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活跃在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游击队

心画

　　1938年秋，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当时，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开展华南游击战争。”广东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广州沦陷之后，先后派遣一批同志到沦陷区，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和发展抗日游击队伍，开展敌后的武装斗争。据此，中区特委便把工作重点放在珠江敌后。

珠江三角洲是广东著名的鱼米之乡，人丰物阜，商品经济也比较发达。可是，如此一个富庶之地，在日伪顽的蹂躏下，却变成了一个昏天黑地、民不聊生的悲惨世界。那时候，日寇松川师团的主力虽然龟缩在大中城市和一些县城，但却经常派出一两个中队到附近的乡村圩镇去作恶。日寇“以华制华”政策扶植起来的大汉奸李塱溪，也在番禺市桥成立伪政权，组织伪联防队、“和平救国军”等反动武装。此外，还有打着各种各样旗号的“抗日”武装队伍。例如打着国民党游击队旗号的就有李福林、袁带、林小亚等地主恶霸武装集团，还有各地崛起的五花八门的“大天二”武装。这些所谓“抗日”的武装队伍，其实是一伙割踞地盘、各霸一方的“草头王”。他们见到日寇就跑，专营走私贩私，开设烟赌间，遍设关卡强收买路钱（称为“收行水”），勒收禾标（即一亩田收若干元的所谓农业税），任意摊派各种苛捐杂税。珠江三角洲的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这一带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还很弱小，只有林锵云同志建立的，直接由南顺县委领导的一支只有十几条枪，二三十人的抗日游击中队（即顺德游击队），和一支接受我党领导的吴勤当司令的有二三百人的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

中共广东省委为了进一步加强沦陷区的工作，发展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游击战争，指示中区特委把一些主要干部调到敌后沦陷区去搞武装斗争。当时，冯扬武原是中区特委的委员、武装部长，后调任中共新会县委书记。1940年10月中旬，特委罗范群和林锵云两同志来到冯扬武处，向他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并要冯扬武同他们一道到珠江三角洲去，加强沦陷区的工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冯扬武本是党的一名军事干部，接这个新的任务正合他的心愿。他当即把县委的工作交给县委何克中同志。随后，便同林、罗二人一起出发，路经鹤山沙坪，与中央调来广东的谢斌、谢立全同志汇合，一同前往顺德县西海乡。他们到达西海的涌口村后，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在罗范群同志的主持下，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县委，统一领导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游击战争。为了巩固、发展吴勤领导的广游二支队，使它成为一支直接由我党领导的真正的人民抗日武装，中心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决定派谢立全同志到广游二支队去当教官，谢斌同志去当参谋长，派冯扬武去广游二支队的主力部队——独立第一大队（又称刘登大队）当副大队长；同时还决定把原属南顺县委直接领导的林锵云中队（即顺德中队）编入吴勤的部队，成为广游二支队独立第一中队，由林锵云同志担任中队长，以利于影响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壮大吴勤的部队。

广游二支队的由来是怎样的呢?这要从二支队司令员吴勤说起。吴勤的先祖是广东东莞县人，吴的父亲因家贫迁居南海佛山南浦乡。1921年，南浦乡大桥头开设了一间鸿盛武馆，先后请陈盛、钱维方做教头，吴勤参加武馆学习武功。同时，吴勤还在普君圩做巡逻，以维持地方治安。

