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銘記坪頭英烈

臥龍

张炳同志

张炳，原名雒长恩，参加革命工作后化名张炳，后一直沿用此名。1919年8月10日，他出生于离石县坪头乡后庄村一个农民家庭。

张炳家境贫寒，靠父亲给人做工和母亲纺织卖布维持生计。 他7岁上本村小学读书，14岁考入大武高小。从小他潜心读书，回家帮父亲劳作，成了耕种技能过硬、品学兼优的好手。 高小毕业名列榜首，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他不仅读过《四书》、 《五经》、《史记》、《资治通鉴》等书籍，了解朝代兴衰的历史，还记住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像岳飞、洪秀全等英雄。 张炳从小就有一颗爱国之心，目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年幼的他义愤填膺，立志救国，振兴中华。他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1934年，他父亲从陕西吴堡县做油漆活回家时，带回一名以学艺为名的红军战士张文生同志。张文生在他家停留九个多月，年幼的张炳主动与张文生接触，接受革命的启蒙教育。张文生耐心地给他讲革命故事，讲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 张文生还派张炳去侦察离石、大武、三交等地阎锡山反共活动的情况，张炳将收集到的情报整理成书面材料，护送张文生回陕北汇报。1936年，红军东征路经大武镇，他的同乡革命义士雒保元身带红、黄线为暗号前往联络，被阎军抓获。张炳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挺身前去营救。他通过在大武的老师和同学， 救出雒保元同志。

1937年夏，张炳报考小学教员，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但因为未行贿而被弃用。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官场的腐败与黑暗。 后经锥鸿章等介绍认识了离石早期革命领导人韩昌泰。在与韩昌泰的接触中，张炳坚定了革命志向，赢得了韩昌泰的好感。 当时韩昌泰给他讲农村各阶级的分析，并介绍他加入牺盟会组织。他还受韩昌泰的指派去孟门给地下党员、武装干部薛丕华、 薛玉龙送过信。同年6月，他被委任为南庄村小学教员兼牺盟会大武协理员。1938年6月，经韩昌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2月日军侵占离石城后，大武面临严重威胁，旧政府的五区区公所退迁坪头阎家坡。五区所辖32个山村， 党的力量最薄弱，群众斗争经验缺乏。冬季党组织派他到阳和沟小学教书，以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进行抗日宣传和反顽固斗争。当时晋西农村正围绕合理负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首先在阳和沟进行了以土地负担取代人口负担的斗争，并将这一做法介绍给雒逢钦、阎良田等积极分子，后在阎家坡、前南庄推广。他还和区委的同志一道发动群众，夺取政权，赶走了姓裴的反动区长，后共产党员高明性同志担任了五区区长。

1939年秋，阎锡山勾结日军进攻新军决死队，到处抓捕共产党员，离石五区的形势开始恶化。张炳同志沉着应对，毫不退却。当时作为区委委员，他和区委的其他同志把一部分已经暴露的党员运送到中离特委武装二大队参加了新军。他以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和高明性等同志先后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两次夺权斗争。

1940年1月，晋西事变反顽固斗争取得了胜利。为了充实党务干部，上级调张炳到晋西区党委党校高级班学习，秋季分配他到离石四区任区委书记。此时，日军已在石门焉、寺圪垯筑碉堡驻扎，对根据地形成很大威胁。日军不时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捕杀区、村干部和共产党员，使原有的四区完全处在敌人日夜监控之下。根据这种情况，张炳请示上级党委将临县的枣洼、西铡、赵家山、坪头、火山、樊包头、崇里等14个村子划归离石四区管辖，作为该区对日斗争的根据地。至此， 四区根据地辖46个村，建有党支部9个，党员72人。他针对日军气焰嚣张、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对党员进行了抗日前途教育、革命气节教育，稳定了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当年春天，他将全区初中、完小毕业的四十多名学生集中教育、培训后安排了教员和文书工作，让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还纠正了晋西事变后一度出现的某些过火斗争的“左”倾做法。他多次深人基层搞纠偏工作。一次，他深入敌据点很近的班家洼村工作，被敌人包围在一个院子里，幸被该院雒暨善的母亲机智掩护，始得脱险。

1941年，盘踞在石门焉的日军到处抓人，多次扫荡四区所辖村庄。二月的一个晚上，敌人突然包围了后庄村，围剿张炳和他家人，放火烧毁一个山洞土窑。他当晚因回区上布置工作不在，幸免于难，而他年仅47岁的父亲却被敌人活活烧死。失去亲人的悲痛，不仅没有动摇他革命的意志，反而更坚定了他与敌人斗争的决心。一个月之内，敌人对池家峁、锥家庄、薛家坡、赵家山等村公所包围七次，每次在当地民兵的掩护下， 张炳都安全突险。他和群众一起空室清野，安全转移。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1941年6月，张炳同志调任中共离石县为组织科长。1943 年精兵简政后调任三区区委书记。同年10月，他参加了地委在临县进行的整风学习。整风学习结束后，留任整风大队负责善后甄别工作。1945年，调任中共晋缓三分区公安局教育科科长，对被俘的敌伪人员集中进行管教审查。同年冬季，奉命北上绥蒙军区，任中共集宁市三区区委书记。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张炳同志舍生忘死，拼命工作，为党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

1947年张炳同志调回离石领导离石的干部“三查”工作。 1947年6月 担任中共离石县委组织部部长。1949年5月担任县委副书记。1949年9月担任中共离石中心县委书记。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张炳同志辛勤工作，无私奉献，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张炳同志积极抓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扑下身子坚持数年，使离石各项工作生机勃勃，有声有色。

1954年方山、离石合并后，张炳同志调任中共晋中地委组织部长。1956年张炳同志任中共晋中地委副书记。1959年兼任文裕河水库总指挥。1963年中共晋中地委组建了西山工委，张炳同志兼任工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批斗。

1972年彻底平反，先后任交口县委书记、吕梁行署计委副书记、吕梁地位副书记。1983年带头废除干部终身制，退出领导岗位。1991年4月27日因病逝世。

张炳同志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闪烁着共产主义战士的灿烂光辉，他永远活在离石人民心中。

张炳（1919——1991）

原名雒长恩，坪头乡后庄村人。

1934年红军侦察员张文升由陕西来离石，在他家住了9个多月，受到了革命教育。1937 年，经韩昌泰介绍加入牺盟会，任牺盟会大武特派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阳和沟村以小学教员身份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发动群众赶走了反动区长。1940年担任四区区委书记，经常出入险境，领导群众与日伪进行斗争。石门的日军不断对四区扫荡，二月的一个晚上包围了后庄，放火烧了他的家，47岁的父亲被活活烧死。1945年张炳任中共晋

绥三分局公安分局教育科长，教育改造了百余名被俘的国民党党政人员。同年冬配合三五八旅在集宁突围中肺部受伤吐血落马，回乡养伤。1948年任中共离石中心县委书记,组织领导了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及镇反、三反、五反等工作。1954年调任中共晋中地委组织部长，1956年任地委副书记。在他的领导下，离山县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水土保持的先进经验受到了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向全省推广。1959年兼任文峪河水库工程总指挥,速度快、高质量地完成了建设任务。1963年任西山工委书记，亲自抓了水土保持三个典型：东红、五里铺、葛家洼，撰写了《黄河沿岸山区农业发展方向》一文。1965年，离山县水土保持工作参加了全国的展览。右一为张炳

雒逢钦同志

雒逢钦，1919年出生于离石坪头乡雒家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姐妹七人，他是老大。由于家境贫寒，从小养成勤劳俭朴、坚韧刚强的性格。为了摆贫困，父亲砸锅卖铁供他上学。1932年他考人大武完小读书。在学校里他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和感染，逐渐产生了对黑暗社会满和反抗。学校毕业后在回村当教员期间，他就和本村雒贵岐等人组织了“难民奋斗团”，带领村民对苛捐杂税明拖暗抗，开展群众性的互济互助工作。

1936年春，红军东征来到离石，受红军宣传的影响，雒逢钦加人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37年8月加入离石县牺牲救国同盟会。七七事变以后，他和雒贵岐、阎良田等同志以牺盟会、 抗日自卫队、儿童团等组织，在马头山、摩天岭一带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8年4月，经薛丕华、冯国安同志介绍，雒逢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雒家庄建立了马头山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雒逢钦担任支部书记，同时兼任四区青年救国会秘书、宣传部长。此后，根据县委指示，雒逢钦以牺盟会身份作掩护，先后在寺沟、焉口、东社、南庄、后庄、李家山、高家庄、阳和沟、 卢则山、大武镇、南村等地发展党员20多个，并组建了8个党支部，为马头山和大武北川一带的抗日斗争增添了活力。同年腊月十三，雒逢钦被阎锡山旧政府抓捕，后经25个村庄群众联名请愿方获释。

1939年秋，阎锡山解散牺盟会，取消动委会，暗杀共产党，公开破坏统一战线，雒逢钦开始搞游击活动。一次，日军包围了雒家庄，雒逢钦带游击队员与敌人作战，打退了敌人， 掩护了群众转移。临走，敌人放火焚烧了雒家庄村。

1941年4月离石建立了抗日前线对敌工作站，雒逢钦积极报名参加敌工站。1942年敌工站改名为武工队，雒逢钦成为武工队队员。在敌工站和武工队期间，雒逢钦先后在柳林至军渡、 李家垣一线，以及大武、石门焉等地开展工作。他积极热情地宣传发动群众，千方百计瓦解策反敌人，机智勇敢地开展武装斗争，给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革命事迹流传在离石百姓中有这么几件事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一，促使伊藤正夫反正投诚

柳林日军里有个曹长伊藤正夫是日本清和人，二十多岁。 1938年征集入伍来华，日军侵占方山时随军到了峪口、圪洞等地。1941年调到柳林据点任曹长，管后勤军需。此人沉默寡言，随身带着一个一寸大小的铜菩萨像，每天深夜偷偷祈祷。 雒逢钦获悉这一情况后，感到他有策反的可能，于是通过内线接近伊藤正夫。伊藤正夫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后，雒逢钦指导内线不失时机地找伊藤正夫谈心，给他分析形势，讲明政策， 并转告他不愿打仗的日军在延安成立了反战同盟，希望他能弃暗投明。雒逢钦还把岗野井的《告日本军官书》转给伊藤正夫， 并给他发了起义人员去延安的通行证。经过反复细致的思想工作，伊藤正夫痛下决心反正投诚。1942年5月12日，伊藤正夫偷偷跑到龙花垣求见雒逢钦。雒逢钦对他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欢迎，派人将伊藤正夫经碛口送往延安。

二、策反伪警备队二中队起义

1942年初，离石武工队派雒逢钦同志策反柳林镇伪二中队反正投诚。接受任务之后，雒逢钦就与伪二中队内线人员刘某多次秘密联系，精心策划，制订方案，准备策反。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策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到9月初，已有20多名敌伪人员准备投诚。正在关键时刻，日军突然抓走一名准备投诚的人员。为防出意外，雒逢钦决定提前起义。为了保证起义人员家属的安全，雒逢钦请示武工队配合起义。1942年9月 13 日，武工队、游击队夜袭柳林，起义人员里应外合，将刘步恺等20多名起义人员接出，同时带出步枪26支、子弹千余发、 手榴弹80多枚，受到了晋缓军区的高度赞扬。

三、智取张家山碉堡

1943年秋，根据上级“挤敌人”的指示精神，錐逢钦筹划基层拔掉张家山碉堡的计划。10月18日，雒逢钦在枣林村武工队员家秘密接头，将十里村、梁家岔、双庙、张家山几个村的村干部和内线人员召回，商量拔张家山碉堡的事情。雒逢钦要求大家摸清日军的活动规律和碉堡内部的情况，瞅准机会拔掉这个碉堡。会后，在敌人碉堡内做饭、打杂的我方人员将碉堡内的情况如实报回。11月2日，雒逢钦召集骨干分子进一步商量拔碉堡方案。这时恰好从内部传来敌人近日要进离石城取粮饷的情报，于是拔碉堡的时间就定在日军进城之后行动。11月4 日7点以后，日军大部人马进离石城，雒逢钦安排李金柱等人扮成担水、送柴、送菜的老百姓分头向张家山碉堡靠拢，派薛如荣等人在周围村庄组织群众，准备搬运战利品和火烧碉堡。 碉堡内线人员王守海拿着白酒、鸡蛋引诱留下的日军到枣林村维持会长家喝酒，并告诉日军有花姑娘伺候。三个日军经不住引诱，匆忙下山，碉堡内只留下个日军。碉堡内的我方人员趁机将那个日军击毙，夺下碉堡，然后下山一起将另外两名日军击毙，一名活捉，胜利拿下张家山碉堡，缴获枪支弹药若干， 最后放火烧了张家山碉堡，清除了盘踞在离石通往碛口的这股守敌。

四、智擒日军小队长

1944年8月13日，雒逢钦所在的武工队、游击队和秦明同志组织的民兵联手，共78人的队伍，携带机枪一挺、步枪四十余支，赶着18头毛驴，驮着装有柴草的麻袋，化装成送给养的日伪军，大模大样走到石门焉戏台前。秦明用日语喊话，要日军下碉堡搬东西。碉堡里的日军信以为真，小队长韩九领着三名日军拉着一条洋狗从碉堡下来。他们走近一看，觉得不对劲儿，正要后退，被眼疾手快的秦明抓获。其他日军转身向碉堡向逃窜，被我战士打死一人。武工队、游击队和民兵押着韩九迅速撤离，回到了根据地。

雒逢钦同志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是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仅1945年8月5日 至9月15日四十天里，就参加较大的战斗15次，先后摧毁马茂庄、南梁等敌据点，缴获了-大批武器、战马和军需品。

新中国成立后，雒逢钦同志仍然战斗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 先后在离石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工作，直至离休。

雒逢钦同志一生听从党组织安排，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质，人民永远怀念他。

李一同志

李一，离石坪头乡东社村人，1908年12月5日出生。从小半耕半读上小学，1923年秋至1926年7月在大武完小读书。 1928年秋至1931年7月离石中学毕业。1932年至1937年先后在青家焉、茂塔坪小学教书。

1937年春，四区牺盟会秘书薛丕华到坪头一带活动，宣传抗日，发展牺盟会员。李一和雒贵岐、阎良田等参加了牺盟会。 中共四区区委书记、牺盟会秘书薛丕华派李一到店坪编村帮助村政权搞统战，开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的工作。

太原失陷以后，阎锡山的溃军到处抢劫财物，祸害百姓， 李一在茂塔坪小学被溃军拉走，后被当地的村民花钱回。李一回村之后带领乡亲们打崖窑，以备战时所用。不日，东社村就遭到阎匪溃军的骚扰，他们抢走群众的财物，大冬天把老百姓赶到荒山野坳

19382月，日军侵占离石城，接着攻占大武镇，血洗大武镇。大武五区的牺盟会转移到马头山一带活动，区政府迁至雒家庄办公。当时李一在李家山任教，他按照党的指示，在村里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被反动地主密告到伪政府， 撤销了他的任教资格。后来李一到了临县任教，一来能挣钱养家糊口，二来脱离了危险。

1939年晋西事变以后，我党为了武装保卫政权，在自卫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游击队。离石四区游击中队建立以后，李一担任中队文化教员。他宣传“四大动员”政策，发动群众参战、 献金、献粮、献军鞋，使群众了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加强根第五组基层干部据地的政权建设。

1940年1月，离石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接着离石抗日救国团体纷纷建立。李一任四区教救会秘书，积极从事日活动。 同年3月10日，日军在汉奸带领下放火烧毁了李一的家。他家的房屋、用具、衣服、粮食无一幸免，家中15口人无家可归。 自此，李一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他在三分区干属校工作学习。 3月下旬，李一随游击队背上“四大动员”收到的献金在临南马家山一带打游击，险被敌人抓获。后来他们开展分散游击的战术，对付敌人的碉堡政策，破坏敌人交通，在敌人必经之路挖壕、埋上地雷，使敌人坐卧不宁。

