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王碑揭开了中国文字的神秘面纱！

一道

　　读懂文明之二十七：禹王碑带你揭开中国文字的神秘面纱

史之主脉所在在文明，史之最终所指在文明，史料是文明的重要载体，离开史料文明就没有了度量。中华文明研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文字。汉字起于何时无人能说个明白，文明的源头也就说不清楚了。

在历史文明中徜徉，犹如在古老的原始森林里听那花开之音，那些久违的陈年往事与那无边的思绪萦绕在一起，如歌如诗，轻盈似幻……从这一刻起，你就再也无法与她分开。

人类什么时候有了语言，一直是语言学家的一个难解之谜。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有了语言，只是当时的语言很简单罢了。随着人类与大自然的交往，语言也随着不断丰富起来。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飞跃，有了文字，人类便可以为宇宙间的一切命名，阐释它的内涵，赋予它意义，相互之间就可以准确的沟通、理解，并能把流通变化的思想感情固定凝集于文字，以传至久远。这样，就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使人类有了准确的历史记忆，文明得以流传延续。

尼赫鲁说过：“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这个国家就是中国。”那么，这一首首诗，一幅幅画是谁创作的呢？就让神秘的《禹王碑》带领我们去揭开诗画之谜，聆听那花开的声音。

01

《吴越春秋》说：“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衡山刻石文字，人们称为“禹王碑”、“禹碑”、“夏碑”、“神禹碑”，被视为稀世珍宝，其历史和文化价值虽有待发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禹王碑是中华民族四千年文字史的见证。

　　禹王碑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幅文字，镌石崖壁，宽140厘米，高148厘米，碑文9行，每行9字，凡77字。其字苍古奇异，如虬似螭，龙飞凤舞，诡怪难辨。曹魏时期张揖《广雅》记载：“岣嵝谓之衡山。”“岣嵝衡山有岣嵝峰，上有神禹碑”。东晋时，做过长沙相、对湖南风土人情十分了解的罗含在《湘中记》中记载：“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到了南朝齐，有人游南岳时发现了禹王碑，并将碑文拓印，献给当时的桂阳王萧铄。但齐很快灭亡，禹王碑拓文随之失踪。

刘宋时期，修道於南岳的徐灵期真人，遍游岳之岩洞及诸山谷，作《衡山记》云：“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坛，流水萦之，最为胜绝”。此后南朝梁时诗人刘显所著《粹玑录》里的记载，也显示当时有人再次见到了禹碑，并进行复制，让碑上奇异的文字得到传播。

唐朝许多文人墨客前去一探，却没那么好的运气。诗人韩愈特意去寻《禹王碑》，没有找到，为此留诗一首：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湎。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刘禹锡同样没有亲眼目睹《禹王碑》，他在《寄吕衡州》诗说：尝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圣功奠远服，神物拥休祯。

宋嘉定壬申（1212年），何致游南岳，遇樵者导引至碑所，摹其文。过长沙，转刻之岳麓山顶。何致后来把拓片做成拓本，送给了长沙的官员曹彦约，宋张世南《游宦纪闻》有记载：“曹甚喜，牒衡山令搜访。令报云：碑在上封寺，去冬雪多冻裂。禹碑自昔人罕见之，反疑何取之他处以诳曹。”至明嘉靖癸巳年（1533年），潘太守（镒）搜得之，剔土塌传，朝野始复睹虞夏之书。自此，禹王碑真正进入人们的视线。令人十分难解的是，樵夫何人？为何单引何致一人去看《禹王碑》？此后成千上万的人踏遍衡山的每一寸土地寻找，《禹碑》为何又消失不见？

明代学者杨慎曾释碑文：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自杨慎释文后，又有明代沈镒、杨时桥、郎瑛，清代杜壹，当代长沙童文杰、杭州曹锦炎、株洲刘志一等人先后作“岣嵝碑释文”，各有不同。张揖，罗含，王萧铄，徐灵期，刘显，何致等人都见过《禹王碑》，其存在毋庸置疑。那么禹王碑与中国文字又有什么关联呢？

02

《说文解字》是许慎对中国文字研究的一大贡献，认为汉字是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方法造成的。这六种方法称之为“六书”，其前后次序不可颠倒，因为它恰好记录了汉字发展的历史。现代人认为汉字经历了甲骨文、西周金文、战国文字、秦篆的古代时期和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的现代汉字时期。楷书是文字成为了方块汉字的标准体，流传至今。并认为从文字的形成经历来看这是十分确切的结论。若果这样，自然皆大欢喜。然而，夏字《禹王碑》的出现完全打破了这个系统，超越了文字形成的程序，犹如天外来客。

