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寄长坡里

风过蔷薇

我的老家在湖南省长沙县高桥乡中南村的长坡里。从记事起，我就住在这U字形的五六间土坯房里，直到我十九岁考上大学离开家。

长坡里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也是我父母长眠的地方。

我的父亲董德钦出生于1928年。是一个大家庭中的长子，下面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他识文断字、勤劳能干，是那种“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南汉子。

长坡里原本就是董家的祖屋，那是典型的湖南民居，一个由房屋围成的回字形四合院，中间有开阔的天井。从曾祖父那辈算起，一连三代子息繁盛，长坡里住不下了，陆陆续续就有伯公叔公搬到了麻子园等地。父亲出生在麻子园，十来岁时曾经回到长坡里居住。

1941年，中日双方展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人打进了高桥，“中央军”坚壁清野，烧毁了高桥的粮库。日军没有吃的，就跑进了长坡里。

我的二叔董德仁（顺叔）回忆道：当时家人都逃进了山里，只有11岁的他被捉住了，日军用手势问他粮食在哪里，他机智地指了指天花板，趁着日军找梯子上房梁的空当，顺叔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日军没有找到粮食，就放火烧了长坡里祖屋，还活生生地砍掉家里养的猪四条腿带走了。

房子被毁，祖父只好领着全家搬到杨家湾，在经历了解放、土改等运动后，1952年，已经成亲数年的父亲领着四叔回到了长坡里，直到1985年父亲去世，他都生活在那片青山环绕之中。

我的母亲余炯兰出生于1936年，年轻时模样俊秀，为人温和善良，性格软弱。二十出头嫁到高桥老街周家，生育了两名子女。六十年代初期，她和我父亲都遭遇了家庭的变故，失去了生活中的伴侣。

1965年经人介绍，父亲和母亲重组了新的家庭，母亲也从高桥老街来到长坡里生活，直至1993年离开人世。

母亲回忆过：我出生时正逢特殊时期的1966年，又赶上农忙时节，她生下我便要挣扎着下床给父亲他们做午饭，洗衣服，这样的操劳损害了她的身体，以至于后来天不假年。

我稍稍长大一些，母亲需要下地干活，出工分。她说常常忙到忘了自己还有个婴儿需要照管，我也非常乖，不哭不闹，很让她省心。

我长到一两岁，冬天手脚长了冻疮，十根手指像紫萝卜那样肿着，依然不吵不闹的，母亲一直夸我是个好孩子。

1969年，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妹妹的出生，母亲患上了心脏病。这时，刚刚12岁、留在周家的来哥听说了此事，自己到山里打了柴火换成钱，买了糕点来到长坡里看望母亲。

可是不知何故父亲坚决不允许母子两人相见，还狠心地将来哥关在门外。来哥只好躲在草丛里，等到夜色降临，才偷偷爬到树上，期望能看见一眼思念已久的娘亲。

苦难的日子里也并非没有欢声笑语。母亲曾经坐火车去株洲探亲，她就带我们兄妹三人玩“坐火车”的游戏，学着列车上的女广播员用普通话播报：“前方到站长沙站，请下车的旅客携带好随身行李，先下后上…”然后带着我们“呜呜呜”地学着火车跑，童年的这快乐的一幕深深地刻画在我的心里。

父母成婚后，每年盛夏外公生日时，父亲都会领着母亲和我们去双江石湾的外公家里祝寿。那可是两天像节日一般轻松的时光。我和妹妹还小时，父亲就用扁担挑着我俩行走三四十里地，在父亲壮实宽厚的肩膀上，看着秧苗青，闻着荷花香，真是说不出的幸福啊！

吃罢外公的生日饭，父亲最爱在油灯下和外公谈古论今，讨论堪舆之术。在湖南架房起屋、修路造坟都要用到“看风水”的技术，父亲师承外公，很快就学会了这门手艺，甚至还带了一个徒弟。

幼时的我很喜欢旁听他们翁婿之间的聊天，母亲也会利用这晚间难得的闲暇时光教我背诵《千字文》、《增广贤文》这样的童子启蒙诗句，至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这样的古谚依旧温暖地留在心中。