李一还组织自卫队，组织妇女儿童站岗、放哨、查路条， 把革命歌曲抄给小学教师教唱，并在各村设立扫盲识字牌，在黑板上表扬好人好事和宣传抗日新闻等。6月份日军开始大扫荡，李一负责民运工作，同时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一个月时间征集送走三批兵员。7月，李一接替了薛不华同志的四区抗联主任工作。他广泛组织游击小组、自卫队、情报网，并发动群众开展更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同年秋天，李一调回县青干校任教育科长。 到了冬天，调任四区三民小学校长。他边教学边实践，为抗战培养人才。他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并选送优秀学生到晋绥一中深造。

1942年秋天，组织上调李一同志到三地委教育科工作。教育科有一项主要任务是培训小学教员，恢复教学秩序；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搞好冬学运动。这些工作既是教育部门的业务工作， 也是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所以每项工作都是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统一进行的。李一到教育科之后，教育方面的成绩还是比较突出的，尤其是县里在假期集训小学教师时，李一在教师中发展了一批党员，邓向业、樊毅就是那次集训时发展的党员。

当时，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开展对敌斗争，粉碎日军的扫荡和蚕食阴谋。李一配合四区党委做了七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加强民兵武装。除在根据地建立游击队组织外，还在敌占区大武、石门焉等村建立秘密民兵组织，打人敌人内部，探听敌情，运送武器，锄汉奸，送情报。二是建立防线，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以雒家庄、摩天岭为一线，由雒家庄民兵监视三交之敌；以池家峁、山焉为二线，由西铡民兵监视大武、西属巴之敌；以火山、焉口为三线，由李家山民兵监视石门焉、店坪之敌。各村建立情报站，专门负责送情报。还挖沟壕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三是配合主力反扫荡。1942年4月26日，日军140 余人向四区扫荡，四区民兵配合十七团主力在任家山与敌激战， 打退敌人三次进攻，击毙日军小队长井上通和日伪军六十余人， 缴获三八步枪40支。四是主动袭击敌人。1942年9月，四区民兵和三分区游击大队在店坪公路出击一股伪军，激战一小时， 打死伪军副队长及兵士16人，缴枪8支，子弹30发，骡马各1匹。同年10月15日，埋伏在离石到大武的公路两侧袭击敌人五大车军用物资，俘虏了日特班长，缴获洋马10匹。五是反维持，敌后武工队拔掉敌据点。在全县统一开展的反维持斗争中，四区在十天内摧毁了35个村的伪维持组织，并在40个村庄建立了民兵组织。六是办工厂，实现军火自给。四区民兵把马头山开出的800亩土地作为军火田，自制牛枪，自造地雷、 手榴弹。人人扫硝，家家熬盐，基本上实现了军火自给。在抗日战争反攻阶段，李一配合四区区委开展了深入虎穴，摸清敌情；围困敌人，逼其撤退；练兵学武，准备反攻；乘虚袭击敌人据点；策动伪人员反正等工作。李一作为一名基层抗日干部， 脚踏实地为抗战所做的工作难以计数，成绩是显著的。

1948年李一任离石县教育科科长；1951年任地委政干校党总支书记；1953年秋，任贺昌中学党总支书记；1957年任离山二中校长；1959年2月任离山一中校长、书记；1962年上半年任离石师范党总支书记；1962年8月任贺昌中学党总支书记。

1983年12月31日离休。

李一同志的一生是勤勤恳为党工作的一生，他忠于党忠

于人民的政治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阎良田同志

阎良田，1894年出生于离石县寺沟村。

193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本村牺盟会秘书。他积极参加抗日宣传，精心发展党员，先后在寺沟、前寺梁、青家焉等邻村发展党员多名。进步农民围在他周围，跟着他活动。

他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反霸锄奸斗争。

1938年2月，日军侵占离石城，阎良田任四区农会秘书。

为给抗战作贡献，他积极开展合理负担运动，动员群众，支援抗日。是年腊月二十，他在寺沟古会上进行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吸引了许多群众，后被阎锡山当局发现后抓捕，关押在西湾反动政府监狱，坐牢数月。在狱中，他矢志不渝，英勇斗争， 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

1939年7月，阎良田同志被调到中阳县开辟敌占区工作， 他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工作，开创了敌区工作新局面。1942年1月，阎良田到兴县党校学习，结业后调到离石敌工部(后改为武工队)任组织股长、支点股长。阎良田善于做敌工工作， 为敌工工作的开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配合敌区内线人员在柳林处决投敌叛变分子王丕义，使敌人大为震慑；同时，争取许多敌伪人员将功赎罪、戴罪立功，成为我方内线。他亲自动员石门焉敌据点的炊事员张继龙(又名张铁锅)给日军饭内投毒，使日军胆战心惊。

1945年8月，大武镇解放后，阎良田任离石县公安局警法股股长，后任地委组织部除保干事。1947年，复调离石四区搞土改工作。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保护了一批老干部。1948年他任四区区委书记，一面恢复发展生产，一面积极支援全国解放。他在四区动员不少干部南下北上奔赴新区， 开辟解放区工作。

1949年，阎良田调任离石县组织部副部长，9月提升为部长。1951年12月任离石蛋厂党支部书记。1958年因病退休回原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58年时任县委第一书记赵子文同志受到省、地、县三级党委的批判、处分后，阎良田第一个站出来为赵子文同志鸣不平。他在离石三干会带头写大字报，并将大字报贴到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为了给赵子文书记讨个公道，他不计个人安危，做好了开除党籍、坐监狱的思想准备。

文化革命中他受到批判，并受到严酷迫害。

他的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唯上、不怕风险的精神一直在离石人民中流传。阎良田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也是一位刚直不阿、受人尊敬的领导干部。1981年阎良田同志病逝，终年88岁。

雒云同志

雒云，又名雒飞鹏，离石县后庄村人，1917年生。 雒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本村党支部书记，并以牺盟会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在秘密县委书记王云祥的领导下，雒云(当时任秘密四区区委书记)一方面做党的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方面和武工队密切配合，活动在神仙山至大武镇敌占区一带，伺机打击敌人，并教育争取敌伪人员弃暗投明。 1942年至1945年8月，大武解放前后，雒云继任区委组织委员和区委书记，在解放大武镇和恢复发展生产、稳定民心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贺龙司令员的多次表扬。

1946年，为了解放中阳，加强党对中阳外围的领导，锥云调任中阳县金罗镇区委书记。他为解放中阳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同盘踞在中阳县城的守敌进行坚决的斗争，为解放中阳出了大力。

1949年，雒云响应党的号召，随军南下，奔赴新区，先后任镇巴县委书记、汉中地委副书记等职。1955年在汉中地区被敌人暗杀。

雒贵岐同志

雒贵岐，离石县雒家庄人，1909年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因家庭贫寒，从小无法上学读书，从十几岁起下煤窑挖煤。 到了青年时期，受红军东征的影响，有了闹革命、求翻身的欲望。为了反抗阎锡山政府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对劳苦大众的压迫， 他和当地的进步人士雒逢钦、阎良田等组织起“难民奋斗团”， 提出“反饥荒、反压迫、要生存、要平等”的口号，发动邻村群众对抗官府的苛捐杂税活动。

1936年春，雒贵岐和雒逢钦、张国俊三人，参加了红军宣传员刘光赤同志在大武均凹店召开的革命青年座谈会，并加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雒贵岐和雒逢钦、阎良田响应抗日号召，参加了牺盟会开展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8 年4月，离石四区区委书记薛丕华和县委委员冯国安来到雒家庄村，召开秘密会议，发展雒贵岐、雒逢钦、阎良田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建立了离石四区第一个党支部--雒家庄村党支部，雒逢钦任支部书记，雒贵岐任组织委员，雒守信任宣传委员。他们开始在马头山开展党的工作。

1939年3月，经薛丕华介绍，雒贵岐和武泽深从薛家坪买回8支牛枪，组织起四区抗日游击小组。同年5月，游击小组扩大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所属的离石游击二中队，雒贵岐担任二中队指导员。

1940年9月离东县成立，经离东县委书记王亦明、组织委员冯国安和离石县组织部长薛丕华等领导研究，调雒贵岐到离东二区任区长。

雒贵岐到离东后，正遇上日伪军大肆向东山地区疯狂扫荡， 形势非常严峻。他组织领导当地群众配合正规军与日伪军日夜周旋作战，使二区的抗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因为长时间在野外隐蔽斗争，加之天寒地冻，他患了疾病，不能再继续工作， 县委决定让他回家养病。

他回家不久，1941年3月10日拂晓，汉奸带领日伪军百余人包围了雒家庄村，将正在家中养病的雒贵岐抓捕。他们把雒贵岐送到石门焉日军据点，由日军陈翻译审问。他们把雒贵岐五花大绑，还给戴上手铐。两个手拿刺刀和皮鞭的日军严守在审讯室，汉奸武某在一旁陪审。武汉奸先开口问:“你们的游击队在哪里？阎良田、雒逢钦他们在哪里？”一连问了好几回，雒贵岐对敌人怒目而视，一字不讲。陈翻译煽动日军严刑拷打，两个日军剥去雒贵岐的棉衣，用皮鞭、棍棒将他一通乱打，打得雒贵岐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陈翻译见硬的不行，就欺骗他说，只要说出一点共产党、 八路军活动的情况，就能保住他的性命。雒贵岐对敌人轻蔑地庄村，召开秘密会议，发展雒贵岐、雒逢钦、阎良田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建立了离石四区第一个党支部--雒家庄村党支部，雒逢钦任支部书记，雒贵岐任组织委员，雒守信任宣传委员。他们开始在马头山开展党的工作。

1939年3月，经薛丕华介绍，雒贵岐和武泽深从薛家坪买回8支牛枪，组织起四区抗日游击小组。同年5月，游击小组扩大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所属的离石游击二中队，雒贵岐任二中队指导员。

1940年9月离东县成立，经离东县委书记王亦明、组织委员冯国安和离石县组织部长薛丕华等领导研究，调雒贵岐到离东二区任区长。

雒贵岐到离东后，正遇上日伪军大肆向东山地区疯狂扫荡， 形势非常严峻。他组织领导当地群众配合正规军与日伪军日夜周旋作战，使二区的抗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因为长时间在野外隐蔽斗争，加之天寒地冻，他患了疾病，不能再继续工作， 县委决定让他回家养病。

他回家不久，1941年3月10日拂晓，汉奸带领日伪军百余人包围了雒家庄村，将正在家中养病的雒贵岐抓捕。他们把雒贵岐送到石门焉日军据点，由日军陈翻译审问。他们把雒贵岐五花大绑，还给戴上手銬。两个手拿刺刀和皮鞭的日军严守在审讯室，汉奸武某在一旁陪审。武汉奸先开口问:“你们的游击队在哪里？阎良田、雒逢钦他们在哪里？”一连问了好儿回，锥贵岐对敌人怒目而视，一字不讲。陈翻译煽动日军严刑拷打，两个日军剥去雒贵岐的棉衣，用皮鞭、棍棒将他一通乱打，打得雒贵岐遍体鱗伤，鲜血直流，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陈翻译见硬的不行，就欺骗他说，只要说出一点共产党、 八路军活动的情况，就能保住他的性命。雒贵岐对敌人轻蔑地哼了一声，不予理睬。穷凶极恶的敌人，凶相毕露，像魔鬼一样扑到雒贵岐身上，有的拔他脸上的胡须，有的用火棍捅他口鼻。那个姓陈的汉奸翻译在雒贵岐头上拍了两下说:“你就是个铁脑袋，我也要把你化了。”雒贵岐猛一抬头把他撞得仰面朝天。日军见捞不到所需的东西，就把雒贵岐拉到石门焉村向西的沟畔上用指挥刀杀害了，时年他33岁。

新中国成立后，离石县人民政府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在离石南街修了革命烈士楼，供人们纪念瞻仰。雒贵岐的英名功绩铭刻于丰碑。《吕梁抗日丰碑》也收录了他的业绩。雒贵岐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离石人民心中。

雒逢镜同志

雒逢镜，离石县坪头乡雒家庄人。1925年出生，1940年3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雒逢镜，世代务农，童年时期随父务农种田，终年劳动， 勉强度日。青年时期，雒逢镜在其兄雒逢钦等人革命思想影响下，积极追求进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地区和离石县城之后，烧、杀、抢、掠残害人民的恶劣罪行，使他胸中燃起无比仇恨的烈火。他立志跟随八路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1940年3月，晋西北开展“四大动员”运动，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请求参军参战。年仅17岁的雒逢镜入了党，被编入离石县抗日游击大队(属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新组建的县游击大队)四区游击中队当战士。他年少志壮，工作积极，机智勇敢， 1942年被提升为离石县游击大队四区中队指导员。

1944年6月14日晚，雒逢镜和中队长薛元英一起在崖窑塔村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农民配合游击队开展反扫荡反蚕食的挤敌人斗争，让群众搞好坚室清野，抵抗日军扫荡。他们在崖窑塔的宣传活动被汉奸告密，驻扎在三交镇的日伪军出动百余人，包围了崖窑塔村。在激战中，民兵队长张文英中弹牺牲， 雒逢镜和中队长薛元英被日伪军抓捕。

日伪军将維逢镜等人拉到三交镇据点审问，后又交给离石城日伪警备队队部审问。雒逢镜经受了反复审讯，敌人对他多次施以酷刑，妄图逼出口供。雒逢镜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他抱定必死的决心，始终坚贞不屈，一直缄口不语。他告诉敌人:“收起你们那一套鬼把戏吧，我进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你们的一切都是徒劳。”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将雒逢镜拉到离石城东的财神庙坪将其杀害，把尸体投进枯井内。

雒逢镜同志牺牲时年仅29岁。他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抗日战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那英勇抗日、宁死不屈的动人事迹，永远铭刻在离石人民心中。他的英名被收入《离石县志》。

雒贵权同志

雒贵权，离石县坪头乡雒家庄村人，1918年出生。他家境贫寒无法上学读书，从小跟随父亲种田，以农为生。

1938年日军侵占离石城后，雒贵权响应四区青年救国会的号召，参加四区组建的青年救国会和民兵组织，投身抗日战争。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波及偏僻的四区。四区区公所也发生了一场夺权斗争，雒贵岐等人组织民兵和游击小组， 配合四区区长高明性带领的区游击队，摧毁了王树芝的伪区公所。

1940年1月，雒贵权参加了由雒逢钦、雒守信带领的游击小组，追击逃窜到马青局沟里的阎匪溃兵的战斗。之后，经維守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7月初，离石四区为解决民兵武器装备问题指派雒贵权同志去八路军十七团驻地新庄村领取枪支弹药。雒贵权连夜动身，步行五十多里，绕过大武日伪军封锁线，奔赴新庄村十七团团部。领到枪支，他在返回途中遭到驻大武镇的日伪军出发扫荡，雒贵权同志不幸被捕。敌人要他说出枪从哪里来， 送到哪里去，雒贵权不肯暴露组织的秘密，只字不说。敌人要收缴他的枪支弹药，他说:“这是有人托我送的东西，你们抢走让我回去怎么交差？”一个日军说:“你还想回去，顽固分子！”说着一枪将雒贵权同志打倒。雒贵权同志当场被杀，时年28岁。

