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的亲密战友唐在刚

欢歌笑语

著名烈士唐在刚

著名革命烈士方志敏在狱中完成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死》等文稿，对中国革命作了抒情的论证和理性的探索，赋予中国革命以诗性的、神圣的光芒，一直以来被人们铭记和缅怀。然而，他的亲密战友、与他一起共创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高级将领唐在刚，却鲜为人知。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行者，都是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都是对党抱有最大忠诚和热情的共产党人。《英雄烈士保护法》的颁布，又一次唤起了我们对默默奉献的革命英烈的崇敬。让我们打开历史记忆，去了解这位党的七大被追认为著名烈士的悲壮历程吧。

早期革命

1904年2月4日，唐在刚出生于开江县广福乡街道，其父从商，在上海经营四川土特产，家境殷实。他6岁入私塾，11岁考入绥定联合中学（今达县高级中学），在新文化运动的席卷下参加罢课斗争，192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京工业大学。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受到革命洗礼，积极参加党的活动，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为民族解放的远大理想。

他时常写信给家人，批评家中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鼓励他们要抛弃陈腐的孔孟之道，跟上时代潮流。在学校里，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反对卖国军阀政府，并逐渐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1924年8月，他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党组织安排他留在北京，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初， 在北京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酷刑折磨，还被绑赴刑场“陪斩”威逼投降，他临危不惧、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使敌人一无所获。在党组织的支持和援助下，他组织难友打死狱警集体越狱，后派往上海工作，身份暴露后，又机智逃离虎口。大革命失败后，敌人更加疯狂地追捕唐在刚，党组织派他去江西工作。

1928年初，唐在刚来到江西吉安等地，任赣西特委代理书记，领导吉安、吉水、安福、万安、新余、峡江等县人民，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3月，江西省委又指派他为特派员，赴景德镇领导革命斗争。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工人运动有一定基础，大革命失败后，仍保留了党的区委会，有党员20人。唐在刚平易近人、作风务实，他时而装扮成江湖医生，时而化妆成瓷器贩子，时而打扮成瓷器工人，四处奔走，向工人和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与区委负责同志一起，先后7次领导景德镇4000多名瓷业工人，举行了以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的罢工运动，很快在景德镇建立了党的组织。他还到乐平若山煤矿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支部。这些罢工斗争和工人运动，打破了在革命失败以来的沉闷局面。

并肩战斗

1928年11月，唐在刚被江西省委派到赣东北的弋（阳）横（峰）地区，与正在病中的方志敏并肩战斗，将原来的弋横中心县委扩大为信江特委。1929年3月，中共信江特委和信江苏维埃政府建立，唐在刚任书记，方志敏任政府主席，下辖8个县委，与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不久还组建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团，以及地方赤卫队。

其实，江西省委当时对信江地区的革命形势并不了解，对之前的党组织很不信任，他们派唐在刚去，就是为了“纠正”信江党组织的“封建错误”。通过几个月的深入调查和亲身实践，唐在刚亲眼目睹弋横地区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被方志敏等领导同志的忘我革命精神和求实态度深深打动，他深切感到要纠正错误的不是信江党的组织，而是省委和东北特委某些负责人的主观片面认识。于是，他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党委写报告陈述实情。

1929年5月，唐在刚到余干县开展党的工作。为了准备武装暴动、开辟新苏区，他改组了原余干县委、城关特支部，将其扩充为特区委员会，另在县、区各组织机构间设立了秘密交通线。8月，唐在刚和黄道召开余干、万年、余江三县干部联席会，研究组织红色武装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年底发动了年关大暴动，三县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

1929年下半年，江西省委以“夺取政治中心重要”为由，指示信江特委把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迁到城市去。唐在刚和方志敏正确估量城乡敌我力量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我们虽然有了这么多县委组织，但是都没有迁移到城市里去，原因是城里的白色恐怖很厉害。同时，城市不大，不易掩护，所以不易建立进去，即使建立在城里，指挥全县苏区工作也很成问题。”

江西省委开始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正确意见，却在11月2日在给信江特委的指示信中，要求取消信江特委，将设在武装割据区域的弋阳、横峰、德兴、上饶、贵溪、万年、余江、乐平8个县委和余干特区，统统划归在景德镇（属白区）的赣东北特委管辖。信江党组织不同意这个错误决议。唐在刚不惜承担巨大风险，毅然以特委书记身份亲赴省委报告，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随后，他又写信转呈中央申述意见。经过信江特委的据理力争，省委取消了原来的决定。

1929年9月，国民党反动当局纠集弋阳、贵溪、余江、万年县靖卫团“会剿”贵余万暴动区域，形势十分危急。10月，信江特委决定派唐在刚赴贵余万地区“前去指导一切”。他深入边区山乡村寨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同月26日，他和方志敏、邵式平等指挥红军主力全歼进驻周坊的白军，粉碎了敌人的“会剿”，使余江、万年边区农民深受鼓舞，从而推动了两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1930年1月，赣东北红军决定攻取上饶。战斗打响后，唐在刚冲在第一线参与指挥，鼓励战士奋勇杀敌，上饶县城一度解放。

