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阳簃记

秋树

烟花三月，我与友人赴沪办事访友。返程途中，忽起一念，决定在淮安稍作停留，尝尝“老淮安”，探访吴承恩故居。

记得二十多年前的大年初三，同样是朋友相约，我们驾车南下，首站便是淮安，专程参观周恩来故居——他12岁前在那里居住。可是那时我尚不知河下镇有吴承恩的故居。

淮安究竟该算南方还是北方？这个疑问久已有之。如今方知，它地处北纬32°43′—34°06′，恰好在南北地理分界线节点上。从地理坐标看，属于北方边缘；论气候文化，却更接近南方，是名符其实的“中国南北方过渡带城市”。从文明交融的角度看，淮安早已超越单纯的南北方划分，其风物人文揉杂，特殊的区位造就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与正宗的南方或北方皆不相同，又兼而有之。

在淮安西北角，有座古镇名为“河下”，其历史至少可追溯到2500年前，因地处古邗沟入淮处而得名。明清时期，这里漕运盐铁盛极一时。淮安还有“进士之乡”美誉，据统计，明清两朝共走出67位进士、123名举人、12名翰林；著名的淮扬菜系与山阳医学，也在此孕育而生。

沿着打铜巷湿润的青石路前行，走到巷尾拐弯处，一尊雕刻的石猴闯入眼帘。它蹲踞在一米多高的方形石柱上，机灵的双眼仿佛在说“到家啦！”忽然想到孙悟空这姓名的来历，自山崩石裂生出了石猴，他就落草花果山，不甘游手好闲，想学一身本事，便漂洋过海来到“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菩提祖师那里，祖师见他相貌举止似猢狲，就赐他姓孙，法号悟空。他听了一下跳上殿梁，高兴地大喊：“我有姓名啦，我叫孙悟空！”吴承恩赋予石猴这个名字，此后，传遍了全世界。打铜巷尽头那爿老宅，当然也是孙悟空的家。

在那尊石猴身后，有清溪潺潺流淌，苍松翠柏摇曳，溪上一座弯弯小桥，正对着吴承恩家大门。青砖墙、灰黑瓦、原色木门，朴素而平和，丝毫看不出这里曾是大户人家。步入庭院，一蓬高大的翠竹扑面而来，门联“兰心欣紫竹，蕙性爱香藤”与之呼应。这联出自《西游记》，既描绘了观世音菩萨的品性喜好，恐怕也是作者内心的写照。

四百多年来，《西游记》广为流传，不仅国人耳熟能详，在西方也备受关注。即便未曾读过原著的人，也多通过小人书、动画、戏曲等了解过其中故事。以《西游记》为题材的衍生品更是不计其数，也成就了无数艺人。然而，对吴承恩本人却知之不多。这有点像吃到美味的土鸡蛋，却不知下蛋的母鸡是哪里的。作品名气远超作者，彰显了作品强大的生命力。

竹丛对面，是宽敞的厅堂，梁上挂着一块棕底绿字匾额，上书“射阳簃”三字。淮安古称射阳，吴承恩自号“射阳山人”，“簃”即书斋。按常理，大门旁的堂屋应是接待宾客之所，并非理想的书房选址。或许这块匾是吴承恩的亲家——状元沈坤所书所赠，吴也非常喜欢，后人就将其挂于这间厅堂。实际上，院内另有一间不大的书斋，那才是吴承恩读书著述之处。

射阳簃匾额下方的中堂绘有老松图，两边对联“侠怪以力，取经唯诚”，概括了《西游记》的主题。故居内的对联匾额书画，皆为后世名家所作。吴氏祖宅曾在战火中损毁，如今的建筑是按原先形制重修而成。吴承恩诞生于此，《西游记》也在这里写出，淮安南北交融的文化基因注定在他的血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承恩的生卒年，说法不一，出土头骨鉴定生于1506年，鲁迅观点生于1510年，较为主流的观点是生于1504年，卒于1582年。他生活的嘉靖至万历年间，正值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官场贪腐盛行；与此同时，商品经济萌芽，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思想界更是冲突不断，阳明心学兴起，猛烈冲击程朱理学，民间宗教活跃，信仰多元混杂。

