通网，并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不断加以改善。

队伍进入港九后，领导很重视交通情报工作，蔡国梁、黄高阳都亲自抓，1942年下半年，蔡仲敏受命任大队部情报交通干事，负责大队情报交通工作，建立情报交通网。

一、港九大队的交通组织分布情况

港九大队部交通站最早由何杰、欧巾雄负责，后由李坤负责。当时，情报主要靠交通站输送。交通站密布各区、乡、村。1942年至1943年交通站分布是：港九大队部在西贡区嶂上村时，深涌设立中心交通站，该站先由李坤同志负责，后由成晃同志负责。这个站有五条交通线，第一条是海上交通线，横渡大埔海，与沙头角区冲尾督交通站联系；第二条是乘船在十四乡井头村上岸，经輋下、泥涌、樟木头、马鞍山马场和大水坑村，与梅紫林交通站联系；第三条是经榕树澳村、企岭下老围、沃头、禾寮、大环、沙下与沙角尾交通站联系，第四条是经西贡区南山村、白沙头、高塘、屋头、土瓜坪与赤径交通站联系，第五条是与西贡嶂上村港九大队部联系。

沙头角区冲尾督交通站，先是林戊叔、林传负责，后由陈维秀负责。其任务除跟林冲武工队、自卫队、政训室、民运队联系以外，还跟大埔区林村交通站联系。

西贡区赤径交通站负责人是罗许月，其任务一是跟深涌交通站联系；二是乘交通船经塔门海，横渡大亚湾海峡，到大鹏半岛跟司令部土洋交通站（后在斜亚湾）负责人赖裕娣联系；三是有司令部的情报信件时，需经土瓜湾、屋头、高塘把情报文件送到嶂上村港九大队部。另外还跟西贡过路廊交通站联系。

西贡区过路廊交通站，负责人是赵华，其任务一是跟港九大队军需部、民运队联系；二是乘交通船专门跟西贡江水队联系；三是跟大坑口交通站联系。

西贡区大坑口交通站，负责人是冯××，其任务是和西贡区坑口民运队，以及住在坑口附近上下洋村和相思湾村的港九日占区的市区情报站负责人方兰联系。

西贡区沙角尾交通站，负责人是李生仔（李峰）同志，这个站的主要任务，除跟西贡区江水队、自卫队、民运队联系以外，还有条交通船专门跟北潭涌过路廊交通站和跟大坑口交通站联系。

沙田区梅紫林交通站，负责人是李顿，其任务是跟黄冠芳武工队、自卫队、民运队和香港市区交通人员联系。

1944年初，日军在西贡区进行大扫荡后，大部队迁往大鹏半岛活动，先在枫木浪、半天云、牛草棚，后在水头沙天主教堂住。交通总站就在这个时候成立，由李坤负责。

总站设有收发员，由范煌发负责，事务由温造福负责。还有男女交通员、运输员约十来人，同大队部住在一个村。有两条交通船，一条跟西贡区赤径交通站联系，一条跟沙头角区红石门交通站联系。

这时，住在土洋的司令部赖裕娣交通站撤消。港九大队交通总站在葵涌设立了一个交通站，由温三友负责。因为当时葵涌有曾芳、赖章，后来有肖光山领导的长枪队在那里活动，葵涌交通站除跟长枪队联系外，还跟坪山附近的司令部交通总站（后来叫江南指挥部交通总站）联系。此外，各区还有不少交通站，如欧巾雄、余立波、曾发、叶东明，温平等同志都曾负责过沙头角、上水、大埔等交通站的工作。港九市区中队交通站，最早由何启明负责，后来由方兰负责。从中队部到市区，曾开设了四条交通线，每条交通线都有专职交通员。叶文秋、吴惠琼他们也搞了一个交通站。市区九龙油麻地钵砣街交通站被破坏以后，还在油麻地庙街成立过一个交通站。元朗区交通站设在林村梧桐寨，由叶蔚清兼管，交通员有范流仔、粦仔、张芸等。1944年元朗中队成立，中队部设立交通站，增加了人员，下设几个交通联络站。

1944年，大队还将情报和交通工作分开领导。根据港九地区的特点，大队部和各区的联系以及区与区之间的联系，主要点都设置了联络站或交通船。在各个交通站之间，有时又有两个中转站，交通员由起点到终点站，往往不是一个人从头跑到底，必须一站一站地转手接力传送。这不是因为路远走得疲乏，而是为了安全和保密的需要。一个交通员只能认识下一个站的接头人，不必再认识下一个站的接头人。但在后期有所改变，主要考虑到万一下一站的接头人不在，必要时可由一个交通员越站把情报迅速送出去。

1945年交通员配置是：大队部交通员张发、李纪、郑生。西贡区深涌站由李坤负责，交通员张茂发、张茂仁，交通船李敬、李胜。赤径站先由张兼任负责，后由罗许月、詹生接任负责，交通船温观友。过路廊站由赵华负责，沙角尾站由李峰（李生仔）负责。沙头角区站由张惠民负责，主要与沙螺洞、西贡、元朗联系，石冲笃尾站由陈维秀负责，交通船林戊、林传。七木桥站欧巾雄、符志光（后）负责，主要与总站联系。水上队：王锦负责交通，交通何根、石十五。黄冠芳队随时派人与大队联系。梅柴林由李顿负责。坑口站与军需处、水上队联系。元朗站以田心为主与沙头角、荃湾、青山联系。九龙秘密联络站由何启明负责，交通员黄丽珍。政训室联系市内线，先后有方兰、谭干、叶文秋、吴惠琼。