雒贵权同志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四区区委当晚派人找到雒贵权的尸体，并买棺入殓，安全护送回雒家庄。次日，由阎家坡村公所领导和十七团护送的领导组成治丧委员会，召开全村公所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并由雒家庄小学教员李国安宣读了悼词。在致悼词时，参加追悼大会的千余人心情悲痛，流了眼泪。 大家气愤地高呼口号:“为贵权同志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坚持抗日！”“救我中华！”“向雒贵权同志学习，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追悼会之后，阎家坡村公所将雒贵权同志光荣牺牲的事迹， 整理成材料逐级上报，经离石县人民政府审定为抗日革命烈士，给他家挂了“革命烈属”的牌匾。后来，锥贵权同志的英名被收入《离石县志》，永远铭刻在离石人民心中。

雒芝尧同志

雒芝尧，乳名狗狗，1913年生于离石县坪头乡锥家庄村。 他自幼家境贫寒，没有上学读书。从小随父在村种田务农，并在寺沟新窑煤矿担卖煤炭，挣点零钱维持家中生活花费。

1941年春，雒芝尧参加本村民兵组织，投身抗日战争。当日伪进行扫荡时，他配合区游击队站岗放哨，掩护群众转移， 坚持反扫荡斗争。

1942年，日本侵略者疯狂蚕食老区乡村，形势非常严峻。

当时离石四区17个行政村所辖131个自然村，只剩下4个自然村没有搞“维持会”。离石四区地下党组织根据晋西区党委指示精神，在敌占区和近敌占区积极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性的反蚕食斗争。雒家庄地下党组织安排雒芝尧在寺沟煤矿当绞炭工， 以工人身份出面，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民兵组织。后他的宣传活动被汉奸告密，说他是共产党员、工人领导，“煽动”群众搞抗日活动，被日伪军抓获。敌人将芝尧关起来，要他说出四区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雒芝尧始终只有一个口供: 。“我是穷工人，只知道绞炭，其他什么也不知道。”每次审讯他都是这个口供。敌人说他顽固，死硬顽抗， 他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不能瞎说。”敌人在雒芝尧身上一无所获，将他拉到石门焉碉堡外杀害，是年他30岁。

雒芝尧牺牲后，雒家庄党支部将他的革命事迹和牺牲情况， 整理成材料向上级报告，后经离石人民政府确认为革命烈士， 给他家挂了“革命烈士”牌匾，他的母亲给予烈士之母待遇。

他的英名载入《离石县志》留存。他是抗日战争的英雄，人民的好儿子，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薛福贵同志

薛福贵，离石县坪头乡寺沟村人，从小受苦受难，后在寺沟煤矿当工人。他苦大仇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2月21日，汉奸带领数十名日军突然包围了寺沟煤矿。敌人从煤矿里抓走薛福贵同志，说他是共产党员，组织工人造反，组织工人自卫队抗日。不容他有任何争辩，敌人将他拉到石门焉据点。

薛福贵虽然不识字，但他记得自己在入党宣誓时说过: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敌人审问他，他破口大骂。敌人问他:“谁是共产党、牺盟会？”他说:“中国人全是，你们想杀也杀不尽，你们杀的只是爷爷一个。”敌人又问:“阎良田、 武泽深在哪里？”他笑着说:“在中国，你们永远找不到。他们会来寻你们的，会来报仇的。”敌人盯着他问:“你就不怕死吗？”他冷笑着说:“爷爷走进你们的门，就没有准备活着出去。要吃就张口，要杀就开刀，你们看爷爷怕吗？”敌人把他拉到刑场上，他东一脚西一脚，把押他的两个日本兵踢开，朗声说:“爷爷自己会走，你们跟上，送爷爷就行了。”薛福贵就这样走上敌人的刑场，走到生命的终点。他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他是叱咤风云的勇士，他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英雄！他的茁名永垂不朽！

贺成英同志

贺成英，1924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武工队班长，坪头俭崖局人，后任盛地编村干部。

1943年冬与武工队员薛生杰、盛地编村干部薛永贤在举头、冯家坡一带发动民兵，开展抗日活动。1944年2月20日， 他在举头自然村发动、组织民兵时，内部出了奸细，不幸被敌人围住。他是从抗大来的，原来胆小，后来锻炼得很坚强。敌人把他层层包围，他受了伤，脱不了身，但他宁死也不愿让日本人抓走，随手引爆身上的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了，贺成英身上着了火，他被烧得缩成一团，死得很悲壮。

抗战胜利后，贺成英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温继益同志

温继益，1923年7月出生于离石坪头凤凰峁村。4岁时死了娘，7岁上又死了父亲，靠哥哥姐姐抚养成人。小时候患天花留下一脸麻子，人称温疤子。

温继益从小喜爱武术，曾拜本村靠跑江湖为生的蛮虎为师。 经过刻苦训练，耍石锁、踢腿脚、舞棍棒样样能行。他徒手格斗，硬打硬拼无人能敌，还能单手提打场的碌碡，一个人扛喂牲口的石槽。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成为三五个人近不了身的汉子。

1938年，日军侵占离石城不久，便开始在石门焉、神仙山、寺圪垯强迫民夫修筑碉堡。17岁的温继益正在他姐家中， 也被拉去做苦工。尽管温继益不停地干活儿，日军监工的还嫌他干得慢。那一天，温继益在工地上背砖，背得汗流满面，浑身疼痛，监工的日军还嫌他走得慢，用枪托打他屁股。温继益火冒三丈，把砖往下一甩，给了那个日军士兵一脚，随后跳下山坡，逃得无影无踪。此后温继益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参加游击队之后，温继益白天和老百姓一块下地干活，晚上神出鬼没探消息、埋地雷、割电线、破交通、锄汉奸。游击队员平时分散，一有情况合在一块打敌人，搞得敌人非常头疼， 惶惶不可终日。

温继益经常深入到敌人窝巢里侦察敌情，有时化装成放羊的赶着羊群到敌人碉堡附近侦察敌情，有时化装成赶毛驴的驮着炭到店坪、大武实地侦察敌人的兵力布防，有时还戴上礼帽、 眼镜，穿上长衫，拿着扇子，带着“良民证”，大摇大摆地活动在敌占区的买卖字号、酒馆饭店、大街之上。一旦获得重要情报，立即通过红色交通联络站送给上级。

有一次，武工队用两个连的兵力包围了班家洼，想引诱敌人出来打伏击。温继益担当了引诱敌人的任务。他在石门焉找到熟人带路直接上了碉堡，报告敌人:“班家洼来了两个武工队员。”敌人信以为真，就派了一个排的兵力去抓人。他们一人包围圈，就被武工队消灭了。

日军搞维持以后，自以为平安无事了，一次温继益在东社村发现两个日军在神楼上睡得死猪一样，枪却放在一旁。他急忙把枪搂在怀里，掏出手枪叫敌人举手投降，两个日军乖乖地当了俘虏。

一次，他和高荣喜去阎家坡侦察，在庙院里发现了三个日军和一个警备队员。温继益灵机一动，把随身带的西瓜滚向敌人说“地雷”，吓得敌人趴在地上。高荣喜顺势扔出手榴弹，浓烟滚滚，他俩翻墙而逃。

温继益的胆大心细、遇险不慌是出了名的。有时他只身去汉奸家里抽烟喝茶，询问日军情况，听说有被抓的我方人员，还要设法营救。汉奸们在他面前唯唯诺诺，不敢说半个不字。温继益有时进入敌人的据点，还让汉奸们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临走汉奸还送给他礼物。

温继益是敌人的丧门神，敌人恨透了他，千方百计要除掉他。日军用重金收买了一个叛徒，让叛徒引诱温继益上当。有一天，这个叛徒谎称，大汉奸武某在大武某地。温继益信以为真，跟着他去捉拿大汉奸。进了大武镇，温继益觉得不对劲儿， 正要转身逃走时被叛徒打了一枪，肩部负伤。后来温继益钻进附近的树林里躲起来，才逃过一劫。

抗战胜利后，温继益随部队转战大西南，立了不少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他解甲归田，参加了地方工作，担任基层领导干部多年。1994年，突发疾病，离开人世。

阎泽海同志

阎泽海，1911年12月9日出生于离石坪头乡阎家坡村。

1938年，日军侵占离石城后，阎泽海响应地下党的号召， 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

一是加入民兵，积极支前。1939年晋西事变之后，日军与阎锡山匪军沆瀣一气，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阎泽海的家乡离日军据点石门焉很近，常常受到骚扰、扫荡。阎泽海在共产党和牺盟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第一批加入村里的民兵组织，常常冒着生命危险站岗放哨，埋地雷。由于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被指定为党小组成员，负责支前工作。他组织群众织标准布，做军鞋，筹集粮饰，多次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受到党组织的表扬。

二是舍小家，为大家，一心抗日。抗日战争期间，他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大家，舍小家，几乎每天晚上操劳抗日大事。 常常手拿木棍，肩挑旧线毯，在野外开会、活动，家里的事情一点也顾不上做。1945年，他的三女儿患病，因他不在家无法精心治疗而夭折，为此他遗憾终生。

三是善于斗争，不怕牺牲。他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日伪军要抓他，点名要他到石门焉碉堡支差。 他只得求亲戚去顶替，以防意外。有一天晚上，汉奸带领日军去抓他。他运用熟悉的地形，声东击西迷惑敌人，逃过了一场劫难。1941年深秋的一天，敌人向他家摸去，等他发现时，离敌人已不足50米了。他急中生智，一边让家人招呼敌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一边趁机从另一条小路绕到敌人背后脱险。

抗日战争胜利后，阎泽海先后担任区长、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候补委员、县供销社主要领导等职。1962年病休，1979年病故。

武泽深同志

武泽深，离石坪头寺沟村人，1914年生，矿工出身。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民兵中队长、区民兵大队长等职。

1938年3月开始，他与雒逢钦、阎良田等一道以牺盟会身份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运动，组织群众与破坏合理负担的伪村长刘某、武某展开斗争。 后被武某等以聚众闹事的罪名，诬告于当时驻扎在碛口西湾的离石县国民政府。武泽深、雒逢钦等受百姓之托，带着揭露武某等残酷剥削群众、拒不履行合理负担、拒不实行减租减息罪行的诉状，参加西湾大请愿，获得胜利。

此后，武泽深与曾在雒家庄担任过抗日区长的高明性一起在碾子山创建了抗日民兵武装组织。从此坪头一带也组建了民兵武装。他们以土枪、大刀、地雷为武器，袭击敌人。在阻击从招贤镇向真武山进发的日军时，打死打伤敌人多名，缴获部分军用物资，夺回了被敌人抢劫的牲畜。在八路军攻打石门焉日军据点时，武泽深孤身深入敌占区，割断了敌人的铁丝网， 为我军扫除了障碍。他还积极参加石门焉挖地道炸碉堡的活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武泽深和老伴王九香创办了崇里民众合作社，组织妇女织土布，制军服，做军鞋，积极支援前线。他还组织民兵劳武结合，开荒种地，解决军粮问题。

1944年晋绥边区两次授予武泽深“民兵英雄”、“劳武结合模范”称号。武泽深老伴王九香也获得“劳动英雄”殊荣。 抗战胜利以后，武泽深从事粮食工作，曾任坪头粮站站长，是离石财贸战线的一面旗帜；其老伴长期从事妇女工作。

李务孝同志

李务孝，离石坪头李家山村人，1920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村民兵游击小组组长，他积极带领民兵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有一次，日军从离石出发到四区扫荡。他探知敌人要过李家山梁上后，便组织民兵在敌人必经之地埋设地雷。快天亮时，日军进入雷区，踏响了地雷。他指挥民兵以猛烈的火力击敌人。这次战斗，当场炸死日军2名，撤回时又死了1人敌人总共死了3人。自此，日军不敢轻易到李家山一带活动。

除了军事打击敌人，他还发动群众开展变工生产，带领民兵上山开荒，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1944年12月，他光荣地出席了晋绥边区第四届英雄会被授予“晋缓边区民兵战斗英雄”称号。解放离石城时，他领民兵抬担架、竖云梯，警戒敌人增援。他为抗战出了一分力值得铭记。

阎继武同志

阎继武，生于1913年10月27日，系离石坪头乡鹏凤山村人。父辈终生务农，他幼年在本村私塾和阎家坡村小学读书。 1928年夏天毕业于离石城内第一高级小学校。后考上中学，因家中无钱供给，遂辍学。抗日战争以前，曾在本县呼家山、南庄、枣林、上水西、西崖底等村当小学教员九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义愤填膺，但徒有热情却久居偏僻山村，耳目闭塞，对革命斗争形势知之甚少，也看不到革命的前途。1936年春，红军东征，到处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第地，宣传抗日主张，严惩汉奸卖国贼，阎继武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民族的前途，开始寻找希望之光。

1937年1月，他只身前往革命活动较为活跃的汾阳县寻找出路。他夜宿汾阳演武镇，同牺盟会村政协理员李士元住在一个屋子里，两人交谈十分融洽。李士元向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革命道理，还给他看《大众哲学》和其他进步刊物，使他首次直接接触到革命思想。他看到群众上街游行，喊抗日口号，唱革命歌曲。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更加激发了他爱国的激情。他在那里找到了真理，却因生活问题不得不回到西崖底小学重操教书生涯。从此，西崖底小学成了他宣传抗日救亡和教唱革命歌曲、传播革命信息的地方。

七七事变爆发后，阎继武忧心忡忡，他每天跑到离石城探听消息。九月下旬的一天，他在离石城听到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喜讯，急忙返回西崖底村，把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捷报张贴在学校门外。村里顿时沸腾起来，乡亲们奔走相告，热泪盈眶。 后来他到离石城抄回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八路军、 牺盟会、动委会的宣传材料，在西崖底等村宣传。西崖底村小学成了他抗日救亡的宣传中心，西崖底及附近村庄的群众经常到学校听取宣传，接受抗日教育。

日军侵占华北，接着太原沦陷，蒋、阎溃军趁机抢劫民财， 群众人心惶惶，四处流亡。阎继武被迫关闭校门，回到八十里外的老家鹏凤山村。

1938年2月日军侵占离石城，继而侵犯大武镇，时局一片混乱。四月间，听说临县招考、集训小学教师，阎继武前去应试，结果被录用。录用后他去决死纵队随营学校十二分校受训， 接受了正规的抗日宣传教育。阎继武被分配到枣圪垯中心学校任校长。枣圪垯村是临县当时革命活动的重点村庄之一，共产党的县、区委工作人员和县、区牺盟会领导干部常来这里活动， 他也很快参加了其中的活动。他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帮助村干部组织工、农、青、妇、自卫队和儿童团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休， 书写抗日标语，召集各种集会，进行宣传演讲。

1939年1月，阎继武被调到临县牺盟会工作。晋西事变发生以后，中共临县县委和县牺盟会的大部分同志奉命转移，阁继武留守机关。他坚守岗位，奋不顾身，紧张工作，同顽固派坚决斗争。在特殊环境的严格考验中，他于1939年的12月12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阎继武为了转移枪支弹药，被敌人发现抓捕人狱，后经与国民党党部交涉释放。出狱后阎继武秘密工作，继续进行反顽固斗争。后被奸细告密，二次被捕入狱。 敌人给他戴上脚链手铐，进行严刑拷打，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的信念。1940年1月13日，我军包围了临县城，阎继武和被关押的战友们趁机破狱而出，参加了新的工作。

1940年阎继武任临县二区、三交区区长，发动群众大搞生产，支援前线。在后来开展的“四大动员”运动中超额完成了任务。1941年3月，阎继武调任临县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科长。这时正是日军发动大扫荡的紧张时期，他多数时间下乡， 和区、村干部一起，组织群众劳武结合，空室清野，支援部队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3年春，上级政府把日军占领的方山县城以北的地区划归临县管辖，阎继武代表临县县委、政府深入敌区进行接收工作。经过深人的宣传发动，圆满完成了接收任务。民政科的主要任务是村政权建设，阎继武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村选试点、培训村干部和村选等一系列工作。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他经过试点，写出了减租减息实施细则，推进了减租减息工作。他还妥善地安置了残废荣誉军人，积极普遍地开展了拥军优属工作和社会救济工作，对巩固根据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由于他工作勤恳、热情、负责，卓有成效，年终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出席了县群英大会。

