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9）——莫高窟17窟 藏经洞 （发现历时七个世纪的各种文献资料文物艺术品五万余件）

顺其自然（一）

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

是莫高窟最著名的洞窟之一，因其中发现了数万件古代文物和文献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藏经洞原为唐代高僧洪辩的纪念窟，开凿于公元9世纪中叶（晚唐时期）。洪辩是敦煌地区的高僧，曾被唐宣宗敕封为“河西都僧统”。 封闭原因：约在11世纪（北宋时期），因战乱或宗教变迁，洞窟被封闭，内部堆满了5万余件文物，包括佛经、文书、绢画等，封存近千年。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主窟）的积沙时，偶然发现甬道北壁后的密室（即第17窟）。洞内藏有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写本、绘画、刺绣等文物约5万件，涵盖佛教经典、道教文献、儒家典籍、社会经济文书、历史档案、文学作品（如最早的《金刚经》印刷本）、多民族文字（汉文、藏文、粟特文、梵文等）手稿，以及丝织品、法器、铜像等。文献内容涉及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医药、天文等领域，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的交融。藏经洞出土的唐代绢画（如《引路菩萨图》）和写经书法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文书中的户籍、契约、书信等为研究中古社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如斯坦因、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购走大量文物，现分藏于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等地。

中国国内仅存约1万件，现主要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等地。藏经洞的发现催生了国际显学“敦煌学”，成为研究欧亚文化交流的核心课题。 洞窟结构 第17窟是一个小型洞窟（不足10平方米），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洞内原有一尊洪辩高僧的塑像（已残损），墙壁绘有菩提树、比丘尼等壁画，风格质朴。 现状与参观 敦煌莫高窟：现为世界文化遗产，第17窟一般不对外开放，但第16窟及藏经洞历史可通过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了解。敦煌研究院通过数字化技术对藏经洞文物进行整理和全球共享。

藏经洞的发现改写了中外学术史，它的文物如同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丝路文明的辉煌。若有机会，推荐通过纪录片《敦煌》或书籍《敦煌：众人受到召唤》进一步探索其传奇故事。

莫高窟17窟 是晚唐开凿的一个洞窟，他与16号窟是同时代开凿的。17号窟原来被16号窟甬道北壁的一层西夏时期的壁画所覆盖。

中文名 17窟 所属景区 莫高窟 发现 1900年 惯称 藏经洞 名称: 17窟 所属景区: 莫高窟

20世纪初期1900年，人们在清理这个洞窟的流沙时发现了这个洞窟，里面藏有大量的古代佛教经典和社会文书等许多珍贵文物。因此，后来人们习惯称其为“藏经洞”。

莫高窟第17窟 是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此窟建于晚唐大中、咸通年间（851-862年）,位于16窟甬道北壁，初建时是敦煌高僧统洪辩（注1）的影堂（纪念堂）。洪辩法师俗姓吴，幼时即出家，学养丰厚，通晓吐蕃语，转译佛书，精通佛理。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众起义推翻吐蕃对敦煌及河西地区的统治，重新归附唐王朝。因洪辩力助张议潮收复敦煌及河西，后被唐宣宗敕封为释门河西都僧统，统管吐河西地区的佛教事务。

洞窟平面近于方形，覆斗形窟顶。洞窟从地面至窟顶高3米，面积较小。靠近北壁地面上有一长方形禅床。禅床上端坐的是洪辩高僧像，这身塑像是敦煌彩塑代表作之一。塑像极具写实风格，高僧身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他头部颅顶丰隆，面部饱满，额角和颧骨轮廓硬朗，目光炯炯，眉棱、眼角、嘴角的细微表情表现出这位中年高僧庄重自信的神情和风度。高僧背后壁上画菩提树二棵，树枝上悬挂着净水瓶和布袋。东侧菩提树下画一持对凤扇的比丘尼，西侧菩提树下画一执杖、持巾近事女，表示他们曾是洪辩法师生前的侍者。