1945年，南澳归港九大队后，南澳水头总站长李坤，交通员温造福、范煌发、甄惠民、林发仔、梁若莲。交通船肖容生、黎××。西贡区深涌交通站；成晃。周田站；温三友。

二、活跃在敌人心脏的交通员

由于港九地位的重要，日军对它的控制和封锁就非常严密，除了在各区设立区役所，派驻日军和军太，设立特务队外，还在市区和各重要区镇、乡村密布哨卡，近海地区派出巡逻艇，分割封锁。因此，港九地区的交通工作和内地又有不同的特点。港九大队成立后，为了冲破日军的封锁，也根据这些不同的特点，在各区、乡、村设立交通点、站，建立严密的交通网线。港九交通员肩负的任务也因此更加艰辛和危险。他们的年龄虽小，大多数是十三四岁的男女青少年，但都怀着坚定的信心，靠两条腿走路，带着文件、药品、物资等，化装成各种人物，活跃在敌人心脏，穿插于敌人封锁线，勇敢地完成各项任务。

交通员都没有配备武器，只有条木棍，翻山越岭时就用它来当扶手棍，穿越森林时用来打野兽。交通员接受任务后，连化装都不用，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农村孩子，和农村的放牛娃或割草的小姑娘没有什么区别。大队部交通员李纪年仅12岁，他带信时，将信件放在竹筒内，带着破竹笠，披开上衣，赤着脚板，手拿竹棍，佯装赶牛，大模大样地从敌人跟前通过。赤径交通站交通员湛生，年仅13岁，一次他带文件外出，正遇上日军进村，问他游击队在哪里，他假装听不懂，指着一个小铺子说，那里有油卖，然后迅速地避开敌人。

交通员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一有任务即拔腿出发，往往顾不上吃饭，也不考虑在何处睡觉。崎岖的羊肠小道他们跑惯了，方向非常熟识。哪处能掩蔽，哪条小道能避开日军的岗哨或巡逻队，他们都一清二楚。交通员常常在晚上单独出发送信，穿越在荒山野岭中，到处是漆黑一片，过乱葬岗时鬼火乱飞，但他们从不知道什么叫怕，一心记着身上的重任，直至见到接头人，交待了情况，完成任务才返回。这样往返跑一个来回的路程，往往从太阳落山到出来，又从太阳出来到落山。由于他们一天一夜没吃没睡，常常十分疲倦，回到站里倒头便睡，这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是十分辛苦的。当然，这些交通员正因为年龄还小，处于天真烂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理应进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可他们这么小就参加了艰苦的斗争，不管在家里或是在部队，总有淘气的时候，一次有个小交通员晚上不肯去送信，对他怎么说也不行，只好把他关禁闭处罚，但经过教育他作了检讨，

以后变好了。

交通工作十分艰苦，还有严格的纪律。交通员对文件、情报的各种符号及送达单位的代号、地址必须牢牢记住，经常还要单独行动。因为交通员不仅是游击队尖兵，而且又是情报侦察员，所以，敌人最恨交通员，当捉到我们交通员时，总是施以各种酷刑，企图得到有关游击队情况，这样，就有一些交通员被捕后宁死不屈面牺牲。1943年的“三，三”事件中，小交通员铁沙梨只身和敌人拼搏，以致身负重伤。1944年2月，敌人扫荡元朗区，小交通员张金福牺牲，汤仔被捕后遭受严刑致残。水上队交通员何根和石十五负责一条交通船，一次执行任务时，在南澳港内被突然而来的敌人汽艇拦截，他俩被绑在交通船舱底下放火烧死。市区中队交通站亚四和义务交通员冯芝在一次送传单回中队时被捕，敌人使用了电刑逼供。冯芝虽已年高达61岁，仍然坚贞不屈，最后惨遭杀害。小交通员沈扬在一次由大埔区带送一位民运队员到扫荡区，途经林村至十八乡山坳碰上日军扫荡，不幸被捕，受尽酷刑，但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部队的情况，日军因找不到证据，后经当地“白皮红心”的村长担保，才将他释放。

为了安全地完成任务，交通员携带文件和情报，有许多方法是创造性的，就是各施其法，藏得越密越好，有的将情报卷得比一支香烟还小，必要时用树叶包着，遇到敌人时丢在地上也看不见，有时还可将情报吞进肚子里。出入敌占区市内的交通员每次都要通过几道岗哨，不仅带信件，有时带物资药品，经常要改头换面，以不同身份的人物出现，避过敌人搜查。一次，市区中队的交通员伍娇挑着一担青菜，采菜艇由茶里岭到湾仔。小艇刚要靠岸时，只见日军、印警、宪查站在岸上。这时她的菜担里藏着一大捆《前进报》，但她不慌不忙，让别人先走。人们上岸后排成队，伍娇故意放慢脚步走在后面。那些伪宪查用铁枝插进每担菜里，一连插了七、八担而一无所获，怕麻烦了，便不再查看。伍娇一直是镇定自若，毫无惧色，终于顺利地通过了检查。交通员的任务除经常转送文件、情报外，还负责给来往的司令部、政治部、大队部首长以及各地干部带路，如经常护送林平、陈达明、蔡国梁、鲁锋等同志出入宝安、新界一带或沙头角、西贡地区之间。最显著的工作就是初期护送一批又一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脱险离港。此外，还帮助和带领国际友人和盟军人员脱险，如黄冠芳队的小交通员李石，年仅14岁，一次送信经观音山半山腰时，遇见美国十四航空队克尔中尉从飞机上跳伞下来，立即把他带引到炭窑中躲藏，避过了日军的搜捕，并马上回队报告，设法营救。这些都是港九交通员的丰功伟绩。