明哥比我大三岁，他一直记得小时候的我夜里睡觉会磨牙，还特别能抢被子。他常常半夜冻醒了，睁开眼睛一看，自己身上光溜溜的，而我把整床被子裹在身上，睡得又香又甜。

我们睡觉的房间旁边就是谷仓，曾经在半夜听到过房梁上有蛇在追老鼠，这些好玩的事情也是我的童年趣事。

长坡里的家，家境清寒。可母亲总是在能力范围之内想着大家，每逢孩子的生日，她就会煮一锅美味的面条，给过生日的那个孩子添上一个荷包蛋，那样的日子我们都会很开心。

父亲时常教导我们：“早起三朝当一更”，他绝不允许子女们懒惰、不勤奋。很快我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仍然要帮家里干农活。每天上学之前，我必须把家里的水牛喂得饱饱，下午放学了，第一件事就是帮家里打井水、还要喂牛、捡柴、烧火……但我做的都是最轻松的事儿，毕竟在我之上有两个哥哥，他们是下田劳动的主力。

我读书成绩很好，四年级时数学老师到长沙市开会，回来后送给我一本《应用题习题集》，希望我能在课余时间多做些训练。

这本书我视如珍宝，每天晚上做完作业后都会拿着它做题，解出每个答案的快乐就像脑海中升起了一串串的烟火，这种学习的乐趣常常让我忘记了时间。

母亲心疼我，每隔不久就要催促我睡觉，我是乐而不知疲累，却不知道影响了日夜操劳的母亲的睡眠，现在想起来真是汗颜啊！

长坡里山多田稀，人多地少，地里的稻子交完公粮后，仅仅够一家人的口粮。湖南地处南方，种的是双季稻，每年夏天最热的时候，就是抢收水稻，抢种秧苗的“双抢”时节。

那时全家男女老少、左邻右舍都要下地劳作，互相帮忙，总是从天刚亮就忙起，一直到天黑了才收工回家。

双抢正值暑假，我也要下田干活，虽然比不了父亲和哥哥们有用，也需要掌握这一套祖祖辈辈得以生存下来的法则。

父亲聪明能干，有“相牛”的本领，能够识得黄牛、水牛的好坏。七十年代末有一回到了农闲，父亲和几个人商量着要给生产队添一头牛耕田，听说常德那边的牛又好又便宜，就决定前往。临行时父亲还打了几双草鞋带上，以免长途赶路磨坏了布鞋。他和本队的两三人风餐露宿，步行一百多公里到了常德，找到了当地卖牛的老汉，千挑万选，买到了满意的黄牛。

付过钱后一行人开开心心地领着牛往高桥赶。回程的路上在某地休息一晚，谁曾想第二天清早起来一看，牛不见了！大家赶紧四处寻觅，谁知心急如焚地找了很长时间，根本都看不到一根牛毛——要知道当年的耕牛可是一笔巨额的财产，搞丢了后果不敢想象！就在大家惊惶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常德卖牛的老汉意外地出现了，气喘吁吁地叫住他们：“莫慌！牛在的，牛没有丢！”大伙真是惊喜万分，原来那头强壮的黄牛认得路，趁着大伙没注意，摸黑跑了几十里地回到了家里。那个年代民风淳厚，卖牛老汉一心想着人家丢了牛肯定着急，就先跑过来给父亲他们报信。

最终常德之行又惊又喜，父亲他们牵着牛回到了长坡里。

1982年国家分田到户，我们家分了几片山，父亲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暑假就领着我们在山坡上的竹林里搞建设，要求我们顺着竹茎给竹子松土，期望来年能多生出竹笋来。

邻居都笑说没有这样的干法，父亲却坚持“没有懒地，只有懒人”的道理，让我们干完了半个月早出晚归的辛苦劳动。

82年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父亲却要求我中止学业回家务农。我知道父母身体差，家境贫困，确实难以再养我这样的“吃闲饭”的人，却又不愿放弃学习的机会，只能和母亲相对而泣，以泪洗面。周围的邻居闻讯后纷纷过来劝解父亲，终于得到了他的首肯。