1945年7月，阎继武被调任离石县政府民政科长。同11 月，被任命为离石县县长，中共离石县委委员，至1947年12 月被调到晋绥三分区工作。后在晋缓三专署任建设科长、副专员兼秘书长。1949年9月三专署撤销，他被任命为离石中心县县长，领导离石、临县、方山、中阳四县的工作。

1949年12月，中共兴县地委和兴县行署成立，离石中心县划归兴县专署管辖，他被调任地委委员、副专员，分管农林工作。1952年阎继武调北京工作，历任华北行政委员会财委基建处副处长，计委城市建设处副处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计划处处长；1956年1月调到国务院城市建设部任计划司副司长。

1958年4月调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担任万里办公室负责人。同年9月，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兼任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机关党总支书记。

1982年12月 离休。1987年10月19日在北京病逝。

雒品三同志

雒品三，离石坪头呼家山人。1939年晋西事变之后，日军对吕梁山区的扫荡更加频繁，对吕梁人民的蹂躪与掳掠更加疯狂。

1940年7月15日，驻扎在大武和石门焉据点的日军和警备队200多人突然包围了雒品三的家乡呼家山村。敌人在村里抢劫粮食、财物，赶走耕牛、毛驴、羊群，抓走村民11人，雒品三也在其中。其时，雒品三还在晋绥边区一中读书，刚刚回家。

从呼家山村到大武镇日军据点有四十多里山路，中途须翻越马头山山脉。那里山高路险，草木丛生。为了防止村民逃跑， 日军将村民夹在中间，前后有日军守护、监督。雒品三一路寻思: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以前抓去的人有的做了苦力， 有的被残酷杀害，今日落在敌人手里，如果逃不出去，绝没有好下场。于是他寻找机会逃跑，以求活命。

爬上马头山顶，正好烈日当头，日军又热又累，便命令在路边休息。雒品三见日军只顾喝水解渴，便悄悄地凑到雒昌兴等长者跟前，暗示相继逃走。那些人却听信汉奸谎言，抱有侥幸心理，不愿冒险。这时，牲口见了路边的青草都跑散去吃， 日军见状，便吆喝村民去赶牲口。雒品三灵机一动，急忙跑过去赶羊。敌人见他机灵乖巧，十分高兴，竖起大拇指夸奖他。

歇了一会儿，继续前行，日军押着群众和牲口行进速度越来越快。雒品三口里吆喝羊群，却故意放慢速度。一会儿就与敌人拉开一段距离了。他趁敌人不注意，一纵身就钻进草丛中不见了。他躲在安全的地方，等敌人走远了，才逃回家里。当时雒品三才15岁，却凭着自己的聪才智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而此次被抓的呼家山村民几乎全部遇害，雒品三捡回了自己的一条小命。

新中国成立后，雒品三历任村长、区长、公社党委书记、 离石县公安局长、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县财贸部长、 县农工部长、县组织部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等职。1984年离休，1999年因病逝世。

雒选斌同志

1928年11月27日，雒选斌出生在离石坪头后庄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贫瘠，他的父辈们学会了油漆彩画手艺，常年在外揽工挣钱，艰难度日。父辈们常跑陕西做活，带回了陕北闹红军的消息，雒选斌从小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

雒选斌7岁那年，他的二伯父带回一个特殊的学徒--张文深，共产党员，红一军团的侦察员。他以学艺为名，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不久就发展了后庄村第一名党员--雒保元同志。 雒选斌在张文深的影响下，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

1938年，只有10岁的雒选斌在堂兄雒长恩(张炳)、雒飞鹏(雒云)的影响下，在牺盟会下乡干部冯国安的培养教育下参加了青救会，成为革命的一分子。

1939年晋西事变之后，阎锡山的军队四处逃散，雒选斌受命在村口放哨，监视溃兵的行动，将情况及时报告区委领导。 区游击小组据此扣下了逃兵的九支枪，充实了游击队。

1939年年底，12岁的雒选斌成为四区区委的一名内勤通讯员，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1940年至1941年日军实行强化治安，对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大蚕食，区委领导很忙，雒选斌给区委领导打扫房子、看火、提水、端饭，整天都很忙，但他忙得高兴。他还抽空认字、写字，学习进步很快。

后来，他被送到碛口四区暂驻地参加了儿童团。在儿童团他被编入宣传股，学习跳舞、演戏，搞抗日宣传。半年后， 190年岁末，雒选斌被编入四区击中队，成为一名游击队员。这一年，雒选斌才13岁。

1941年春，雒选斌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潜伏在武家庄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探查大武据点和玉林山据点敌人的活动情况。为了完成任务，他潜入财主家打工，受了不少委屈，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而锻炼了他在复杂环境中开展对敌斗争的能力。

半年后，雒选斌又回到了游击中队。1942年雒选斌经受了最困难的考验。

1943年9月，雒选斌被派往分区武委会学习一个多月，返回后任李家山行政村民兵副中队长。10月的一天，他和战友们接受了一项从敌人碉堡内去取子弹的任务。他们四个人化装成送水的老百姓进入碉堡，取到子弹以后迅速撤离，不料被敌人发现，敌人开炮轰击，当场打死三名战友，雒选斌负了重伤， 但他没有退却。后来八路军十七团发布命令，通令嘉奖了雒选斌。

1943年1月，雒选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履行自己庄严的誓言。

1943年，抗日战争已由敌我相持转入大反攻。八路军、游击队经常包围石门焉据点。时任李家山、白家山、西铡三个行

政村民兵中队长的雒选斌曾参加过围困战斗。

1944年秋季的一天，雒选斌和参战队的高运珍去牧掌村检查围困敌人的情况。返回时在牧掌村口被敌人发觉，他们急忙藏进天桥底下躲过敌人检查。由于他在围困石门焉据点时成绩显著，是年年终被县政府授予“民兵模范”称号。

日军投降之后，雒选斌又积极参加解放离石城和大武镇的战斗。雒选斌被任命为参战二中队指导员，带领一百八十多名民兵，日夜操劳，坚守阵地，阻击敌人。

离石解放后，雒选斌奉命回到四区的白家山、李家山等村指导帮助建立村级政权。1945年9月 至1946年3月，半年时间，他建立和整顿了石门焉、南庄、东社、鹏凤山、马青局、 岳家山等十余个村的基层政权，顺利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工作任务。

在解放战争时期，雒选斌带领离石民兵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解放区的光荣任务。返回离石后，他又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

1948年5月，晋中战役打响，他又被调回参战部队，奔赴太原，接着参加了解放晋中、解放太原的战斗。直到1949年农历七月十五回到离石，被任命为九区(坪头)区委委员兼青委书记。

此后，从1949年春至1958年春的十年里，雒选斌先后在离石团县委，离石四区、六区、二区区委和离石粮食局工作。 1958年雒选斌调任吴城公社党委书记，后任交口公社书记，商业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供销合作总总支书记、主任，老干局调研员等。

雒选斌同志于1989年10月办理了离休手续，2003年1月15日不幸逝世，享年76岁。

雒选斌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革命理想；一生坚持实事求是，正确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一生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永葆了革命本色。雒选斌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领导干部，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作的贡献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雒选民同志

雒选民，1925年10月出生于离石坪头乡后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家境十分贫寒。因父母残疾，孩子多，日子没法过，雒选民两个姐姐刚到十三四岁就出嫁了。雒选民还有一个妹妹， 因父母无力照顾，很早就死了。他父母自己孩子死了，却给别人家坐炕头当奶妈，挣几个钱，补贴家用。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卖了土地，卖了家什，最后父亲还将他的母亲和一第十二组少年尖兵

个最小的第弟卖了。雒选民小时在继父家放羊，农忙的时候跟上继父撒粪、点籽，当小工，挣一碗饭吃。

那时候兴办冬学，雒选民也去上冬学念书。一冬天念了33 课书，认了些字。后来8岁上又念了一冬天冬学，9岁上又念了一冬天冬学，一直念到11岁，共四个冬天。

此后，雒选民自己想念书，却念不起了。于是他开始参加劳动。冬天里挑担子卖草卖炭，挣几个小钱；平时给人家打短工、当小工，点籽，掏粪，什么都做。

雒选民13岁那年，正是1937年，他就在外头跑开了。他先去二姐家做工，后来跑到吴城一个山庄上种地。是年冬天， 太原失守，新军、旧军、八路军、决死队、工卫队都向离石这里转移。这时雒选民年龄尚小，父亲让他学木匠活。1938年他就学了一年木工。

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张炳介绍雒选民参加工作。他先在村公所当通讯员。那时，他们家乡是共产党的活动区，宣传抗日主张，不做亡国奴。他接受了这方面的启蒙教育，懂得了抗日就是打日本人，不打中国就完了；也知道抗日民族一战线， 共产党和国民党搞合作。那时他才14岁，还是个孩子，一提打仗，就有些害怕。

雒民开始当通讯员时也就是给人家担水、打水，收拾房子，扫地，整理卫生，大部分时间与牺盟会的人在一起。这时虽然阎锡山下令取消牺盟会，但实际上牺盟会还在活动。还有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在长期的接触交往中， 他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那时区公所的工作主要是征粮征款，“四大动员”。区里的人每天下去宣传、动员，雒选民也跟着下村完成动员任务。

1940年6月以后，区上成立游击队，雒选民当了游击队员，兼区儿童团长，受青救会领导，主要任务是组织儿童站、 放哨、锄奸。那时工作不好开展，做的事情也很有限。他常常给团员们开会，提高他们觉悟，讲的就是打日本，救中国，不当汉奸，不做亡国奴。抗日宣传工作也很难做，他们地处边界地区，敌人也去，共产党也去，两套班子的人经常接触，很难应付。

1941年，雒选民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区里组织了一个工作团，雒选民担任指导员。工作团就是离石五区武装工作团， 主要任务是扩大民兵，发展武装。人员召集回来以后，主要是训练，队长搞军事训练，他做政治工作。后来队长跑了，工作团全归他领导。

除扩兵发展武装之外，工作团还协助区上在敌占区催粮、 要款、抓人。一次他们去茂塔沟催粮，找到村里的伪代表，让他回区上回话。他们刚出村就被日军跟上了，路经西属巴碉堡时还遭到敌人的袭击，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成功地带着伪代表回到了区上。

除了催粮、要款，有时他们还破坏敌人交通，割电线，晚上组织村民断路，每隔半月二十天就断一回。割电线是游击队自己割，专割日本人的电话线，修好了再割。

1942年，区上正式搞起游击队，雒选民他们的工作团也就合进去了。区中队，实际上只有一个排，三个班，雒选民当排长。一次，配合正规军攻打店坪据点，他和温继益带路，到了据点用铡刀砍铁丝网时被敌人发现，敌人向他们开枪，将雒选民打伤。温继益见状背上他就跑，救了他一命。

1943年秋天，他们计划在阎家坡打伏击，结果却让敌人打了他们伏击，队员高荣喜手受伤，温继益腿上也受了伤。他们九死一生与敌人周旋。

第十二组少年尖兵

1943年冬天，精兵简政时，雒选民离开了游击中队，去上安村当了民兵中队长。他组织民兵，配合部队打游击、打伏击， 搞地雷战。上安行政村是个大编村，管的地方很多，西属巴就驻扎着日军，离上安村很近，工作非常危险。同时派出的村中队长中三个人就死了个，他算命大的。

1943年冬至1944年春，維选民在三分区武装干部培训班培训了三个月，主要是学习军事技术，他的射击成绩获得了优秀。学习回来时，抗日战争准备反攻了，他的信心更足了。他积极组织民兵组建担架队，给部队征收粮草，发动妇女做军鞋， 做针线。他还参加了著名的西属巴伏击战。这次伏击打死日军十几个，打伤两个。当时他在上安山上压山，收拾战场时进入现场，组织参加了祝捷大会。会后，他乘胜组织民兵埋地雷， 还组织群众熬硝。

1944年一天，雒选民去张家焉工作，隔山看见出发的日军，他开枪射击，将一名日军士兵打伤。有一次，他在贺家庄开会，教育伪村长弃暗投明，为我方送粮送草，突然被敌人包围，他和武工队员急忙从山沟里逃走，敌人没有追上。

1945年解放离石城时，雒选民积极配合，组织民兵、民夫送粮、送草，抬云梯，抬担架，抢运伤员。1945年冬天，组织上派雒选民到盛地村任编村村长。1946年雒选民去隰县参战。 1947年春到晋绥一中学习半年。1947年回西相王搞土改。1948 年跟上张炳到了县邮政局，后去税务局，在吴城税务所当了所长。后调回县里，搞后勤、办公室工作等。1950年到了五区信义，当代区长。1953年调任七区区委书记。1954年撤了区， 雒选民回到县粮食局任副局长、支部书记。1956年到县委统战部任部长。1958年调到县体育运动委员会。1959年被抽调到文

297 裕河水库。1961年以县委委员的身份当了商业局局长。1964年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靠边站，受批判。

1971年，吕梁地区成立后被分到食品公司。1976年又调建行任行长。1989年离休。

闫继烈(1927-1996)离石县鹏凤山村人。

民国27年(1938),闫继烈任儿童团团长，他代表枣圪垯行政村儿童团参加临县牺盟会召开的全县儿童代表大会。民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2年6月，任晋绥分局白文稽查站副站长，分管检查、特殊技术，检查邮局往来信件、 敌区往来人员、政治案件。民国33年7月，任晋绥一区抗联青年部部长，参与中心工作、对敌斗争、生产运动、发动农民减租减息。 同年，参加解放离石城战斗，负伤。民国34年5月，他被分配到中共晋绥三地委宣传部任新闻记者，其间采访晋绥特等劳模张秋林， 获得较大社会影响。1946年，任雁北新区督促总署驻平鲁地井坪镇检查站站长。1947年3月，在晋绥分局兴县石楼子土改工作队任组长。 1949年，闫继烈任《离石小报》主编。1952-1963年，任山西日报社记者、编辑、驻晋中记者站站长。1963年，任晋中地委西山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1971-1975年，下放兴县。1975年7月，任《吕梁通讯》《吕梁日报》领导组组长、总支书记、总编，全面负责报社党、政、业务工作。1979年8月，任吕梁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1980年9月，任吕梁广播局局长兼支部书记。闫继烈从事新闻工作时陆续在晋绥《抗战日报》刊发《劳英张智升村成立儿童扫硝合作社》《注意喉》《离石召开文教大会》等10 余篇稿件；后在《晋绥日报》《离石小报》《山西日报》发表有关离石的通讯、典型报道有:《运用小先生及民教民方法一离石碾则山民校有成绩》《离石一、七等区代耕工作发生严重偏向》 《白天不见面晚上光开会--马茂庄工作组官僚主义》《采用多种多样形式离石农民互助生产》《离石各代会、总工会、妇联、青联号召全县人民起来抗美援朝》《离石民兵游行示威坚决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侵略军》《两万余人声讨一贯道--记离石控诉一贯道罪行大会》《人加时间牛加草料--离石全力开展抢耕抢种》《离石县召开公审大会--审判毒打凌辱妇女的罪犯》《离石劳模薛满泰互助组向全县劳模挑战竞赛生产》《小神头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建立起宣传网》等。 他工作之余，创作小说、文、通讯、典型报道、特写等大量不同体裁的优秀文学和新闻作品，刊发在省级、国家级权威刊物。《山西日报》刊载长篇通讯《一个新型的纺织机械制造厂--国营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厂介绍》、特写《创造幸福的人》《新货郎》《出色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白衣丹心》、小品文《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宝贵遗产》《鲁王养鸟》、散文《英雄离石城》；《火花》杂志刊发其小说《一个故事的开始》、散文《今昔离石城》。1988年，他主编《晋绥边区第一中学校校史》。