交通员在执行任务中，得到了港九新界人民的大力支持。许多群众成为我们的耳目，发现敌情立即来报告。我们的交通站能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敌周旋，并生存、壮大起来，离不开群众的帮助和支援。1944年，在敌人的大包围中，各地群众组织了儿童团、姐妹团，参加送信、送物资。当时，大队部设在大浪湾的海边山洞里，对面可见海上日军炮艇巡逻，赤径姐妹团每天晚上走着崎岖的山路，到大队部送信、送粮食，毫不害怕。牛头角淘化大同罐头厂工友也经常协助送药品、物资到坑口。沙头角乌蛟藤的乡长，在敌人的严刑中不暴露部队住址，而被敌人活活打死。

港九大队的交通站，一直坚持到日军宣布投降，才随同部队一起撤离港九地区，完成了历史使命。

一叶轻舟千斤重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香港成立了一支港九大队。 一九四三年，港九大队在西贡区企岭下新围的交通站被敌人发觉后，交通站和短枪队的全体同志在肖华奎队长的带领下，全部迁往西贡区深涌村。深涌与企岭下新围隔海相望，两地交通主要依靠船只来往。

香港——半城山色半城海。深涌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理想之地，村后是一座高482尺的大山，翻越山后有路可通向港九大队部驻地嶂上村。交通站设在这里，与机关领导的联系是很方便的，左边山后是榕树凹村，右边山后与荔枝庄村相距不远。夜幕降临，渔船出海捕鱼，此时，海面上那万舟渔火，闪闪烁烁，十分壮观。渔民每当夜间出海，手枪队都随船出海共同劳动，并负责保护渔民作业的安全，利用劳动的间隙向渔民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经过朝夕相处，游击队与渔民之间亲如一家。他们把游击队的事当做自己应做的事，并以能做抗日工作为荣，对日寇和土匪有着刻骨仇恨，一旦发现敌人出动，立即将情报报告游击队，并掩护游击队。深涌村有条山沟，浓荫密布，又深又长，沟的尽头有座破旧木炭窑，敌情紧张时，游击队员就藏在炭窑里，有时一连数天就在炭窑里，吃食全靠村民们冒险送来，如果没有这鱼水之情，恐怕游击队一天也呆不下去。

为了便于展开工作，减少老百姓的负担，港九游击队驻地比较分散，大队部驻在深涌后山东南方向的嶂上村，这里交通较方便，进退都较灵活，而大队的政训室则驻在沙头角区，周围还有一部分武装队伍，相互联系需乘船横渡大埔海。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沙头角鹿颈村村长带领日军百余人包围了南涌的晏台山港九大队政训室驻地。事后，大队部传来一封特急信件，务必在最短时间内送达沙头角我武装部队去，当时，大埔海面风浪特别大，渔船都在港湾内避风浪，没有一艘船出海，加上塔门附近海面有日军的巡逻艇昼夜不停地巡逻，监视着整个海面，在此情况下，我们交通船欲横渡大海是十分困难的，目标太大，根本躲不开日军巡逻艇的监视。此刻，任务十分紧急，怎么办?交通站站长带着一位交通员到深涌湾找渔民商量，如何才能把信送出去。正在大家都感到为难之时，一个青年渔民忽地站起来，很有把握地说：“路只有一条，大船不行，就用小舢板，小舢板目标较小，就是时间要长一些，但总是可以划过大埔海去的，稍停一会他又接着说：最近海面经常发现齐嘴鲨，小舢板万一被风浪打翻落水，人绝不能离开小舢板，否则有被鲨鱼吞吃的危险，这是一定要记住的。最后大家都认为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完成任务，并且补充说为防万一，小船上加上两个汽车轮内胎，充足了气，当作救生圈，多备两条缆绳以防急用。在大家的协助下小舢板很快准备好，挑选了年青力壮、水性较好的一个渔民，和交通员负责渡海，完成此艰难的任务。行前，老船工拿出烧酒，为俩位出征的青年送行。

天空是一片铁灰色，海水在狂风中翻滚着巨浪，一排排浪花，闪着淡绿色的磷光在整个海面，伸向远方。在这种少有的恶劣天气，就连鱼儿也都纷纷潜入深水层躲避狂风巨浪。就在这极端的条件下，小舢板划向了大海的远方，风紧浪高，小船像一张叶片，漂漂荡荡，朝着正北方向慢慢向前移动，小船每移动一步都牵动着岸上每一个人的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山包上聚满了渔民和游击队员，并把自己的心和海上那一叶小船紧紧地栓在了一起。海面上那小小的黑点在飘荡，一旦黑点被巨浪吞没，就落入浪波底层，人群中静得连心脏跳动声都能听得清楚。哗哗的浪涛冲击着岸边的礁岩，而大家的心声，比那千层浪更沸腾、更激动，又担心。