如果说，人们认为的一些程式、定律是一成不变的。那么，由于禹的存在，一切都会变得皆有可能。《禹王碑》是一幅完整的文字，笔画繁多，字已定型，俱备许慎之六书。只因今之研究者不认识《禹王碑》之字，就止步不前，甚至否定夏字的存在而言它。

历史到了殷商时期，出现了甲骨文。甲骨文笔画简单，多直线少弯曲，与《禹王碑》好象是两种来路完全不同的文字，并被一些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文字，这对全面、正确解读中华文明百害无一利。

文字的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造字，二是形成文，三是传播文化，缺一不可。人们为了名万物，记录事情，把对人类有益的文化传之于世人，而造字，字是基础。字必须形成文，字才具有意义，文是字的载体。字只有使用才能被认可，只有流传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字。

造字也许很简单，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造出一些字。但造汉字并形成文字广为流传会是人类史上的一件浩繁宏大工程，因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语素。今人能把汉字完全学记于心脑，也需多年的时间，造这些字所需要的智慧，所耗费的心血让人无法想象。造字者除了要把人类的语言、思想、行为，世上的万事万物、自然现象等等一网打尽造成字之外，还要把这些字形成文，这不仅要求造字者的认识力、穷知力、思维力、创造力、记忆力等等各个方面都要达到穷尽的高度，还要创造出超凡的思想文化流传于世。否则，即便是造出了一些字也是枉然。

　　《易•系辞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尚书·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语奥义，其归一揆。”此记载，中国文字有近5000年历史，且一脉相承。

《吕氏春秋》称：“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淮南子》：“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由此而论，仓颉造字确有其事，黄帝时候才有文书，文字有4500年左右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造字者不乏其人。但成功者却寥寥无几，正所谓行者常至，为者常成。造字的目的是应用，造几十个、几百个字，是不能记录事物，记载历史的。从黄帝到颛顼、帝喾、尧数百年，恰恰缺少详细的历史文字记载，只能证明这个时期可能还不具备文字能记录的事实。禹前之人乃行者，非为者。《荀子》有言：“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但正是有了这些基础，才有了夏文字的高歌猛进。

　　03

中国文字积聚了千百年的力量，必须有一个伟大的人来完成这个梦想。《竹书纪年》说：“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大禹19岁继父治水，河精授图。《洛阳记》:“禹时，有神龟于洛水负文，列于背以授禹。”22岁得洛书。也许这个时期的人与五帝时代一样，多是靠图符来阐释道理的。

刘锡城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序言中指出：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曾有“山海图”流行于世。而且据说《海经》部分是图在先、文后出，因而“以图叙事”的叙事方式，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一种文化传统”。刘宗迪写道：“《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先有图，后有书，书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这些人得出《海经》是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虽是一种推测，但也道出了禹著《山海经》时很多文字还在创造中，一些动物、植物只能先用图画出来。随着新文字的不断出现，《山海经》由以图叙事，转向以文叙事，有了图文并茂、相辅相成的《山海经》。但这并不表示山海经里的文字是后人所写。《山海经》里的许多内容看似以图叙事，空间方位上处于静态之中，但包罗万象的博物学知识单靠一些图后人很难表达出来，如动物的声音、习性，植物的名称、用途、特性等等，这些内容只有画图者自己靠记忆把其变成文字。

　　《山海经》记载的上古帝王有十几位。《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有十六处，黄帝十事，炎帝四事，颛顼十七事，帝喾三事，帝尧二事，帝舜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鸿一事。从《山海经》中可以得知，夏前史是口耳相传史，关于人物、事件的记录模糊，不具体详尽。这些可证明夏禹之前，文字还不具备记录历史的事实。

《尚书》是一代代史官记录保持下来最早的一部史书，其史之记录是从尧舜禹开始的。尧舜与禹同属一个时代，《尚书》中其言其行之记载很具体，证明夏禹始有了能记录历史文化的文字，将尧舜之事记录于史。《竹书纪年》同样是从夏开始的，二者绝非偶然巧合。若夏文化是后人依据口耳相传之记，那么《尚书》《竹书纪年》中应有三皇、炎黄、颛顼、帝喾，对夏的记述也不会那么细致入微，其行文也应与殷商、或周之时文相同。反之，没有夏史料后人撰写夏之时文很难。若夏没有文字，就没有那么多夏文化。夏没有文字，夏文化也很难流传下来。夏没有文字，那么多古人早就对夏文化提出质疑了，不会把机会留给二千年后的人。商到春秋至秦汉到唐宋，那么多学者都认可夏禹文化，没有一人有过质疑，说明他们对夏禹文字也是认可的。

