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黄河人的治黄故事——回忆三门峡工程截流 作者 王英先 转发 黄河魂

黄河魂

原三门峡工程截流指挥部成员—王英先

　　三门峡截流是在超设计流量一倍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三门峡截流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我这里概括地谈一下。《三门峡水利枢纽截流工程》一书的《前言》是我亲笔写的，在当时情况下，考虑中苏两国关系，有些问题不便在书中指出，现在可以做些补充说明。根据列宁格勒设计分院的意见，选定1958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为截流最适宜时间，并拟定1000个流量（立方米每秒）作为设计流量，截流抛投物以此来准备。截流工程一直是在工程局党委领导下，由谢辉同志分工主管的。没想到那年黄河是个丰水年，到11月16日流量仍在2000立方米每秒以上，而且降势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是否按期进行截流意见分歧。苏联专家组提出要同工程局党委谈话，而我们正要听听不同的意见。谈话开始，专家组组长康年柯夫说：“在当前情况下进行截流是不堪设想的，也是不会成功的，只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浪费。那么怎么办呢?一是延期进行截流；二是如果延期后仍达不到设计流量，那只好待到明年枯水期再进行截流。这是我们的意见，请工程局采纳。”局长、党委书记张海峰同志和副局长谢辉同志先后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也反复考虑过了。在这种情况下截流会冒风险，但再向后拖的话，黄河就会出现漂冰，冰块冲在围堰里，围堰质量会受影响；同时在结冰情况下，基坑抽水会遇到困难。苏联专家坚持他们的意见，张海峰同志说我们研究一下，再做答复。局截流指挥部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当时我们内部意见也不尽一致，有的主张按专家意见办，有的主张再拖一下看。谢辉同志提了个意见，我们先进行截流演习，如能进占的话，就干下去，否则即停下来。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并转告苏联专家组。11月17日8时，张海峰、谢辉同志在鬼门岛上召集参加截流的干部、技术人员以及经过挑选的熟练工人，进行截流动员。与会人员听说进行演习，个个干劲倍增，士气高昂。9时以后演习开始，这天进占了2米。18日3个班共进占5米，总长度为7米。19日进占4.6米。3天总进占11.6米，每日抛投物达6900立方米，强度相当原设计强度的2.4倍。参加截流的全体职工士气愈发旺盛，党委分析了情况之后，做出了一鼓作气转入正式截流的决议。

但随着进占，流速更快了，落差更大了，因此，截流的难度也增大了。到第三天，情况陡然逆转，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截流的人员，在现场观看的已是寥寥无几了，往日的人山人海场面不见了，参加截流的工人也失去信心，行动缓慢。这时苏联专家提议，要在史家滩礼堂作截流报告，希望有关人员参加。我们按专家的建议，立刻发出了通知，还希望外地参观截流的人员也参加。22日，截流照常进行，我7时30分到了工地。清晨，峡谷里阴森森的，并带有寒意。同志们告诉我，这一夜进占了4米，但又被洪水打退了3米，现在还在塌方。是的，黄河在进行反扑，它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只听到河水的吼声和一阵阵塌方声。依我看，第一班干得也不错，前进了4米，即便倒退了3米，还是有成绩的。但是，当时的形势是不进则退，必须组织一次更强大的进攻。我把第二班的所有人员召集起来，共同研究，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把汽车编成三排，第一排汽车装载3至5吨大块石、铅丝笼和四面体，第二排汽车装中石，第三排汽车装碎石和土料。大家还提出要加快抛投速度和倒车速度，当第一排汽车投下的四面体、铅丝笼、大块石露出水面后，第二排汽车马上抛投中石，把水下的料压住，然后第三排汽车投放碎石和土料，并用推土机推平、压实、扩宽。不多时，三排汽车排成长蛇阵，哨子一吹，汽车飞快跑去，一场决战开始了。这时只听到“通通”的击水声和“嘟嘟”的哨子声，如此循环前进，不到半小时，就前进了1米。这时士气大振，汽车司机倒车的速度加快了，在指挥旗的指挥下，司机从车窗探出头来望着抛投点，哨一吹，旗子向下一点，汽车停下来，马上向河中投放石块，接着又飞快开走了。推土机不时地在空挡中跑来跑去。整个工地，只听到哨声、击水声和黄河的咆哮。10点左右前进了7米多，其中包括第一班倒退的3米。值班的同志打电话告诉张海峰同志：“前进了7米多!”这时右岸礼堂的大会已经开始了。那里坐满了听报告的人，专家组长康年柯夫正在讲话。张海峰同志看到电话记录后，高兴地站起来说：“报告大家一个消息，两个小时进占了7米多。”人们“哄”的一声站起来，争先恐后地向工地急奔，苏联专家也坐上奔驰小轿车赶往工地。工地上又是人山人海了。张海峰和谢辉同志向大家作了一番鼓励，工人的情绪更加高涨，但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第二班的工人坚决不下班，要求一鼓作气地把第一期截流任务拿下来。我问谢辉同志：“你看怎么办?”谢辉同志笑了一下说：“不能挫伤工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干下去。再说第三班的指挥和人员也要熟悉一下施工方法。”当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四面体已经露出水面。我说：“老谢! 工人劳动太紧张了，再不收班，怕疲劳过度，会出事故的。”谢辉同志把皮大衣一脱说：“好! 我来最后收拾它!”到夜里10点就合龙了。谢辉同志把加高加宽戗堤的任务布置后回去了，继续深思第二期截流该怎样进行。遗憾的是，这场恶战的场面，没有把它拍摄下来，因为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同志，到大安料场去拍摄了。