闫继烈先后在国家级、省级报刊上发表作品700余篇，其中50余篇受表扬获奖。 1991年，闫继烈受聘为离石县编纂县志总编辑，参与吕梁地方志、离石县志的撰写工作。1992年，闫继烈离休。1996年7月，闫继烈病逝。

坪头乡烈士英名录

李虎虎民国10年(1921)生，寺沟村人，115师陈支队战士，民国24年参加革命， 失踪。

武民贵民国7年(1918)生，寺沟村人，115师陈支队战士，民国28年参加革命失踪。

武俊贤民国14年(1925)生，寺沟村人，共产党员，八分区侦察排排长，1947年冬在汾阳县云家庄战斗中牺牲。

薛祥芝清光绪三十年(1904)生，寺沟村人，共产党员，离石县寺沟煤矿工人，民国29年(1940)在离石县天宫寺被目本侵略军抓捕，牺牲于方山县石门墕。

薛奶完民国8年(1919)生，寺沟村人，共产党员，陈支队2大队战士，民国31 年在山东省作战中牺牲。

薛治万民国4年(1915)生，寺沟村人，115师战士，民国33年参加革命，失踪。

李仲福生年不详，李家山村人，115师陈支队战士，民国28年(1939)参加革命. 失踪。

李益全民国9年(1920)生，李家山村人，115师战士，民国29年参加革命，失踪。

李英彦民国3年(1914)生，李家山村人，共产党员，115师教导2旅战士，民国33年在山东省作战中牺牲。

李怀明民国32年(1943)生，李家山村人，团员，西藏军区508部队电线兵战士， 1964年7月30日在西藏西河村国防施工中牺牲。

李龙念清宣统二年(1910)生，李家山村人，民兵组长，民国33年(1944)在方山县白家山村被日本侵略军逮至方山县石门墕杀害。

樊增温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生，李家山村人，共产党员，民兵，民国32年(1943) 离石县李家山村站岗时被日本侵略军捕杀。

薛营栓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生，樊包头村人，358旅战士，民国28年(1939) 参加革命，失踪。

薛明大民国2年(1913)生，樊包头村人，河防游击队战士，民国29年参加革命， 失踪。

薛启运民国10年(1921)生，樊包头村人，359旅战士，民国30年参加革命，失踪。

薛启海民国11年(1922)生，樊包头村人，民兵，民国31年在樊包头村埋地雷时牺牲。

薛子芳民国5年(1916)生，樊包头村人，共产党员，临县建设科科长，民国31年12月带领临县劳动模范开会途中，被日本侵略军逮至临县三交镇杀害。临刑时大义凛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解放后，为纪念烈土， 临县人民政府在三交镇兴建了子芳烈士楼，并将三交镇完小命名为“子芳完小”

薛秀兰民国7年(1918)生，樊包头村人，军火社工人，民国34年4月15日在临县薛家圪台村军火社因武器走火牺牲。

薛秀兴民国20年(1931)生，樊包头村人，共产党员，3师8团看护员战士，1949 年4月在太原市东关战斗中牺牲。

薛兰顺民国8年(1919)生，樊包头村人，16团战士，1946年在汾阳县战斗中牺牲。 薛殿兰民国10年(1921)生，赵家山村人，359旅战士，1946年在陕西省洋马河战斗中牺牲。

薛光甫民国11年(1922)生，樊包头村人，359旅战士，1946年在汾阳县作战中牺牲。 维臭国民国4年(1915)生，崖窑塔村人，115师陈支队战士，中共党员，民国29年参加革命，1946年在中阳县战斗中失踪。

薛万昇民国2年(1913)生，垣上村人，共产党员，359旅战士，民国29年2月参加革命，失踪。

薛艮顺民国16年(1927)生，垣上村人，17团战士，民国34年在中阳县战斗中牺牲。

薛务星民国11年(1922)生，垣上村人，共产党员，晋绥兴县看守所所长，1946 年8月在兴县蔡家崖被刑满释放分子杀害。

薛子清民国14年(1925)生，垣上村人，10旅战士，1948年10月在太原市战斗中牺牲。

李加祥清光绪三十年(1904)生，南庄村人，方山县白家山乡秘书，民国29年(1940) 5月13日在方山县白家山被日本侵略军包围后牺牲。

李锡光民国5年(1916)生，南庄村人，115师战士，民国29年参加革命，失踪。

薛雨田清宣统二年(1910)生，坪头村人，三分区侦察排战士，民国34年(1945) 在离石县城战斗中牺牲。

阎新祥民国7年(1918)生，阎家坡村人，离石县2区游击队战士，民国29年在离石县县城被日本侵略军抓捕押往成家山村杀害。

阎开明民国13年(1924)生，阎家坡村人，359旅717团3营班长，民国29年参加革命失踪。

阁芳年民国8年(1919)生，闫家坡村人，358旅战士，民国33年参加革命，失踪。

阎生华民国8年(1919)生，阎家坡村人，离石县支队战士，民国34年在柳林刘家垣村战斗中牺牲。

温继成清宣统二年(1910)生，凤凰峁村人，115师陈支队战土，民国29年(1940) 参加革命，失踪。

雒思恭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生、凤凰峁村人，115师陈支队战士，民国29年(1940) 参加革命。失踪，

温兴让民国7年(1918)生，凤凰峁村人，离石支队侦察排侦察员战士，共产党员， 民国33年4月在离东县王家坡战斗中牺牲。

温月继民国16年(1927)生，凤凰峁村人，战士，1948年在太原市牛驼寨战斗中牺牲。

薛法启民国10年生，磁窑沟村人，115师战士，民国29年参加革命，失踪。

薛维杰民国15年(1926)生，磁窑沟村人，1旅2团1营2连指导员，1948年10 月13日在陕西省荔北战斗中牺牲。

雒恒仁民国4年(1915)生，后庄村人，决死四纵队19团战士，共产党员，民国29年参加革命，失踪。

雒云民国元年(1912)生，后庄村人，共产党员，中共汉中地委副书记，民国27年入党后，曾任离石县后庄村党支部书记、中阳县武工队队长、中阳县委书记、镇巴县委书记，陕西汉中地委副书记等职，1955年在汉中被敌暗杀。

薛学增民国9年(1920)生，火山村人，359旅718团3营战士，民国29年参加率命，失踪。

薛相深清宣统三年(1911)生，火山村人，共产党员，民兵分队长，民国32年(1943) 10月7日在临县贺家湾村被日本侵略军杀害。

薛文俊 民国8年(1919)生，火山村人，共产党员，离石县崇里村公所文书，民国33年农历四月被日本侵略军抓捕押至离石城，同年5月6日被杀害。

渠芝林清宣统元年(1909)生，长龙山村人，民国29年(1940)参加革命，失踪。

阎振耀清宣统三年(1911)生，墕口村人，民兵，民国30年(1941)在该村被日本侵略军杀害。

阁立万民国6年(1917)生，墕口村人，离石县一区农会秘书，共产党员，民国31年4月在离石县李家山村被日本侵略军抓捕押往方山县石门墕杀害。

张光亮民国11年(1922)生，墕口村人，独4旅13团战士，1946年在汾阳县战斗中牺牲。

高锡品民国8年（1919）生，枣洼村人，共产党员，离石县游击队事务长，民国30年在临县刘家庄被汉奸杀害。

薛喜柱民国15年(1926)生，枣窪村人，共产党员，抗务处工人，1947年在临县薛家圪台村制造武器时牺牲。

薛马家管民国元年(1912)生，池家峁村人，民兵分队长，民国31年11月在临具南沟村破坏日本侵略军公路时牺牲。

雒五完清宣统元年(1909)生，池家峁村人，决死纵队战士，民国32年(1943) 在交城县战斗中牺牲。

阎逢俊民国5年(1916)生，岳家山村人，离石县武工队战士，民国31年在中阳县战斗中牺牲。

马如福 民国13年(1924)生，岳家山村人，共产党员，民兵分队长，民国33年3月25日在离东县坪头村被日本侵略军杀害。

马春元民国15年(1926)生，岳家山村人，1948年在西安牺牲。

薛保儿 生年不详，崇里村人，共产党员，民兵，民国32年(1943)在离石县崇里村被日本侵略军抓捕，牺牲于离石县城。

李继还民国11年(1922)生，东社村人，115师2大队战士，民国28年参加革命， 在交城山牺牲。

李海旺民国13年(1924)生，东社村人，民兵，民国33年10月奉命到离石县李家山送信时被日本侵略军逮至方山县大武镇杀害。

李润喜民国9年(1920)生，东社村人，民兵，民国33年10月给游击队送信时被日本侵略军逮至方山县大武镇杀害。

李玉恩民国5年(1916)生，东社村人，离石县九区游击队爆炸小组战士，民国33年12月1日在离东县黄圈村遭日本侵略军包围被杀害。

李爱生民国12年(1923)生，呼家山村人，115师陈支队战士，民国32年参加革命， 失踪。

雒昌世民国9年(1920)生，呼家山村人，115师陈支队班长，民国33年在山省济南战斗中牺牲。

薛富厚民国5年(1916)生，呼家山村人，115师教导2旅战士，民国33年在山东省作战中牺牲。

雒逢谦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生，雒家庄村人，晋西独立支队1团1连战士，民国29年(1940)年在山东省费县武安镇战斗中牺牲。

雒贵琪清宣统元年(1909)生，雒家庄村人，共产党员，离东县二区区长，民国29年(1940)在方山县石门墕村被敌捕杀。

雒芝尧民国2年(1913)生，雒家庄村人，共产党员，民兵队长，民国31年在离东县寺沟煤矿被日本侵略军抓捕，牺牲于太原。

雒三院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生，雒家庄村人。民兵，民国32年(1943)在临县南沟破坏日本侵略军交通时牺牲。

雒逢镜民国14年(1925)生，雒家庄村人，共产党员，游击中队指导员，民国33年在离东县崖窑塔被日本侵略军杀害。

雒贵权民国7年(1918)生，雒家庄村人，共产党员，决死纵队战士，民国33年在方山县大武镇战斗中牺牲。

雉相吉民国10年(1921)生，雒家庄村人，359旅战士，民国29年参加革命， 1947年失踪。

张文英民国8年(1919)生，崖窑塔村人，共产党员，民兵队长，民国33年被日本侵略军逮至临县三交镇杀害。

阎作良民国13年(1924)生，崖窑塔村人，共产党员，晋绥边区公安局总会计， 在南下途中积劳成疾，于1949年3月18日在临汾逝世

薛丕成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生，赵家山村人，民兵，民国29年(1940)10月在临县后南沟破坏日本侵略军交通时牺牲。

薛侯来民国15年(1926)生，赵家山村人，115师战士，民国31年在山东省天保山战斗中牺牲。

薛丕富民国14年(1925)生，赵家山村人，共产党员，离石县游击队战士，民国32年在柳林县战斗中牺牲。

薛鵬凤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赵家山村人，115师陈支队战士，民国33年(1944) 在山东省费县战斗中牺牲。

薛保田 民国8年(1919)生，赵家山村人，离石县九区游击四中队战士，民国33年在离东县东社村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牺牲。

薛茂俭民国10年(1921)生，蒿圪塔村人，358旅战士，民国34年在忻具战斗中牺牲。

高有成民国10年(1921)生，大西局村人，共产党员，临县清河区区长，民国32年在清河镇被日本侵略军包围牺牲。

薛德亮民国5年(1916)生，大西局村人，10团战士，民国34年在离东县刘家垣战斗中牺牲。

高月贵民国12年(1923)生，大西局村人，共产党员，独3旅排长，1946年2月3日在绥远凉城县城战斗中牺牲。

薛喜清民国16年(1927)生，西局村人，7旅20团2营战士，1949年太原市牛驼寨战斗中牺牲。

薛立本民国5年(1916)生，俭崖局村人，共产党员，358旅战士，民国30年参加革命，失踪。

贺成英民国13年(1924)生，俭崖局村人，离石县四区武工队班长，共产党员， 民国33年2月20日在方山县举人头村被日本侵略军包围，自拉手榴弹牺牲。

薛继孝民国14年(1925)生，俭崖局人，共产党员，民兵队长，1946年4月被日本侵略军逮至方山县大武镇杀害。

贺恩光民国8年(1919)生，俭崖局村人，共产党员，中共温江县区委书记， 1950年2月11日在四川温江县剿匪反包围中牺牲 。

薛元英清光绪三十二年(1925)生，西侧村人，共产党员，离石县四区武工队文书， 民国33年(1944)7月在离东县崖窑塔被日本侵略军逮至离石城杀害。

薛忠周民国8年(1919)生，西侧村人，共产党员，离石县四区军火社技术员， 1946年6月在离石县四区军火社拆卸地雷中负伤，牺牲于方山县南村野战三医院。

雒堂名民国元年(1912)生，马青局村人，359旅排长，共产党员，1947年在湖南省山野桥渡桥时遭敌枪击牺牲。

孙全义民国15年(1926)生，柏局上村人，共产党员，28团1营战士，1948年10 月在太原市战斗中牺牲。

孙恒厚民国10年(1921)生，柏局上村人，共产党员，文书，1949年在陕西省宝鸡被敌特暗害。

薛金元民国3年(1914)生，卧龙墕村人，358旅战士，民国34年在忻县战斗中牺牲。

薛恒茂清光绪32年(1906)生，卧龙墕人，共产党员，民兵，民国32年(1943) 在离石县崇里村被日本侵略军抓捕，牺牲于离石城。

薛恆旺19年（1930年）生，卧龙墕村人，曾在大武九区区公所任收粮员，通讯员，1949年随军南下，任四十队通讯员，在陕西韩城溺水而亡，情况不明。

阎维俊民国14年(1925)生，鹏凤山村人，358旅排长，共产党员，民国29年参加革命， 1947年在大同失踪。

阎务贤民国15年(1926)生，鹏凤山村人，决死四纵队战士，民国29年参加革命， 失踪。

阎逢俊 民国11年(1922)生，鹏凤山村人，共产党员，民兵队长，民国33年10月1日在离石县岳家村放哨时被日本侵略军杀害。

闫军平1970年生，鹏凤山村人，农民，1990年8月21日在抢救落水儿童时牺牲。

注:1.所列烈士均为男性；

　　说说离石老九区

薛国保

在离石城乡七八十的老年人至今还流传着一句老话:“三区九区的干部，离石和大武的店铺。”上岁数的人还记着它的光荣历史。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至新中国创建初期， 离石县的老领导干部大多数是三区和九区出生和长大的。红军东征到达吕梁，播下了革命种子，在当时的三区(柳林成家庄一带)，培养出了王达成、王大昌、韩昌泰、高全年、王健父子、张秋林、刘悬旺、张智升等一批革命干部。在坪头雒家庄、 后庄(即后来的九区内)为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张炳(雒长县)、闫良田、雒云、雒逢钦、雒贵岐、选民、雒品三等一批先进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经过战火洗礼工作锻炼，成长为后来离石县委县改府的重要领导人，组成了离石以三九区干部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当时的三川河畔离石城、大武镇是店铺林立商贸发达的地方。

晋西事变，我们党为统一组织指挥抗日战争，在县委领导下，设立了区和行政村两级党组织和行政单位。当时马头山以西的不少村庄还属临南县管辖，如今方山县的南村以下大武店坪一带归离石领导。 日寇侵占石门焉、神仙山，以此作为据点，向周边抗日军民进行疯狂扫荡，以马头山为中心的区域，变成了敌我双方激烈