　　研究古代史不能偏面想象式的去推测，应以符合人类发展需求为基点（即客观规律），多方面论证才能找到正确答案。造字最重要的一点是需求，三皇时期是部落社会，一个部落的管理不需要形成条文，口述即可。黄帝将三个部落融合为一个大的部落，管理上有了更多需求，但仓颉造的字少不能记录事情，因而二书中没有黄帝、颛顼、帝喾之名之事。禹的足迹遍布神州，他建立起了国家，“执玉帛者万国”，国家的出现，地域之广袤，事务突增千百倍，政治经济文化空前活跃，要管理九州万国，传递国家政令及信息交流，没有文字是不可想象的。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尚书》），宇宙万物之名、地名等多由禹来，有名就应有不同的符号代表，这是造字的起因。禹主名山川而为神，有名而有字。《尚书中候》：“禹观于蜀河，而授绿字。”《拾遗记》记载为：“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颔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墨薮》中说：“夏后氏象钟鼎形为篆，作钟鼎书。”《书小吏》曰:“禹因九牧贡金，铸鼎象物，故作钟鼎书，象钟鼎篆。”《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七引《河图》也说文字由禹而来：“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宝文大字赐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难。”古人认为，禹是上天派来的，禹字自然也来自于天。这些事虽发生在4100年前，却以晰眼前。若五帝时期有成熟的文字体系，禹没有必要再创造一种新文字。

《吴越春秋》说：“殊国异域，土地数量，（禹）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造好了足够多的字，就能记录事物，而有了《山海经》、《《洪范》、夏小正》、《禹贡》、《夏书》、《禹本纪》、《连山易》等。《五子之歌》中唱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大禹留下文化典籍与治国法则传给子孙，启的五个儿子亲眼所见，不会有假。

普及、传播文字的最好办法是教育，《御批通鉴辑览》记载:丙子元岁，大禹创办学校，“国学曰学。大学为东序，在国中。小学为西序，在西郊。乡学曰校”。自公元前2085年始，教育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04

二千多年前的人看到的古代典籍众多，对文字司马迁的一句可敌今万人之言。《五帝本纪赞》太史公⽈：“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百家⾔黄帝，其⽂不雅驯，荐绅先⽣难⾔之。孔⼦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空桐，北过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长⽼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好学深思，⼼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龟策列传》中也有言：“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有祯祥。”司马迁之言告诉人们，五帝时期没有文字信史，只有口传。

明朝王阳明《传习录》影响很大，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书》是尧舜以下史”，也就是说尧舜以下有文字史。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颇有影响，他提出同样观点，“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而视唐虞三代帝王初兴，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世多矣。”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史》中也说：“孔子删《书》，断自唐、虞，故自尧以后，史事传者较详。然《尧典》等实亦后人追术，非当时实录也。”可见司马迁、王阳明、王夫之、吕思勉等史学家同样认可夏文化、夏文字，并把史记分界点定在夏禹时期。《尧典》《舜典》出自禹之时，禹是一个他罪罪己之人，其文才会极力称赞尧舜。

国家的产生，地域的扩大，各种管理制度应运而生。《唐律疏议》引《尚书大传》曰：“夏刑三千条”。《禹刑》的具体内容虽已散佚，但仅此可知，夏禹文化之渊薮，没有文字三千条刑法万难确立。以上种种可以认定，夏禹文字是中国流行流传最早的文字。中国历史可分为夏前史和夏后史，前夏史为民族史，口耳相传也，自夏为国史，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中国历史文明研究只能以夏禹为始。

到此为止，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顺利进行着，但当涉及某些具体细节时，问题就来了，比如《禹王碑》与今天的文字有什么联系？

只有在历史的流变中研究历史，才能真正看清历史。一种文字若能得以传承，很难被其它文字替代。夏禹文字由夏流传至秦，有多个链接渠道：

文化链：典籍。《吕氏春秋》曰：“《先识览》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纣将亡，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奔周。”引文可知：夏朝有史官，有文字，有书籍，传之商周，这是不容置疑的。夏文化典籍《洪范》《山海经》《禹贡》《连山》《夏小正》《夏书》等由夏传之商，又由商传于周。如《夏书》中的内容被许多人引用，《墨子》：“《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吕氏春秋》：“《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史记》：“《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国语》：“《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左传》：“《夏书》曰：占官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龟。”……说明阅读过《夏书》的人很多，一个人引用可质疑，多人引用、多处引用还去否定，定是别有用心。

众经之首易经也可证明。《山海经》：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有《连山》而有《归藏易》至《周易》。东汉哲学家桓谭《新论正经》云：“《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这些都可证明夏有典籍、有成熟的文字、有系统的文化，并且被三代保存、传承下来，汉朝人亲眼目睹。

