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的声威哪里来——话说元代诸暨县官

陈牮

许多人对元代没啥好印象，认为是落后民族入侵，必然导致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倒退。有没有？当然有，当年宋室偏安一隅时，“金朝治下的北方政治，崇尚暴力，强调服从，走向了野蛮化、残暴化”（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元朝也不例外。如实施“驱口制”（类似农牧制）、一度废止科举至、民族之间的等级制等等。但如果说这是全方位，尤其是全周期的走低，就显失公允了。一言可以蔽之：这是文化不自信。

我们文化的同化力太强了。

读光绪志《名宦传》元代部分，在处置官与民的关系上，可以说与宋代如出一辙。如至元间令冯翼（元贞元年也就是公元1295年升县为州，即知州事），“乡胥有舞文增税者，悉厘正之”。当时老百信对山地课以重税很有意见，宁可抛荒也不愿种植，冯翼马上想办法免了此税。此外，“又奏罢采金之役”。大德间知州于九思，因为上司得知诸暨产水晶砂金，要求调集民工去开采，“九思力陈无产状，遂罢其役”。柯谦，只是一名州判（大概也就一副职），见“赋役有困民者，力争于上而除之”。还有大家相对熟悉的义乌人黄溍，也是州判，“巡海官舸例以三年一新，费出于官，而责足于民”，就是说，巡检司的官船三年更新一次，表面上是财政拨款，实际都是从老百信那里搜刮而来的，更可恶的是，“有余则总其事者私焉”，多收少支，剩余部分就成了负责此事的个人所得。“溍樽节浮蠹，以余钱还民，欢呼而去”，黄州判对这种乱收费行为进行整顿，将余钱还给了老百信，他们能不开心吗？

也是黄溍，写过一篇文章，至今读来，仍有嚼头。这篇文章是知州杨也速答儿离任时写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示对其表示认可。文曰：“仕焉者往往惮其俗险而不易治，务出声威以临之。”俗险无非是说诸暨人尚义、好斗。有个成语叫不怒自威，可有人却以为治诸暨这样的地方，应该板着脸、拿着棍，动辄演一回凶神恶煞，结果自然是“恩意日益薄”。用今天的话说，你基本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是党和政府良好作风的展示窗口，谁让你与人民群众对立了？在黄氏看来，此乃“由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也”，在这些人眼里，诸暨人性不好，其实是自己治理方式错了。不信？“异时之贤守，有为之树碑者，有为之立祠者，好德之心，何尝一日亡？”不仅如此，“况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才学显，或处而以尚义称，俗岂不美？”结论是“治之岂诚不易哉？特患为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杨也速答儿就是这样一位成功的治理者，“居之三岁，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娆（意同扰），而与之相安于无事”。

话说回来，封建王朝的制度缺陷，始终无法将基层官员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哪朝哪代都不乏丑陋的“官场现形记”。但也不能忘记，基层官员多是层层选拔出来的社会精英，儒家的民本思想在许多人身上是根深蒂固的，江山代有贤守出，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