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散文】闻“鸡”起舞

宇哥

闻“鸡”起舞

楼下传来两声清脆的哨子声，我心一紧，立马有了闻鸡起舞的冲动；探身窗外，几个小孩在刚整平的泥地上踢足球。

哨声，是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也是我乡愁的一部分，自小学到中学，每个早晨都是生产队出工的哨子声把我唤醒。

老家吹出工哨子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因为他每天吹哨子喊社员出工，同时下达生产任务，鸡打鸣那般准时，便有了“小公鸡”外号。

天刚麻麻亮，哨声就响了，熟睡中的我屡屡被叫醒，心里很不爽，一段时间下来，我反倒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我们这代人从小学到中学，都在那个特殊年代，学习环境十分宽松：可以迟到早退，也可以旷课，老师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老师还戴着右派帽子，不会轻易得罪学生。

那个时候，社会上经常批判“读书无用论”、“读书有用论”和“读书做官论”，我们学校批得更起劲。同学们迷茫了，不知如何是好。而我们班有的同学竟然未卜先知般灵动，反倒学得更用心，好像是“黄金屋”和“颜如玉”在等着他们。果不其然，1977年突然恢复高考，我们班那几个坚持学习，刻苦用功的同学顺利走进了大学殿堂，第二年又有几个同学考进了大中专院校。落榜的同学捶胸顿足，懊悔不已，觉得时代跟他们开了个玩笑。

被小公鸡叫醒后，我点亮了煤油灯。灯下的我，或阅读课文或做作业，完成了这些，就练字。跟小公鸡每天下达的生产任务那样，每个早晨，我都将一天的学习任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小公鸡的哨子声让我养成了“闻鸡起舞”的好习惯。

我“闻鸡起舞”的目的很单纯，并非为了那虚无缥缈的“黄金屋”或“颜如玉”——肚子里多装点知识没坏处。

小公鸡是孤儿，父母去世后，投亲到我们这儿。为了不给亲戚增加更多负担，他参加了农业生产。壮劳力一天十分工，他五分工。队里看他可怜，又因他嗓门大，就让他吹出工哨子，每天多加两分工，这样他就能养活自己了。

每天天刚亮，一阵长长的哨声过后，小公鸡就敞开嗓门吆喝起来：耕牛队耕哪块地，瞧水工给哪块地放水，青年男劳力给哪块高榜田车水、其他男劳力干什么，妇女干什么、姑娘干什么等等，都说得一清二楚。

我们老家，“妇女”和“姑娘”是有区别的。一般情况下，姑娘包括在妇女之列，若把“姑娘”单独列出来，就是未婚女孩，“妇女”则指结了婚的女人。

生产队全天的生产任务，都是小公鸡早上一口气下达，早饭或午饭过后，他只吹哨子喊出工，不再下达生产任务。他每天从前街吆喝到后街，然后带着农具和社员们一道去地里干活。

渐渐的，我对他的哨声和那熟悉的吆喝声产生了依赖，或者说，它是我“闻鸡起舞”的号令。有时哨声没响我就醒了，躺在床上睁着两眼静等着。心想，如果有一天，他不吹哨子喊出工了，我该如何？又一想，世间有这个“如果”吗？他不吹哨子，就少挣两分工，五分工一天，能养活自己吗！

一年四季，风霜雨雪，小公鸡都按时吹响出工哨，即使大雪封门，生产队也有要干的活儿——妇女到仓库剥花生种，男劳力拧麻绳、搓草绳。他单衣薄裳，脸色铁青，嘴里依然冒着热气。小公鸡也希望天天哨子响——他又能挣到七分工了。

小公鸡不识字，却像学生背书那样流利地下达生产任务，让人佩服。

一天晚上，小公鸡说他家来了亲戚，要跟我睡一晚，我答应了。他躺到床上，闭着眼睛嫩声嫩气地背诵着第二天的生产任务，反反复复。

我说：你每晚都这么背？

“别打岔。”他睁开眼睛道，“明天姑娘摘棉花，妇女锄草，对吧？”

我说：我哪知道？

他说，刚背到这里，就被我的话搅合了。

我说，谁摘棉花、谁锄草不一样吗？他说不一样，有的妇女胆子大，趁人不注意能把棉花往裤兜揣，裤兜揣满了就揣进裤裆，姑娘就不好意思那么做了。生产队劳力分工竟然考虑得如此精细。为了不误报，他穿上衣服又去了生产队长家核实。

每天晚饭后，他都去队长家领受任务，然后反复背诵，直到滚瓜烂熟。这种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让我肃然起敬。小公鸡的形象在我心中升腾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从部队回来探亲，一早醒来竟听不到哨子声了，一问才知道，家乡已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乡亲们出工时间由自己决定。小公鸡特招进城工作了，我为他感到高兴。

小公鸡的叔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相关部门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小公鸡，他是烈士的唯一亲人。

我曾多次打听过他，没有结果；每次回老家，我情不自禁就朝他当年的住处走去。他的住处早不在了，但那清脆的哨声和他洪亮的吆喝声，仿佛还在我耳畔回荡。

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着早起的习惯，或看书，或晨练；即使不想看书，不想晨练，也睡不住，因为我听到了“鸡鸣声”，便有了“闻鸡起舞”的冲动……

2025年5月19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