实物链：九鼎。九鼎上的图文与《山海经》有密切的对应关系。《山海经新校正·序》说：“按其（九鼎）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左传·宣公上》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山海经补注·序》中说：“九鼎即成，以观万国。”《山海经》记述了大禹巡行天下的所见所闻，“九鼎图”也是《山海经》的图解，其内容非常丰富，绘制有九州的名山大川、特有物产、草木禽兽、神灵奇怪，并用文字说明它们存在的区域，区别它们的性质，划分它们的类别，以让人观看了解，避免遇见不认识，被魑魅魍魉所害而不知。九鼎与山海经一样，有图有文，一目了然，是大禹爱民情怀真实体现。“九鼎即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九鼎传之三代，迁于秦，九鼎上的文字，被夏商周传承。

发展链：教育。《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自公元前2085年大禹创建学校以来，教育成为三代治国之法，有了教育，文字的流传不可能断代，更不会遗失，只会延续发展。

有这三条链，夏文明、夏文字一直在线。这只是其一。其二，商周秦皆源于一禹、系于一禹，也就是说，没有禹就没有商周秦三个朝代。三朝皆宗禹，尤其是商周，无论是政治制度、文化礼仪、风俗习惯，还是经济模式都完全传承了夏，这些方面《尚书》《诗经》《论语》《礼记》《史记》等等都有大量记载，如《诗经》说，“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自古以来，人们都爱把夏、商、周连在一起相提并论，称之为“三代”，就是因为它们之间有太多密不可分的东西，相连的祖先，相连的血脉，相连的制度，相连的文化，相连的文明，贯穿始终，无法分割，文字又焉能例外乎。

05

先厘清商文明。禹是夏朝的开国君王，夏的继承者皆奉禹，是不会丢弃禹文字的。禹文化经过500年传承，早已被社会所广泛认可、使用，至商很难再创造一种新文字。商的祖先契，又名卨,别称“阏伯”，也是黄帝之后，《左传》记载，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尧封于商主管火正,其部族以地为号称“商”,是商朝建立者商汤的先祖。

《史记》说：“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契长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为司徒”。契因帮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商，其氏族为商，夏禹文化在夏时自然而然的被商使用，成为商族文化。契死后，他的子孙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相继继位，契之传统被一代代后人延续下来。相土是一位驯兽师，被驯服的牛马成了商民的运输工具，商民赶着牛羊到处搞交易，外部落的人就称他们为“商人”。《淮南子》有载：“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汤灭夏，夏文化传于商，九鼎迁于商，汤“设都于禹之迹”，表明商传承于夏禹。商人称“缵禹旧服”。

商前三百多年各王一直在东拼西杀，处于经常迁都的状态，不得不靠鬼神欺骗百姓，导致夏文化没人重视。但并没有因此废除夏文化，《尚书》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礼记》载：“夏造殷因”，殷先人的册、典是从夏朝那里继承并经过改造而后为商朝所用，故墨子说，有夏书而后有商书。没有夏的创造就没有商的文明，商在文化方面完全传承了夏文化，总体上没有多少新贡献。

《礼记》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鬼，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盘庚迁殷后社会趋于稳定，占卜盛行，卜官把结果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而有甲骨文。商王室的夏典籍中、九鼎上有现成的夏文字，不可能去自创一种新文字。殷墟有甲骨文，必有在丝帛上、竹签上书写历史的文化作品，如《尚书》《诗经》等。战国竹简《尹诰》中的内容与《尚书》一致，“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自习翦西邑，戡其有夏”，记录了伊尹预见夏朝即将衰亡，帮助商汤灭夏的历史。而甲骨文却不能记录历史，反复提到“西邑”，如“于西邑”、“告于西邑”、“燎于西邑”，也只是几个字、几句话罢了。古文字学家陈梦家提出：“武丁卜辞中的文字代表了定型了的汉字的初期，并不是中国最古的文字。在它以前，应该至少还有五百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已经开始有文字了。”二里头遗址与殷墟遗址相差不过二百年，二里头没有发现夏文字，殷墟遗址却突然出现了能记录占卜的甲骨文，而这段时间又没有创造文字的记录，足以证明夏一定有成熟的文字。

　　甲骨文看似与禹篆不同，却与夏篆无法分割。禹字笔道圆润，讲究对称，是一种十分规范、成熟、先进的文字。甲骨文与禹字相比，缺少多变、规范、丰满的特点，显得很原始、很落后、很稚嫩，异体字又很多，好像是要从头再来，这显然违反常规。夏朝的文字到商仍保留着比甲骨文先进的优势，这是有原因的。夏篆字繁杂多弯曲，书写困难，在甲骨上刻写更难，对篆字简化、由弯曲变直线、由繁为简是最好的办法。（即便是在书写方便的近代，新中国还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进行过两次汉字简化。）甲骨文乃占卜官之记录，目的是验证占卜的准确性，其文占卜官自己能看懂即可，用简化、缩写等方法简便记录，是甲骨文不规范、不规整、有许多字难理解的原因。因此，可断定甲骨文非正统文字。