1924年8月，广州农民讲习所招生，吴勤及其胞弟吴俭本和同宗的吴成就、吴锡林、吴沛洪、梁恒等到农讲所学习。讲课老师有：周恩来、鲍罗廷、彭湃、罗倚园等，谭平山、罗倚园讲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党纲、党章、什么人可以入党、入党手续等，并问大家谁愿意参加党。吴勤和吴俭本、吴成就、吴锡林、吴锦洪、梁恒等一齐举手要求入党。农讲所的党组织接受了他们的入党要求，并发了党证。在农讲所学习两个多月后，农讲所送吴勤等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在黄埔军校学习两个多月结业后，回到广州。这时廖仲凯担任广东省工农部长。廖和彭湃、罗倚园叫吴勤等回佛山搞农民运动，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吴勤等回佛山后，在南浦乡、水边、谢围、山紫、乐安、雷岗等乡成立乡农协，不久又成立了南海四区农民协会，吴勤被选为会长。以后廖仲凯先生委派吴勤为省农协特派员，负责南海、顺德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吴勤流亡海外，因而失掉党的组织关系。“七七”芦沟桥的枪声，极要求抗日爱国的青年抗先队员和农民，激发了吴勤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感情，为了抗日救国，他毅然从海外归来，向国民党请缨，但国民党政府只给他一个省参议员的衔头，并无实职。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第二天，吴勤救国心切，回到南海崇示乡，组织起一支来自南海、佛山等地的五六十人的抗日义勇队，在广州、佛山、番禺一带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打击日本侵略军。在广州失陷十多天后，吴勤亲自率领义勇队在南海夏浩河面伏击日本侵略军两艘运输船，击毙日军十多名，缴获长短枪十多支、面粉数百包，打响了珠江三角洲敌后抗日的第一枪。不久，义勇队又在广三铁路小塘车站，破坏了敌人的交通，阻延了敌人的行动，义勇队的两次胜利，激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加了群众抗日的信心，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群众对吴表示热烈的拥护。而国民党当局——原国民党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则不战而退，逃到西江四会、广宁一带，组织一个西江八属总指挥部。曾养甫为了挽回他不战而逃，失去人心的面子，企图利用二支队的战功，捞取政治资本，便委任吴勤为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但是他没有给二支队一人一枪一弹。而吴勤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知要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因此，他通过旧关系，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同志。吴勤把他回国抗日救国的经过向廖汇报，要求党对他的部队给予支持，并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要求党派党员干部帮助他部队组建。廖承志与吴勤是世交，深知吴勤的为人。廖承志对吴的爱国热情和抗战救国的行动表示赞赏，并给予支持，介绍他到韶关会见省委书记张文彬。省委据据中央和廖承志的指示，除帮助吴勤解决一部分枪枝弹药外，还派刘向东到吴勤部队任政治部主任，严尚民为司令部机要秘书，叶向荣为秘书。同时派去了一批连排干部，并吸收了一批积极要求抗日爱国的青年抗先队员和农民，充实他的基干队伍。这样吴勤就直接掌握有三个独立大队。严尚民、刘向东到二支队以后，在连队设政训员，并在连队建立党支部。1939年初，刘向东去韶关向省委汇报二支队情况。省委指示中山县委，派共产党员黄柳言、吴德学、陈侠光、张日清等去广游二支队工作。刘向东回二支队后，向吴勤汇报，并传达了廖承志和张文彬的指示。经党支部研究，吴勤同意把二支队的直属队带到石冲冲边整训。

在整训中，清除了一些不纯分子，同时动员了大良镇的失业工人陈德胜等八人入伍，吸收了中山九区贫苦农民黄开等二十多人参加部队。这时直属队经过整编，已发展到八十多人，编为一个中队。吴勤司令任命陈恒才为中队长，李少松为中队副，黄柳言为政训员。整训后的直属中队，政治素质、军事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真正的抗日武装。因而在1939年3月日寇第二次入侵顺德大良时，该队在保卫顺德大良镇的战斗中，英勇善战，打败了日本侵略军。这样，广游二支队名声大振，加上吴勤在南顺一带群众的威信颇高，因此，很多地方武装、大天二武装、草头王等，都想挂上广游二支队的旗号，纷纷要求加入二支队。吴勤按照党的抗日统战政策，扩大抗日力量，实行“来者不拒”，一下子就收编了十几个大队，二十四个独立中队，使许多不纯分子乘机混了进来。随着形势的发展，矛盾不断暴露和加深。国民党顽固派本想利用吴勤，但看到吴的力量发展这样快、这样大，又害怕起来，因而千方百计企图瓦解二支队。初则利用二支队副司令史文坚以监视吴勤，后又派反共分子散布流言蜚语，瓦解二支队，使部队逐渐分化。吴勤为了纯洁部队，把一些对人民敲榨勒索的部队，如史文坚、史冠英大队等开除出二支队，最后，只剩下何端和刘登两个大队吴勤还能够指挥。而在这两个大队的内部，也酝酿着一股很大的离心力。冯扬武正是在这样极其复杂和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受命到刘登大队去。

刘登是怎样一个人，他的部队情况又如何呢?