4月，唐在刚代表信江特委前往上海参加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路过景德镇时，得知当地党组织准备在城市发动工人暴动，他对此提出异议，当地党组织暂停了暴动计划。

在上海开会期间，唐在刚的父亲唐昌盛（字茂财）曾劝他脱离革命，并给他60元大洋作为回川费用。他拒绝了父亲的请求，并把银元交给了党组织。

5月，驻景德镇的国民党正规军被调走，赣东北特委决定智取景德镇。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唐在刚途经景德镇时，听取了马步英等人的汇报，认为攻打景德镇的时机成熟，于是派他找方志敏率红军攻打景德镇，他则留在景德镇内组织策应。方志敏得到马步英的报告后，立即率红军独立团1000余人挥师景德镇。

7月6日晚，当方志敏、周建屏等率领赣东北红军独立团到达里村，与正在那里等候的唐在刚一起研究作战部署。随后，红军化装成敌保安团，兵分4路向敌进攻，驻守景德镇的敌人以为是“自己人”，红军顺利解除了敌人武装。这一仗共俘敌400余人，缴获了长短枪417支和大量物资。红军攻打景德镇后，发动群众打击封建把头、土豪劣绅、反动资本家及地痞流氓等，没收其财产，共缴获现金200多万元，人民群众激情高涨、踊跃参军，红军迅速发展到4000余人。

7月下旬，信江特委与赣东北特委（属江西省委领导）合并为新的赣东北特委，直属中共中央，唐在刚任特委书记。9月，赣东北特委取消，成立赣东北行动委员会，唐在刚任行委书记。这时，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赣东北行委尽管推行了李立三“左”倾路线，但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抵制，减少了一些损失。12月14日，赣东北行委取消，又恢复赣东北特委，唐在刚任担任特委书记。年底，方志敏、周建屏、邵式平等建立红十军，下辖3个团，2000余人。

1931年4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把持的党中央，派万永诚、倪宝树等来到赣东北，批评赣东北党组织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对唐在刚进行了过激斗争，撤销其特委书记职务。次月，他被派任余江县委书记。唐在刚顾全大局，积极工作，派出大批干部前往苏白交界的余江、万年两县南部创建游击根据地。不久，党领导下的余江游击队迅速建立，并很快发展成打土豪、创建苏维埃的群众运动。9月，赣东北省委成立，唐在刚被选为赣东北省委候补委员，仍任余江县书记。这一年，他与方秋荣同志（方志敏的侄女）结为革命伉俪。

精诚合作

1931年11月至1935年7月，唐在刚先后任赣东北省军委书记、赣东北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闽浙赣省军区总指挥、红十军政委、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为粉碎蒋介石多次“围剿”，为保卫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2年7月后，蒋介石用8个师26个团的兵力进攻赣东北，唐在刚与方志敏等积极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在反“围剿”之初，赣东北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9月，方志敏率领红十军“二进闽北”，歼灭敌人近6个团，取得了重大胜利。10月，中央苏区红三军团北上，连克黎川、建宁、泰宁、邵武等县城，赣东北的红军向邵武、光泽一带发展。两支主力红军遥想呼应，打得敌军首尾难顾，取得了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使闽北苏区、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同时，浙江也有一部分区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为了适应胜利形势的发展，12月11日，闽浙赣省委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了闽浙赣军区总指挥部，唐在刚任总指挥。这时闽浙赣红军有一个主力军，一个主力师，战斗力比较强。在反“围剿”斗争中，唐在刚经常到前线指挥作战，有一次不幸左大腿上近腰部处严重负伤，但伤还未全愈就返回前线作战。

1933年1月6日，中央电令红十军南渡信江，到中央苏区去参加第四次反“围剿”。这时，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都处于反“围剿”的紧张阶段。为顾全大局，唐在刚和方志敏、邵式平等向士兵作思想动员，于19日毫无保留地把主力红军送到信江南岸，还命令一营红军到贵溪的上清河架好桥梁。1月22日，红十军在贵溪县神前地区顺利渡江。南渡后的红十军与三十一军合编为红十一军。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唐在刚和方志敏精诚合作、艰苦战斗，以原地方武装赤警师为基础，重新组建新的红十军。他们抽调了大批地方干部充实力量，又通过“扩红”运动，使新十军由原来的500多人发展到2500多人。随后，又以地方武装为基础，另外成立了红三十师。这样，闽浙赣苏区很快又填补了红军主力部队。

1933年10月，蒋介石纠集了100多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敌军首先攻占了黎川，截断了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根据地的联系，而后又以敌人二十一师、五十五师、五十七师、十二师、浙江保安师等部，以及各地反动武装，向闽浙赣根据地发起进攻。为动员和组织苏区军民粉碎“围剿”，11月20日，闽浙赣省苏维埃在横峰县葛源召开了全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唐在刚任新红十军政委，猛烈扩大红军。