争斗的主战场。当时在马头区担任区委领导的曾干、张炳向离石秘密县委书记王荣祥提出建议:将靠近马头山西面由临南县管辖的村庄划归离石。经上级批准，便将南至如今枣林乡的结绳焉、梁家岔一带，北至寺沟、雒家庄，东至马头山麓的店坪一带，西至如今坪头乡的大小西局、崇里、樊包头一带， 包括:坪头、闫家坡、李家山、崇里、西、任家山、结绳焉、彩树局等8个行政村61个自然村，成为老九区的初型。因为敌人的骚扰，区改府成为游击式的流动政改权，干部们“公章枪支随身带，一出门就穿皮袄背铺盖”。 先后常驻坪头、西等村。中共党员薛丕华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在此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李一雒贵岐、闫良田、张炳、武泽深、 雒逢钦等人以牺盟会的公开身份组织发动群众抗日。

此后闫良田、李岗、雒建钦组织群众配合八路军、游击队破交通、割电线、反维持，向石门焉、神仙山等敌据点不时袭击骚扰，武泽深等和三区的王仲仪等人在碾子山建立离石第一个民兵游击小组，回来组织士兵站岗放哨送情报，并输送青年民兵加入游击队武工队， 涌现出了渔疤子、高荣青、雒选民等一批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闫良田、李岗织民兵挖了二华里地洞直达石门焉敌人据点之下，塞进土炸药十二默进行爆破，设计了“送粮送水”骗敌人，活捉敌头目韩九。薛光钦组织家乡民兵联合临南抗日军民埋地雷、破交通、反维持，围因三交之敌人。九区民兵配合八路军打了焉战役，村村搞坚壁清野、埋地雷、挖地道、站岗放哨送情报、袭击小股敌人，搞得敌人坐卧不安。在大生产运动中，王九香在崇里村组织妇女纺织合作社，发动广大妇女织标准布，做草鞋，解决八路军穿衣困难，煤矿工人薛义魁带领工人加大烧煤炭牛产，为我军筹集军饷，薛光英在磁窑沟办合作社制炸药造地雷，这些人为抗日出力很大，成为晋绥边区民兵劳动英雄。

在抗战烽火岁月里，东社村李一、白光亮、薛玉山、李家

山李学士、李务孝、李慧亮、李益贵，后庄村雒选斌、雒云、雒在岐，鹏凤山村间选旺、闫继武、闫继泽，闫继烈，呼家山村雒品三、雒品亮、高有瑞、雒昌本，雒家庄雒贵岐、雒逢镜、雒逢钦， 闫家坡村闫定五、闫怀琪、闫泽海。凤凰峁村温汝旺，樊包头村薛立渭、薛子达，坪头村的薛雨田、薛雨贤、薛兴旺、崇里村的薛清池，西村薛绍泽、薛生杰， 薛永贤，薛家坡的薛万贤，垣上村的薛保荣、薛保富、薛旺、薛恒、薛修贤、薛修德，卧龙焉村的杨平、高世章，结绳焉的杨培之、杨润英、成振江，彩家庄的李文炯、李九龙，枣林沟的李不祥、刘振华、李尚友、穆贵春等都是当时票鼎有名的抗战积极分子，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九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粮出兵出干部的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1943年10月发生的“坪头惨案”，日寇杀死我无辜民众107人。八年里，死

于敌手的人和牲口不知有多少，烧抢财产亦难计数。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九区有据可杏的革命烈士89人。九区干部多，是革命的共同目标凝聚成的，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抗战胜利后，老九区干部群众在解放离石、中阳，配合晋中战役，保卫延安支前参战扛担架、运粮草，同样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为开眸新区，开创新中国建设新局面，九区干部又响应党的号召，奔赴祖国的天南地北，或奉调外出或随军工作， 到达革命和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经过锻炼，成为党的重要骨干。薛清池投笔从戎，成长为装甲兵学院主要领导，荣获中将军衔；薛光钦为大同军分区司令员；曾担任离石中心县县长的间继武.调中央建设部，后任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闫定五、闫怀琪，调任新疆，担任长职务；李问炯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雒云任陕西汉中地委副书记；白光亮、杨平、薛雨贤、薛尚忠等担任地县领导:李尚友任新日报社社长兼主编:薛保荣任成都日报社社长。

留在家乡的张炳同志，历任晋中、吕梁地委副书记:刘振华同志任离石县县长，交口县委书记，吕梁地委秘书长、人大副主任；雒品三、雒选民、薛绍泽、杨润英、成振江、杨培之等长期担任离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工作；白泽海、雒选斌、薛立渭、薛之明、薛玉山、薛兴旺、 成旺山、目定九、李振荣等分别担任县局级主干多年，同样为离石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奠基性的重大贡献。

1954年撤销区建制，但老区的光荣传统一直在光大发扬，以坪头治山修梯田为示范的农田基本建设，结绳、三山集集中力量治大沟打大坝，枣林沟植树造林，为全县水土保持创造了宝贵经验，推动了全县的农业发展。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在赵家山一炮打响，老九区一直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抗日战争中的离石四区（一）

一、抗战初期建立根据地的斗争

(1937年——1940年)

抗日战争中的离石四区是晋西北之南大门，在离汾公路线上，东至交城山，西与陕甘宁边区相依。其中军渡、孟门，也是党中央、毛主席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之交通要道。离石四区处于离方、离临两条公路线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我党和敌伪对这块地方都很重视，双方争夺得非常激烈。

1937年春，离石来了牺盟特派员阎景纯，四区派来牺盟秘书薛丕华，他们就是该县区共产党的负责人，一来就宣传抗日，发展牺盟会员，我和雒贵岐、阎良田等同志参加了牺盟会，雒贵岐同志为组长。丕华同志让我到店坪编村帮助村政权搞统战，开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的工作。后来在会员中吸收了贵岐、良田(当时良田在阎家坡编村活动)等同志为共产党员，我区党的组织建立从此开始。

同年秋，续范亭先生为主任，南汉宸、程子华等参加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因太原日寇轰炸而转移离石，在发动群众方面也起了应有的作用，还给我区派来刘兴帮任区长。

11月8日，日寇进攻太原。阎锡山一枪不发，弃城南逃，太原被日寇占领。阎匪溃兵沿途抢劫，退到哪儿，抢到哪儿。当时我在茂塔坪教书，被溃兵把我拉走，巡田的吴丑儿追到盛地，花了二十元银洋放我回校，结算工薪归还了丑儿，只好赤手回家。回家后，发动邻居打崖窑，准备空室清野，以防阎匪日寇抢劫。不出所料，阎锡山的溃兵二百余人马，就到我东社村盘踞九日，家里的粮食财物全部抢空，还把村外避雨窑藏的群众所带之衣物抢光；有的群众没走脱被打致残；数九寒天大雪封山，产妇野外生娃，母子都留下后遗症。直到溃兵走后人们才敢回家，只见米面都被溃兵倒在院里喂了牲口，我父亲驮炭的那头瘸毛驴也被拉走，致使村民过春节无衣无食，饥寒交迫。

1938年3月9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凌晨，日寇侵占离石城。14日鬼子来到四区牺盟会所在地大武镇。17日开始大屠杀，共杀害穆成仓、穆成库兄弟等三百六十余人，如李儿则全家五口都杀绝。其残杀手段，真是惨不忍睹。窨则场、石坡壕、油房沟血流成河尸成山。日寇血洗大武镇的血债，全县人民世代难忘。当时阎匪三十五军就驻扎在大武，却避而不战，坐视日寇残杀人民，占据了大武镇。

我区牺盟会转移到马头山后，在雒家庄一带坚持工作，共产党员雒逢钦、张炳等同志，通过合法形式，组织农协会，发展党员建立地下支部，宣传十大纲领，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运动，发动和组织群众与破坏合理负担的阎伪村长刘汝彩、山后虎武俊杰展开游行示威斗争。对土豪劣绅李岐润召开说理斗争大会，使其低头认罪，交出合理负担的粮款。但他们互相勾结串通伪区长吉清廉，密告伪县政府反动县长戚振华，将阎良田、雒逢钦等同志逮捕入狱。后以雒贵岐等同志为代表的全区群众签名请愿，伪县政府被逼才先后释放了我们的同志。

同年冬，我在李家山任小教，贵岐叫我在该村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地主密告伪县政府，当时县教育局长陈天固是国民党员，他撤销了我的任教资格，还出传票传我到县，最后我被阎务直请到临县任代教才脱了险。

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变抗日为和日，变联共为反共，发动了12月政变，动用六个军的兵力，向我新军展开全面进攻。我区由雒贵岐等同志成立了游击队和四区党委会，领导人民以民主的方式，选掉了反动的村长刘汝彩等人，我县牺盟会派来高明性同志任区长，迫使伪区长裴忠交出印来，区政权才到了我们手里。反动分子王树枝，又武装占领了区政府，我们的游击队赶跑了王树枝，再次夺回区政府(以后高明性调任六区区长)。

新军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彻底粉碎了旧军的进攻。仗打完后，一二〇师主力从冀中赶回晋西北，从此晋西北就成为屏障陕甘宁边区的一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晋西北顽军和旧政权已被我军民在粉碎国民党反共斗争中基本肃清，从而结束了抗战以来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成立了统战性质的军政民联合委员会，贺龙同志任主任委员。为各级新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晋西南、北区合并，成立了晋西区党委，林枫同志任书记，开始了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新时期。

1940年1月1日，离石县人民政府在石安村成立，共产党员梁延檀被公举为县长。中共离石县委改为“敌后工作团”，先由卫一清书记兼团长，后为张涛。并在“敌工团”领导下建立县抗联，崔映国同志任主任。

我四区由薛安居任区长，卜立功任“敌工团”书记兼团长，薛丕华任抗联主任。工会秘书武思问、农会秘书阎良田、青救会秘书王建林、妇救会秘书刘玉兰，我任教救会秘书。

早在1938年，日寇占领我离石、大武、柳林等公路沿线，造成了全县统一领导的困难。“晋西事变”旧军失败后，我党中央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阎锡山谈判，双方和谈划定汾离公路南北为界，南属阎管区，北属我抗日民主解放区。为了武装保卫政权，除建立各村的抗日自卫队外，我县还成立了抗日游击大队，由县委书记卫一清任政委。我区建立了游击中队，卜立功书记任指导员，我任文化教员。调薛安居同志任一区中队长，由康希禹接任四区区长。我区自卫武装成立后，抵抗日寇的扫荡，保卫区政权。还建立了站岗放哨制度。大力开展四大动员，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献金、献粮、献军鞋，支援部队抗日。通过工农青妇教和儿童团组织，进行革命教育，使群众了解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进步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二、抗战中期反对日寇 “扫荡”“蚕食”的斗争

(1940年——1942年)

晋西事变之后，日寇乘我四区抗日政权初建之际，接连向我区实行了空前未有的春、夏、冬三次大“扫荡”，妄图将我抗日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1940年3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日寇从大武据点出发，对我东社村进行大“扫荡”。当时我在四区，胞弟李晋在二区跟雒贵岐开辟工作，日寇在汉奸的带领下，把我家的房屋用具、衣被食粮，一火烧成灰烬。使我父母妻子弟侄等全家十五口人，无家可归，饥寒交迫，母亲受饿不日逝世，妻子离乡背井，逃出火坑，到我根据地参加革命，在三分区干属校工作学习。鬼子还烧了堂叔友泉、族侄学仁的几间房，并把村民都抢光，使全村人遭受饥寒。从此日寇对我区村，由“碉堡”政策进而为“囚笼”政策，如在我区店坪、石门墕和西属巴、张家山等村庄，后又延及临南的钟底、三交镇建筑据点碉堡与护沟护墙，来把我根据地县、区、村分割破碎，并加紧对各个被分割的县、区、村进行封锁，就是用公路这条铁链圈起来，再用碉堡铁锁锁住，使我军政民被迫分散，而活动与转移渐加困难。继而由围攻到“扫荡”，后来更用连续、反复“扫荡”，以及对我后方的急行奔袭等战术，来达到消灭我军民、蚕食我区村根据地的目的。

3月下旬，大武，石门墕之敌四百余人，再次向我离石四区、临县进犯。当时我区四大动员收到大部献金，为避敌抢走，我们政工人员、游击大队，背上献金，西向临南根据地马家山、黍局上一带打游击。敌人“扫荡”我区后，进犯临县湫水河，一路下至碛口绕小川，一路沿湫水河至白文镇，配合寄岢岚、五寨之敌反复“扫荡”，竟把我区、三交区游击队包围起来，在此危急情况下，我与三交区长阎继武同志取得联系，准备渡过小川到西河畔摆脱包围圈，不想小川已被敌人占领，我们日夜在山头准备与敌战斗，幸有我工卫旅、暂一师三十六团歼灭、击退进犯岢岚之敌，临县之敌闻讯撤走，我们才解围保全了献金。但是日寇在我区反复“扫荡”，烧杀抢甚惨，雒家庄烧了不少房，在南后庄虽然全村都搜遍连个人影也没见，但抢劫财物不计其数。

我区党政军民在区党委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宣传和发动群众，一面坚壁清野，一面拿起武器，同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斗争。早在1939年10月，由雒贵岐、武泽升同志领导成立的第一个游击小组(后为一一五师二中队)，在晋西事变前后，缴获阎伪区公所步枪四支，又在打溃兵夺武器运动后，各村自卫队都有了武器，从新政权建立起，这些游击小组、自卫队，在反“扫荡”、掩护群众转移、坚壁清野和配合正规部队攻袭石门墕敌据点的战斗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他们除站岗放哨、掩护群众脱险，保卫其生命财产外，还能采用游击战术和小股敌人作战。

我区处在靠近敌人的最前沿地区，日寇的每次大“扫荡”，大武、石门墕之敌，必先经四区才能深入我内地。因此，当时敌我双方拉锯式的战争是非常紧张激烈的。我们首先加强了区游击队和各村自卫队的工作，开展分散游击的战术，对付敌人的碉堡政策。破坏敌人交通，在敌人出发必经之险要大道挖开壕，并埋上地雷封锁敌人，砍电杆、割电线断绝敌人联系，三天两头袭扰石门墕敌据点，使敌人坐卧不安，一般不敢出动。

为防止敌人偷袭和黑狗子、汉奸的活动，我们还组织自卫队、妇女儿童，坚持站岗放哨查路条，日夜轮流不放松。为加强放好哨，我特意编了十首妇女放哨歌，其一：“时到五点钟，太阳从东升，小妇女来放哨，盘查行路人”，采用了绣荷包曲谱。我还从牺盟会抄来一首儿童歌曲：“小兄弟，小姐妹，大家齐步向前跑!跑跑跑，跑跑跑，一跑跑到山岗上，齐将敌人杀!……别说我们年纪小，救国的责任，要我们来担当，凶恶的敌人，要我们来打倒”。把这些歌让小学教师教唱，并在各村都设立扫盲识字牌，在黑板上表扬好人好事和抗日新闻等。例如东社的李根香(现在四川)、白改则当时都是妇救会的好干部。当时我区的民兵、妇女和儿童非常活跃，到处都是手里拿着大刀红缨枪，口里唱着自己的歌，碰上来人必查个水落石出，还要认会识字牌上“打出日本去”……的字才放行。农会组织男人勤耕作，改善生活交公粮；妇教会发动纺织做军鞋，儿童团侦察敌情送情报；青救会组织民兵游击队，对敌人进行武装斗争。

日寇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杀我人民，捕我壮丁，以摧毁我根据地内的人力，烧我房屋，抢我粮食、器具、财物，以破坏我财力物力。1940年6月12日，敌人以两万余兵力，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开始了对晋西北的夏季“扫荡”。我工卫旅“避开合击”，二十一、二十二两个团与敌人周旋在交城山区。根据敌工组内线情况得知这一情报，我区游击队、党政人员（留守一部分坚持领导各村工作）和二区区长雒贵岐、助理员李晋及决死四纵队教导员高日升和两个排长共数十人，组成一支战斗队。除了老高的好手枪、冲锋枪外，我们的是步枪、牛枪、手榴弹，还有土枪大刀。每人一个米粮袋，装的是炒豆、莜麦、糠炒面。这支战斗队由卜立功、薛丕华、高日升和区长康希禹领导。石门墕之敌向西进犯，我们就从敌碉堡东进，冲过离方封锁线，跑步到达吕梁山主峰上的一个小村庄驻扎。老薛叫我负责民运，开展抗日救亡必胜的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一个月的时间内，在五区征集送走三批兵员。征集还要进行，敌人西进反击回来包围了我们，正在想法突围的时候，刚好我工卫旅某部从两夹囫来，接火冲杀敌人，才使我们冲出包围圈，上了东山一个小庄，天黑才将带的午饭吃了。翻过山将进史家沟，村口哨兵打了连发信号枪，老卜说这是五区游击队，叫派人去联系，我说：“我去吧!”快进村时我忽然想到连发枪可能是敌人，忙退出问老卜：“咱先喊话再联系，行吗?”老卜很同意，爬到村口地坪上去喊话：“四区老卜来了，你们是五区游击队吗?