一个翻天大浪卷来，小船被吞噬在白花花的海浪下面，再也看不到它浮上来，凭渔民多年在海上生活的经验，他们知道，这一结果会是怎样。大家开始不安起来，交通站站长更是满头虚汗，他几乎木呆了，但他神经还非常清醒，而旁边那些上年纪的渔民们个个都跪在沙地上，叩头求老天爷的保佑，求妈祖显灵，保佑小船平安横海。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大家在沉默中又紧张又着急、在担心的时间中度过。此时此刻。谁都认为是凶多吉少，有的人已经垂头丧气走下山头了。谁又会想到，就在这半个小时过后，一条巨大高高的浪花带托着那一片小黑点又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小船随着浪尖一起一伏，这时，老艄翁在一旁不停的叨念：“渡海有望啦！渡海有望啦！”几十双眼睛集中盯着远方那一片小黑点，看着它像喝醉酒似的驶进三门墩内海，这时大家才放下了紧张的心情，各自散去。

经过与风浪的一场搏击，小舢板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涌尾交通站。这一次没有什么比完成这任务更幸运了。

第二天，小舢板由沙头角涌尾交通站的交通船拖回深涌，两位英雄也随船返回，大家围着他俩问长问短，夸他们机智勇敢，交通站为表扬他俩的功绩，破例弄来一点烧酒和一些白薯奖励他们，同时，向港九大队部上报，为他们请功授奖。（李惠萍整理）

这不是“鬼”

张发

1942年，我才13岁，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深涌交通站任交通员。由于当时我没有受过无神论的教育，反而听乡间神鬼论的多，加上年幼，所以有怕“鬼”的思想是不奇怪的。但世界上有没有鬼呢?我当时碰到两件“鬼”事又不是鬼事。！

第一件“鬼”事。1942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送信到沙田梅子林交通站，由深涌到梅子林，首先要过海到泥涌上岸，再走20多里路，途经乌溪沙、马寮（设有日军岗哨）、大水坑、坪斜坟墓山，才到梅子林，路程不远，全是海边和山边小路，很是艰险难走。晚上8点多钟，水上交通员老何划船送我过海到泥涌。我上岸后，边慢走边观察动静，午夜时分走到马寮附近。由于7月上旬肖华奎同志带领的手枪队住在我家乡大水坑村中，给汉奸发现告密，被日军包围，战斗中牺性了一个同志，我的堂兄张洋（地下党员）和我胞兄张财负伤被俘，我的身份也由于本村汉奸张四方告密而暴露。梅子林交通站在同一天受日军袭击。因此驻马寮的日军岗哨提高了警惕，戒备森严，加强了巡逻。我伏在马附近观察，只见马寮码头大桥，探照灯四射，日军的巡逻队还带有狼狗。视此情况，我难于走马寮附近山边通过，便想法从海上潜水经码头大桥通过了日军封锁线，爬山到达大水坑。我没有回家，又从我屋后山经过百公仔出牛过坑。

这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我就上坪斜坟墓山。坟墓山，四周无人居住，我小时候一个人是不敢到这个地方的，现在是半夜三更，天空繁星闪耀，周围寂静无声，只偶尔传来一两声猫头鹰的啼叫声，叫人听了毛骨悚然。当我走上坟墓山林荫小路时，心情本来就很紧张，我忽然发现前面20余米处有一个戴着草帽的小孩，行行坐坐，我走他走，我坐他坐，我走快他也走快，总是跑在我前面，又看不太清楚，就象我平时听人说的那种“拦路鬼”。我越走越慌，身上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脚有些发软。我不敢再走，索性坐在路旁观察。但这个“拦路鬼”不但不走，反而倒回几步，在我前面路旁坐下。我的胆象被吓破了似的，真想大声叫喊“有鬼!”但深夜在这山谷里，会有谁来解救呢?万一给日军、汉奸听到，还会遭来横祸。这个“拦路鬼”又死缠着我，我发慌，怕天亮前赶不到梅林坳完不成任务。我慌急了，急中生智，就近拾了一根干柴枝，飞也似地乱打乱跑。奇怪!那“鬼”见我发恶扑去，丢下了破衣破帽，钻进树林跑掉了。我一鼓作气跑了20多分钟，直跑到梅子林。

由于梅子林原交通站遭敌破坏还未恢复，肖华奎同志委托我姑妈保持临时的联络。我走到我姑妈的家，按暗号打门。姑妈开门后，在煤油灯下见我衣衫湿透，脸色苍白，喘气不同平常，即把我拉进屋，关了门，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我结结巴巴地把在坪斜山碰到“拦路鬼”的经过告诉她。她听完后，吸了一口气说：“发仔，你吓死我，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接着，她安慰我说：“这不是鬼、是猫狗，猫狗是专门挖死人的坟墓，穿死人衫，戴死人帽，学人样来吓唬人的。狮狗跟狐狸一样，你怕他，他吓你，你恶他就怕你了。”听了姑妈一席话，想当时的情形，我的心虽仍在乱跳，但已平静多了，然后，我把送信的情况告诉她，她即到后山草屋叫二儿子吴寿出来。我把信交给吴寿后，天亮前又离开梅子林回深涌。这是一遇“鬼”不是鬼的事。