专家组和局截流指挥部，都在研究第二期截流方案。11月23日在史家滩小会议室里开会，按惯例先请苏联专家发言。苏联专家组、张海峰同志、水电部部长助理郝执斋坐在西厢沙发上，谢辉和我及其他局领导坐在东厢沙发上，截流指挥部的几个组的负责人坐在南厢，北面墙上挂着专家提出的截流示意图。张海峰同志是个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的人，他谦虚地说：“请专家组的同志发言吧!”康年柯夫走到示意图前，手拿指挥棍指着上轴线说：“经我们研究，我们同意上轴线。”他转身环顾了一下，见与会的人都流露出惊奇的眼光，便说道：“我们之所以推荐上轴线，是因为轴线短，而水流平缓，所以很快就可以截住。”康年柯夫还指着黄色的中线说：“这条线是我们共同研究确定的，但为什么修改呢?因为经我们研究比较，它不如上轴线条件优越。”康年柯夫再转身看一下听众，又指着下轴线，那是一条绿线。他说：“这条线绝不可取，因为戗堤轴线长，水流急，我们认为难度大，作为废案。为便于比较，所以列了3条轴线，请同志们研究。”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但每个人心里却不平静，都在沉思、比较。谢辉同志准备“放炮”,他小声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小声对着他耳朵说：“我看了地形图，上轴线是个深槽，下轴线是我们自己挖的，深浅我们最清楚。先让大家谈谈吧，领导出面会使双方关系紧张。”谢辉同志说：“我早就主张下轴线，是我们亲手挖的嘛。”张省吾同志发言说：“中线是我们共同研究的，并在合龙时做了预制混凝土爆破体及在神门岛进行定向爆破，两炮定乾坤，合龙就完成了。如果这样变动，不但使这一新技术流产，还会造成极大的浪费，我建议仍按原方案办。”我国水利专家、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胡桢也发言说：“这个变动真有点莫名其妙，我不同意作新的变动。”谢辉同志平时说话嗓门大，记得在人门岛石方开挖时，因为没有完成月计划，他把开挖大队的总支书记和一名工程师叫去，大吼一声惊得那位工程师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这时他站起来说：“上轴线是个深槽，为什么让我们向深坑里跳?下轴线是我们亲手挖的，它的深浅我们最明白，我主张下轴线，那才是一条红线。”他的发言把中苏专家都镇住了。张海峰同志笑眯眯地说：“大家还有什么意见?”隔了一会儿，见没人发言，他果断地说：“是不是就这样定了，我说明一下，苏联专家提出三个轴线是好的，他们作了认真的研究和比较，如果没有三个方案，也不会引出下轴线这个方案来。如果没有意见的话，争取在11月23日准备好之后，就开始第二期截流。”张海峰同志不但会使用干部，更会团结同志。他在离开三门峡时，苏联专家组也给予很高评价。方案定了之后，谢辉同志和我同乘一辆车到了工地。这样，他马上召开生产会议，把第二期截流作了安排，我在会议上做了动员。1958年11月23日10点半就开始第二期截流了。神门岛有个单薄断面石体，在那里挖了一个缺口，这就是泄洪道。在泄流道上抢修了一个拱石栅，我就说道：“先向拱石栅上扔一块四面体，只要拱石栅挺得住不遭到破坏，就说明我们截流会成功的。”不多时，大玛斯拉着15吨重的四面体来了。我指定方向说：“向那里投!”只听“轰”的一声，四面体落在急流中，不见了，但它上面漂着的浮标直奔拱石栅而去，只听到闷闷的声响，那拱石栅晃动了几下，稳稳地站住了。这时神门岛上的人群发出一阵阵掌声和叫好声。探照灯把龙口、戗堤照得通明，那一车接一车的石料向泄洪道倾泻……到24日零点，共投抛了39块四面体，3至5吨重的大块石55块，铅丝笼37个，这时黄河流量还有1720立方米每秒。25日零点，我又去接齐文川同志的班。这一班是进行决战。我开始估计比较顺利，哪想到，炸倒在神门河里的预制爆破体不但没起好作用，反而起了挑水坝的作用，把水的流向改变了。那抛投物不按人的意志就位，致使12.7米长的龙口，用了差不多6个小时才合龙。著名记者、作家华山同志，自截流开始，一直没离开工地。这时他走上来，向大家表示祝贺说：“你们的任务完成了，祝贺你们!现在轮到我去做文章了。”张海峰同志从神门岛上下来，踏着石头到了彼岸，轻轻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英先!我们总算把黄河治服了。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的庆功会你就不用参加了。