去上高中的那天，父亲在高桥街上找了一辆顺路车可以捎我去40公里外的学校，可驾驶室没法再坐更多的人，他只好千叮万嘱，忧心没有出过远门的我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开车时他微红着眼圈向我挥手，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我才感觉到他内心里深沉的父爱。

高中三年父母省吃俭用供我读书，姑妈也常给我汇款资助我，刚刚参加工作的表姐领到工资，也给我汇了钱。在亲人的爱心里，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成绩一直优秀。

1985年，我不负众望考取了重点大学。父母非常高兴，父亲特地请了鼓乐班子，在长坡里演了一场皮影戏招待前来道贺的亲友。

整个暑假，父亲都在上山打柴，顶着酷热挑到几里之外的砖窑出售。这时，父亲的身体已经很差，但他依然瞒着家人，强忍病痛为我筹措路费和生活费。

9月初，我如期踏上了前往江苏的旅程，父亲和姑妈到长沙站送我。这时，我对父亲的身体状况一无所知，还开开心心地和他们挥手告别。谁知列车开动之后，父亲就嚎啕大哭，惊得姑妈连连安慰：“德哥，孩子读了大学，你以后就要享福啦，干嘛要伤心呢？”

深知自己身体状况的父亲这才微微吐露了点真相，说：“我是再也见不到我的崽伢了！”

父亲回到长坡里后便一病不起。病中依然牵挂远在千里之外的我，短短的时间里写了数封信寄来关心我的学习生活，信中对自己的病情却只字不提。

察觉到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父亲又提笔给远在青海工作的四叔写了一封信，郑重地把我托付给了弟弟。

等我得知噩耗，寒假赶回长坡里，父亲已经变成了青山之中的一抔黄土。

从十七岁第一次成家，到五十七岁离开我们，父亲身体力行地承担了他做儿子、做兄长、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但在他生活的历史时期，农民作为社会经济最底层的一环，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还要承担着人民温饱、国家运转的沉重任务。这是时代给予他们作为牺牲品的底色，像父亲这样的负重前行者，就像烛火那样燃尽自己，也没法改变风雨飘摇的命运。

大学四年，我在四叔四婶的资助下完成了学业，由于成绩优秀，被母校免试录取为研究生。从读研开始，我实现了经济独立。

在大学期间家里还遭遇了一次重大变故。父亲过世时家里欠下了七百多元的债务，谁知不到一年，母亲又患上了癌症。收到消息后，大学同学为我进行了募捐，我把学校发的奖学金、假期做家教的收入和同学的爱心全部寄回家里，母亲顺利地动了手术，成功地切除了肿瘤。

1992年春节，明哥已经成婚有了儿子，妹妹也生下女儿。我领着未婚妻回到长坡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了团圆年。

1993年母亲离开了我们。临终前，她再三叮咛：就把她葬在长坡里，她要时时刻刻看顾自己的家，永远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

母亲善良忠厚，性子软弱，命运坎坷。她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因为政治运动而以悲剧收场，再嫁父亲依旧无法抬头做人。也是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脸上才有了舒心的笑容。但常年操劳，缺乏营养，早已消耗掉她的生命，最终停留在了五十七岁。

光阴如梭，我已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虽然远在江南，长坡里依旧魂牵梦萦。明哥和我在离长坡里不远的地方建起了一个带院子的温馨家园，起名叫着“棠棣山庄”。每当我看到院子前龙飞凤舞的“棠棣”两字，总会想起父亲用《诗经》里的“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的诗句，要求我们兄弟相亲相爱的往事。

如今，长坡里周边已经变了样，邻居们都新盖了房子，买了汽车。政府也修好了柏油马路，装上了路灯。假如父母有灵，能再回到长坡里……

此时，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母亲温柔的声音：“德大爷…”

“炯兰…”父亲开心地应声。

而天空，微微起了湿润，如同此刻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