　　真正代表商朝官方文字的不是甲骨文，是史官的记录，可惜的是没有原始证据。发现的武丁时期的玉石、陶器、甲骨上的字，有些是毛笔蘸朱砂或墨写成的，显而易见殷史官是可以用毛笔记录历史的。夏有禹铸九鼎，商朝青铜器的制作已很普及，把文字刻铸在钟鼎器上，以铭其功烈，昭示子孙，使用的自然是官方文字。出土的小臣缶方鼎、后母戊方鼎、戍甬方鼎、宰甫卣、戍嗣子鼎、小臣卣上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其书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基本上属于篆体字，保留了更浓厚的图画意味，更接近于原始文字，与夏禹文字相似度很高。相比甲骨文比较峻峭单薄，简率潦草，简化、直化而多折，字形、书写风格、技巧内涵与审美内涵都存在很大差异。若金文是正体、官方文字，那么甲骨文则是俗体、简化文字。

　　一些人把甲骨文认定为中国最早的文字，夏没有文字，于是乎就把夏禹文化认定为春秋战国无名氏所著，此虽非大家所为，但其却搞乱了中国的文化，使中华文化史倒退了一千五百多年，中国的文明史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被改写了。

06

再厘清周文明。《史记·周本纪》载：“有邰氏之女姜嫄踩巨人脚印而生弃。稷是黄帝玄孙、帝喾嫡长子。稷母名叫姜嫄，是帝喾的元妃。父帝喾，母姜嫄”。《山海经》:“帝俊生后稷。”后稷是周的祖先，与夏禹的关系密切，同样是夏文明的传承者。《史记》记载，禹“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后稷是禹最倚重的助手，擅长农业，他的族人发扬、继承了这一传统，以农养民也是对夏文明的有力传承。稷的后人因商纣王荒淫无度，残害忠良，祸国殃民，周武王打着奉帝命复“有夏”的旗号讨纣伐商。《尚书》云：“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用肇造我區夏。”可见周的统治者对夏十分敬畏。“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夏商典籍及九鼎由殷传于周。周不言接替商而言“缵禹之绪”，称“我有夏”，向天下表明周与商有别，与夏亲近，不但恢复了夏礼，还沿用了夏文化，这就是周篆为什么与夏篆接近、高级于甲骨文、商金文的原因。

周少了商的流动，安居乐业的周人对文化也就有了更多的传承。周金文之内容是关于祭祀、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铭文较之甲骨文、商金文长而完整。

　　今人普遍认为，周文字源于甲骨文，因这符合历史的运行轨迹。实则不然，由夏篆简化为甲骨文易，合乎人的实际需求，由甲骨文进化出篆字难，违反文字发展规律。商代的金文字体笔画粗犷，大小不一，象形性很大，有明显的主次轻重，西周的金文字体大小均匀适中，结构清楚，布局规范合理，匀圆一如，纯净洗练，二者在诸多方面迥然不同。周金文字体和书法风格与甲骨文字体对比明显，用笔厚重雄浑，质朴天真，曲直方圆，形态丰富，凝重古拙，恣肆秀逸，严整朴茂，疏朗优雅，错落有致，风格迥异，千姿百态，符合夏篆特点。

周文字经历了西周和东周二个发展阶段，西周前期铭文严谨凝重，自如肥美，如刀似蝌，游动多变，平易古朴，凝重活泼。代表作品有《利簋》《天亡簋》《大盂鼎铭文》等。西周中期文字方圆端庄，匀称谨严，体势雍容，骨力内含，生动大方，浑穆典雅，凝重高远，自然美观。代表作品有《师酉簋》《墙盘铭文》《兴簋盖铭文》等。西周后期文字遒劲苍健，淳厚古朴，自然圆浑，玉箸天成。主要代表作品有《散氏盘铭文》《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铭文》等。

　　稳定的社会带动文化的繁荣。明丰坊《书诀》云：“周公命史佚同天下之文”，是为大篆。元郑杓《衍极》卷二《书要篇》刘有定注云：“虎书、禽书、鱼书、皆史佚所作。佚，文王之史，历事武王、成王。”夏禹文字经一千多年的流变，不同地域使用的文字出现了很大差别，周公命史官佚统一官方文字用大篆，这项工作持续到西周末。《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南朝梁人庾元威曰:“柱下史。善书，师模仓颉古文，损益而广之，或同或异，谓之为篆曰大篆，或称‘史书’，久佚。”西周末年出现的大篆与周前期文字也有所不同，与仓颉之文与甲骨文更是两个套路。