第二件“鬼”事。8月下句的一天晚上，我从深涌送信到嶂上港九大队部，路程10里左右，要爬高山，途中有个山腰洼地，是当时游击队枪决土匪、汉奸的地方。是夜10时左右，我走到洼地附近，突然“哗”的一声，把我吓得跳起来，我慌不择路，拔脚就跌跌撞撞地往山下猛跑。山路高低不平，我跌倒了爬起来又跑，手脚跌伤了也不知痛，一股劲跑回深涌交通站，直跑得气急急、脸青青，讲话结结巴巴。这可吓坏了在场的交通员，他们摸不清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说：“有鬼!有鬼!”但到底是日本鬼还是什么“鬼”，我讲不清。交通员老何叫我坐下，我缓过一口气，这才把遇“鬼”的经过讲清楚。大家听后才松了一口气。老何安慰我，并讲了些无鬼的道理。但我的心仍在打鼓，怎能听得入耳呢。站长叶培仍叫我继续送信去，老何同情我，便对叶培说：“我陪他去吧。”叶答应了。这时已是半夜12点多。

老何走在前面，我紧跟其后。我脚在走，心乱跳，深夜在凹凸弯曲的羊肠小道上行走，踢破了脚指头，我也不敢叫痛。快到洼地时，我心里更加张紧。老何像摸透我的心，用手拉着我走。突然从不远处传来“哗”的一声。老何马上抓紧我的手轻声说：“不要怕，这是黄猄叫。”这时天上有点点星光，可看到几十米远的地方，老何仍拉着我慢慢走，走了20多米远，到达洼地处，老何先看到黄猄，用手指着叫我看，果然是一只大黄猄，在吃什么东西。老何“啪”的打了一巴掌，吓得黄猄飞跑走了。

老何继续带我走了一小段路，他边走边安定我的情绪，叫我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要沉着应付，先看清楚，听清楚，世界上是没有鬼的。他叫我一个人继续去嶂上村送信，要多些锻炼。我这次遇“鬼”又不是鬼，在事实面前，心里比之前踏实多了。我鼓起勇气，同老何分手，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把信送到了嶂上。

我经过这两次所谓遇“鬼”的事后，胜过读了十年书，印象深，记忆强，认清了世上是没有什么神鬼的。此后，我经常一个人送信，走夜路，翻高山，钻密林，碰到过一些毒蛇、野兽，但从未见过什么鬼，听过什么鬼叫，也不再怕遇上什么鬼了。

“铁沙梨”的故事

郑新强

“铁脚、夜眼、神仙肚。”当年我们东江纵队指战员就是这样形容那些机智灵活、顽强勇敢的交通员。这些交通员长年累月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来回行走，个个练成了一双铁脚板；他们在刮风下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单身独个在交通线上奔走，既要看清道路，又要辨清方向，没有一双不同于常人的“夜眼”怎能办到?他们在外执行任务，受到了种种条件的限制，常常整日整夜没吃没喝，就象神仙的肚子一样能忍饥挨饿，而当遇到危急情况时，又要象神仙一样，立即能拿出办法应变，转危为安，完成任务。我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小交通员机智勇敢地完成任务的真实故事。

那是在1943年间，活动在九龙新界地区的港九大队有一个交通站。这个交通站由七八个小鬼组成，站长欧巾雄是一个又高、又黑、又粗壮的女同志，人们都叫她“摩罗叉”。站里的几个交通员都是一群十三四岁的小鬼，他们中间有一位脸面黑黑，个子矮小的小伙子，从外表上看还不到13岁，由于他长得黑，人们都叫他“铁沙梨”，而他的真名叫温观有，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名字。他是从香港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当上了交通员。虽然他个子小，但人很精灵，动作灵活敏捷，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

有一天，站长“摩罗叉”和交通员们住在九龙新界的乌蛟藤村。吃午饭的时候，突然接到报告；“日军已出动扫荡了。”站长马上命令同志们迅速携带好秘密文件上山隐蔽。当时，正有一支部队驻扎在七木桥村，他们此时还不知道日军已经出动了，因此，必须尽快通知他们。站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铁沙梨”。

“铁沙梨”接到任务后，连忙穿起一件衣服，三步并作两步跑出门去直奔村外，谁知一到村口，正好碰上正要进村的日军。日军发现了他，朝他开枪射击，他见势不妙，马上隐蔽起来。此时，日军已开始包围过来了，情况紧急，一定要马上通知部队，怎么办呢?正当“铁沙梨”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他见到树下有一条耕牛。于是急中生智，顺手从屋角拿起一把锄头，跑上几步把缠耕牛的绳子解开，死劲地抽打耕牛。牛受惊后拼命地向后山跑去，他就装着追牛的样子，也不停地向后山追去。

