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豆腐脑

绵羊

那碗豆腐脑

杨惠卿

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孩子不上学，我们起得晚了些。起床后，孩子嚷着想吃豆腐脑配油条，我便下楼买了两碗豆腐脑和几根油条回来。吃着碗里滑嫩的豆腐脑，浇着酱油、醋和辣椒，舌尖的滋味忽然勾起了我记忆深处的画面——那是我第一次喝豆腐脑的情景。

小时候，村里人并不常吃豆腐脑。想吃豆腐的人，多半得厚着脸皮，趁豆腐师傅点豆腐时讨一碗半成品的“豆腐块子”——连浆带水，囫囵吞下。那味道寡淡，和如今的豆腐脑天差地别，更别提什么调料了。

我家四舅耿泽是做豆腐的。我早听说豆腐脑鲜美，却从未尝过。那天，我鼓起勇气对姥爷说：“我想喝碗豆腐脑。”姥爷二话没说，转头对四舅道：“孩子想尝尝，给他舀一碗。”四舅没吭声，我便蹲在豆腐房的炕头上，眼巴巴看着他忙活。

做豆腐是门技术活，也是苦力活。头天晚上泡好的黑豆，天不亮就得用石磨磨成浆。四舅推着磨盘，一转就是两三个钟头，汗水顺着脖颈往下淌。磨好的豆浆倒进一口特制的大锅——锅沿砌着砖，抹了石灰防漏——架火熬煮。浆水滚沸后，得用细布袋过滤豆渣。四舅胳膊绷紧，一袋接一袋地揉挤，直到滤出纯净的豆奶。豆渣廉价卖给养猪的人家，穷苦些的，拌上粮食也能充饥。

点豆腐是最关键的步骤。发酵好的浆水一勺勺浇进翻滚的豆奶里，锅中的混沌渐渐澄澈，乳白的絮状物聚成云朵般的块儿。那天我却运气不好——四舅倒了半瓮浆水，豆腐却迟迟不凝。他急得满头大汗，跑上跑下舀来腌菜缸里的盐水，一盆接一盆地往锅里泼。背心湿透了，拧一把，汗水“唰”地泼湿了门槛。我缩在炕角，既怕喝不上豆腐脑，更怕四舅这一锅豆腐废了。最终，豆腐勉强成型，我却悄悄溜走了。

四五天后，四舅突然喊我进豆腐房，递来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脑。我捧着碗，喉头发紧——那天的狼狈历历在目：他拧背心时甩出的汗珠子，锅里迟迟不结的豆花……原来，一碗平凡的豆腐脑背后，藏着多少不易。

后来我吃过无数碗豆腐脑，甚至一度拿它当早餐标配。可四舅那碗，始终烙在记忆里，连着他佝偻的背、拧汗水的声响，和那一声无人回应的叹息。

四舅命苦。他年轻时在大同煤矿当工人，本有个好前程。村里有个离了婚的女人和他相好，让他回村等着。他真辞了工作回来，谁知那女人的前夫立了规矩：“嫁谁都行，就是不准嫁耿泽。”四舅就这么蹉跎了一生，再没成家。

他勤快，挖煤、做豆腐、开油坊，攒下不少养老钱。“人得趁年轻攒钱，老了才不愁。”他常这么说。可钱终究不能当饭吃。晚年时，侄辈们常来照应，替他挑水做饭，算是给这孤寂的人生添了些暖意。

四舅的一生，是那个时代的剪影。若搁在如今，他或许能娶心爱的女人，儿孙绕膝。可命运偏偏让他活成了“忍”字的化身——生时四柱八字皆占“忍”，一辈子也真就这么忍过来了。

如今，每当我舀起一勺豆腐脑，总想起四舅被汗水浸透的旧背心。那碗豆腐脑的滋味，早和岁月一样，酿成了化不开的咸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