三门峡截流的成功，大大激励了职工们的积极性。局党委根据当时情况，研究决定1959年浇筑混凝土100万立方米，提前一年实现部分拦洪。这个决定在工程局党代会上通过后，进一步激发了全局职工的干劲，1959年实际浇筑了103.8万立方米混凝土，如果不受骨料和模板制作的限制，还可能多浇一些。三门峡大坝自正式开工起，仅用了三年半时间就具有现在的规模了（不包括改建工程）。“文化大革命”中，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当我汇报了在东阿境内黄河形成了冰坝，三门峡已下闸时，当时的副总理谢富治竟然提出：“三门峡工程不是失败了吗?”敬爱的周总理说：“三门峡施工是好的，现在仍有较大的效益。”现在就用总理这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来结束我这篇不成熟的文章。

（本文作者王英先，1920年生，河北栾城人。1956年至1960年任三门峡工程局筑坝二分局党委书记，三门峡工程局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曾任水电总局副局长、水电部副部长等职。）

转发者后记 三门峡工程截流真是惊心动魄！充分展现了老一代黄河人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的路上不断奋勇向前！

王英先的这篇文章被收录在河南省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类书《黄河记忆》里。

我是1969年从部队退伍到三门峡大坝的，当时大坝已经建成，我听师傅讲了三门峡大坝工程截流的壮观场景，截流石是四面体，每个15吨重，由苏联支援的大型自卸货车太土拉装运，司机大都是抗美援朝退伍来的汽车兵，这些汽车兵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驾驶技术非常娴熟，他们曾在朝鲜战场上冒着敌机的轰炸运送物资，和美国飞机斗智斗勇。在截流指挥部的精心按排下，几百辆汽车在料场装上石料，疾驶到截流现场，又排队按照指挥，在最短的时间内，倒车，卸车投料，开走，在截流这几天，一天24小时三班倒，每个司机在当班都要往返多次，这一系列操作如行云流水，那么多车，没有抛锚，没有剐蹭，都能按指挥准确投料，向黄河投掷了比设计值多2.4倍的料石，这就是一场向黄河宣战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周密的设计组织安排，没有汽车司机等施工机械操作人员的娴熟的驾驶技术是根本不可能胜利的！这场战争的结果宣告：黄河被治服了！

15吨重的四面体截流石

各级领导在三门峡工程截流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