这时候，日军又发现了“铁沙梨”，向他开枪。子弹嗖嗖地在“铁沙梨”耳边响着，只见他两脚生风不顾一切地拚命打着牛往山上跑。日军抓来了一个老百姓，用枪口对准他的胸膛，另一个日军军官将东洋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追问他：“那个小孩是谁?”那位老乡担心日军会追赶“铁沙梨”，马上骗日军说：“他是我们村里的，去放牛，怕你们皇军，就拚命地跑。”日军相信了，不再去追赶“铁沙梨”。

“铁沙梨”一口气跑上山顶，马上放开牛不管，飞快往山那边跑去。这时，天上乌云翻滚，雷电闪闪，下起了暴风雨。无情的大雨淋得“铁沙梨”全身都湿透了，但他顽强地顶着强风暴雨向前奔跑，跌倒了又爬起来，膝盖碰伤了也顾不得疼痛。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通知部队。”

他跑下了山坡，走了一段路，被一条两丈多宽的河流挡住了。这河没有桥，又由于下雨流水很急，河下游不到30多丈远的地方，有一个新娘潭。传说这潭深不见底，河水流到这里成螺旋状，一直通向大海。没有桥，水流急，“铁沙梨”个子矮小，不很熟悉水性，过不去，任务又紧迫，怎么办呢?跳过去吗，河又宽，跳不到对岸就会给水卷到潭中冲到大海，这多可怕。临阵退缩，会给部队带来严重的损失。他一边想一边着急地沿着河岸来回咬了咬牙，“扑通”一声跳入水中，向对岸游去。由于他不识水性，很快就给水卷走了。他在浪中翻了几个跟斗，挣扎着向对岸游去。因水流太急，他没有游几下又被水冲走，一直冲下几丈远，喝了几口河水。但他仍用尽全身力气，拚命地游，却始终敌不过河流急水，又给水冲下去。这时，他睁开眼睛一看，发现自己被水冲向“新娘潭”附近，多危险。他已精疲力尽，只好任由河水往下冲去……突然，他被一根木头挡住，他马上抱着木头拚命地向岸边奋力游去，好不容易才爬上了岸。上岸后，他感到一阵头昏脑胀，眼花缭乱，天旋地转，一下子就昏倒在地。

他躺在河岸边的草丛中，迷迷糊糊地觉得自己好象在奔跑，但老是跑不动。当他慢慢地被雨水淋醒时，马上意识到还没有完成任务，他用尽全身力气从地上爬了起来。但直觉头重脚轻，双耳嗡嗡作响，走了几步就跌倒了。当他想到任务还没有完成时，就马上振作爬起来，拖着两只沉重的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穿过树林，爬上山坡，好不容易走了10多里路，将近到达七木桥村部队的警戒线。部队的两个哨兵看见他艰难地移动着脚步走过来，就大声喊话：“是谁?站住!”这时，他已经精疲力尽，只喊了一声：“同志，鬼子来了!”又昏了过去。一个战士连忙跑过来，见是“铁沙梨”同志，马上抱起他往部队营地跑去。

经过急救后，“铁沙梨”慢慢地睁开眼睛，握住领导的手说：“日本鬼子到了乌蛟藤，正向这边来了。”说完又晕了过去。

部队接到这一紧急情报，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不能和敌人硬拚，便马上集合部队转移。不到半个小时，日军就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村子。由于部队得到“铁沙梨”及时送来的情报，已全部安全转移。日军白跑了一躺，只好向山林放了一阵枪，就灰溜溜地收兵回营了。

忆两位海上交通员

李坤

港九大队刚成立不久，领导机关分驻两地，一部分驻西贡区，一部分驻沙头角区。西贡与沙头角之间往来，相隔一个大埔海，因此，人员和文件往来都必须乘船，否则无法通过。我们一是不会撑船，二是根本没有船，怎么办?正为此而着急的时候，我们住在石水涧的房东林戊愿意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林戊是一位忠厚善良的渔民，我们都称他戊叔。他主动向我们表示，愿为抗日作些工作。就这样，他带着年仅14岁的侄子林传，连同一条小帆船参加游击队，建立了从泥塘角至西贡深涌的第一条水上交通线。

1942年春末，港九大队部在沙头角横山脚村驻扎。一天下午，大队部门前站着两位警卫员，看上去好象有情况。晚饭后，队员们有的到老乡家或是到山坑去洗澡。晚上7点多钟，小队长卢进喜急急忙忙找到尖刀班长林近、副班长曾可送和政治战士吴炳辉开紧急会议。会上卢进喜传达了大队部指示，要求立即把两位从九龙敌占区集中营逃出来的国际友人送到涌尾督，再用戊叔的交通船护送到宝安县溪涌村彭沃大队处，然后由他们负责护送到司令部。林近接到任务后，立即集合全班同志，由卢进喜讲明了护送国际友人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接着挑选了六位战士立即出发执行护送任务。

为了预防意外，林近带两个战士走在前面，保持一定的距离，从横山脚沿着羊肠小道到达涌尾督，找到林戊叔交通船。这条船既是林戊叔侄负责的交通站，又是他们叔侄的住家，他们原来在岸上的住家已让给游击队当电台站使用。同时在船上他们既是艄公也是交通员，甚至在特殊情况下还要做情报员。游击队员上船后，卢进喜、蒋翻译和一位瘦高个子的国际友人、还有一名游击队员在前舱，后舱是林近和两名游击队员以及一位矮胖的国际友人，其他队员都在船尾。