宋郑樵著的《通志》中记载:“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无人识，至秦李斯识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通识十三字，孔子至齐尝访焉。”从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的字体而言，太过简单，与甲骨文有一拼，与大篆相差甚远。仓颉造字是汉字的启蒙阶段，传下来的不多，言“仓颉古文”，托名尔。张怀瓘（唐代）《论六体书》：“大篆者若鸾凤奋翼，虬龙掉尾，或花萼相承，或枯叶敷畅，劲直如矢，宛曲若弓，铅（右边为舌字）利精微，同乎神化。小篆者或缕纤盘屈，或悬针状貌，鳞羽参差而互进，珪璧错落以争明，其势飞腾，其形端严。”大篆字体繁多与夏篆一脉相承。周人一直沿用夏文化，史官依据夏典籍、九鼎上的夏篆字演化出大篆。《史籀》传承的非仓颉之文，乃夏篆也。

　　自平王东迁，铁器渐见，青铜器亦渐多，金文被广泛使用。随着公元前516年夏商周典籍遗失民间，东周文化由一体而多元，出现诸子百家，名人井喷，列国纷争，文字也呈地域色彩。如齐文字《齐侯垒》、《齐太宰盘》劲直峭拔，秦文字《秦公敦》、《秦公钟》古朴雄浑，楚文字《楚公钟》、《楚公逆镈》柔美浑圆,其书法虽继承西周，却风格各异，少了西周的雄强气势。

07

最后厘清秦文化。禹的得力助手有三个，一个是商的祖先契，一个是周的祖先后稷，另一个是秦的祖先伯益。伯益也叫大费、柏翳，《史记》记载：秦“帝颛顼之苗裔。”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又言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益还是禹的书记员，《山海经》就是益记录完成的。有益这个祖先，与商周相比，秦与夏的关系更为密切，是夏文化的直接传承者。

为避犬戎等外族侵扰，周平王决定东迁洛邑，益的后人因护送有功，赐予岐山以西土地。秦将犬戎赶走后，又获取了西周的故地，势力大增，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之后，还亲自到禹庙祭拜，祭文《会稽刻石》上言：“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可见一千八百年来，秦一直与夏亲近。秦人称“鼏宅禹迹”。

总体来说，商周文字属大篆系列，秦演变出了小篆。秦小篆与夏篆存连带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1917年出土于甘肃省礼县红河乡西垂宗庙遗址王家东台的青铜器窖藏秦公簋，是春秋时期的祭器，盖铸铭：“不显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学界认为它的书体是篆字，表示秦延续的是夏。

　　《石鼓文》以石形类鼓而得名，又以刻诗内容关乎田猎，故亦名“猎碣”，发现于宝鸡与凤翔两县交界的南原西端，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是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石鼓文》文字体象卓然，古朴雄浑，唐代的张怀瓘在《书断》里评价《石鼓文》为“神品”，称其“乃开阖古文，畅其纤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若取于诗人，则《雅》《颂》之作也。”石鼓文虽为大篆，但也有一些不同。

　　1986年陕西省紫阳县白马石战国遗址出土的战国铭文铜戈是战国时期文物，援长16.8、内长8.4、阑长14厘米，胡的正反面各铸铭文五字，中间三字为重文。铭文不见於殷周金文，似篆字，不能识读。

禹字经夏商周至秦一千五百多年的流变，由于当时没有文字注音，社会管理度不强，文化普及率不高，各地发展不平衡，生活风俗不一致，书写工具落后等等历史原因，加上禹字繁杂书写不便，造成文字传播流传中出现同字异地不同音、同字异地不同体的现象，以及以禹字为母本简化改造出新字体的情况。春秋战国随着经济发展，文化的普及，文字使用日益广泛，书写工具和材料也在变化，字体差异越来越明显。加上周王室衰落，管理无力，与诸侯之上下级成了平等关系，各国以其国为国，各行其事，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无法统一，文字形体也就愈加不同。但虽有变化，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系出同源，因此，各国文字还是可以互相辨认的，不需要翻译官。而在今人的眼里，有些字却无法辨认，差别很大。而秦也因与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在传承、延续着夏文字。这就是秦文字与六国文字相比，更接近周王室文字，更接近夏篆的原因。

秦始皇建立专制统治，国事增多，文书日繁，甚感大篆繁杂，不便应用，各地文字又不一致，乃命臣工创新体文字。清刘熙载《书概》记载：“大篆详尽完备，如《石鼓》就是。小篆简朴质直，如《峰山》、《琅邪台》等碑就是。其区别可以比喻于麻布帽与缠束。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都是小篆。”小篆的来源《五十六种书并序》中有言：“仙人篆者，古者所有，李斯善辨古文字，改为篆形也。……小篆者，李斯删古文，始皇以祈祷名山皆此书。”