喊了几次不应声，再静听，听到有洋马啃草声，肯定是敌人，我们马上隐蔽在村口坡地上，准备战斗。但敌人已出发到了村口，决死队排长扛支冲锋枪，手拉着枪栓让敌人站住。我们的步枪、牛枪都拉拴推上子弹，作好射击准备，手榴弹导火线都拽出来套在手指上，准备和敌人打一场夜间遇战。哪知敌人不敢接火，停了一下顺沟走了，在北山扎营下寨。我们尾随敌人上了半山腰，怕吃亏只好返回史家沟，上了南山天刚亮。白天，为了防备敌人炮击和搜山，三五分散，保持联系，每天都有敌机来空袭，但由于灌木林浓密，我们隐蔽的好，没有被敌人发现。在山上吃的是糠炒面，渴了就喝冷水。尚德同志行军中掉了队，躲在山沟里不敢出来。后来找到部队，他说炒面早已吃完，找不到部队快要饿死了。

原来，这股敌人是从吴城据点来的，分进合击我交城山上的工卫旅，被我们牵住牛鼻子，七八天不敢前进。对我工卫旅歼敌取胜起了配合作用。

当战斗队返回小东川时，只见地里庄稼成了放马滩，群众逃难尚未返家，村庄被烧成瓦砾废墟，万恶的日本侵略者，欠下了中国人民多少血债啊!我们穿过吕梁主峰两夹囫，抢渡峪口敌人据点，绕道临县墕头返回池家峁，才知我母亲饿死入土已经月余，我弟兄两个化悲痛为力量，决心为抗日不怕牺牲奋斗到底。

同年五月，我区为了开展对敌斗争，抗联郝廷龙等同志在白家山组织了几个村公所的干部开会，有冯家坡村长侯国岐，白家山村长李全信、文书李珍、教员李元学，班家洼村长雒鸿斌，东社妇救会李根香、白改则，民兵李富珍、李修俊和后庄李编根、部队老王等同志。不料汉奸××报告了大武的敌人，当天晚上出动包围了白家山，我民兵和同志们奋起反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族弟李富珍、外甥李缠根光荣牺牲。郝廷龙、雒鸿斌和老王三同志被捕后，敌人严刑拷打不屈服，英勇就义。当时我李家山驻军某部闻讯赶到，击退敌人，干部民兵群众解围后镇压了汉奸。

(据《吕梁党史资料》第五辑 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4月编印 作者 李一)

抗日战争中的离石四区（二）

1940年7月，县委调薛丕华同志回县工作，让我接任了四区抗联主任。在区委书记卜立功同志的领导下，我区广泛组织扩建游击小组、自卫队、情报网与更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并发动群众提高警惕，加强岗哨，一发现敌情，民兵立刻护送群众安全转移。游击小组分上各个山头，东山放个炮，西山打几枪，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每到一处不敢久停。民兵们破路割电线，到处埋地雷，更使敌人寸步难行。

建立情报网的工作，除各村都设情报小组外，还在东社、李家山等村设立了情报站，每站派专人送情报。规定有事插鸡毛，一刻不误马上送到目的地。

坚壁清野，依靠群众也搞得很好。把所有的粮食、衣物都藏起来，水井口盖好压上土，敌人进了村，空无一人，找不到吃喝东西，只好放火烧掉房屋退走。

由于我们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积极而又灵活地打击敌人，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维持”阴谋，就连东社离敌据点虽近，但敌人也迟迟维持不了。

为了持久抗战，我们认真执行了我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三三制”，坚持与各阶层团结合作，照顾他们的利益，争取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帮助。如编村村长阎定一，村副李友白，早在1937年薛丕华同志就叫我协助村政，开展我党抗目救亡工作，促其成为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我新政权刚刚建立，就任定一同志为小教，后任区长等职。并请李友白先生到区上，准备让他参加政权工作。敌人春季“扫荡”，他跟我们去打游击，我们照顾他年老寄托在老乡家，回来不久因病身亡未参政。

我们虽然实行“坚壁清野”工作，同日寇作斗争，但为了坚持持久抗战，仍然大力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男人们在地里辛勤劳动，种好庄稼，妇女们在家里纺花织布，做好军鞋。尤其是那些妇女们，她们手里干着活，口里唱着劳动英雄歌：

“离石出了一个张秋林，她是咱晋绥边区的劳动英雄，七岁上学会纺棉花，十五上织布顶呱呱。革命到底铁了心，她送呀丈夫参了军。支援抗日呀救中国，她办起了秋林合作社。”

另外，我们还发动群众自己动手，上马头山上采草药，自扫硝土做炸药，克服敌人封锁围攻造成的困难，坚持对敌斗争，并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在这一阶段我们在党政军民团结建设上是有进步的，正确的政策促成人民抗日的团结，廉洁的政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顽强的斗争使敌人坐卧不安，因此敌人视我四区为其心腹大患，更加紧了对我们的“扫荡”和“蚕食”。

1940年秋，县委调我回县青干校任教育科长，调康太同志来接任四区抗联主任。同年冬一天上午，县委组织部长白现元到了青干校，从课堂上叫下我来面谈：“四区三民小学生来县请愿，不要冯尚德同志当校长，要求陈清瑞任校长，县委决定派你去当校长，现在就去”。

我接受任务后马上就打背包动手，步行四十余里，赶天黑到达三民小所在地临县的钟庄。当晚深入师生了解情况，原来陈清瑞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在师生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早在1940年3月，丕华同志就和我决定，在师生中发展一批牺盟会员，其中还要培养发展党员。当时我在小教中发展了一批牺盟会员，如樊毅等。并派冯尚德同志(共产党员)到三民小任教，开展牺盟会活动，该同志在学生中发展薛务升、杨元福等七八个会员成立了牺盟会组织，后调出原该校校长雒鸿章去学习，由冯尚德同志接任校长。陈清瑞企图赶走共产党的校长，替国民党夺权，因此煽动学生县上请愿。经过我们深入地教育，大部分师生都知道受了骗，开始靠近我党，从思想上逐步觉醒了，继续安心地上课学习。但学校距离四区党委三十余里，师生吃粮还得去四区背，困难很多，我们取得县区党委的同意后将学校迁回四区。白天站岗上课，晚上分散到学生家住宿，依靠党委联系群众，文武结合边教育边实践，为抗战培育人才。在师生中发展薛春普、杨乃华、薛务升等同志为共产党员，选送了一批同学到晋绥一中深造，分配一部分同学到抗战需要的岗位工作，又招收了一批新生。国民党派忠实信徒在我区学校中争夺青少年学生的企图从此破产了。我们对陈清瑞等人，经过多方教育改造，只有陈清瑞死不悔改投敌了（1942年秋调我到三地委教育科工作，由临县陈子贞接任校长）。

从上面我军民反“扫荡”的胜利情况来看，日寇妄图想把我抗日根据地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1940年春夏冬三次大“扫荡”，特别是6、7月间的夏季扫荡，对我区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我区党政军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一面坚壁清野，一面拿起武器进行了英勇的反“扫荡”、反“三光政策”的斗争，不仅粉碎了日寇的“蚕食”阴谋，而且我们在战斗中也经受了考验和锻炼。

同年10月间我区建立了游击中队，加强了对游击小组的领导，进一步开展了对敌斗争。

当时的敌我斗争是非常残酷的，许多同志为抗日而英勇牺牲了。日寇不甘心失败，继续在敌占区和边缘区开展“强化治安”运动，强迫群众维持。二区被敌人维持完了，1940年8月，区长雒贵岐等同志调到东五区，李晋仍留在武工队。后来贵岐回家探亲，被汉奸引上日寇抓到石门墕据点，敌人严刑拷打，刺刀扎，洋狗咬，但贵琦同志始终没有屈服，于1940年12月光荣牺牲。

1940年10至12月，日寇在惨无人道的冬季大“扫荡”中捕杀了不少党员干部。仅我知道的就有：墕口村干部阎双喜同志，在十月间被敌逮捕，在敌人的酷刑下不屈服，光荣就义。

同年冬寺沟井窖湾的薛福贵被敌人拉到石门墕据点枪杀。

同年12月，高家庄的雒生顺(是1939年我区两千五百余名群众向伪县政府请愿释放阎良田、雒逢钦等同志选出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和其弟生元，被汉奸日寇拉到石门墕据点用刺刀穿死。

还有西侧的薛元英、雒家庄的雒逢镜、崖窑塌的张文英等人，由汉奸警备队将日寇引到崖窑塌，正遇晚上召开妇女会，被敌人一下子包围起来，把该村民兵队长张文英当场打死，将薛元英、雒逢镜拉到三交敌据点杀害了。

从我区三民小的问题发生引起县委对学校的重视，我县假期集训小学教师期间，决定在教师中发展一批党员。训委会专设组织科，由我任科长，县委组织部张炳、白毅二同志参加。我们在全县的优秀教师中，接收邓向业等同志为中共党员，四区教师樊毅也就在那次入了党。

1941年春，县委决定张炳同志回四区任区党委书记。当时正是日寇1940年的春夏冬三次“扫荡”被我军民粉碎后，又实施残酷“扫荡”，步步“蚕食”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敌人所到之处，浓烟滚滚，烈火冲天，无数房屋被烧毁，许多群众和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员郝廷龙、李富珍等同志惨遭杀害。阎锡山也勾结日寇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土豪劣绅山后虎武俊杰，早就跑到石门墕敌据点当了汉奸村长。还有一些地主汉奸，有的公开投敌，有的或明或暗向敌维持，摧毁我村政权，中农也发生动摇，只有贫苦农民坚持对敌斗争，在蒋阎日伪夹攻下，我区的形势更加恶化，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

张书记面对极端恶劣的形势，采取有效措施，一面组织分散的游击小组，转入敌后地下活动，在区村大中队部领导下形成一个战斗体系，对付敌人频繁残酷的“扫荡”；一面深入密切联系群众，积极而又灵活地打击粉碎敌人的维持政策。敌人打虎先打头，汉奸带领日寇不分昼夜专来袭捕，但老张不畏强暴，镇静而又机智地坚持领导战斗，白天游击办公，晚上野外宿营，连同年迈的父亲也在村外草棚住宿。

1941年的一天夜里，日寇汉奸特意出发到后庄村，先进家搜寻无人，后又到村外草棚抓捕张炳同志扑空，竟将其父亲活活烧死在草棚内。当时的惨状令人目不忍睹，张炳同志化悲痛为力量，继续领导全区军民，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斗争。针对日寇的“扫荡”、“蚕食”及“强化治安”、实行“维持”的新政策，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继续加强民兵武装

除县、区、村都成立了公开的游击队组织外，还在敌占领的大武、石门墕等大村，建立秘密民兵组织，打入敌人内部，表面上为敌办事，实则给我探听敌情，运送武器，除汉奸，送情报。

（二）建立防线，破坏敌人交通线

我区处在敌沿，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包围和深夜袭击，乃建立防线：以雒家庄、磨天岭为一防线，由雒家庄民兵监视三交之敌；池家峁、山墕为二防线，由西侧民兵监视大武、西属巴之敌；火山、垣则为三防线，由李家山民兵监视石门墕、店坪之敌。神仙山、张家山之敌，由上安、白家峁、结绳墕三行政村共同监视。

为使三防情报传得快，除各村设立情报小组外，又专门在崇里、俭崖局、任家山、土井壕、墕口、凤凰峁、黄圈塌、东社、青家墕、结绳墕设立情报站。每站派三至五人专门负责送情报。规定无事三天一报，有事插上鸡毛，一刻不能耽误。

我们还大破敌人交通线，在敌人“扫荡”必经之路，挖四丈宽八丈深的壕，平时架板通行，战时则抽掉木板，割断敌人交通线。敌人反破路，连续“扫荡”三十次，我游击队和民兵边打仗边破路，粉碎了敌人合击包围的阴谋。

（三）配合主力反“扫荡”

为保卫群众，除采用游击战术反“扫荡”外，并与主力军、游击队配合开展反“扫荡”。1942年4月26日，三交、石门墕之敌一百四十余人，向我四区“扫荡”，我民兵配合十七团主力，在任家山与敌激战，连续打退敌人三次进攻，击毙日军小队长井上通和日伪军六十余人，敌中队长和情报官也在我手榴弹下毙命，我军共缴获三八步枪四十支，子弹一百零三发。

（四）主动袭击敌人

为变被动为主动，1942年8月9日，四区民兵和三分区游击大队，出击店坪公路上的一股伪军，激战一小时，打死伪副队长及官兵十六人，缴枪八支，子弹三十发，骡马各一匹。

同年10月15日，敌从离石运五大车军用物资到大武，我民兵和当地驻军得到情报后埋伏在公路两侧，等敌到后发起攻击，这一仗俘日特班长松尾，烧毁物资，缴获洋马十匹。

（五）反维持敌后武工队拔掉敌据点

1942年7月，在县委王大昌、车守珠等同志的领导下，全县统一时间展开反维持斗争。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将各村伪维持会人员，根据其罪行轻重，是否主动投靠敌人，分别予以教育释放、逮捕和制裁。我四区在十天内摧毁了三十五村的伪维持会组织，并在四十个村庄建立了民兵。

1942年7月，县委派阎志诚同志成立敌后武装工作队，钻进敌人心脏，更有力地开展抗日斗争。我四区大武，石门墕敌据点由李岗等同志负责。同年11月12日，武工队小组长雒逢钦、穆桂崇接到上级指示，准备拔掉张家山敌据点。经过一晚上周密计划，乘敌进城领给养，据点只有四个日寇一队伪军的良机，决定智取张家山。

我内线便衣王守海，先骗两个日寇到村里找鸡喝酒寻花姑娘，然后就地俘虏；另两个日寇被我支差苦力穆天有、王开一二人用酒灌醉，一个被推下碉堡跌死，一个枪毙了。消灭了日寇，我武工队雒逢钦、穆桂崇、李玉柱、胡世英率领群众百余人，一下冲进敌据点，伪军全部被俘，然后火烧了碉堡，整个战斗只用了五分钟。

同年7月，县委调我区委书记王云祥到敌区任秘密县委书记，领导党的工作，1944年又兼任武工队政委，不幸在乔家沟光荣牺牲。

（六）军民大生产克服暂时困难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军事上频繁“扫荡”，经济上封锁破坏。每到一地，房屋烧光，家具毁坏，财物抢走，妄图制造无人区。敌人严密封锁各个交通要道，不让盐米柴油以及棉花布匹等物资运进抗日根据地。再加上天旱无雨，种不上庄稼，因此，那几年我们真正到了无衣穿、无饭吃的地步，根据地军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为了克服这暂时的困难，我四区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组织五百名民兵扛着镢头背着枪上了马头山，几天共开荒八百余亩。另外还组织妇女们纺花织布，她们边纺边唱着自编的小调：“标准布来自定织，左边纺来右边织，迟睡早起不停息，织出好布七八匹，吃了早饭去赶集，卖给咱们贸易局。”