刘登是南海紫洞乡人，他崇拜吴勤。当史文坚把二支队拉走时，刘登极力说服史文坚把二支队的部队拉回来。刘在这件事上有功。因此，得到吴勤的信任，被委任为独立第一大队大队长，但他无心抗日，热心于投机走私。因此，我们党曾通过吴勤，派去张戎生、郭彪、肖强、马启元、林枫、李少松等一批党员干部到这个大队工作。张戎生到刘登大队任副大队长之后，却忘记了党交给他的使命，千方百计投刘登之所好，走私、贩毒，开设嫖赌馆。并鼓励刘登把部队拉出去干那走私、勒收行水的勾当，最后发展到拒不执行吴勤的命令，脱离吴勤，把部队拉去南海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三洲古劳去驻防，把第一大队改变为国民党的国民兵团。张戎生的叛卖面目暴露后，党组织曾对他多次进行严厉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张戎生却执迷不悟。中心县委最后只好把他开除出党，并通过吴勤把他调走。（张戎生虽然离开部队，但他始终留在刘登身边，在有材料证明张是余汉谋派到二支队进行反革命活动，瓦解二支队和暗杀主要干部。）以后便派冯扬武到刘登大队去担任副大队长。

1940年10月间，冯扬武带着吴勤的命令，和刘向东一起到古坝去见刘登。刘登是靠吴勤起家的，他见冯扬武是吴勤直接派来的人，表示欢迎。经过一番交谈之后，他知道冯是行伍出身，懂军事，会带兵，所以也很乐意有他这样的人替他管理部队，好让他一心一意地去经营走私的买卖。事实上，冯扬武到来以后，他经常是外出营私，极少呆在部队，使冯扬武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开展工作。

到刘登大队去，中心县委给冯扬武的任务是：第一步，整顿内部，纯洁这支部队；第二步，使它成为一支抗战的部队；第三步，使这支部队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人民武装力量。遵照中心县委的指示，冯扬武紧紧抓住整顿党的组织和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首先，在党支部内统一党员的思想，明确当前的具体任务，教育每个党员都要从张戎生蜕化变质事件中吸取教训。其次，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广泛地和官兵交朋友，向他们进行抗日的宣传教育，培养积极分子，使他们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与此同时，从组织上纯洁和整顿部队。一方面，通过严格军事纪律，利用刘登手下内部的矛盾和发生的违纪事件，逐步清洗了刘登安插进来的一些流氓、惯匪，同时吸收了一批抗先队员和贫农进部队。这样，从组织上把部队纯洁起来；另一方面，通过整顿部队，把我们党的干部安置到连、排、班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自己兼任第二中队长，提拔原小队长肖相任副中队长，林枫任政训员。第一中队由郭彪任中队长，李少松任副中队长，马启元、郭汉任政训员。经过这样的一番工作，到了1941年3月间，刘登大队便初步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

在这一段日子里，两个中队的政训员工作都很出色。他们除了上政治课之外，还通过日常的接触，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使士兵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同时还使士兵学会了做群众工作。我们的部队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和宣传队，同老百姓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起来。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整训，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提高了，队伍也发展壮大起来。两个中队共有二百多人，有八一迫击炮一门、重机枪二挺、轻机枪五挺、长短枪二百多支，还有不少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三八式步枪、卡宾枪、掷弹筒和手榴弹等，真可谓人多枪多。在当时的珠江三角洲，这是一支实力最雄厚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在两个中队中，第一中队是吴勤的直属队，党员多，有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党支部，有作战的经验，战斗力强。第二中队较弱，成份不巩固，需要改造。