船从涌尾督出发，林传在前头摇桨，林戊叔在船尾撑橹，经过泥塘角、涌背、横岭头海面，快到三门仔小岛（又叫三门墩）时，由于航道窄小，又是夜晚航行，我们非常担心出事故，在这关键时刻，林戊叔侄俩配合得很好，使船平安地渡过了三门仔口。

到了大埔海（又叫赤门海峡）后，船向大鹏湾方向行驶，快到老虎笏时，戊叔向大家交待说：“过了老虎笏就是凤凰笏，这一带常常出现土匪，大家要十分警惕，如果遇到土匪，由我来对话，不能随便放枪。”

交通船沿着大埔海经塔门口过黄竹角嘴之后，戊叔将船驶向吉澳方向，准备到吉澳附近再横渡大鹏湾海峡，然后驶向宝安县溪涌村去，这样做可缩短在海面上的行程和时间，而且吉澳附近是我们活动的地方，走那里也比较安全。如果从黄竹角嘴斜着行驶，不但海岸线太长，而且容易发生意

外。

当船转向往吉澳方向行驶时，后舱那位矮胖的国际友人手中拿着指南针，比划着说船驶去的方向是日军占领区，是去沙头角的，要求立即改变航向。这时，由于蒋翻译对英语不很精通，一下翻译不清楚。那位国际友人看到他的建议不被采纳，一时很不理解，就用手卡住林近的脖颈，弄得林近喘不过气来。后来在蒋翻译的再三说明下，他才平静下来。

船经大鹏湾时，由于船小风浪大，有些人晕船了，经过一夜的航行，终于到了溪涌村海面。戊叔把船停泊在海面上，卢进喜派人上岸了解情况。不久，上岸的同志来报告说，彭沃的队伍已经转移到上洞村。于是，又赶去上洞村，把两个国际友人安全地交给彭沃。

当天晚上，卢进喜和战士们按原计划返回港九大队部，向大队长汇报了完成任务的情况。卢进喜特别强调说，如果没有戊叔这样的好艄公和交通员，任务是很难完成的。

1943年8月，日军在沙头角对我游击队进行包围扫荡，一位小交通员腹部被日军打伤，鲜血把腹部和腿部的衣裤都浸透了。他艰难地走着，好不容易才到涌尾督交通站。戊叔和林传认出他是“铁沙梨”同志，立即背他上了交通船，向西贡深涌交通站方向驶去。当时风浪很大，出了三门仔岛海口之后，大埔海上风浪更大了，但林戊叔侄为了抢救战友，全然不顾大风大浪，决心一定要尽快把伤员送到医院去。

从涌尾督驾船到西贡深涌交通站，平时需要一个多小时。但由于那天风浪特别大，给行船带来了极大困难。林戊叔驾着小船在海上漂泊了很长时间，有时大浪劈头盖脑打来，把整条小船都盖住。在岸上的深涌渔民遥望到海上漂摇的船帆，一个个求神保佑，盼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小船不可能过得来了。当这条船横渡大埔海三分之二的海面后，岸上渔民认出是部队交通船，立即到深涌交通站向报告。我和站上的同志都到海边观察，深深为船上的同志提心吊胆。小船经过长时间的奋力搏斗，渐渐地驶近了深涌码头，这时我们才认清是戊叔和林传同志。等船靠上码头后，大家见他们脸色发青，精疲力尽，都围上去问候。

戊叔向我说船上还有受伤的“铁沙梨”同志，并报告说，沙头角部队被敌人包围，目前情况不明等等。我听完后，马上组织人员把“铁沙梨”送往医院抢救，并派人向驻扎在嶂上村的大队部报告了这一情况。大队领导根据报告的情况，及时部署。事后大家一致认为，多亏了交通员戊叔和林传，他俩既挽救了一个战友的生命，又及时送来了情报，使部队减少了损失。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林戊叔侄就是这样不分日夜，不辞劳苦，不怕危险，风雨无阻地驾驶小船，穿梭在日寇的重重封锁线上，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交通运输任务。

在烈火中永生

——记小交通员何根和石十五

陈志贤

1943年秋，港九大队长枪队和海上中队的基地，转移到大鹏湾南澳和羊槽湾一带以后，大队部加强了海上交通站，增加交通员和船只。南澳基地的交通站设在下沙，站长李坤。新界的交通站设在赤径，站长陈玉莲。何根和石十五两个小交通员驶一条交通船，专走西海和大鹏湾南澳这条线，负责大队部和海队“大华队”的交通联络，运送人员、物资和信件。

何根17岁，石十五才15岁，两人都是西贡海口渔民的孩子，是海上生、海上长的少年，他们熟悉行船的各种工作，操舵、摇橹、打桨、扯帆样样精通。因为家穷，小小年纪就替人当舵工，维持自己半饥半饱的生活。但是他们同大多数渔民孩子一样，无法读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却懂得许多事。我们抗日游击队一到九龙西贡活动，指战员对渔民做抗日救国保家乡的宣传后，他们都常帮助部队驶船，送人送物送“军火”。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相信我们游击队都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他们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决心要为抗日救国贡献一份力量。