（七）办工厂实现军火自给

我县在1939年晋西事变时，中离特委给了二十多支枪，武器不足，除了打溃兵和缴获敌人枪支外，民兵发明了了打牛枪运动，它虽然只能打一发子弹，但总比大刀、长矛强。这是我们民兵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四区民兵后来把马头山上开的八百亩地，当作军火田，人人扫硝，家家熬硝，加之我县武委会高鹤年、任仰山同志领导办起了一个军火工厂，自打牛枪、自造地雷和手榴弹，基本上实现了军火自给。

我们四区党、政、军、民靠团结一致终于战胜了日寇的残酷“扫荡”、步步“蚕食”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渡过了1941年到1942年最困难的岁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

(据《吕梁党史资料》第五辑 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4月编印 作者 李一)

抗日战争中的离石四区（三）

三、抗战后期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

（1943年——1945年）

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2月，苏联军队和英美军队都相继转入了大反攻，侵华日军也由于我解放区军民的坚决抗日，英勇杀敌，被迫由进攻转入了防御。但是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侵华日军百分之六十的兵力，仍然用来进攻我抗日军民。具体到我四区，1941年底就被敌人“蚕食”完了，党员干部和民兵转入了地下作战，就连区党委的同志们，也只好在煤窑下坚持工作，当时的环境还很险恶，条件仍然艰苦。

为了赶跑日本侵略者，扩大解放区，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把敌人挤出去”的号召，作为抗日根据地军民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是把敌人挤出去的最根本的保证。晋绥分局、三地委作出具体指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动员起来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去挤敌人。武工队是全面挤敌人的先锋，必须扩建原有的武工队，从主力部队中抽出兵力组织强有力的武工队。1942年冬，三五八旅八团组织的武工队，余秋里同志任政委。临南和离石各派一个武工队，离石四区来了一个连，来的同志们都是连排干部。

武工队队长牛载丰同志领一个连，来我四区前，主要依靠临南县委书记杨毅、范义和临南一区，并与临南五区游击队也有联系。当时的任务是打维持孤立敌人，首先是孤立和拔掉临南三交据点，扩大根据地，因临南五区，特别是离石四区都被敌人“蚕食”完了。当牛队长来时，离石四区的区委书记薛永茂还是隐蔽在四区小西局煤窑底下坚持工作，不敢公开活动。听到武工队来了，区委书记薛永茂、区长薛志强立即跑来迎接牛队长，共同研究如何去挤敌人。老牛头天来，第二天就带一个连去黄家山活动，晚上部队撤离黄家山，住到了四区薛家坡。次日凌晨，日寇从离石、大武、三交三路分进合击，包围了黄家山乱打了一气，抓不到八路军就抓群众，抢东西。当时离石县委宣传部长车守珠、书记陈一训带领的游击队，还有组织部长王大昌和陈文彦的两个中队也闻讯快速赶来，配合武工队合兵消灭敌人，敌人连忙就往王家山逃窜，我们夺回了敌人所俘虏的群众和抢去的东西。鉴于四区斗争形势的险恶，武工队暂时把一个连撤到临南二区林家坪，随用随调。

离石县委的同志们就地召集四区党、政、军、群众团体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了分局、地委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四区的恶劣形势，总结了前段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在区委的领导下，以武装工作队的名义，统一领导四区的武装、政权、群众团体工作，使党政军民各组织步调一致，形成一股挤敌人的强大力量。

武工队作为全面挤敌人的先锋，必须先插入敌后，来逐步拔掉敌人的各个据点。四区武工队开始活动在大小西局，后来又分了几个组，在临南的栾家山、郝家山放一个组对付三交的敌人；坪头、墕口派一个组对付大武、石门墕之敌；还有一个组在龙门墕对付张家山之敌。武工队住在小西局，向三交、离石、大武三面前进。以武工队为主力部队，我县区的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众紧密配合，时而分散，时而集中；今天打埋伏，摸哨兵，袭击敌据点；明天散传单，割电线，捉汉奸，把鬼子闹得顾头不顾尾，顾前不顾后，日夜不安，坐卧不定。

为了达到把敌人挤出去的目的，我们首先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从政治上展开一个攻势，先搞垮敌人的伪维持会组织，挖掉敌人的耳目。各村维持会长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牛队长正好是过春节前来的，习惯上年除之夜，维持会长都要回家过年，趁此机会，游击队配合武工队，在年除晚上一下就拉回三十几个维持会长，在西局煤窑里进行教育，并给以警告，从此取消伪维持会，以后不准再给敌人送粮、送款、送情报。当时有个最顽固的土豪阎俊艳，反说我们保不住他，他就要维持，牛队长斥责了他的错误言行后，也就开始老实了。其他人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再也不维持了。

对于伪村公所，我们也坚决把它搞掉，重建我们的村政权。当时崇里村是四区最先巩固的根据地，党支部书记是薛强。在区党委的领导下，以崇里村为中心，分为四个组活动，靠张家山、神仙山一组马头山、大武一组；石门墕一带一组；内地一组。这四个组的任务就是组织民兵建立村政权。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去挤敌人，我们还严厉镇压投靠敌人的汉奸特务。日寇在张家山“扫荡”时，有个汉奸叫薛满兴，引上日寇到处杀人放火，被老百姓抓住送回来，牛队长就在龙门墕开了一个群众大会给枪毙了。这一下牛队长威名大震，以后又接连制裁了两个死不改悔的汉奸特务，再没有人敢给日寇送情报当耳目了，我们的工作局面也逐步打开了，以后牛队长好长时间住在临南。

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围困敌人，把敌人困在据点里，不让其出来。李家山组织了游击小组，组长是李务孝，他办法很多，扎草人站岗哨，有真有假，虚实难辨。他的游击小组也真厉害，弄得石门墕的敌人，不敢下马头山来了。

第三方面在经济上严禁伪币在我区流通，巩固和提高农币，取缔敌人对敌占区人民的捐税。1943年派李秉延到石门墕敌据点附近推销土产品，用食盐换军用钢铁。1944年通过集市贸易从敌区收回钢铁造枪，又集股建立合作社，成为经济阵地，最后农币压垮了伪币。

当时离石王荣祥（敌工队政委）等同志搞敌区工作队的内线工作也很重要，武工队是公开的，敌工队是秘密的。离石四区的敌工组长是李岗同志（李是地下党员，他住在东社我父亲家里，去班家窳、大武一带活动）。我胞弟李晋到敌工组后兼东社党支部书记，他们摸敌情、策动伪人员反正、乘虚袭击敌人，开辟敌占区，做了不少工作。武工队、敌工组和民兵游击队创造了许多挤敌人的办法，主要是：

第一，知彼知己，方能百战百胜。要想知彼知己，必须摸清敌情。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和人数变化，同时还要掌握伪人员的个人特点及所处的环境。如阎家坡的张生秀，身为敌人的便衣，却暗里给我们送情报，甚时叫甚时来；再如袁家岭的袁学银，是敌人的警备队长，坏得很，人人恨，后来被我们抓到西局枪毙了。要把内线工作搞好，要与伪人员经常联系，才能得到确实情报。我们通过内线的秘密工作，对敌情了如指掌，敌人稍有变动，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有备无患。

当内线送出情报来，我们马上用鸡毛信，沿村火速转送目的地；另外还有秘密交通站，有一种情报是转交秘密交通站，有交通员转送秘密点和人。当时四区有三个交通员；即崇里的武泽深，坪头的马儿、薛文平。

1944年1月10日，日寇为打破囚困局面，进行垂死挣扎，从柳林、白霜和离石敌55旅团集中三千日伪军“扫荡”我四区。当时武工队驻扎在贺家湾，睡到半夜接到内线情报说敌人即将出来了，马上起来先把老乡动员走，转移到坪头，干部们分头下乡动员老乡空室清野做好准备，武工队掩护老乡上山或出走四村后，才上了坪头山顶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坪头只有一个土豪薛元庆动员不走，反而说：“就是不听你们的，我这个家离不开。”怎么说服都不听，牛队长亲手拉也不走。敌人这一次包围了五十多个村庄，篦梳式的“扫荡”整整七天，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屋就烧。武工队、游击队配合民兵与敌人展开了迁回游击战二十多次，直到全县开展了大破路运动敌人才溃退。我们在坪头看到敌人的杀人惨状，薛元庆被日寇杀死在他家大门口。特别痛恨的是敌人在坪头、楼墕湾当村崖畔上，敌人把捉来的良民，用绳子拴住排成队，每人一刺刀穿死，挑下三百多米深的崖沟里，其中就有我的族侄李子平。看到敌人残暴难逃生，挨到刺他时灵机一动，不等刺刀扎进去就跳下崖坑，藏在死人堆里，敌人走后侥幸逃生。武工队同志们回到贺家湾时，看到处处是死人，七个一摊，八个一堆，都是脸肿头发直。原来是武工队动员群众走后，群众没有离村，藏在当村的一个地洞没出口，敌人进村发现后，就在洞口堆上柴草，倒上辣椒，因烟不入洞，就用风车煽进去，这一下全村进洞的男女老幼还有来的亲友，都被活活地熏死，半村绝户，令人发指。我们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证实了摸清敌情是对付敌人的首要条件，有备无患，空室清野走为上策，群众不走者则被杀，这是血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另外，群众还创造了栽消息树的办法。有的树是干草扎的大草人，各村山头上都栽消息树，白天晚上基干民兵都在树下站岗。敌人从碉堡出发，靠碉堡的山头树就倒了，敌人到哪一个村，哪一个村的消息树就倒了。后村看前村，前村树不倒，说明敌人没有出发，则可安心生产。

第二，围困孤立敌人，逼迫其撤退。围困的办法除了破坏敌人交通外，其次就是用地雷封锁。在县委书记王大昌同志领导下，1944年我区干部和群众六百人，在部队和民兵的掩护下，将敌人从石门墕到三交马路上破断七处，石门墕到摩天岭、李家山之间的路被破断九处，大墕桥上破了一段。把公路、大道险要处挖断，埋下地雷，阻止敌人前进，敌人走后再搭桥通行，使敌人交通断绝，寸步难行。还有坚壁清野，把粮食和蔬菜藏起来，水井埋掉，敌人“扫荡”进了村，既找不到人，又没有吃的喝的，无法停留只好离开。

到1945年夏天，在县委的领导下，调动全县民兵将敌大小据点全部分割围困起来，鬼子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了。

第三，练兵学武，准备反攻。1944年秋，离石县委书记郭伟人在分区开会回来，传达并发动在我县开展冬季练兵运动。武委会定于9月28日，开始举办为期半个月的民兵训练班，一共举办三期。四区参加去练兵的民兵一百三十人，还有妇女一百九十五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有七十多岁。在训练班学习期间，人人都学会了埋雷爆炸，并且跟着十七团去实习，袭击了大武敌人据点。

李家山遭了雹灾，群众生活困难，为了练兵，大家集股办起了合作社，民兵们喂肥猪、卖豆腐、当小贩，得来的收入保证了练兵分红。

后庄民兵在练兵中开展了大竞赛，雒俊喜投弹八十米，女民兵王贵伶投弹十八米，阎巧汝学会了四种爆炸法。

第四，乘虚袭击敌人据点。我们在阳和沟后沟，距沙盆岭碉堡（即石门墙碉堡）二华里多的沟底，挖开隧道，一直挖到沙盆岭山顶端碉堡底下，安放了几吨炸药，准备叫鬼子坐土飞机。预定炸碉堡的那天，配合武工队牛载丰、石逢治、杨嘉瑞等同志，先用迫击炮打了两发炮弹，虽未打准，可是敌人怕的都上了碉堡，我们看到机会已到，就点燃了炸药，爆炸后，只炸了碉堡的一个拐角，原来是隧道挖的位置不准，但把鬼子震晕了，一时昏头昏脑地不知所措，也顾不上打枪，这时候我们如果攻堡是能够取胜的。但因为没有钳子，等把几道铁丝网弄开后，鬼子已经清醒了，又打枪又打炮，武工队撤退了，我游击队和民兵攻不进去，结果没有打开。

还有一次，武工队牛队长和徐营长带着两个连埋伏在班家窳，然后让石门墕的人上碉堡送情报说：“我们村里有两个武工队员，你们赶快去抓。”鬼子下来一个排，扛着一挺机枪，我们打死了七八个敌人，但牺牲了两个排长。

1944年3月2日，我四区民兵配合县游击队，打了一次店坪，将伪自卫团六名情报员俘虏了，敌人撤走后，我们烧了敌据点，解放了十六个自然村。

一天晚上，我们在南庄驮了十几包草，从水源村经过芦则山，一个武工队员化装成日本军官，假充敌人送粮的，进了石门墕村公所，让人上山到碉堡上报告韩九，叫他下来接粮，当时敌人正处于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的困境，信以为真跟上来了，韩九一进村公所，就被武工队抓起来，带上就走。当时的村长是王平和。

牛队长带着八团三连打开寺圪达碉堡，见里面都是老百姓，他们说：“我们是看守庙的”。把老百姓放走后，一把火烧了碉堡。

我区石门墕敌据点，敌人非常顽固，1944年敌人从三交据点撤退到这里。同年武工队牛队长调到十七团以后，带着一个营驻在青塘、岐道一带。那时盟国记者团来了，要亲眼看到日本人，分区命令捉一个舌头。于是牛队长化装成伪军，秦明会说日语扮成日本军官，带一队人马从距大武十五里的店坪就开始打枪，大白天大摇大摆地进了石门墕村公所，一进门就把村长打了几个耳光，然后叫他拿了几封信送上沙盆岭碉堡去，日本人出来五个，半路上埋伏了四个，只下来一个还带着一只狗，当时我们在村里埋伏了一个排，日本人进了屋里，嘀咕了两句，那人看着不对弯身就走，我们打了一枪，鬼子叫喊起来，碉堡上敌人开始打枪，我们捅了他六刺刀，一直追到山崖下把他捉住，到坪头救活，让盟国记者团看了个活日本人，完成了任务。

第五，策动伪人员反正，里应外合袭占敌据点。1945年3月5日，我军攻克方山城，拔掉圪洞、峪口、胡堡等据点，在此情况下，我们通过李岗等同志的内线工作，策动石门墕伪人员李志祥、李志录等人，敌人逃回了大武据点，我们终于收复了石门墕敌据点。

这时把敌人都挤到大武、离石等据点，我区游击队和民兵向大武推进，西属巴、西相王也建立了村政权，合力围困挤大武之敌，结合敌工组的内线工作，准备里应外合袭占大武据点。

1945年8月日寇投降，蒋、阎同日伪狼狈为奸，妄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为保八年抗日我军民应得的胜利成果，接管日寇侵占的离石城，扩大解放区，我八路军三五八旅就在同年9月9日（即农历八月初四）攻克离石城。第二天（农历初五）早晨五点钟，大武敌人五十余名，企图向南逃往中阳，走到半途被我军全歼。大武敌据点也被我们收复了。

总之，我四区军民在区党委的领导下，配合武工队运用各种办法去挤敌人，把敌人的据点一个一个地拔掉，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离石、大武解放后，我四区党委书记雒云、新任区长樊执信等同志，一面安民、建政，一面追捕汉奸，罪大恶极的汉奸武俊杰、阎遵艾被送到县里经群众公审后镇压了。离东县委、县政府进了离石城（离西县委已驻柳林镇，1946年东西合并为离石县）。我四区党、政、军群众团体搬回大武镇，人民群众载歌载舞，庆祝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据《吕梁党史资料》第五辑 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4月编印 作者 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