　　随着部队的日益发展壮大，也带来了不少麻烦和困难。首先是部队的给养难以解决；其次是因为我们实力强、名声大，“树大招风”，很自然这支部队就成为敌、伪、顽和我争夺的目标。敌顽先是派张戎生来掌握这个大队，张的阴谋暴露被我开除后，又派特务何卓章来部队阴谋破坏，策划把部队拉去中山九区。为什么要把队伍拉去那里呢?因为中山九区是国民党第七挺进纵队（简称挺七）袁带的范围，他手下有三个支队：第一支队贵惠，混名高老惠，是个土匪头子，在大黄圃一带活动，大黄圃成了黄的势力范围，第二支队司令梁自带，混名自带仔，在埠圩一带活动，埠圩便成为梁的势力范围；第三支队司令吴金，混名烧猪金，在大南一带活动，大南成为吴金的势力范围，把我们的部队拉去中山九区，就是要使我们受制于挺七，最后把我们吃掉。而刘登也想把部队拉到那里去。因为黄惠、梁自带、吴金三个家伙联合组织了一个名叫民利公司的走私集团，专门从中山九区向香港偷运钨砂出口资敌，又从香港运入石油和武器以牟取暴利。刘登对此垂诞三尺，早想加入他们一伙，好发洋财。经何卓章搭线、怂恿，自然喜出望外。于是，刘登匆匆去见吴勤司令，借口解决部队的给养，要求把部队带去中山九区和大岗二沙。吴勤司令当时也无法解决给养问题，只得同意了。那时，部队已洞悉何卓章的奸计，便加强戒备，更加讲究斗争方法，以挫败国民党特务分子的阴谋。1941年5月，刘登大队开赴中山，郭彪的第一中队开往大岗二沙，冯扬武带大队部和第二中队开往大南。

部队到达中山九区之后，刘登得意忘形，一头扎进民利公司，与那一伙人走私发财去了。部队利用刘登长期离开的机会，进一步纯洁和整顿部队，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通过严肃军纪，又把一批刘登安插下的不纯分子开除出去。部队有了给养，又经过整训，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当地群众看到我们部队的军纪与国民党和捞家的部队截然两样，非常欢迎，同部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一次，日寇到埠圩和大黄圃扫荡，日寇攻占埠圩之后扬言要来攻大南，当地的国民党杂牌军闻讯纷纷撤退，群众惊恐万状，要求我们部队保卫大南。部队安定群众的情绪，表示坚决不撒，并且立即作了部署，严阵以待。后来日寇见我有备，便不敢来攻，大天二等土匪武装也不能趁机混水摸鱼。从此，群众对我部队更加信任，部队的威信更高了。

国民党特务何卓章利用我们部队来中山的机会，捞到一个挺七第三支队副司令的头衔，跟着我们部队。这个家伙原先有个如意算盘，以为到了中山，把刘登投进民利公司，他便可以把刘登大队搞到手。岂料事与愿违，他恨得咬牙切齿，却又不好公开发作。于是心生一计，与他仅有的几个心腹，四出散播流言蜚语，说冯扬武是共产党，要刘登和吴金多加防范，企图借刀杀人，以夺取部队的指挥权。这些谣言也生了点效。吴金听到后便向袁带报告，袁带找他的副司令屈仁则一起商量，决定先对冯扬武进行摸底，然后再定对策。屈仁则这个人比较有点头脑，不想贸然下手，同时部队到了中山打了他们的旗号，也给他们增光不少，他也想利用我们这支部队来巩固他的地盘。

一天早上，冯扬武正带队出操，屈仁则带着几个马弁突然来到，说要视察部队。冯扬武立即叫口令“全体立正”，迅速准确地整好队伍，向他报告出操官兵的人数，让他检阅部队后，便继续操练。他见我们的士兵，个个年轻活泼、身体壮健、军容肃整、动作迅速准确，不由得频频点头赞好。接着，他就进入营房观看内务，只见床上床下都整齐清洁。事后他感叹地说：“整个部队，除了士兵没有黄衣制服之外，一切都是正规化，甚至比国军还要正规。”临走前，他找冯扬武个别谈话，企图当面摸底。他询问冯扬武的出身和经历，冯佯说自己是燕塘军校出身的，曾在十九路军当过排、连长。他摸不到底细，只好恭维几句便走了。屈仁则走后，冯扬武马上召开党支部会议，分析了这一情况，从这件事认识到顽方已经注意我们这支部队了，因而决定今后部队要更加小心戒备，对干部要更加严谨约束，绝不允许擅离防卫，谢绝一切请客应酬，以防暗算。

