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笃先生在乡宁的故事

平常心

杨笃先生在乡宁的故事

作者：闫炳吉

杨笃先生是我爷爷的姑父，故而在我们家好几代，关于杨笃先生在咱乡宁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和传说，就不绝于耳。下面回忆：

一、我们乡宁城南面山上的那两座塔对峙，是乡宁的标志性建筑和一道美丽的风景。西边那个塔是明代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县令彭万里修的，原先称为“状元塔”；东边这个塔，是清代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由乡宁四大家族之一的郑氏家族郑钦天修的，原为木质塔称为“东山塔”；在清代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由我的高祖阎时康改建为砖石结构。而阎时康在改建这个塔的时侯，是杨笃先生提议的。那时，杨笃先生才25岁，正是准备考举人前复习的紧张时候。那年春节过后，回乡宁过年的杨笃先生正准备去天镇。一天依恋着家乡的他信步到南山游玩，巧遇他的丈叔阎时康，当二人来到郑钦天修的木质“东山塔”下小憩时，不料时隔近百年的木头朽了，一块朽木险些砸在他俩人头上。这时，杨笃先生紧皱着眉头说：“这东山塔得重修了。”阎时康问道：“怎样修好呢？”杨笃先生指着西面山上的“状元塔”说：“修成那个样子，值年绪。但这可是要花银子的，不容易啊！”阎时康琢磨了一会说：“我给咱修！”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说得杨笃先生也兴奋异常，指着西面山上的“状元塔”说：“明朝万历年间乡宁县令彭万里修的那个状元塔，是彭县令心中想的是让咱乡宁出个状元，但咱乡宁历史上的确就没出过状元。”杨笃先生叹了口气又说道：“要想能考上状元，一定要文笔上乘，才能出其类扳其萃考得上状元。你老人家若能把东山塔修成西山那状元塔的模样，这就形成了双塔对峙的美景。我建议把这两个塔易名为文笔西峰和文笔东峰如何？”后来，东山塔重修结束后，人们便依照杨笃先生所愿，把那两个塔称为文笔双峰，或文笔东峰、文笔西峰。

　　二、杨笃先生年轻时，随父亲杨凤冈先生在天镇学习，后来在太原令德堂书院任协讲和编纂《山西通志》，回老家乡宁时间很少，一般都是过年时才回。故而在他的长诗《罗峪桃花红》中写道“……明年春来我归否？溪上桃花知不知……”从中能看得出杨笃先生苦恋家乡的心情。

那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的高祖阎时康去城北垣的内阳村行门户（随礼）。当遇到亲戚家用木制的饸饹床压制山药（土豆）粉条时，感到好奇便尝了一小碗山药粉条，觉得特别滑溜爽口，再加上那红辣椒、盐、醋、芥末子等调料的调和，使阎时康赞不绝口。回来时，问亲戚家要了些山药粉面，让人在家里也效仿着北垣人用饸饹床子压制粉条。正在这时，他的侄女女婿杨笃在回天镇前来告辞。看到阎时康兴致勃勃的看着用饸饹床子压粉条，并调了一碗让杨笃先生尝尝。杨笃尝完以后，也大加赞赏着家乡特有的美味！他俩闲聊时，杨笃先生讲起了木制“饸饹床子”的历史远源。

杨笃先生说：“咱们乡宁和周边县现在用的木制饸饹床子，可以溯源于久远的春秋时期。那时，晋文公重耳的母亲戎子还未出嫁给晋献公。在一次和她的妹妹小戎子到梢林中採山葡萄，採的多了后拿不了，便把一些山葡萄藏在一块大石头的窝窝中，并用杂草盖住。谁料好长时间后，她姐妹俩找到藏的葡萄，那葡萄已经化成一坛液体状了。她尝了一下那红色的葡萄水，味道特别好。喝了以后，脸上微微发红，有些晕晕上头的感觉。后来，她姐妹二人就叫了很多人採了很多山葡萄，回去后捂到缸里制成了缇齐（葡萄酒古时的名称）。后来，发明了木质饸饹床子为制做缇齐的工具。再后来，人们才用这工具压制面粉，成了现在的饸饹床子。”听了杨笃先生讲述，阎时康便说：“咱也用此法制葡萄酒行不？”杨笃先生笑着说：“山葡萄是梢坡野生的一种植物，由于较少，採摘很困难。你老人家田地广，粮仓丰殷，要想在咱乡宁造酒，不仿造粮食白酒，原料容易些，能形成规模。”

到后来，阎时康就在他的“同心玉”作坊造起了白酒。但由于水质问题，很难制出上乘的白酒。经过多次水质调查、反复试制，觉得张马的石涧沟里水质最好。故而阎时康便在张马建了酒坊。当时，乡宁民间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出西门，一条川，下县大石头羽子（芦苇的土话）湾，张马的酒坊洒的宽，过了黄河销韩城，销到宜川和延安。”

　　 三、杨笃先生在文字的斟酌上是非常严谨的，尤其是在给一些商号命名时，更是格外谨慎和细腻。清代同治年间，我的高祖阎时康在一次去新绛县时，巧遇一个穷人家的小伙由于父亲去逝，无钱发丧。在到处借钱时，在饭店碰见高祖阎时康。阎时康平常最怜悯孝子，故而出资帮那小伙埋了父亲。在闲聊中，得知小伙子父亲和他都是粉坊的技术上乘的技术工人，便邀请这小伙来乡宁给我们办起了“粉坊”。到后来，由漏粉条增加了酿醋、制酱、酱油、白酒、糕点、糖果等农副产品。还利用副产品糟类喂猪，生意越做越大，计划在乡宁街面上办起肆坊。当年，高祖给肆坊立了个商号叫“同心裕”。意思是和山下新绛县来乡宁的工人们，同心协力，达到共同富裕的意思。