何仔和石仔参队后努力学习，参加了识字班，听政治课，积极工作，分配什么做什么，从不讲价钱。因为他俩年纪小，领导上决定调他们出来当交通员，两人驶一条槽仔做交通船，后用索枯船做交通船。特别是在日军不断扫荡，小交通员容易通过日军的检查和封锁线。他俩做过几年舵工，熟悉港九海域和大鹏湾、大亚湾的海情和气象、风向、岛屿、港湾等情况。经过几次试航，运送人员物资，证明他俩是很好的海上交通员，能够独立克服困难，完成运输任务。

他俩人负责驶一条交通船，责任很重，只要上级有任务下来，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扯起帆，摇着橹就启航。

我队在羊槽湾驻扎时，有一天，我和蔡冰如同志来到交通船。我说：“十五仔，你和何仔、徐带送我们到鹅公湾去吧!”他们说：“好的。”他们摇橹、打桨，船向南行。徐带提高嗓门说：“十五仔记忆力很好，听政治课很专心。指导员讲：‘香港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他听了就记得，还会说‘九龙、新界也包括在内’，真记得。”我看了石十五的小本子，表扬他学习认真努力。

船到鹅公湾后，留下何根和徐带看船。石仔带我们上山，半山浓密的树林中有个石洞，洞里存放着胶轮等从港九运回来的物资。我检查了一下，物资完整无损。石仔郑重地说：“这个洞只有赖连、黄康等领导同志知道，别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保密的，就算敌人知道我们在鹅公湾存放有物资，也不容易找到。”

一次战斗后，我们“大华队”要补充子弹。我写了一封密信，卷得比烟卷还小，叫何仔、石仔送去赤径某处取子弹，订满他俩快去快回，等着要用。他们接受任务后，何仔藏好了信，连夜由羊槽湾启航。何仔掌舵，石仔掌帆，开始还算顺风顺水，驶得风快。但半夜过后，星月稀疏，风平浪静，闷热难蒸，正是台风前夕的天气。何仔石仔商量后，决定连夜赶路，保证按时完成任务。何仔便在船尾摇橹，石仔即收帆打桨，向沙头角方向海上驶去。整夜没有休息，在黎明前感到特别困倦，何仔边摇橹边打盹；石仔有时边打桨边打瞌睡，直到头碰到橹桨上才凉醒过来。他俩互相鼓励，一直赶到赤径。

何根和石十五仔在赤径交通站，通过站长陈玉莲同志，找到军需处的同志，交上了密信。那位同志看信后，招呼他俩吃饭、睡觉，等晚上才“装货”返航。

天黑后，军需处的同志和几个短枪队员，护送一批客家妇女从山里挑运子弹出来，搬上船舱，用渔网等物伪装遮盖好。何仔和石仔盖上舱板，收好回信，又连夜摇橹打桨返回羊槽湾。

天亮后，交通船进了羊槽湾。湾里泊着几十艘渔船，他们把交通船泊在船群里掩蔽。正要打火做饭时，忽然湾外传来一阵突突突的汽艇声。他俩耳灵眼精，发现湾外开来的是日军的巡逻艇，急忙打开舱板，以最快的动作，把一箱箱子弹投进海里，最后还各抱一箱子弹跳下海。待日军的巡逻艇冲进羊槽湾时，他俩已无影无踪。日军巡逻艇在海湾转了一圈，然后派几个日军到渔船上逐船检查，没有发现枪支武器，只是对开着舱盖的交通船有些怀疑，叽咕一阵，朝船边海里打了几枪，仍不见“交通仔”浮出水面，日军向海湾扫了几轮机关枪，就驾着汽艇走了。

何仔和石仔原来藏在别的渔船底下，有时警惕地露出鼻子换气，直等到日军走了才浮起头，回到交通船上。然后找渔民帮忙，潜下水把海底里的子弹一箱箱地捞上来，约有五六千发子弹。大队部和海队都表扬他们英勇机智、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大华队”和“中华队”的指战员们，及时得到这批子弹的补充，都非常感激何根和石十五仔，对他俩的英勇表示敬佩。

何仔和石仔驾驶这条交通船，可能是走赤径这条线次数多，被汉奸特务认出来，向沙头角日军警备队告了密。一天早晨，交通船泊在南澳港内，何仔和石仔正在船上煲饭。突然，一艘日军汽艇冲进来。艇上的日军曹长观察了一会，把指挥刀一挥，令汽艇冲到交通船边。何仔和石仔镇定如常，继续烧火做饭，没理日军。可是日军曹长带几个士兵凶狠地跳到交通船，用指挥刀和几支枪尖对着何仔和石仔，疯狂咆哮，逼他们投降，要他俩讲出游击队的船只停泊和存放物资的地方。他俩挺起脖子宁死不屈。日军曹长叽呱一阵，几个日军便将何根和石十五仔用绳索捆绑起来，投进船舱，扣上舱板。然后日军从汽艇上提起两桶汽油，淋到交通船上，下令放火。两个日军投出燃烧弹，顿时燃起熊熊大火，烧毁了交通船，烧死了我小交通员何根和石十五仔。

日本侵略军兽性发作，能烧毁我一条交通船，却烧不断我们的海上运输线。残暴的日军烧死何根和石十五仔，却烧不掉何根和石十五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我海队全体指战员深深怀念两位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小交通员，抗日英雄，何根、石十五在烈火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