许慎《说文解字序》把汉以前的文字，分作五种：（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四）隶书；（五）草书。他把周宣王以前的文字，总称为古文。说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说“七国之世，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这是小篆。又说：此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可知，《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种文字皆就大篆省改、演化而成，与《石鼓文》《秦公簋》《战国铭文铜戈》三个秦地文物上的篆字，六者相互印证可得出：秦篆字与夏篆一脉相承。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以禹为样。千百家虽有各异，但他们的理论根基都是夏禹文化，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禹王热”是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秦虽是三代政治制度的终结者，但夏文化的影响还是无处不在。李斯由大篆简化成小篆被秦始皇采纳，称秦篆。《会稽刻石》刊刻于公元前210年，传为李斯所书。郦道元《水经注》载：“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纪功尚在山侧。”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其碑见在会稽山上，其文及书皆出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园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书法肃穆浑厚，字形匀称圆转，线条流畅恢宏，布局对称严谨，字体结构保留了先秦字形特征。赵宦光在《论九体书》称：“大篆敦而圆，小篆柔而方。”

之后，小篆又演变成隶书。《晋书》：“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书难成，即令隶人（笔吏）佐书，曰隶书……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相传是秦未时期的程邈在狱中整理而成，隶书的隶化方法有去繁就简，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正笔画断连，省减笔画结构等等。《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既庄重严整，又变化多姿，上承篆书，下启楷书，奠定了汉字的基本字形和结构。之后又从隶书、隶草演变出一种较规整的字体——楷书。

08

起点有多高，目光有多远。以甲骨文为起点，许多真相烟锁重楼，以禹王碑为起点，历史问题豁然开朗。禹字永远是横在文字研究者面前的一条河，视而不见就会掉进河里无法上岸。只有把这条河的来龙去脉研究清楚了，所有的疑惑才会一一打开。

论证夏朝没有文字，比论证夏朝有文字的难度更大。历代对《禹王碑》文字的解释者颇多，《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云：岣嵝山尖神禹碑，（盛洪之《荆州记》曰：“南岳周回数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梦玄夷使者，遂获金简玉字之书。”徐灵期《南岳记》曰：“夏禹导水通渎，刻石书名山之高。”）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书序》云：“鲁共王得孔子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科斗，古篆也。以其头粗尾细，类水虫之科斗焉。倒或作叶。方从蜀本云：“衡阳旧刻亦然。《魏都赋》云：‘华莲重葩而倒披。’”今按：岣嵝者，衡山南麓别峰之名。薤倒披者，古有倒薤书，见欧公《集古录目》，唐玄度十体书，方得之矣。然今衡山实无此碑，此诗所记，盖当时传闻之误，故其卒章自为疑词，以见微意。刘禹锡《寄吕衡州温》亦云：“尝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姿，秘文螭虎形。”盖亦得于传闻也。）鸾飘凤泊虎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ㄝ，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猱或作啼。猱，奴刀切。）春秋孔子所藏之《尚书》也是古文字。

杨慎《升庵全集》卷六十三“蜾匾篆法”：“崔融《禹碑赞》云：‘神圣夏禹，岣嵝纪德；龙画傍分，蜾书匾刻。’盖神禹变伏羲龙画而为蜾形也。其后唐徐季海、江南李楚金辈用之于小篆，号蜾匾法……”文“龙画”，即“龙书”、蜾匾篆。

　　宋朝董逌《广川书跋》：“篆法贵得蜾扁之势，故笔力常有余，此书尽之。”明代徐树丕在《识小录》一书中，不但提到了“蜾扁书”而且还将“蜾”字作了解释。“崔融禹碑赞云：神圣夏禹、岣嵝纪德、龙画傍分、蜾书扁刻，盖神禹变伏羲龙画而为蜾形也，其后唐徐季海、江南李楚金辈，用之于小篆，号蜾扁法。蜾字依篆作■，古奥难通，不得已以蜾字代之，蜾本蠮螉之属，非此用也。” 唐徐季海、江南李楚金辈用之于小篆，号“蜾匾法”。蜾字依篆作“蜾”，古奥难通，《书谱》讹作，不得已以“蜾”字代之。说明，小篆由禹字“蜾匾篆”而来，唐朝还有人使用。

明代顾璘《息园存稿》提出，“古者书法之兴，皆取象山水虫鱼草木之类”，象形书契，传之即是文字文化，他把篆字与禹字比较之得出：“禹精于水，今篆体皆有流水形”，可见后人对篆字源于禹字也是认可的。