12月，中共中央电调曾洪易出席六届五中全会，任命方志敏为闽浙赣省委书记。为实现方志敏提出的“保卫基本苏区、创造新苏区”的战略部署，政委唐在刚和军长刘畴西奉命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浙西、皖南、皖赣地区出击。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2月，一直活动在浙赣边的上饶、玉山、德兴、开化、常山、江山一带，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还巩固了1932年创立的开（化）婺（源）德（兴）苏区，新开辟了方圆百余里的游击根据地。

1934年3月，敌人开始了对赣东北的大举“围剿”。唐在刚领导新红十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但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传达到赣东北后，方志敏的正确路线被否定了，军事上采取的“分兵把口”、“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攻坚打硬的错误方针，使红军转战于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红军东堵西截、穷于应付，根据地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

第五次反“围剿”受挫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934年10月，新红十军在方志敏的带领下，与中央派来的红七军团合编为红十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红三十师和省军区独立团则留守苏区。此时，由于曾洪易对革命丧失信心被停职反省，省军区司令员由唐在刚接任。

悲壮牺牲

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后，国民党调集了四个师的正规军，分四路向赣东北根据地围攻。当时，我正规武装只一个红三十师，虽号称三个团，实际仅300人枪。在敌人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唐在刚没有丝毫畏惧，顽强沉着领导根据地军民保卫苏区，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亲自指挥了在弋阳湖塘漆工镇与敌人的决战。

这里是敌人唯一没有建成碉堡的地方，唐在刚决心在这里坚守根据地。这一仗，战士们打得十分顽强，但终因寡不敌众、武器太差，让敌人冲占了山堡，唐在刚被迫率部向横峰县葛源方向突围。横峰地方武装虽与敌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但终因力量悬殊，未能打退敌人进攻。11月28日，葛源被敌占领，苏区基本丢失，唐在刚被迫率部转移到磨盘山区。

1935年2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败，方志敏不幸被捕。唐在刚等人在横峰县槎源坞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赣东北划为三个游击区，组织根据地军民全面转入游击战争；将红军抗日先遣队怀玉山突围部队和红三十师第一团共500余人编成红军挺进师，挺进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为执行中央组建挺进师的指示，唐在刚顾全大局，不仅派出了红三十师的一个团和整编的精干战斗人员，还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为挺进师补充了武器弹药。

2月27日，挺进师挺进浙西南后，留在葛源米磨石山上坚持游击战争的，只有唐在刚、邰琦、徐炎荣等30余人。敌人占领我根据后，用“搜剿”“驻剿”“堵剿”等办法，对边界地区革命群众实行疯狂屠杀和迫害，在所有山区进行反复的军事围剿。游击队的处境越来越危急，整个山头被敌人包围，晚上不能点火，弹药补充更加困难，粮食供应不上，一连几天全靠野菜充饥。由于山地潮湿、天气寒冷，唐在刚的脚趾烂得厉害，连走路都很困难。三十师师长晏文卿等叛变投敌，更给革命斗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唐在刚坚信革命，经常勉励大家：“中央红军是一定要打回来的，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勇敢坚强地斗争下去。”为了恢复苏区、迎接中央红军回来，唐在刚对游击斗争和党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可惜这些部署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不少同志就被叛徒出卖被捕了。

5月下旬，唐在刚等少数人转移到弋阳、横峰交界的横峰苏源山一带，不料这里也布满了敌人的碉堡和岗哨。激战中红军有的牺牲，有的被捕，有的失踪，队伍几乎伤亡殆尽。6月底，唐在刚的手枪里只剩下三颗子弹了。7月20日天刚亮，下山找粮食的徐志荣叛变，一群荷枪实弹的敌人像饿狼一般冲上了苏源山头，口中还不停地号叫：“抓活的！”这时，唐在刚猛地站了出来，深陷的眼眶里射出了愤怒的火焰，在击毙两个敌人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从容地将手枪对准了自己胸膛。

唐在刚的父亲并不知道儿子牺牲的消息，抗战爆发后，他还写信给八路军总部打听儿子的情况。直到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才看到这封信，并随即回信，信中称“唐在刚同志为革命英勇献身，功勋卓著。”

从烈士唐在刚的革命斗争历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中国革命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时时面临着外面强敌的进攻、内部指导思想的探索、人民群众的理解危机等种种磨难。唐在刚，一个坚持革命真理、敢于纠正组织错误、任何时候顾全大局、为革命贡献毕生精力的革命者，他深知革命胜利的代价巨大、人间正道的沧桑，但还是义无反顾地为之奉献一切，因为他知道他的死将使革命事业朝着最后的胜利更进一步，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献身是值得的。

认定了真理和正道，就坚定不移为之奋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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