吴承恩自幼好学，过目成诵，在绘画、书法、诗词、围棋等方面均有造诣，尤其喜爱阅读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父亲也常给他讲述相关故事。然而，成年后他的仕途颇为不顺。大约46岁（也有44岁之说）时才成为岁贡生，进京候职却未被选中；从军的愿望也落了空；52岁出任浙江长兴县丞，两年后遭人诬告，无奈辞官归隐；隆庆二年，任蕲州荆王府纪善，两年后再次返乡。时年已过六旬，他不再关心仕途，常独坐“射阳簃”，专心著述。

漫步吴氏宅院，方觉其规模宏大，由四个院落组成，包含门房、客房、轩厅、书斋等建筑，辅以回环曲折的抱廊、假山、亭轩、舫桥及竹木花卉；后园更是广阔，面积达四五千平米，古木参天，亭台廊桥隐现，湖石假山嶙峋，溪流蜿蜒环绕，尽显明式风格。

园子取名“悟园”，要在这里悟什么呢？年少时，吴承恩常在亭中听父亲讲述神魔灵怪故事；年老时，也常在此踱步构思《西游记》，想必竹影花香、怪石清流曾带给他不少灵感。或许先有了悟空、悟能、悟净，这园子才叫“悟园”的吧？

唐僧为何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去西域取经呢？有文道：一次，他在化生寺讲经，一老僧进寺，捧着袈裟锡仗，宣称识宝者分文不取，不识宝者重金不卖。唐僧穿上袈裟，金光闪闪，神采奕奕。老僧说：“你宣扬大法，又有德有行，理当奉送。”又问：“方才你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能讲授大乘教法？”玄奘回道：“如今大唐僧众只知小乘教法，且有诸多谬误困惑，更不知大乘教如何。”老僧曰：“小乘教只可混俗和光，大乘教能超亡者升天，度难人脱苦。”唐僧问：“哪里有大乘教？”老僧说：“在西天大雷音寺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唐僧说：“既然如此，我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老僧说：“路途遥远，且有虎豹妖魔，怕是性命难保。”唐僧坚定地说：“我发宏誓大愿，不得真经，誓不回还！”其实，那位卖袈裟锡仗的老僧是佛祖装扮的。他要试试唐僧有没有坚韧执着的心劲儿。

虽说这是传说。但《西游记》确是以陈玄奘（602 - 664）西域取经的真实史实为原型，当时玄奘也认为大唐的佛教有许多谬误和困惑，发誓要求取真经，弘扬真法，解救民众。所以取经回来的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以及宋话本、元杂剧、明宝卷等，都成了吴承恩创作的素材。明代通俗文学繁荣，白话小说兴起，为他借鉴章回体结构，采用市井语言风格和神魔故事创想构建小说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话说唐僧行至五行山下，遇见压在那儿的孙悟空，解救了他，并收为徒，给他起了个诨名“行者”；见他顽劣任性，在佛祖授意下，在他头上戴了一道紧箍，不听话时，就念咒语，悟空头痛难忍，便会老实许多。

在高老庄，碰见老猪强娶民女，被悟空戏耍教训一番；老猪法号“悟能”，但嗜荤懒惰，唐僧送他别号“八戒”，望他戒除俗习，拉回正道，加入取经队伍。

三人行至流沙河，遇见满面胡须的河妖，打斗一番，方知乃是“悟净”和尚，也就是沙僧。至此，西行取经队伍正式组成，你挑着担，他牵着马，坎坎坷坷、风雨兼程，一路西行而去。

吴承恩生活的那个时代，三教合流的背景与文化环境，深深影响了他。佛教的因果轮回、道教的炼丹修仙、儒学的忠君孝悌乃至天庭体系，都在书中有所体现。但吴承恩并未被宗教框架束缚，反而以戏谑笔法解构神圣，借神魔故事展现人性。书中妖怪的贪婪、神仙的虚伪、取经团队的内部矛盾等情节，映射出人性的弱点；取经之路象征着克服心魔的修行过程，悟空降“六贼”，体现了阳明心学“致良知”的思想；悟空从大闹天宫到皈依佛教，暗含着知识分子对现实从反抗到妥协的心路历程。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下，《西游记》的诞生似乎也具有某种必然性。吴承恩怀才不遇、仕途失意，愤世嫉俗的际遇，使其必然对社会现实产生深思和批判意识，并将这种情感思想投射到作品中。孙悟空大闹天宫，象征着对权威神灵的反抗；唐僧取经路上“有背景的妖怪皆被救走”，是对天庭官僚体系的讥讽；玉帝昏聩、神仙徇私等情节，则影射了官场的黑暗现实。