公元11世纪初叶，由于时代更迭或战乱等尚未确知的原因，大量佛经、佛画、法器和其它宗教、社会文书等文物五万多件被秘藏于此窟，砌墙封门，且表层饰以壁画。藏经洞随即在大漠中封存了九百多年。

公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个秘室被道士王圆簶在清理莫高窟积沙时，偶然发现。就在这个小室里藏有公元四世纪至十一世纪，历时七个世纪（上讫晋代，下至宋初，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七百年间连联相续）的古代各类文献资料及文物艺术品约五万余件。出土文献内容特别丰富，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典当买卖契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地、医药、科技、民族、宗教、艺术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而且还有古汉书、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突厥文，回鹘文，八思巴文，契丹字，女真字，于阗文，古藏文等中亚和少数民族文字。在敦煌遗书中汉文文献约36000号。藏经洞出土文献文物数量惊人，举世罕见。

斯坦因1907拍摄的藏经洞和经卷

令人痛心的是，自1905年至1915年期间，先后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等人纷至沓来，他们陆续用低廉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骗购文书、经卷和其他文物近四万件。敦煌藏经洞文物中的大多数精品就此流失海外。

洪辩法师塑像及壁画 公元11世纪初叶，由于时代更迭或战乱等尚未确知的原因，大量佛经、佛画、法器和其它宗教、社会文书等文物五万多件被秘藏于此窟，砌墙封门，且表层饰以壁画。藏经洞随即在大漠中封存了九百多年。

公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个秘室被道士王圆簶在清理莫高窟积沙时，偶然发现。就在这个小室里藏有公元四世纪至十一世纪，历时七个世纪（上讫晋代，下至宋初，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七百年间连联相续）的古代各类文献资料及文物艺术品约五万余件。出土文献内容特别丰富，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典当买卖契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地、医药、科技、民族、宗教、艺术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而且还有古汉书、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突厥文，回鹘文，八思巴文，契丹字，女真字，于阗文，古藏文等中亚和少数民族文字。在敦煌遗书中汉文文献约36000号。藏经洞出土文献文物数量。

斯坦因1907拍摄的藏经洞和经卷 令人痛心的是，自1905年至1915年期间，先后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等人纷至沓来，他们陆续用低廉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骗购文书、经卷和其他文物近四万件。敦煌藏经洞文物中的大多数精品就此流失海外。

伯希和正在藏经洞挑选文物-1908年

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明清档案、居延汉简一起被学者誉为十九世纪末中国考古史上的四大发现。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为研究中古时期中外历史文化方面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敦煌学由此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新兴学科。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1900年发现的藏经洞。

1900年5月26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

价值

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后经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的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莫高窟第17窟 窟门 晚唐）

自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往来客商和政府驻军使敦煌辉煌了一千余年之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由于宋朝软弱无能，没有能够收复河西走廊。此时敦煌由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归义军所控制，面临着回鹘和西域的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此时敦煌称沙州。

宋咸平五年（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归义军领袖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朝政府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

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

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从沙州寺院东逃的于阗人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

藏经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称。此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开造，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约在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们，考虑到战争的灾难，于是就把寺院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全部封存在此洞里，然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掩人耳目。后因僧徒也逃战争之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洞窟甬道被风沙淤塞，竟因此幽闭近8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圆箓，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秘室始现于世，并谓之“藏经洞”。藏经洞出土了敦煌遗书中最大宗文献，尤为历史文化名城锦上添花。它又成为分别研究起自东汉、中经两晋、北魏、西魏、梁朝、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下至元朝、涵盖各朝代文明的重要资料。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首先发现敦煌遗书的重要价值者，是我国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他在《语石》中，不仅录述莫高窟碑石，且对敦煌遗书作了颇为独到的阐述。该窟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历史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实为我国学术及世界学术之大幸。

敦煌石窟密洞中 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敦煌遗书以汉文最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成为研究这些古代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它又具有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敦煌遗书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 尚有更多材料，犹如明珠还埋于砂砾之中，有待识者发现和考证。

十九世纪末，道士王圆箓到莫高窟。此时莫高窟十分荒凉，崖间上的通道多数已经毁于战火，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的洞窟已为黄沙掩盖，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