何卓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大队不少士兵是原先的抗先队员，有些被何卓章认出来了。他便借此为题，向冯扬武摸底来了。一天晚上，他派人请冯扬武到他处喝酒，并说要共商部队的事，他漏洞百出地讲了一番抗日的进步话之后，又大加称赞起抗先队来。他说：“抗先那班后生仔够胆量，打仗勇敢。”接着就试探地征求冯扬武的意见，说要多招些抗先队员来部队。听弦歌而知雅意，冯扬武深知其用意，便故意回答道：“那班后生仔，做宣传工作还可以，打仗却不行。”他又说：“三分政治，七分军事嘛。那班人信共产主义，抗日有一套。”冯扬武有意顶他道：“什么共产主义，我们今天抗战就是要实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嘛。”何卓章套不出什么情况，只好东拉西扯地吱唔过去。

接连发生的事，使冯扬武深思。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部队的处境：既深入敌后，又是在国民党挺七的包围之中，稍一不慎便有被敌吃掉的危险，使党受到损失。正当苦思对策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使冯扬武下决心尽快把部队拉回根据地去。那是1941年6月间发生的事。有一次，派肖桐同志到西海去向中心县委汇报工作。肖桐路经大江时，顺便去见刘登。刘登不知道肖桐是共产党员，便对他说：“冯扬武带部队确有一套，我看他的生活作风和治军方法都很象共产党，而且他一来我部队就把我的人排挤出去。你要多加注意，提防他把部队拉走。”肖桐回来后，向冯扬武报告了这个情况。冯扬武觉得情况比较紧急，虽然自己还未暴露，但敌人已怀疑并对他十分注意，如果不赶在敌人下手前定出决策，就会处于被动。于是冯扬武立即同林枫同志一起赶回西海去。向罗范群、林锵云同志汇报。中心县委及时向东南特委请示，特委指示要将这支部队及时拉回来。

1941年7月间，冯扬武和罗、林两位同志一起去陈村找吴勤。经过一番商讨，吴勤写了两封调动部队的命令。一封由林枫带去驻大岗二沙的一中队，命令郭彪和马启允、郭汉等同志按时把部队带到顺德八沙集结，汇同其他部队攻打沙湾。郭彪接到命令，召开党支部会议统一思想，安排部署，把第一中队一百三十多人，炮一门、重机一挺、轻机三挺、步枪一万多支，按时带到指定的地点集结。冯扬武带着吴勤的另一封命令回到大南去调动第二中队。冯扬武回到驻地，为了麻痹敌人，装着闲悠无事的样子，暗中开了党支部会议，武装党员的思想，并派人雇船只待命。一切准备就绪后，便突然宣布全队紧急集合，宣读了吴勤的命令，说主力部队立即出发去执行战斗任务，仅留下本地捞家带领的一个小队留守本部。就这样，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日伪顽的重重关卡，开到顺德八沙与第一中队汇合在一起。

部队集结以后，在广游二支队参谋长谢斌和陈教官的统一指挥下，攻打番禺沙湾。

沙湾战斗结束后，冯扬武把大队全部带回顺德西海，以后同林锵云的独一中合起来，总共有三百多人，拥有轻重机枪六挺、各式长短武器四百余支，成为珠江三角洲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这时候，虽然仍旧打着广游二支队的旗号，但是原广游二支队的捞家、大天二等杂七杂八的成份已被清除。广游二支队已经成为在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武装力量，为以后建立珠江纵队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〇年八月，广东省委为了加强珠江三角洲地区武装斗争工作，成立了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在中心县委第一次会议上，传达了省委关于把广游二支队改造成为我党在珠江三角洲的一支抗日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指示。会议决定以原南顺工委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为基础，抽调各县党的骨干，编为广游二支队独立第一中队，作为改造广游二支骨干力量。省委又先后派出政治干部刘向东、严尚民，军事干部谢立全、谢斌等同志到该队工作，使部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建立了以西海为中心的南顺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二年五月，吴勤遭到国民党顽固派杀害后，林锵云同志接任广游二支队司令，在我党直接领导下，虽几经挫折，但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终于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珠江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