　　09

《淳化阁帖》中有“夏禹书”十二字。《法帖·神品目》曰：“夏禹书石壁篆文，在平江县昌江山。”《四库全书·钦定淳化阁帖释文》释十二字为：“出令聂子，星纪齐萅，其尚节化。”一说译为“生雨严子，坐行参禹，其尚邑勾。”或“旨临，圣形见，循升，奉献，赏生亡”。《夏禹书》也是蝌蚪文、蜾匾篆法的最早出处。元代吾丘衍《论篆书》：“篆法扁者最好，谓之‘蜾扁’，《石鼓文》是也。徐铉自谓：‘吾晚年始得蜾扁法’，凡小篆，喜痩而长，蜾扁法非老手莫能到。”元宋朝时期，学者们普遍认为小篆源于禹篆，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汉字研究者马贺山认为夏禹书是祖先留给后代子孙的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夏朝的传世文字，而被一些人视为伪书，或说后人伪托，或说是张三李四杜撰，这些都是一些不实之词，经不起任何推敲，我劝说伪者该实际一点，夏禹书总共十二个字，究竟哪伪?他提出夏朝传世的官方文字是夏篆。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刘志一花费10年心血破译禹王碑文字，他认为岣嵝碑所用文字为夏代官方文字，这种文字到战国末期逐渐消亡。秦汉文字改革后，绝大多数文人无法识读了。加上内容南楚方言，又多通假，字体又采用对称型装饰手法，更难辨认。刘志一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先秦史学会专家们的肯定。

距事情越近的人越相信，越远越怀疑，这是客观规律。因此，对夏文化从商周到汉唐甚至宋明清，始终没人怀疑。近代却持怀疑态度，不认可夏文化，也合乎情理。但有禹王碑、禹王书在，疑古者还否定夏，考古者不承认夏有文字，就是睁着眼说瞎话，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相信这些人的鬼话，才是真的愚蠢！！！

　　无数的巧合绝非巧合，而是肯定；无数的证据、证论都指向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定论；无数的疑问若有一个答案能解释，这个答案就是真相。只有“夏禹文字”能通吃，圆满回答所有巧合、证据、证论、疑问。禹字是在古人造字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大发展，成为九州使用的文字，不仅被三代传承，也被秦传承，经过历史的流变成了今天的文字。无论是甲骨文、金文、篆字，还是其它形体的汉字，虽然各有各的特色，但相互之间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不少相同的字，其因皆源于同一个母本。禹篆是母本，甲骨文、金文、大篆是子体，小篆由大篆改良而成，隶字由小篆演化而来，楷书源于隶字，这就是中国文字形成及流变的过程。若还是停留在否东否西层面上，汉字形成于什么年代，十万个文字专家也说不清，神仙也道不明。

研究文字的人都有同样惊奇的发现:中国字通神。这个并非偶然，但凡与禹相关，都很神。九鼎作为王权的象征，与神灵相通，能在万目昭彰之下不胫而藏，禹王碑同样是来无踪去无影。禹造字不仅付出了无尽的心血，自然也注入了无穷的愛的能量，是“天人合一”的杰作，横竖撇捺藏玄机通三界。禹字通神，并不怪也。

文字的演化不等于简化。演化不失其精，简化必失其魂。虽说简化汉字的书写方便了一些，但却少了古字的光彩与神韵。有人提出汉字复古的想法，他们认为简化字如：“爱”无心、“党”不黑、“厂”倒闭、“龟”无脚、“龙”匕首、“体”无骨等等，失去了原字象形之美感与喻意，进而造成中国人灵魂失落与道德不存，并且大都应验了。人之所以会有羞耻感，是因为心中有愛。愛是最合乎自然与人性的情感，没有了羞耻心、友爱心、感恩心，也就没有了爱。若失去象形与喻意，也就失去了汉字独有的灵魂与能量。

汉字天人合一的结合逻辑与现代科学的使用逻辑完全契合，每个汉字都是形音义紧密结合的统一体，大多数汉字都是一字一个语素，因而能准确而又妙至无穷地把语言表达到极高的境界，形成一个个集成信息块，顺应自然而成了“万物互联语言”。汉字极强的衍生能力和构词能力源于汉字的语素极为丰富，加上汉字字形区别性强，易阅读值很高，这些特性在世界文字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自豪的说，汉字是人类唯一能超越时代、超越方言的文字，将古今信息融集于字，成了世界上信息量最大的文字，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可以引起我们美妙而大胆的联想，给人美的享受。

汉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与历史、情感与自豪、精神与气节，承载着每个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价值取向、精神面貌、幸福程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字字如诗，字字如画，历尽沧桑，却能青春永驻，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名片。

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古代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婆罗洲的兰芳共和国等，汉字都曾是他们的正式文字，因而汉文化对周边文明的传播分享有着重要作用。在世界文明大对流的今天，加大文字文化研究力度，建立新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让夏禹文明走向世界，对打捞日渐衰微的汉字文化精神，捍卫汉字文化尊严，重拾民族自信，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民族素养，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总之，《禹王碑》存在着太多的秘密，其不只是神碑，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永久标记，一个历史符号。中国能有如诗如画的文字，我们应该感谢大禹。

转自网络,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