王道长莫高窟下建道观，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时发现藏经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

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

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

哭死，敦煌被盗走的文物如今已经离家百年而不得归！

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1988年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第一个来敦煌窃取藏经洞文物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原为匈牙利人，1862年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里，后加入英国籍。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先后四次来我国西北考察。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斯坦因来到甘肃河西，以不正当手段非法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成为劫掠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

藏经洞藏四五万卷经卷，斯坦因入内挑选珍贵文物，文物流失令人痛心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LajosLoczy)参加塞琴尼伯爵探险队到过敦煌。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洛克齐报告了敦煌莫高窟保存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斯坦因也正是从他的朋友洛克齐那里听到了莫高窟的情况，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的欲望，所以，在1904年，他在向英国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计划书中，就将考察的地区扩大到甘肃敦煌。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开始第二次中亚探险。1907年2月，斯坦因从楼兰遗址出发，沿罗布泊南的丝路古道，经过阳关，3月12日早晨，斯坦因一行到达敦煌。此前，斯坦因在喀什聘请了一个中国师爷—蒋孝琬，作为他的翻译和助手。斯坦因初到敦煌时，并不知道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事，原准备在敦煌稍事停留，考察莫高窟，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后，前往罗布泊进行考古发掘。但不几天就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那里听到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情况，斯坦因当即改变注意，动身动身前往莫高窟。

3月16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这时候，王道士已在藏经洞门上装上门锁，并亲自掌管着门锁的钥匙。斯坦因到来时，碰巧王道士外出化缘未归，但他仍从一个小和尚手里看到一卷精美的写本，这使斯坦因欣喜若狂。他决心留在敦煌，等待王道士的归来。这期间，斯坦因返回敦煌县城，雇了一批工人，考察并发掘了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获得大量汉代简牍。

5月21日，斯坦因返回莫高窟，此时，王道士也已化缘归来。由于前几天莫高窟正在举行庙会，往来香客很多，为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进入藏经洞，王道士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于是，斯坦因说他是来莫高窟拍摄壁画照片的，只字不提藏经洞之事，而是通过蒋师爷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蒋师爷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愿意提供一笔捐款帮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写卷，王表示同意，但当蒋师爷表示斯坦因实际上想购买一些写卷时，王道士立刻警惕起来。一方面藩台衙门有封存藏经洞的禁令，另一方面王道士也怕这样做会被别人发现，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绝了斯坦因的要求。接着，他提出请王道士领他参观洞窟内正在进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虽然对王道士的新塑像极为鄙夷，但他却从中发现了王道士对宗教的虔诚，因而借机表示对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感。接着，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嘘说，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又娓娓动听地向王道士述说自己是如何追寻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经千难万险而来到敦煌的。这番话果然打动了王道士的心。当夜，王道士悄悄地将一捆经卷交给蒋师爷拿给斯坦因进行研究。说来也巧，这些经卷的题记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从梵文译为汉文的。这个偶然的巧合，给斯坦因带来新的希望。第二天，斯坦因对王道士说他之所以能在这一天看到由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圣人玄奘在冥冥间作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来自遥远的印度的佛经送回原来的地方。王道士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斯坦因这番话使他感到这一巧合的确是神的召示。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之门。

进洞之后，在昏暗的油灯下，斯坦因看到“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由于洞窟太小，光线又暗，不便阅读，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间小屋。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又将窗户用纸糊上。之后，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写本，拿到小屋里让斯坦因研究。由于写卷越来越多，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是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最后斯坦因捐出一笔钱作为酬劳，送给王道士，并约定在离开中国之前，除他们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写本、绘画的来源。对这笔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写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6月中旬，斯坦因带着从王道士手中获得的藏经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险”。四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时，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去了一次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书。16个月后，装满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便平安地存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了。1

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写出了此次考察的个人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两卷本），1912年在伦敦出版。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又译塞林提亚）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发行。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时，再次来到敦煌，又通过王道士等获得了5大箱写本文书。虽然，大部分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及北京政府运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部分是王道士早已取出并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少部分则是当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间的。由此，斯坦因成为获得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