吴承恩曾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这正是他的修为与高明之处。若只是讲述神魔妖怪打斗的搞笑故事，必然难以传世，《西游记》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其一，虽写神魔妖怪，却让读者倍感真实。将妖魔鬼怪的物性、人性、神性融为一体。猴子的聪敏、蜘蛛吐丝、鱼精善水，是“物性”；有七情六欲的妖魔鬼怪，具有“人性”特征；变幻莫测、神奇无比的人物，则体现了“神性”。小说在“真”与“幻”、人与神之间转换，增添了趣味性、可读性。

其二，人物形象鲜明可信。悟空机敏勇敢、嫉恶如仇、忠诚担当，但也沾染些江湖习气，急躁自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又功力高强，让人既担心又信赖；八戒相貌丑陋，好色贪吃，占小便宜，却憨厚坦率、正直幽默，危急时刻也能挺身而出，真实可爱；‌沙僧忠厚稳重、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却缺乏主见、随大流，依附性强。

其三，小说中用了许多戏言细节，强化了喜剧色彩与幽默氛围。如悟空的“一毛不拔”，八戒爱说大话等情节，令人忍俊不禁；既有辛辣讽刺，也对世态剖析，这些精妙的细节为小说增色不少。

以前读《西游记》，常遇到一些词语不知所云，只能靠前后文揣测含义。这是因为吴承恩在创作时大量运用了淮安方言、土话、俚语。比如“家去”意为归家；“务脚”表示暖足；“骨冗”形容物体不停地动，如唐僧与八戒喝了子母河水后，“肚子骨冗骨冗地动”；“怪道”、“怪不道”是“难怪”的意思；“汤”和“搪”都有“碰上”和“抓住”的意思；“沃”在淮安方言中读音特殊，意为将某物按进水中或溺水而亡 。在那个既未普及普通话，也没规范词汇应用的年代，吴承恩用白话创作小说本就难能可贵，还融入大量淮安语汇，不仅有助于质感表达，使作品更加生动，贴近生活，让江淮一带的读者倍感亲切，也丰富了小说语言，更为研究其作品及确认作者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西游记》的成书与流传历经了漫长岁月。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完成初稿；隆庆四年（1570年），他从蕲州荆王府回乡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续写修订中；万历元年（1573年），终于完成书稿，那时他已六十九岁。

吴承恩以个人际遇为底色，融合时代批判、宗教寓言与民间智慧，表面写神魔争斗，内核却是对人性、权力与信仰的深刻反思，将零散的取经故事升华为一部充满隐喻的东方史诗，其魅力跨越时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生命力的作品之一。

回望吴承恩创作的历程，开笔时他已人过中年，完稿时已近古稀之年，却创造了一个如此神奇迷幻的世界，童话般的幻境、亦人亦神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稀奇古怪的妖魔，乃至法宝武器、自然山水，皆极尽幻化之能事，在古今小说中独树一帜，既源于史实和现实生活，又折射世态人情，易于理解，深受喜爱。他就是在“悟园”、“射阳簃”获取的灵感和想象力吗？真是个迷。

吴承恩约在万历十年离世，现存最早刊本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那上面并未署作者名。经清代学者依据天启《淮安府志》等史料考证，认定此书作者为射阳山人吴承恩，20世纪，鲁迅、胡适等人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结论。

忽然想到，吴承恩的人生及《西游记》的际遇，与我家乡的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颇为相似。二人皆仕途坎坷，在家乡潜心著述，离世多年后作品才广为人知，却都成为旷世奇作，在中西方流传至今，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

在故居游观时，我与朋友们走散，独自绕了些路才找到出口。出来时，友人彦诚递给我一枚镂刻施彩镀金圆形纪念章，是他在吴宅商店买的。章的正面，孙行者着黄衣红帽，脖颈系着蓝黑领巾，手执金箍棒，圆眼紧盯前方，几只硕大的蟠桃鲜艳夺目地挂在枝头，身后高山耸立，祥云缭绕，方寸之间，西天取经的故事跃然其上；章的背面则是身着长衫、手持书卷、临风伫立的吴承恩像，全然金色。我摩挲着上面凹凸的纹路，忽觉掌心发热——我与悟空同属申猴，莫非在这“射阳簃”中，与行者和承恩大师冥冥之中续上了缘分？我满心欢喜地攥着那枚亮晃晃的纪念章，跳上车，与朋友们一同踏上了返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