当时，杨笃先生正好回乡宁。高祖阎时康兄弟三人，伯讳时中、（杨笃先生的岳父）仲讳时康、季讳时和。由于杨笃先生娶阎时中之女，阎时康做为丈叔，与杨笃来往相处甚密。阎时康把为其商号拟的商号“同心裕”让杨笃先生把关。杨笃先生琢磨了一会说：“把这个同心裕的第三个字换成玉字。原来这个裕字，是富裕、宽绰的意思，有点太直白和浅显了。换成这个玉字就比较含蓄了些。有道是黄金有价而玉无价，而且玉字还有一层事情必定玉成之意。”通过杨笃先生解释，阎时康醒悟过来，立马把“同心裕”改成了“同心玉”。后来同心玉改成了乡宁糖业付食加工厂，现在又改成了“白蔷薇”付食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是乡宁唯一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字号”。

　　四、清代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小郯王张宗禹率捻军十余万人，从吉县壶口越过黄河（正值冬季结冰），先攻进吉县，二十五日攻进乡宁后兵分三路攻山下平川地方。捻军过后不久，清政府要求山西各县都办起了“河防”、“城防”和“团练”民间武装。当时，县衙责令各商家为其“团练”出资，由于阎时康当年出资多，故而也成了办“团练”的组织者之一。

杨笃先生回乡宁过春节时，阎时康约杨笃先生一同去“结义庙”看“团练”操练。杨笃先生看了后，对乡宁强行让每户出一丁、还有农村的农民也招来“练武”办“团练”非常看不惯！为此还写出了他的《团练行》长诗，鞭辟入里的把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团练”形式，给予抨击！没过多时，县衙人又出了“新格格”，让阎时康等人出资在城北垣的“暖窝村”修建一个关隘，美其名曰：“鄂山关”。对于这个计划，杨笃先生到还勉强支持，并会同阎时康等人为“鄂山关”设计了吊桥以及守关人的营房等设施。

城北垣的暖窝村，原本是吉县和乡宁接壤的一条很深的沟壑，原先从吉县到乡宁只能下到沟底再上陡坡到暖窝村再到城北垣。为了抵御来犯者，人为的把两面的人行小道给铲成齐崖，在沟上修了吊桥。平常人行走吊桥放下来才能通行，故而那个地方就称为“暖窝桥”。在乡宁地界上修了一座城门式的雄壮守关楼，命名为“鄂山关”。

“鄂山关”修成后，县上又要修“鄂东关”和“鄂西关”。听老人们讲，好像这两个关都没修成。

　　五、杨笃先生娶了大门阎时中的女儿，当年阎时中已不在世了，做为弟弟的阎时康义不容辞的成秀了大门的儿女婚事，故而杨笃先生对丈叔阎时康很是敬重。

到我爷爷这一辈，不论哪个在立名子时，阎时康都要让杨笃先生立名子。杨笃先生做为姑父，也就欣然接受了。比如大门爷爷，杨笃先生给起的名子“阎必达”。我们三门的五个爷爷分别是：“阎必仁、阎必义、阎必礼、阎必智、阎必信”。杨笃先生把这些内侄的名子与儒家的传统“五常”，巧妙的运用，而且突出了一个“必”字和一个“达”字。必须达到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的：“仁爱”、“正义”、“礼制”、“智慧”、“诚信”五大德的儒家处世的人格价值观，是对我爷爷辈及阎氏子孙后代寄托的殷切期望。

　　六、光绪庚寅年（公元1890年）农历七月十九子时，我的高祖阎时康不幸逝世，享年七十六岁。当时，大门我爷爷阎必达到太原令德堂乞求杨笃先生为阎时康撰墓志。杨笃先生对丈叔的逝世深感悲恸，挥笔洋洋洒洒写了千余字的墓志。在杨笃先生撰的墓志中写道：“……翁赋性抗直，耐劳苦，自奉极俭约，趋人之急，常若疾痛之在己。排难解纷，迎机立断，然或非义，相干辄面斥，虽利诱威惕，不少动也。嫉恶尤严，亲党有非为，或屏绝，至终岁不通一言……”把阎时康的脾气性格，描述得淋漓尽致尽致。当年农历十月初，杨笃先生正在编撰《山西通志》的忙碌中，但他还是抽出时间提前回乡宁来参加阎时康的葬礼。他回乡宁后，在我家三门院内亲笔书丹了千余字的《阎君仲衢墓志铭》，（仲衢是阎时康的字。在那时，杨笃先生做为晚辈，撰文是不能直呼其名的）并亲自刻于石随葬。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祖茔阎家坡修公路，把阎时康的墓挖出了。当时，父亲帅我与大哥、二哥配合土工把墓往后又打了二米多，埋时父亲千叮咛万叮咛说：“你们高祖这块墓志，是我老姑父秋湄先生撰文、书丹、并亲自刻的，千余字的墓志是秋湄先生的真迹，是咱乡宁的一块宝貝！”然后，命我和二哥两人抬起墓志，放到棺椁大头顶盖上。又过了近十多年，再次扩修公路又把墓挖出了。当时，大哥在吉家原公社任教育指导员，就叫了些土工又把墓往后打了几米。由于我没参加，只听大哥说他把墓志铭放到棺椁前面了。到九十年代末，公路又一次工程又伤及阎时康的墓。我在阎家坡附近的苹果园又买了一块墓地，在翻迁时杨笃先生写的墓志铭已经找不见了，实在令人遗憾之极！欣喜的是民国版《乡宁县志》和《杨笃诗文选》中留有原文，但杨笃先生的千余字小楷墓志的遗失，是我心中难以抹平的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