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生同志发言

心画

　　我原是侨居澳大利亚华侨，1928年回中国，1929年考入中大附中。时正值张发奎、陈济棠军阀混战，我住在和张发奎有关系的黄明棠的学生旅舍，陈济棠抄黄明棠家时，把我误抓去了，在监狱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出来。

1930年我开始知道有中国共产党，思想上产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31年复学后，有许多进步的新同学，大家谈起想找党的关系，但没找到。那时我们组织了“读书会”、“惠阳同乡会”，我当同乡会主席。“九·一八”事变时，我们搞了一段宣传活动，接着又是“一二·九”运动。我那时与钱兴同志是最好的朋友，他动员我参加王均予领导的“中国青年同盟”，他说“中青”的负责人是共产党员，但现在没有党的关系。于是我在石牌农场的蔗园里参加了“中青”。我在附中毕业后，进入了中大教育系。“一二·九”运动后，我离开了中大，因为国民党政府通缉，另外王均予说我没有得到他的指示就去打教育厅，违反了组织纪律停止了我及中大“中青”支部七个人的组织生活。

后我到了香港的进步团体“余闲乐社”，其负责人给我两个工作，一编个刊物，二去“九华径”学校教书。不久，负责人找我谈话，给我一封信，信自称是共产党写的，署名“海总”，从上海寄来。我把信抄下，马上到广州给钱兴看。我们当时认为共产党不大相信知识分子，要去做工才行。36年上半年，我进入“日本皇后”号轮船当海员，来往于上海、香港、日本、美洲等地，我同船员同乡组织了“惠坪乐社”，演戏搞些钱，买药买书籍。搞了“一水”后，第“二水”时丘金从上海来了，他通过曾寿隆找到我，我与丘、曾三人到了上海开会，我问丘金有无组织关系，丘说没有。当时我曾在日本接到钱兴来信，说我可回中大，王均予已到北方恢复了组织关系，我们都可以参党了。于是我对丘金说，既然你无组织关系，我回广州可以找到组织关系，丘金说那好哇。于是丘和我定好，他写了介绍信，把香港的人交给我领导。我回港后，于1936年9月到广州，10月参加了中共。

我回港后把丘的信给大家看，并召集了会议，那时丘还无党的关系，只有“海总”的关系。我在广州参党后也参加了市委，王均予负责，我对王说，我在香港有海员的关系，王马上批准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香港南委，受老孔领导（薛尚实有三个名字，老孔、老杨是他的假名）。但南、市委纠纷我不清楚。

不久丘金从上海回来，我把他介绍给了南委，大约36年11月南委恢复了丘的关系。接着成立了中共海员工作委员会，丘金为书记，我是组织委员，叶盘生为宣传委员。

海员工作委员会与香港市委是平行的，实际上是中央海员组织，其活动范围很大，吸收全世界的海员，船号十大“总统”，四个“皇后”，荷兰、印尼都有。

海员工会几个月发展到一万多人，后被香港政府封了。那时张文彬同志来了，认为海员工会过左，把丘金调到延安去了。

1938年10月，日寇在大亚湾登陆。10月12日，廖承志找我和香港市委负责人吴有恒商量（当时只有我们三人在场），说鬼子登陆了，你们要回去打游击，你俩谁回去?吴有恒和我都说去，后因我是东江人，熟悉东江情况，会客家话，吴又要负责市委，廖公就决定我回去。谈话前几天已有所准备。决定后，市委、海委组织了几十人，于24号回到坪山。情况就是这样，不像《广东党史大事记》说得那样复杂。实际上是廖承志召集香港市委、海委会议在先，东南特委成立在后，并不是东南特委派我们回去。另外叶汉生是由地方派到香港带我们回惠阳的，《大事记》也弄错为被派回去。

回坪山后，成立了惠宝工委，我任书记，周伯鳴为宣传部长，谢鹤筹为组织部长。

但要说清楚，我们这支游击队是属廖承志组织领导的，地方上我们也服从东南特委领导，但指导军队则是廖承志。刚搞起游击队，廖马上给了我们一部电台与中央联系，并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训练电台人员。以后每个时期的工作，都是廖公指导，后来廖公从香港撤退，电台留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